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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湿神州望故乡

2009-12-25吴克敬

散文选刊·下半月 2009年12期
关键词:于右任草书

吴克敬

这是个关于于右任先生的故事呢,在于先生的故乡三原不断地传说着。传说一日,一把大胡子的于先生还乡省亲,清晨早早起床,在村外的官路上遛腿。倏忽,迎面走来一位拾粪的老汉。拾粪老汉的衣衫是破旧的,身上呢,也脏兮兮的,差不多与他挎在臂弯上的粪筐一个样。于先生对拾粪老汉的这一身脏是太习惯了,起小生活在关中乡下的于先生,是也在乡间的土路上拾过粪的。但他看着拾粪老汉还是十分惊异,惊异他也如他一样有把大胡子。不过,于先生的身份变化,使他十分珍爱他的大胡子,无时不伸手细梳慢拢……最为麻烦的时辰还在早晨,他起床后,更是要认真打理他的胡子的,像现在的时尚人物打理自己的头发一样,既要抹油,又要喷香,使他的长髯黑亮光滑,飘然如仙。而拾粪老汉的大胡子,就难有于先生那样的待遇了,看他的穿戴和营生,肯定是吃了早上缺晚上的,一把大胡子只是先天的遗传,没有功夫、没有心情梳拢,任其自然地生长着,要吃饭了,把胡子分开一道缝,找到嘴巴也就成了。于先生看得来了兴趣,要和拾粪老汉比一把胡子。拾粪老汉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人是于先生,也知道他珍爱他的大胡子,听他这一说,倒也觉得新鲜,就问他怎么个比法。于先生说了后,拾粪老汉是不服气的,建议到家里去比。于先生同意了,便同拾粪老汉去了他的住处。拾粪老汉让人盛来一脸盆清水,告诉于先生,咱俩把胡子往水里插,看谁的胡子能一插到底。

怪比法!于先生让拾粪老汉先来,拾粪老汉说他胡子不干净,让于先生先来。于先生没再礼让,就把他的胡子往水里插,可是一到水面,他的胡子都漂着,不见一根插进水底。轮到拾粪老汉了,却见他的胡须根根散开,仿佛铁刺,无一根不直插到底,把脸盆的底子好似铜锣一般,刺插得“嚓嚓”大响。

于先生没有赖帐,他心悦诚服地认了输,并从中受到启发,对他后来悬腕提笔产生了很大帮助,在宣纸上写字,无一笔不力透纸背。

这个乡村版的故事,我听了是不大信的。虽然我不信,一点都不影响故事的流传,像我动笔要写这篇拙文时,又从西安北门出城,到了于先生痴爱的故乡三原县,踏访于先生的足迹。听人所讲,还是少不了这个故事。这倒让我颇多感叹,写在书上的故事,刚一写出可能就已死在书中了;而流传在嘴上的故事,看不见,摸不着,却永远血肉饱满地活着。

的确,于右任是不死的。他生前即被为誉为“一代书圣”,是彪炳史册的爱国政治家和革命家。辛亥革命时期,为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教育家,祖籍陕西三原,初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诱人”之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幼年家贫,两岁时母亲病丧,由伯母房氏抚养成人。六岁那年,他在村外荒地牧羊,有恶狼遁入他的身旁,他竟不知是狼,还与张着血盆大嘴的恶狼戏耍……不知这恶狼是否心有灵犀,竟然未伤于右任,过不多时,路上有大人看见,急匆匆跑来撵走恶狼,于右任却还笑口说狼好玩。这使他的本家三叔深感奇异,多方筹措,送他入了名儒毛班香的私塾就读。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成为秀才。两年后,又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继续求学。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参加岁试,又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曾被陕西提督学政的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两年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出逃西安,陕西巡抚岑春煊命学堂师生恭迎圣驾,跪道侧竟达一小时。这一跪,让于右任更加痛恨清王朝腐败无能,媚外贱民的面目。回到学堂后,血气方刚的于右任,草拟了一封短札,欲致书巡抚,希望他“手刃西太后”,同窗好友王鳞生劝阻了他。但于右任还是剃了头上的辫子,脱去上衣,光着膀子,提着刀,以一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对联为背景,照了一张像,意诀清廷,杀气凛然。

