刘学胜

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综合研究室主任郭建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民发展研究所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全国政协委员李成贵

内蒙古永业集团董事长吴子申

农民收入增长城乡差距仍大

记者：随着最近几年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重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进一步加大，农民收入情况也有所改观，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郭建军：2003年我国出现了粮食价格的飞涨，中央为了缓解供求矛盾，从2003年开始中央就向农村倾斜有政策，在粮食主产区实行了良种补贴，后来又陆续增加到农业综合项。在2006年中央为了减轻农民负担，1月份开始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从2004年以来的中央政策一直延续着给予放活少取的政策，这几年连续的六号文件一直延续着这条政策主线制订。

从农民的收入增长情况看，2008年全国农民收入达到了4767元，比2007年人均农民纯收入增长了600元，从增长幅度看，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我们连续六年实现人均增长6%，这在改革发展历史上也是很难得的。

记者：农民收入的增长情况是非常可喜的，那么与社会的整体水平，尤其是与城市相比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呢？

郭建军：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城乡居民收入仍呈扩大趋势，尽管农民这几年收入连续每年增长6%，去年达到8%，农民去年人均收入达到4700多块钱，但是这一增长依然偏低，并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在扩大，这是我们城乡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由于农民收入水平比较低，影响了整个扩大内需影响了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良性发展。

农民致富迫切阻碍因素颇多

记者：农民是一个非常勤劳的群体，为了使自己收入增加，他们从事着很多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辛苦工作，但是他们的致富之路却非常漫长，最基本的阻碍因素是什么呢？

温铁军：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农业大国，因为农业大国一般都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占有比较大的份额，小农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人口众多，土地所承载的农民人口压力过大，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生存保障功能上升。

中国有14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1亩，在这些地方土地已经几乎失去了生产资料功能，而仅仅具备生存保障功能。其中又有6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在这些省份，土地连生存保障功能都不能满足了，更不要说生产资料功能。在考虑资源的制约时还要考虑到水资源的制约，因为那些人均耕地面积超过1亩的地区，大部分是西北部缺水省区，连基本生存都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制约。

吴子申：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阶层是倒金字塔形的，中国有九亿农民，导致大多数农民没有富裕起来的根本问题是农民买难、卖难问题，买难是假种子、假化肥不断坑农害农，导致农民经济效益低下问题。卖难是由于市场经济下没有计划导致农民去年什么丰收第二年就蜂拥而至都种什么，由于产量聚集伤农，这也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点。永业一直致力于用良性发展的商业模式将农户、农业经纪人、企业利益结合起来，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来解决产业链上存在的问题。

李成贵：虽然改革三十年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小农经济的格局没有发生很大变化，现在农民的人均土地是2.58亩，现在我们对小农经济的估计不足，最大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不足，即使提高粮食价格增收的空间都很有限。

中国的农业显著特点就是劳动生产率太低，土地生产率相对还挺高，这种反差是中国小农经济的显著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小规模大群体，一家一户规模很小但是群体总量规模很大，这样就带来了很多风险，市场风险非常大，市场风险对农民应该有时候是灾难性的。

郭建军：目前阻碍农民致富的因素除了自身土地规模的限制，主要就是基础设施和保障方面的原因。

首先，农村的教育不发达，限制了农村的智力支持。尽管农村这几年实行了义务教育，但是由于1994年实行了财政分税制，尽管农村小学生免除了课本费和学费，但是学校的老师工资和学校设备改善、学校危房改造，这些资金依然得不到保证，所以从教育资源上城市和农村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其次，农村的养老保险机制还不健全，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从社会保障这一块来看，城市居民退休还有社会养老金，农村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农村的养老保险，我们在农村还没有建立这套制度。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试点在一些地区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然后，农民的民主权益和财产权益仍然没有得到切实保护，侵占农民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在一些地方侵占农民土地的事例比比皆是，农民集体上访的也很多，这就是他们在推进城镇化进程过程中占有农民土地农村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另一方面农民打工，有很多地方的老板不能及时给农民工发工资，所以农民工的权益也每年得到较好的保护。

