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敏

摘 要:江南何氏是一个有八百多年行医历史的世医家族,清代的何其伟是其中一位较有成就的医生。他在早年的科考及后来的行医生涯中,广泛结交官僚士大夫,从而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儒医社交圈”,并将交往关系延伸到医疗活动之外的社会生活中。正是基于和儒者群体的这样一种摈除直接功利目的、充满文人风雅气息的日常交往,儒医成功地提升了其社会地位,同时也提高了业医声誉,拓展了行医的社会网络,在患者资源的获取和医患互动中,具有更强的优势和更多的主导性。

关键词:儒医;社交圈;社会资源;医士交游;医患博弈

中图分类号:K8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12-0147-09

作者简介:

王 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 (上海 200062)

江南何氏是一个绵延八百余年的世医家族,家族成员从事医学的总共有三百多人,其中在政府医疗系统里担任过医官的有48人①。可以说,江南何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世医家族,而其世代绵延之长,则在世医中也是非常罕见的。何氏家族在清代中叶有一位较为杰出的医生何其伟,属于该家族青浦重固支,第23世。何其伟,字韦人,又字书田,晚号竹簳山人,生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卒于道光十七年(1837),寿六十有四。他从33岁开始行医,其医学生涯主要是在嘉庆十一年至道光十七年间,秦伯未主编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版)中称其为“嘉道间吴下名医之冠”。然而,何其伟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医学成就而出名,他自幼喜好诗文,交游广阔,与当时颇有名气的经学家、诗文家、书画家、官僚士大夫都有密切的交往,因而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儒医社交圈”。

关于儒医的诞生及其概念定义,谢利恒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称:“自宋以后,医学一变为士大夫之业,非儒医不足以见重于世。”谢氏认为,自宋代起,医学已成为士大夫的专长,“儒医”是时人对他们的尊称,将具有医学知识的士大夫与儒医等同起来。马伯英认为,儒医在医家中算是最高称誉和医学之正统。在宋以前,儒士对医还有一种表示不屑的态度,至宋代,由于皇帝对医学的普遍偏好,以及儒士格物致知倾向的发展和对实际应用的价值取向,医学被认为是实行儒家理想的途径。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语一出,更是成为旷世流风、儒士箴言,于是儒医的传统开始形成,其实质是要用儒学帮助、改造医学,并非只是既通儒又通医。此外,儒医之说也适合了当时一些落魄儒士的生存需要

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482页。。陈元朋通过对宋代官方文献和医事制度的梳理,认为“儒医”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北宋末年的官方敕令中,当时是指士人中精通医道者,但到了南宋,儒医定义中对士人身份的强调逐渐削弱,而成为一种对医者价值判断之标准,同时包含着对其医术和道德的评判,元代继续和强化了这一趋势。从儒医概念的演变过程,陈元朋将儒医大致划分为三类:1、本为儒士,而精医术者;2、弃儒从医,仍不失儒士本色者;3、本为医家,其德行有儒士之风者

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7年版,第289—290页。

应该说,这一概念界定较之前面的学者,更为明确和清晰化。若以“弃儒从医,仍不失儒士本色者”而论,以何其伟一生之行为观之,称其为儒医是当之无愧的。

以儒学传家的世医家族

尽管何氏家族历代以医著称,然而何其伟成长的环境却充满了浓浓的儒学之风。何其伟的曾祖父何王模是何氏簳山一支的始祖,“以医行吴越间”,同时也是一位风雅之士,结交了不少的文人士大夫,有《萍香诗钞》行世。其所居处因种梅花最多,大学士沈德潜以“香雪轩”题额,是何王模与当时一些文人酬唱吟咏之处。何王模的元孙、清同治时名医何鸿舫所作的《香雪轩记》中,记述了何王模与胡宝瑔、王昶、程沆、汪大经以及名医薛雪等人的交往

沈德潜(1673—1769 ),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早年师从叶横山学诗,以诗文名世,乾隆四年(1739)进士,备享乾隆荣宠,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胡宝瑔(1694—1763),字泰舒,歙县方塘人。雍正元年(1723)举人,乾隆二年(1737)考授内阁中书,任军机处章京,乾隆二十三年晋为太子少傅。乾隆二十七年以疾致仕,次年卒,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赐祭葬,谥恪靖;程沆,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进士;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清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历任吏部员外郎、按察使、布政使、刑部右侍郎等职。曾参加编纂《大清一统志》、《续三通》等书。好金石之学,编有《金石萃编》。著有《春融堂集》,辑有《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湖海文传》等。其涉猎广泛,于学无所不究,为清代中叶著名学者;汪大经(1741—1809),字书年,号秋白、西村,浙江秀水(今嘉兴)人,著作有《借秋山房诗钞》,以诗文、经学、书法闻名乾嘉间。