如此还不能表达他的决心,他愤然写下许多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冬,在三原印行。得到《诗草》的人,无不为于右任爱国图变的热烈情怀而动容,唯有三原知县德锐,见到《诗草》后,捧在手上,如捧了一团火球,令他坐卧不宁……恰在其时,德锐又见到了于右任杀气凛然的那一张照片,突然觉得他的脖子上冷飕飕的……他没敢怠慢,带着于右任的《半哭半笑楼诗草》和照片,报告给陕西巡抚升允,当即判了他个“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清廷下诏拿办于右任,而此时的于右任正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他的家人听到消息后,当即重金雇人前去通报。也是事有凑巧,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在那两天都出了故障,才使清廷的缉捕令落在了家人通信的后面,给于右任赢得了时间,迅即逃离开封,转道上海,化名刘学裕,入了马相伯的震旦学院读书。

是金子,放在哪儿都要闪光;是义士,到了哪儿都不会丧失血性。于右任在震旦学院读了不长时候书,即与主持学院的马相伯相熟,并成为推心置腹的好友,恰在其时,学院分管教务的法籍神甫,乘着马相伯生病之机,企图使震旦为教会所把持。马相伯为此愤而辞职,学生们相率离校。为对抗外国神甫的丑行,还为了离校学生的学习,于右任联络马相伯、叶仲裕、劭力子等爱国教育人士,另行筹组了复旦公学。紧接着,又有大批留日的学生,因为反对日本文部省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进行无理限制,愤然回到国内,于右任便又联络了王敬方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公学,使这些留日归国学生能够继续他们的学业。于右任联络筹办的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国内的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为了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于右任又于次年,在上海滩创办了《神州日报》,为考察新闻和募集办报经费,于右任还去了日本,在那里结识了革命先驱孙中山,加入了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并且接受委任,担负起长江大都督的职责,在上海一带发展组织同盟会事务。

这一时期的于右任,废寝忘食,把他的全部才智都用在引导民众革命的工作上来。他先在思想风气相对活跃的上海创办《神州日报》,后又筹措创办了《民呼日报》。该报创刊于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公元1909年5月15日),自任社长的于右任,在创刊之日的头版《启事》公告: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报纸印行后,于右任撰写了许多揭露和抨击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文章,并配以发人深省的漫画,极大地增强了报纸的宣传效果。清政府对《民呼日报》和于右任恨之入骨,扬言要挖掉于右任的眼珠子。当年8月3日,顽固的清政府借故拘捕了于右任。蹲在监狱的于右任不惧清政府挖他的“眼珠子”,还不断指示报馆同仁:“报纸不能停刊。”但同仁们明白,“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为解救于右仁,同仁们商讨再三,“不得不违于君之意”,于当年8月14日发出《本报特别广告》,声明报馆财产转让。五天后,《民呼日报》执照被吊销,于右任出狱被判“逐出租界”。

租界配合清政府,是想让于右任屈服的。

于右任能屈服吗?他是不会的,仅过了50多天时间,即10月3日又创刊了《民吁日报》。他改“呼”为“吁”,少了两点,暗讽清政府挖去了他的“双眼”。但他顽强地表示,即使“双眼”被挖,仍要为民吁天。当时,因他还不便公开露面,乃以范光启为社长。报纸办了不足两月,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了伊藤博文,租界当局吩咐新闻机构,不准报道此事,但《民吁日报》未予理睬,忠实地报道了事件真相,11月19日,租界又查封了《民吁日报》,并以报道“有损中日邦交”为借口,把报纸的实际主持人于右任再次逮捕入狱。

于右任何惧租界监狱,他坚持狱中斗争,为自己获得新的自由。

出狱后,在爱国人士沈漫云等人的资助下,他抓紧一切时间,策划创办了一份规模更大的报纸。宣统二年九月初九(公元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亲任社长的《民主报》创刊问世。他坚持自己的办报宗旨,吸引了宋教仁、王无生、景耀月、刘觉民、张季鸾、范光启、谈善吾等一批骨干帮助,使《民主报》先后发表了300多篇时论性文章,极尽对清王朝统治的抨击。这些文章也感动激励了众多爱国有识之士行动起来,为推翻清朝的封建制度,建立新的民主社会而斗争。斯诺的《西行漫记》有一段采访毛泽东的话,说:我在长沙第一次看到报纸《民主报》,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报,这报是于右任先生主编的。

不屈不挠,把自己献身于中国的进步事业,到民国政府建立,他多次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34年。他背井离乡,却一日不曾淡忘桑梓之情,一副游子热肠,令陕西的老百姓感念不已。