最后，目前我们以工补农、以城代乡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还没有建立起来，相关政策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比如说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制现在还没有建立，农民工到城市打工还不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比如说农民工的小孩很难入学、农民的教育不能与城市同等待遇，在医疗上同样也面临很多问题。很多地方农民尽管有稳定的职业、有稳定的住房，但是就不能给他上户口，很多地方门坎还很高，所以制度体制上还严重的疏忽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格局的形成。

人多地少现状难改需从风险抵抗切入

记者：对于农民来说，人多地少的局面是难以改变的，但是很多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在积极探索致富的途径，但是真正能富裕的农民不多，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吴子申：我们在市场调研中发现，农业领域中农产品的营销存在很多问题，成为导致农民贫困的原因。营销领域的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农民在生产的过程中缺乏信息指导，不知道该种什么。农村有一个非常怪的现象，就是农民大量种什么，什么就会因为市场供应过剩而出现价格下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在于农民对于市场需求信息反应比较慢，当他们看到有些人因为种植一种农产品而发财的时候，就会一哄而上，而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出现阶段性的某一农产品过剩，而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很多农民会因为跟风种植而血本无归。

另一方面，现在农产品种植中的产品品质达不到标准，甚至出现一些农产品较高的有毒物质残留，使产品找不到销售市场，而且农村生产的农产品还会受到市场上成品的严重影响。比如当出现三聚氰胺问题时，奶农就会受损；有红心鸭蛋问题的时候，鸭农就会受损；有口蹄疫出现的时候，农民受到的就是来自市场和养殖的双重风险。农民在种养殖的过程中，也会经常因为种植技术的问题而出现农产品质量问题，比如今年我们走访新疆香梨生产基地的时候发现，以前每斤4元都买不到的香梨现在因为过量施用农药，农药残留检验不合格而无法销售烂在了地里，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以前主要出口，现在也是因为农药残留问题而没法出口。当我们吃动物怕激素、吃植物怕毒素的时候，对应的农产品也就没法卖较高的价格了，农民也就不能实现致富的梦想。

李成贵：年前我去山东调研白菜三分钱一斤，土豆一毛钱一斤，这是普遍性的，而这些人的声音发不出去，他们默默承受着损失，自然也就阻碍了其发家致富的道路。

另外，现在农民比较分散，在其进行种养殖的时候也面临很大的风险。比如现在一家养一两头、两三头奶牛是很普遍的，它的检疫防病就很困难，我们现在有1500万头奶牛但是基础是一家一户，卫生体制很难照顾到所有的群体。所以现在要搞现代农业，需要从改造小农经济入手，提高农民的抗风险能力。

改造小农经济从合作社入手

记者：我国农民“小规模大群体”的现状是难以改变的，那么，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帮助农民走出这个困局呢？

郭建军：农村发展慢农民增收慢，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由于农民没有有效的组织起来，从国外发展经验来看，美国农民发展都是加入行业协会，比如生产玉米，美国友玉米协会、大豆协会，这些协会受到政府资金支持，为农民开拓市场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包括对农村技术的投入推广支持力度都非常大。日本通过建立综合农业合作社对农民的生产技术、资金供给、资金信贷以及产品营销加工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五十年代大搞人民公社化，到八十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农民一家一户，到现在为止农民对加入合作社的意愿还有很强的。

由于我们绝大部分农民都还是一家一户干，他的生产方式与大的市场需求不能对接，这就造成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一个是很难进入市场，即使进入市场价格也很低，这就造成了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就是由于我们生产规模很小很分散，这些都要求农民有效的组织起来形成专业合作社，并且在专业合作社中得到相应的资金支持，这样的话为农民增加收入起到有效的支持。当然了，建立了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以后，要使生产形成规模化以及品种化市场化。

记者：我国政府对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是要如何更好地发展专业合作社，从而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呢？

温铁军：首先需要说清楚的事情是，在中国这样的资源条件下，农民的收入情况是同等资源条件下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算是最好的，要比很多发展中国家高出很多。而且现在中国现有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再增加补贴就会超过WTO对中国农业补贴的限制，当时对我们的限制是低于发展中国家，高于发达国家，补贴8%的上限已经基本达到。就农民致富来看，世界上没有任何发达国家是完全靠农业让农民增收的，比如最近欧洲的奶农因为不满牛奶价格而在大街上倾倒牛奶。