何其伟的祖父何云翔、父亲何世仁也都是当时有名的医生,《青浦县志》(光绪五年刊本)称道何世仁“尤神望闻之术,活人无算。居簳山草堂,门前舟车恒塞,衢巷不通”。同时,何云翔是国子监生,何世仁曾候选布政使司理问,属于有儒学背景且有强烈的文化追求的读书人。

这样一个典型的儒医家族,对子弟在科举上寄予了厚望。何其伟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儒学训练,“六龄入家塾,读四书,日可一二十行”

引自何其伟撰写的《竹簳山人添岁记》,以下简称《添岁记》,凡引自《添岁记》者,在正文中用楷体字标示,不再重复出处。

十五岁时,何其伟的父亲请了当时的宿儒庄师洛在家训课。何其伟18岁时,以二十三名补邑诸生,成为一名秀才,从此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科考生涯,总共经历了15年,7次渡江科考。在而立之年,他开始考虑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他不愿在科举这条独木桥上继续艰难地走下去,而想学习家传的医术作为谋生手段。但这时候,他的父亲何世仁反对他这么做:“尔不闻道成而上,艺成而下乎?舍文字奚以成名?”

在何世仁这位名医眼中,医学只是“艺”,以科考博得功名才是“道”,是人生的终极追求,也是何氏家族培养子弟的最高目标。不幸的是,何其伟最终没能在科举路上获得成功。在他三十三岁时,何世仁去世。这位儒医尽管名气很大,病人很多,但由于他“性豪侠好义,所得售谢辄散诸贫穷”,留下的家产非常有限,分到何其伟四兄弟手里的就可想而知了。家中经济一下子陷入困顿,严峻的生存危机摆在面前,使得何其伟终于下定决心放弃科考,专门行医。

宋元以来,“弃儒业医”日渐成为士人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因举业不成而改从医业并成为著名医家者不胜枚举,李时珍、张元素、刘完素、葛应雷、喻昌、汪昂、张璐、吴瑭等,都是弃儒从医并在医学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其原因简而言之主要有:印刷术的进步促使医书大规模出版,医学知识日益普及化,医生成为一种具有开放性的职业;宋元政府对于医学较为重视,尤其是元代,中央和地方都设立医疗行政与教学机构,并有相配套的考试、考核制度,决定医官的遴选、晋升与淘汰。民间医生可以藉由常规化的管道进入仕途,成为地方医官乃至中央医官;在宋代开始的士人“尚医”风气下,医生地位有所提高,医学已不再是纯粹的“方技”,而成为“行仁”、实现儒家理想的重要手段;科举竞争的激烈,迫使一些落第士人不得不为了生计而业医……这些因素的交织,使得医生成为一部分士人退而求其次的一种主要的职业选择。世医、儒医大量增加

关于士人“弃儒业医”,陈元朋、祝平一、梁其姿、邱仲麟、谢娟诸位先生已有较详尽的研究,参见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7年版;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三分(2006年);梁其姿《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梁其姿《明代社会中的医药》,《法国汉学》第6辑;邱仲麒《绵绵瓜瓞:关于明代江苏世医的初步考察》,《中国史学》(日本)2003年;邱仲麒《明代世医与府州县医学》,《汉学研究》2004年12月;谢娟《明代医人与社会——以江南世医为中心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2006年,等等。

对于何其伟这样生在世医之家、科考屡次失败的读书人,“弃儒业医”就成了一种艰难、无奈的选择。

科考生涯中初步累积的社交资源

然而,何其伟的科考生涯终究不是一无所获的。在15年的漫长岁月中,他虽然并没有得到功名,却累积起了相当丰富的社交资源,包括师长、同学辈以及诗文友等,其中一部分来源于其家族成员的社交。《添岁记》中详尽地描述了他在求学、科考生涯中与文人士子的交往。

辛亥,十八岁,其秋科试,受知于仁和胡文恪公,以二十三名补邑诸生;