公元1929年,民国二十八年,陕西遭受千年一遇的大旱灾,饥馑使人剥尽了树皮、挖光了草根,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饿殍遍野。在南京国民政府高就的于右任彻夜难眠,西望故土,长泪满襟。为赈济灾民,他在上海为大儿子张张扬扬举办了一场婚礼,然后把来宾所送礼金,一文不取,全部捐回陕西,作为赈灾款项,其中还有许多他的润笔费。

眷念故乡的于右任,谁向他伸手借款,他都帮助,不多有少,日积月累,他那儿的债本竟记了厚厚五十本。他在三原的秘书张文生,有一日捧着别人向他伸手借款的债本,呈送给他过目,他草草地翻了翻,沉吟良久,最后对张文生说:你把这些账本都烧了吧,不要叫我的儿孙看见将来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

于右任烧掉债权账册的灰烬,早已散飞得没了踪迹,可他借别人的债务纸札,却在民间还有很多。不过,手持债务纸札的人,没有谁愿意向于右任去讨要债款。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钟明善先生,于二十世纪末的日子,作为于右任晚辈乡党,回到三原和泾阳故里,征集于右任散失在民间的书法作品,结果标准意义上的书法作品不很多见,却有尺幅之间的非标准意义的书法作品纷至沓来,都是于右任用他标准的于体书法书写签名的借据。这使钟明善惊诧不已,曾问两位相熟的乡党,你们没想过向于右任讨要借款?那两人笑了,是很无辜地笑呢,说他们犯得着吗?他现在的一纸借据,可是比他的借款更值钱哩!

乡党的话说得硬气。想想,还真是这个道理,许多传世墨宝,有多少是为了书法而书法的?倒是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平安帖》、怀素的《苦笋帖》等等随便书写的手札,如于右任写给他人的借据一样,让人宝爱着,视为最可珍贵的书法。

以强国富民为平生夙愿的于右任,其实并非要使自己成为一个书法家,他终其一生,最为关心的是民族的振兴,是国家的一统。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中华故土之际,于右任不顾蒋介石倡导“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大力提议“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政治主张,积极倡导国共合作。周恩来称赞他是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于右任应邀为报纸题写了刊头。到重庆后,于右任通过屈武,与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于右任口诛笔伐,力主将其永远开除出国民党。1945年9月,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毛泽东从延安乘飞机到重庆谈判,此期间,专程登门拜访了于右任,于亦设宴款待了毛泽东。1949年4月,国共在北平举行谈判,时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原拟派于右任为特使去的,于也欣然受命,但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右任留在南京,有利于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而使他未能成行,终致受到蒋介石挟裹,去了台湾。在台15年,于右任渐入老境,他深念着留在大陆的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抑郁苦闷,无以释怀,于1962年1月24日,写下了让人读之垂泪心伤的《望大陆》。

又名《国殇》的《望大陆》,是于右任诗词写作的大极致,同时又是他书法写作的大极致。诗曰:

葬我于高山上之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

葬我于高山上之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望。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早在1958年重阳节时,身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登上台湾的最高峰阳明山,站在山顶上,他遥望大陆……自此以后,每年的重阳节,他都要重登阳明山,眼望大陆,思念故乡,情不能禁,泪满衣襟,那一年,他写道:

年年置酒迎重阳,今日黄花映白头;

海上无风又无雨,高吟容易见神州。

于右任看见大陆了吗?他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他是用了心的啊!于右任想要什么时候看见大陆,就一定能看见大陆,因为大陆、故乡,从来就没离开他的心怀。

《望大陆》诗成后,一直悬挂在于右任的办公室里,直到他1964年11月10日仙逝在台湾,归葬于阳明山巅,才在台湾的报刊上公开发表。阅读诗作,我以为不仅有深深的家国之情,更有他刻骨铭心的身世之痛,为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的绝唱。

诗从重章复踏的手法起兴,反复咏唱,充分表露了于右任压抑在心中的真实情感:爱恋大陆,向往故乡。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于右任是动了大感情了,读者焉能不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诗在最后一节,巧妙地借用了北朝民歌《敕勒歌》里的句式,更加强化了它的感情色彩,语意双关,寓意丰富。即便是诗歌的名字,也借用了屈原正被流放时写的诗名,他写《九歌》,抒发的就是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爱的情绪。《国殇》为其中最为人断肠的一首,以楚国南方祭歌的形式,追悼为国死难的烈士。于右任巧借《国殇》之名,巧合《国殇》之韵,所想表达的意愿也与屈原一样,魂牵梦萦,死后要葬高岗之上,遥望大陆。