所以，现在要发展合作社，就不能只是盯着农业这个领域。日本是合作社发展最为成功的，农民的收入水平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上，他们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在于，他们让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是将农民组织成综合型的合作组织，向农民开放二、三产业，包括开放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等这些在社会上具有较高收益的行业，由农民合作社低成本的、零税赋的进入，所有在非农领域中产生的全部收入，返还农民，变成农民收入的一部分。因此，要发展农民的合作社，就要发展综合型的合作社，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参与机遇。

建畅销机制以行动助农

记者：不管是小农经济的改造，还是综合合作社的发展，都需要一个过程，要从目前着手帮助农民致富，需要国家从政策方面怎么支持呢？

郭建军：首先在土地资源的保护方面，一方面要保护我们有限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要提高土地的质量，要提高土地的借用利用效率，国家要在这方面加大投入，还要加大在农田水利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其次要加强农村道路建设。我到四川调查调查的时候发展，有很多地方的农民住在山上，由于市场形势不好，他们的柑橘都在树上挂着，往年到现在为止农民的橘子已经都卖光了，可是今年还都在树上挂着，为什么？即使是0.15元都没有人去收购，除了市场形势外，也在于他们交通非常不发达，农民都住在山上，公路还不能入村到户，山上产的水果很难运到市场，即使运到市场由于道路不好一些水果也都坏掉了。

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要加快解决农村的饮用水问题，加大沼气建设方面的投入，让更多的妇女解放出来。关于房的问题，城市有城市住房保障制，农村的危房改造是否也可以列入中央财政预算值得考虑。

最后就是在农村要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民的养老保险，今年在全国准备做一些试点。这几年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比例比较多，目前全国农村劳动力大约有5.3亿，其中有1.3亿农民外出务工，他们在城市务工有保险，但是回到老家保险不能接转，这样等于农民会了家乡保险就没用了，所以也影响了农民加入保险的积极性。

记者：从国家政策层面对农民进行支持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涉农企业则是和农民直接接触的，企业该如何帮助农民致富呢？

吴子申：今年4月，国务院就通过了《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人均只有1.38亩耕地的中国，只有依靠科技创新的普及应用才能实现增长目标。作为企业要想帮助农民，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农民生产出环保的、高品质、适销对路的农产品，从而帮助他们提升经济效益。永业集团依托自主开发的“永业生命素”产品，历经8年时间探索出了一套带领中国农户共同致富的永业致富模式。

“永业生命素”产品，能够在少施化肥的情况下，使农作物更好地吸收空气和土地中的氮磷钾，促进有机农业在中国的健康发展，不仅可以提高产量、改善口味、缩短生产周期、延长储存周期，而且可以提高农药和肥料的利用率，降低农药残留。帮助农民实现农产品的绿色和安全，生产出原生态的蔬菜水果。我们用八年的时间得出这样一个公式，每一亩地农民投入四十多元可以多四百元以上的经济效益，每一头奶牛投入180块钱可多换回来两千多块钱的经济效益。

其次，我们通过科技服务帮助农民解决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保证生产出来的是保质保量的绿色产品。我们在每一个村设置了永业科技服务站，这里是我们跟农民亲密接触进行产品销售、农业技术服务、农技培训的窗口，截至到2009年9月，永业已经在全国建设了近7000个科技服务站，通过这些科技服务站，不仅为农民推荐绿色的产品，还为农民传授农技知识，帮助他们生产出高品质的农产品，大大提升种植的经济效益。

最后，我们将科技服务站变成回收农业产品的订单窗口，通过这样贴身服务用市场化手段，整合市场资源，给农民实实在在的服务，帮助农民解决卖难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进一步尝试农业休闲观光、农家游，先做一些体验性的营销，通过这些形式真正引导农民把多余的产业向旅游文化产业方面转移，通过市场对接解决一些问题，实现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通过这样全程的服务，避免了农民不会生产不会卖不会经营所带来的风险，通过一些实际行动帮助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多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