乙卯七月,有束装赴省,与郡中朱观白(子鄂)相遇于丁字廉前,沽酒言欢,遂定交焉。

丁巳,读书郡城,僦林峰庵之梵舍,而肄业云间书院。一时文字之交如徐云舫士泰、钦吉堂善、高菊裳崇瑚、药房崇瑞、梅小俞春、改七芗琦诸君,昕夕聚首谈艺,而以汪丈西囤大经为讲古师,此父执中所最获益者也;

院同舍诸生皆听监院约束,时司其事者,为华亭学博、长洲王惕甫先生……一日携小诗四十余首就正。会先生独坐院斋,霁颜阅之,少顷,手题数语于卷端云:开卷多好句,阑玉润珠,涉目有获,洵未易才也……山人(注:《添岁记》中何其伟自称山人)之见赏于先生自此始;

即泛舟渡江,往谒运生先生……拜见时极荷奖励,留署中三日而别,濒行贻书两函,一致扬州郡博李啬生先生保泰,一致王少司寇述庵先生,皆为山人介言以执贽;

手录近诗一卷,求教于述庵先生。时方辑湖海诗传,蒙选四首,并系诗话一则,临别出所辑陈忠裕公诗文杂著,属山人与泖客先生分任编订之役。

上述所提到的诸人中,不乏当时有名的文人士大夫。从他们与何其伟的关系来看,有的是其师长辈,庄泖客是何其伟的业师,汪大经讲学于云间书院,何其伟当时是书院的学生;有的是主管教育、科考的官员,比如王芑孙、胡文恪、颜运生、李啬生等,王芑孙是华亭学博,管理何其伟求学的云间书院,他还亲自为何其伟评改诗歌;颜运生也对何其伟比较赏识,写书信将何其伟推荐给时任扬州郡博的李啬生和大学者王昶,对其有提携、奖掖之恩;还有的是一同求学、参加科考的学子,像朱观白、徐士泰、钦善、高崇瑚、高崇瑞、梅春、改琦等。他们在青年时代共同的经历中结下友谊,成为何其伟终身的至交好友,其中一些人后来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成为有名的文人。比如钦善,“博学励节,工诗古文辞,有《吉堂诗文稿》”

《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168页。

;改琦后来以诗画闻名,是清代晚期著名的人物画家之一,尤擅仕女画,时称“改派”;高崇瑞、高崇瑚、徐士泰、梅春等后来在诗文上也都有著述流传

高崇瑚著《松下清斋集》、徐士泰著《云舫诗钞》等,见光绪刊《松江府续志》卷37《艺文志》记载。此外,在评述姜皋(亦是何其伟的友人)时,有这样的评语:“皋骈体文古香古色,与梅春、高崇瑞并称。”可以推知梅春、高崇瑞在当时亦以文名。

而根据《上海专业志•美术志》的记载,清嘉庆八年(1803)由上海藏书家兼书法家李筠嘉创办了“吾园书画会”,在书画会的书画家名录中,何其伟与改琦、高崇瑚、高崇瑞、梅春、王芑孙等人的名字都列在其中,可以推知,他们同时也参加了当时地方社会的一些文人社团活动,从而在共同文化趣味的基础上建立起长期、稳固的社会交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还有不少是何氏家族的世交,比如胡文恪、王昶等,都与何其伟的曾祖父何王模有交往。何其伟以诗文求教于王昶是在嘉庆七年(1802),王昶已77岁高龄,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问家和退休官员,能够对这位屡试不第的29岁落拓书生颇为赏识,在其辑录的《湖海诗传》中选录了4首何其伟的诗,还将其所编的《陈忠裕公诗文杂著》交托何其伟校订,除了何其伟本身的才具外,恐怕世交亦是重要因素。

参与编订《陈忠裕公全集》,是何其伟早年社交生活的重要一笔,也是当时青浦地方社会的重大事件。陈忠裕即明末抗清名士、几社领袖陈子龙。顺治四年,仍在坚持抗清斗争的陈子龙被清军逮捕,不屈投水而亡。尽管陈子龙在当时的文坛享有盛誉,但其著作长期被清王朝禁毁,颇多散佚。直至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1776)颁布《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陈子龙“学问淹博,猷为练达,贞心可谅,大节无亏,今谥忠裕”,为陈子龙等一批明朝旧臣“平反”,其著作才被开禁。