听去台湾的友人回来说,于右任的坟墓果然如他所愿,建在台北最高的观音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我国东南诸省的最高峰)竖立起了他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玉山山势极为险峻,据说4米高的铜像和建材,都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上去的。大家流汗的脊背,使于右任死后实现了他登高眺望故土的心愿。

这之前,于右任还写了一首望故乡的诗,堪可与《国殇》相媲美,为世间不可多得的姊妹诗。诗曰:

独立精神未有伤,天风劲吹太平洋。

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望故乡。

故乡在先生的心头里,也在先生的指尖上。有文字记录,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进台湾的荣民医院。9月的一天,他的老部下杨亮功去医院探望,他很是高兴,但因病重导致喉咙发炎,想讲的话讲不出来。杨亮功就拉着于右任的手问:“院长有事吩咐我?”于右任思忖片刻,先伸出一个手指头,杨亮功不解,过了一会儿,先生又伸出三个手指头,杨亮功仍是不解,连着猜了几个答案,却都被先生摇头否决了。此后于右任的病情一日更比一日重,直到当年的11月10日去世,他伸的“一根手指头”,和再伸的“三个手指头”,就成了大家悬在心上的一个谜。这个谜一直地悬着,后来,资深报人陆铿算是个深知先生的人,他撰文猜解,先生的“一个手指头、三个手指头”,该是先生的临终遗言,他表示:将来祖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的故里。

我认同陆铿的猜解,却遗憾于右任所书《国殇》诗帖,在他死后,不知为谁所收藏,至今不知下落。这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国宝啊!要收藏就一定要收藏好,千万不可受到损伤……为此我乐观地猜想,或许在两岸统一之日,这幅国宝级的书帖,也会光光鲜鲜地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于右任的书法与他的诗作一般,都是率意的性情之作。起笔总有魏碑的果断,行笔中锋,不急不躁,字形或正或倚,一派自然之气。便是他的草书,亦百般摒弃潦草杂芜的积习,而独创一种疏朗简约的气象,流畅自然,清明灵动,但却绝不飘滑轻浮,沉稳而深蕴力道。

生在陕西关中的我,该是非常幸运的,幸运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会猛不丁看到于右任先生的一幅书法作品,我迷醉在先生的书法境界里,感到了他的精神气质,是太浑厚大气了。

于先生的浑厚大气,最突出的表现如他说的:“我写字并未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坐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因迁就美观而违犯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他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正因如此,他自然地博撷约取,以个人的审美原则,树立起自己的书法面目,“卓然自立”于千载书法史上,成为民国以来最为杰出的书法大家。

从1929年始,于右任即涉足历代草书研究,至1932年发起成立了“草书研究社”,创办了《草书月刊》。他强调“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草书新概念,全面系统地辨识整理历代草书,从浩繁无际的书法名家作品中,遴选出符合其草书准则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在此基础上,他还剥茧抽丝,对篆、隶、楷、行与草书之间相对应的符号,作了规律性的总结,确保草书能够准确地衍化表达。

流传至今,不断再版发行的“标准书写原则和一组神奇的书法符号”——《标准草书》千字文,无可争议地成为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不朽创造,堪称中国草书艺术发展史上的新高峰。大家把《标准草书》作为学习草书的入门课本,正如著名书画家刘延涛所论,《标准草书》“发千余年不传之秘,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为将来文字,开一新道路,其影响尤为广大悠久!”

雄豪婉丽,是于右任晚年的草书进入的化境,他是“字字奇险,绝无雷同。”在他的笔下,将章草、今草、狂草熔于一炉,时呈平稳拖长之形,时又现险峻奇绝之势,而其主题始终紧相粘连,纵放岩出,回环呼应,简洁质朴,潇洒脱俗,给人的感受,莫不仪态万方。

正写此作,我应周至长怀先生邀约,去爬秦岭主峰太白踏青。起身之时,我转道“西安饭庄”(此为于右任当年主政陕西时入股支持开张的一家陕系菜馆),点了白封肉、干煸鳝丝、金线油塔等八色于先生最馋的家乡菜,以及一壶他咋喝都喝不够的桂花稠酒,带在车上,上了太白山(是为秦岭最高峰),我把酒菜小心铺在刚刚返青的草坡上,向着台湾的于右任不灭的魂灵,高望歌呼,祭了菜、祭了酒。

插图:韦禄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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