自此,一些仰慕陈子龙的文人学士就可以公开四处搜集陈的著作。王昶在《陈忠裕公全集》(簳山草堂刻本)序言中提到,从搜集断简残篇到最终合成全集刊出,共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早期主要发起和参与的有王希伊以及他的同学庄师洛、赵汝霖,还有王昶的同宗王鸿达。当时王昶以江西按察使居忧在家乡,和这些人过从甚密。而何其伟的参与则是在二十年后王昶彻底退休归乡时。庄师洛是何其伟的业师,王昶是何家世交,把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的年轻学子拉进来一起参与校订的工作,也是很自然的。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何其伟的父亲何世仁是《陈忠裕公全集》刊印的资助人。庄师洛在《陈忠裕公全集》(簳山草堂刻本)跋中讲述此事原委:“予客簳山何氏……因请于主人何淡安(注:世仁),主人欣然许诺,令其长嗣其伟校雠付梓,而何生平日亦笃嗜公诗文者,遂踊跃从事,七阅月而竣工。”如前所述何世仁作为一位有儒学背景的医生,是很乐于参与文人圈子事务的,尽管其家境并不宽裕,但仍慷慨解囊,出资刊印《陈忠裕公全集》。

何氏家族的这种家风,无疑对何其伟深层次地介入地方文人事务、获得士人阶层认可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书法家、诗文大家王芑孙(惕甫)在为何其伟的诗集《簳山草堂小稿》所题中,即对何其伟参与校勘《陈忠裕公全集》一事颇加赞誉:“今韦人枉过草堂话旧,并携所刊《陈忠裕集》见示,知胜情雅尚,又加于昔,良所慰也。”

王昶同时还倡议在广富林建陈子龙、夏允彝二公祠,由奉贤人陈廷庆(古华)经办,当地的官员文士们也积极响应,“上而守令,下而邑之士大夫莫不助财兴工”。而从何氏后代裔孙何时希所编的《清代名医何书田年谱》中可以看到,陈廷庆曾找何其伟父亲何世仁的看病,与何家素有交情,于是何其伟也参与此事。嘉庆十年,“过广富林,陪陈古华太守送陈、夏二公粟主入祠、建祠之役,太守承述庵先生之命也”。这一事件也反映在《青浦县志•集诗》(光绪五年刊)所选何其伟《上巳日祭陈夏二公祠志感》中,“忆曩初落成,迎神集朋好,邨童数十辈,来听箫鼓闹”,可见盛况空前。

而何其伟与著名史学家钱大昕的相识,也是由于钱大昕求诊于其父何世仁。“嘉庆五、六年间,嘉定钱石桥先生尊甫少詹公(竹汀)偶染微恙,自吴阊枉道就先子(世仁)医,石桥与令兄星伯俱随侍焉。先子呼伟出见,因获接教,少詹受赠《廿四史考异》一部。越岁,又贻先子隶书款联。”

《清代名医何书田年谱》,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从这段文字可知,何、钱两家的交往已超出了医生与病人的交往,钱大昕将自己的著作《廿四史考异》赠送给何其伟,颇具奖掖后进的文人气息。

医、士交游:医者“士人”身份之维系

当33岁的何其伟终于下定决心放弃科考专门行医时,他事实上已初步累积起了一个以当地文人士大夫为主的社交圈。如果说,此前何其伟与他们的交往,是比较平等的文人之间的诗文酬唱、文字之交,那么当何其伟“弃儒业医”之后,社会身份的改变,使得这样的交往虽然仍在延续,但也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从何其伟的角度来说,他努力维系和文人圈子的交往,除了作为读书人“物以类聚”的本性使然,现在还多了一层保持其“士君子身份”的现实考虑。虽然经由宋元时期,医者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尤其是那些“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二〇》)的儒医,成为医者中的上层,但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普遍崇尚科举入仕的社会,儒医相对于儒者,依然处于较低的地位。正因如此,医者往往积极“攀缘于儒”,希望能够跻身于儒者的社交圈,进而作为“士”而非“医”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在《添岁记》、《何书田年谱》、《簳山草堂续稿》等文献中,不乏反映何其伟这种心态的记述。嘉庆十三年(1808),何其伟已行医两三载,“近乡颇有就诊者,屡试辄效”,正应该在医学上大力发展的时候,他却于是年夏天“还家,屏绝求药者,闭户读书,极得田园之乐”,事实上,他是在准备当年的秋试,可谓“向儒之心不死”,但不幸依然榜上无名。这年冬天,他写下酸楚无比的《自述》诗:“三十不成名,身半埋荒丘,便到无闻处,忽忽只几秋。槐黄跨羸骑,七度秦淮游。爨桐纵遇赏,珊网不见收。问世术未工,讵敢生怨尤。未报乌鸟私,隐抱家室忧,因之弃席帽,采药南山头。乡里无贵贱,呼吾好先生。先生本文士,岂愿以医名,谓是廿世业,黾勉究内经。有疾苟求治,濒殆忍弗行。晓出返昏夜,荒江迷来程,风雨卒然至,波掀舟欲倾,野宿耐饥馁,幸未伴水灵。人命固宜恤,己命何太轻,从井而救人,非先生孰能。弃医还业儒,奚以供菽水,去儒专言医,学荒益诒耻,遗书不能读,得为名父子,不惟绍良弓,亦思继芳轨,陋彼牛医儿,终身岂解此。”

何其伟:《书田近稿,簳山草堂续稿,三稿》,稿本,第85页。

这首诗深刻地反映出初为医者的何其伟彷徨、苦闷、进退两难的心境。如果“弃医还业儒”,则飨食不继,但如果“去儒专言医”,又觉得荒废学业,从事“贱技”,贻人耻笑,尤其是难以在他所熟悉的士大夫圈子里自处。这时的他,对自己从事的医学充满了自卑和怨怼之感,甚至乡人称呼他为“先生”,他都深受刺激,认为先生是对文士的称呼,而自己已“名不副实”了。同时,他的诗也客观上反映出当时青浦水乡民间医生的辛苦,出去行医多依赖小舟作为交通工具,起早摸黑,闷坐小舟,遇到大风雨还有生命危险,实在不是吟风弄月的文士所能适应的。

最终,由于科举的无望和生计的窘迫,何其伟彻底熄灭了入仕之心,专门行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向儒之心”的消亡。他在行医的同时,与文人士大夫依旧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不过,他的心境开始有所调整,逐渐接受并欣赏这样亦儒亦医的生活。这从他嘉庆十五年写的《次韵酬吴江唐医忏生(绍顺)诗》中反映出来:“翩翩名士又名医,读得书奇句亦奇,落笔快于船下水,吐心细似茧抽丝,时多俗病难施药,世有知音未废诗,我愿同君作刘阮,天台深处采灵芝。”大概这位姓唐的医生也与他境遇相似,他赞扬其“翩翩名士又名医”,且以刘阮比喻自己和唐医生,其实也有自矜自赏的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在行医的生涯中,何其伟处处表现出与江湖郎中、“贩技者”不同的道德操守和生活趣味。道光二年(1821),“有海宁硖石镇蒋春圃者进危疾,介吴姓友携佛银八百为聘”。但由于何其伟赶到时,此人已不治,何其伟退还了这笔钱。作为一名儒医,何其伟认为这是自己应有的操守,并因此获得赞誉,“人以为不伤于廉”。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则是在道光十一年(1831),“有海宁长安镇陈翁号耐圃者,以其子春樵司马患吐血症,招往诊视……至则病入膏肓,即欲告别。陈翁哀恳攀留,馆山人于别业,供肴极丰。日为病者处方,半月之间幸未见血。至霜降节始得脱身而归,临别馈佛银三千,受人厚酬,而不克副其爱子之意,于心深窃而心焉”。尽管何其伟尽力诊治这位病入膏肓的病人,但病人最终不治身亡,所以何其伟对于收下病家的酬金感觉非常愧疚。

另一方面,对于当地的文人士大夫来说,也比较乐意与何其伟这样一位医术高超且具有士人背景和较高文学素养的儒医交往。陈元朋先生对“医、士交游”的研究中提到,在一个医疗资源不甚理想的现实环境中,士人“好与医游”,以获得医疗上的便利,这当然是比较现实的考虑

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7年版,第206-219页。

事实上,的确有相当一些与何其伟有交往的文人士大夫找他诊病。比如与他有师友之谊的王芑孙(惕甫)。

壬申冬,惕甫先生以病风就医于山人,寓郡中沈氏古倪园,邮诗见召,一再往视而瘥。归途枉过草堂,并携同门顾浦渔、钦吉堂、梅小俞、姜小枚及其嗣君井叔联舫而至。相留竟日,分韵赋诗,为山人题停沤舫小额,以志雅游。

王芑孙初识何其伟是在嘉庆二年(1797),当时何其伟才24岁。王芑孙为《簳山草堂小稿》题序中谓:“青浦何生韦人读书云间书院,余监院事,见生拔出稠人中,心异之,未暇与生数数也。顷之,余解职去,生累扁舟来过余家,冲风冒雪,以诗相质,弥久益勤,然后知生雅趣修洁,所志甚远。”字里行间流露出师生相得之情。可以想见,当嘉庆十七年(1812)王芑孙生病后,大概会首先想到自己曾经的学生、现已为医的何其伟。从前述《添岁记》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诊疗行为充满了文人交往的气息,甚至可以说,这次诊疗事件已经演变为当时青浦地方社会的一个文化事件。

嘉庆壬申年(1812)冬天,王芑孙患风痹,“邮诗见召”,把自己生病的消息告知何其伟,而何其伟也义不容辞,“一再往视”,殷勤为老师看病。当时为了看病方便,王芑孙暂住在自己另一个弟子沈慈的家中。沈氏古倪园为青浦名园之一,其主人沈虞扬(沈慈之父)为松江巨富。

王芑孙在其《渊雅堂编年诗稿》壬申诗(《渊雅堂全集•编年诗稿》卷20)中以自嘲调侃的口吻记述了这次看病的经历:“比苦风痹之疾,携幼子嘉禄,渡泖小憩北郭之沈氏园林,往招青浦何书田其伟来视疾诗:……簳山何生世医胄,宋元禁秘方书传,闻子频年籍门业,颇亦挟术求餐钱,我虽无钱子所眷,得讯那不劳拳拳,烟波相望仅一舍,速来处方消烦疒肙,天寒日暮北风厉,慎莫雪中作回传。”儒家耻于言利,贫穷并不是一位儒士最大的耻辱,相反两袖清风正是许多曾为官宦的士人所骄傲的,因此王芑孙在叹息何其伟“挟术求餐钱”的同时,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清贫,“我虽无钱子所眷”,老师没有钱,学生自然也不会跟老师计较诊金。王芑孙病愈后,还召集一帮文人弟子到何其伟的簳山草堂拜访,逗留竟日,吟诗作赋。他为何其伟的一处居所题名“停沤舫”,虽说是为了“以志雅游”,恐怕也不无谢医之意。

这样一种充满情谊和文人风雅气息的医患关系,显然是“儒”、“医”双方都比较欣赏的。医者是多位士人的共同朋友,而这些士人彼此之间又多有往来,简而言之,医者成为部分士人共同的社交对象,而且医者往往以士人密友的身份周旋其间,两者的交往并不限于“染疾”之时的功利性目的。

文士钦善、改琦都是王芑孙的学生,也是何其伟科考时代的同学、好友。嘉庆十六年(1811),王芑孙与梅春、钦善、改琦、高崇瑚、姜皋等人结“泖东诗社”,改琦绘《泖东莲社图》以记盛况。“图凡二十有四人,其一人负手蕉阴者,青浦其伟何书田也。”

王芑孙:《渊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卷7)之《泖东莲社图记》。

可见,这样一个文人社团是把何其伟作为“圈内人”接纳的,当他们生病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倾向于找何其伟诊治。《添岁记》、《竹簳山人诗稿》中颇多这样的记载,比如,道光八年钦善去世之前,就曾急召何其伟。“七月廿三日,得钦吉堂手告云,患腹泻疾,求治甚亟。余以诊事所羁,至廿五日得放舟往视,已先一日逝矣,诗以哭之。”由于何其伟诊务繁忙,耽搁了两天,老友已先逝了,让他抱憾不已。

何其伟与嘉道间有名的诗人、金石书画家郭频伽的交往一开始与医疗毫无关系。“(嘉庆十九年)秋,得郭频伽诗集。读而慕之,遂往访其所居灵芬馆”,纯粹是何其伟出于仰慕郭频伽的文才而主动拜访他。而后来,两人诗文来往不绝,郭频伽生病时也时常找何其伟诊治。“(道光十一年辛卯)三月中,诊郭复翁(麟)嘉善,承以普通砖砚及诗扇见贻,极见优礼。”是年郭频伽去世,何其伟写作《哭复翁诗》,有“两放扁舟问郭公”之语,可推知何其伟当年曾两度为郭频伽诊病。

正是基于和儒者群体的这样一种摈除直接功利目的、情谊绵绵的日常交往,医者成功地提升了其社会地位,同时也提高了业医声誉,拓展了行医的社会资源。尤其是对于何其伟这样出身于深具儒学传统的世医家庭、本身又具备科考背景的儒医,士人阶层事实上已将之纳入士流,而不单纯以医者目之。王芑孙题《簳山草堂诗集》跋中写道:“夫医,术之有济于时者也;诗,言之有传于后者也。有济于时,有传于后,士之愿毕矣。”可见,这位诗文大家已充分肯定了何其伟的士君子的身份,认为何其伟是以医学来实践其作为士人的社会理想。

与地方官僚的交往

由于何其伟在士人阶层中的口碑,以及“世医”的良好信誉,一些地方官僚也开始找他诊病。

嘉庆二十一年(1816)夏天,松江知府宋如林患暑疟,召何其伟诊治。“招留署中,与龚素山、姜小枚两君晨夕快叙。宋公病愈,蒙赠额曰‘廿世家传。曾大父及先考事迹均采入新修府志。”龚素山、姜小枚是郡守的幕僚,姜小枚即姜皋

姜皋,字少眉,号香瓦楼主,吴县(江苏苏州)人,小隶书入能品,著有《墨林今话》、《浦泖农咨》等。

如前所述,早在嘉庆十六年(1811)等结“泖东诗社”时,何其伟和姜小枚就同是其中契友。这次诊疗是否姜小枚口荐,无可考,但这样一种关系显然有助于建立病家对医生的信任。根据《添岁记》、《清代名医何书田年谱》等的记载,姜小枚是何其伟终身的密友。道光十六年(1836),何其伟已是老病缠身,“年来故交零落殆尽,久要不忘者惟姚子寿、姜小枚二君,各以诗怀之”。姜小枚则以“但使残年吃饱饭,只愿无事常相见”二语见慰,心酸之中亦见情深意重。

道光十四年(1834),钱塘张东甫明府的母亲得了急病,正巧张东甫不在家,于是张的幕僚龚素山“修书遣急足邀山人往”,终于转危为安。这位龚素山即是前述松江知府宋如林的幕僚,可能后来转投了张东甫。

(道光九年己丑)同安苏公鳌石守松郡时,介李颖香学博,邀视其夫人之疾……苏公遂以山人为能,后迁擢他省,常治书以志感念,并为延誉焉。

(道光十二年壬辰)林少穆中丞于壬辰夏来抚吴,其冬十二月,以夫人病,遣辕弁见招,苏公子小鳌口荐也。

时莱臧司马以少女新归与中丞之长公子,假馆葑门之井仪坊巷,其夫人患时疾,邀视,至则莱臧司马亦以冒暑致病。山人为其内外处方治药,晨夕不得少休,至一月后,始获全痊而归。

这几则都是何其伟为官员或其亲属诊病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推荐”是他得以为官僚阶层诊治的重要渠道。何其伟为松郡太守苏廷玉的夫人看病,就是由于李颖香学博的推介;后来何其伟为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的夫人看病,则是由于苏廷玉的公子小鳌的推荐;又由于这层关系,他为林则徐的亲家陆莱臧司马夫妇诊病。这样一种医患交往,是与官僚及其社会网络密切纠结的。

同时可以看到,何其伟与官员及其幕僚的交往,常常并不限于诊病,而是延续了其与士人交往的方式。这当然也不难理解,因为这些科举入仕的官员,大多本身也是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文士。同时,这样的交往超越了与士人的交往,开始影响到对一些地方事务的处理。医生作为官员的朋友,部分地也扮演着幕僚、地方精英的角色,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在何其伟成功地治好林则徐夫人的病以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交往:“望后,又招往覆诊,逗留旬日,岁杪返棹……寻以陆莱臧司马我嵩在抚署,与中丞为亲家,贻书邀往叙旧。岁又泛舟赴省,作十日之留,中丞见示先师王述庵先生入祀乡贤祠题稿,读之喜甚。与同门杨芸士文荪同赋七律一首。三月又往送陆莱臧司马之闽中,自春入秋,凡四诣戟斋,留连文酒。”一位是政务繁忙的地方首脑,一位是“每月踵门求诊者无虑千余”的名医,却在短短数月中有如此频繁的交往,而且已远远超出了诊病的目的,可以想见两人是比较投契的。而两人的交往,同样是诗文唱和,留连文酒,毫无世俗气。

不过,何其伟真正获得林则徐的尊敬,则是由于其进献的《东南利害策》和《救迷良方》。林则徐任江苏巡抚的时候,水利、禁烟是他面临的两大难题。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他的医生朋友何其伟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长期“半居舟辑”的行医生涯,何其伟对江浙一带的水利环境了解比较多,在与林则徐结交后,“承垂询东南利害,山人尽意以对,中丞极当意,遂定交焉。岁杪返棹,四昼夜制《东南利害策》十三道,密以献,后中丞举而行之者九”。林则徐能够接受和推行其中的九项措施,可知何其伟的建议是有一定价值的。《东南利害策》后来成书刊行,解放后还有人在旧书店里看到,惜乎笔者没有找到。

在林则徐的政治生涯中,禁止鸦片应该是最大的成就。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在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背后,还有一个民间医生的身影:

“(道光十三年癸巳)三月望前,风雨不止,留节署者五六日,闷甚。同门杨芸士以‘且住为佳四字见慰。”就在这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何其伟写成了戒绝鸦片烟瘾的《救迷良方》。他在自序中说:“道光十三年癸巳季春望日,闽中大君子命竹簳山人书于苏抚节署平政堂之西廨。”没有直接写出林则徐的名字,但此处的闽中大君子当指原籍福建、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无疑。钱培名为《救迷良方》写的跋中亦提到“侯官林尚书尝刻于楚省,再刻于粤东”。何其伟的后世裔孙何时希曾专门撰文比较《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折》卷四《筹议严禁鸦片章程》与《救迷良方》文字的异同,认为两者虽然由于文体不同,略有差异,但基本内容是完全相同的

何时希校注:《何书田医著四种》,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林、何二人以病家和医家的关系开始,成为诗文之交,进而在政治经济事务上有了密切的合作。因此,在道光戊戌年(1838),当林则徐从何其伟的好友姚椿那里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非常震惊和悲痛,写下一首感人的悼亡诗:

先生精医不言医,酒酣耳热好论诗,小沧浪馆昔联艺,题笺斗韵相娱嬉。韶华弹指阅五载,我历荆湘青鬓改,别来未寄尺素书,只道灵光岿然在。今逢姚合共泛舟,始知君作蓉城游,欲招黄鹤一凭吊,楚天木落空悲秋。惟君推解遍乡里,鸿雁哀鸣少流徙,清门累世孔泽长,何况克家多令子。云旗摇飏泖水东,簳山山色长苁茏,岂徒方技独千古,盛业应归文苑中。

这首诗将两人交往的情谊表达得淋漓尽致。诗的最后两句明确肯定了何其伟的文士身份,在《林则徐日记》和其他文章中,都称何其伟为“明经”而不以一般方技目之,后来《青浦县志》(光绪五年刊)的确把何其伟归入“文苑”而非“方技”。比照前述王芑孙题《簳山草堂诗集》跋中对何其伟士人身份的认可,可以说,何其伟凭借其自身的努力,已作为“士”而非“医”,被当时地方社会的上层社交圈所接纳。

余 论

掩卷而思何其伟这样一个民间医生自身的命运,早年科场失意,一生清贫、忙碌、苦闷,屡遭离丧,疾病缠身,然而始终不坠其入世理想,凭借其儒学、世医的背景和本人的文学、医学成就,广泛结交文人士大夫,建构起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儒医社交圈”,使其在“贩技者流”中脱颖而出,成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儒医。这样的人生道路,应该说是何其伟作为读书人的本性驱使和为保持士君子身份而努力建构双重作用下的结果。它客观上使得何其伟这样的儒医相对于普通民间医生,在患者资源的获取和医患互动中,具有更强的优势和更多的主导性。

而通过对这样一个“儒医社交圈”的考察,亦可从一个角度透视清代中叶松江地方社会的生活图景与权力图景。医者周旋于官僚士大夫间,其交往常常超越于医疗行为之外,延伸到日常生活乃至地方社会治理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时地方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事务。像前述何其伟就是因诊疗而结识林则徐,进而作为林的朋友和幕僚,在禁烟运动中献策献力,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可以说,儒医的存在是与传统社会特定的文化场域息息相关的。宋元以来,在儒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医学被认为是实践儒家“行仁”理想的重要途径,“儒医”作为这一实践的代表,成为医学社群中的主流与精英,“儒体医用”、“儒医相益”、“儒不医,非通儒;医不儒,非良医”

胡炳文:《云峰集》,《元人文集珍本业刊》本卷三《赠医者程敏斋序》。

是对“儒”与“医”关系的恰切解释。因此,“儒医”的称号同时包含了对医者的道德理想与医术水准的评判,真正的儒医绝不会只满足于治疗人身体的疾病,他们会努力在其能力范围内参与社会事务,影响官员决策,实现“上医医国”的目标,而“儒医社交圈”就是他们施展其抱负、实践其社会理想的文化场域。

(责任编辑:陈炜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