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俳与俳句的比较研究

2009-12-25罗孟冬

教师·下 2009年11期

摘要:汉俳和俳句都是微型诗。汉俳是在日本俳句17音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成的17字小诗体。它们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处。

关键词:文学评论;汉俳;俳句;比较

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自中国汉俳学会几年前在北京成立以来,汉俳诗人与日本俳人交往日渐增多,成为文学界的一个亮点。2008年上半年,中日诗界分别推出10位汉俳诗人和10位俳人之作,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日本国际广播电台共同联播,这一文学交流现象影响很大。汉俳与俳句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呢?

一、俳句的概念、产生和发展

俳句,是日本人的一种传统诗体,又称为“庶民诗”。据不完全统计,如今日本作俳句的人,至少有300万,甚至可能达到1000万之多[1]。由此可见,对人口只有1亿多的日本来说,俳句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

俳句由“5—7—5”17音组成,而且必须有一个“季语”(季题)。所谓季语,就是指与春、夏、秋、冬四季变迁有关的自然现象、景物,有关传统节日、纪念日和与其有关的仪式、活动等。俳句创作范围极为广泛,并有《岁时记》(中国亦在南朝梁时便有《荆楚岁时记》,唐以后每朝都有,比日本早一千多年,其名便来自中国)一书,是俳人创作的必备书。俳句中对“季语”的要求,与日本人的生活与审美习惯相关联。因为日本四季明显,俳人对其非常敏感,用季语来寄托自己情怀。

在日本,俳句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我国隋唐时代,日本尚无自己的文字,所作的诗都是汉诗。到了平安时代(794～1192年)末期,日本人在学习中国诗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以滑稽、诙谐为主要内容的连歌。连歌是由5—7—5的17音的长句(又称之为上句)和7—7的14音的短句(又称之为下句)唱合组成的一种古典诗歌。到了室町时代(1439～1553年)后期,连歌出现了新的变化,出现了50句、100句、120句的长连歌。长连歌第一句称为“发句”。发句有一定的规则,除了17音外,还必须具备“切字”和“季语”的条件。到了江户时代(1603～1876年),松尾芭蕉把发句5—7—5的17音节独立出来,作为一种诗体表现,并且主张“幽玄、闲寂”为其艺术特色。在日文中,因“发句”“俳谐”“俳句”发音相似,后来混用现象严重。到了明治时代(1862～1912年),俳人正冈子规发动文学改革,将“发句”“俳谐”“俳句”的称谓,统一称作俳句,这是现代俳句历史的开始。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日语“5—7—5”17个长短音节,包括季语、切语写成的无标题短诗,它是世界上最小的诗体。

日本现代俳句有传统俳句与现代俳句之分,传统俳句严守17音和使用季题的格律,倡导客观写生和吟咏花鸟。这一流派以高滨虚子为代表,自称为“守旧派”。他继承了其师正冈子规的客观写生论并加以发挥。他倡导的客观写生的内涵是指主客观合一的,并不单纯指客观写生,要求对客观事物包括自然界与人、事的观察不限于表面,要细致、透彻,再通过主观的感受把它描绘出来,或者说主观有了某种感觉再去寻找客观事物来抒发。按我们的说法就是由物及心,由心及物的写法。现代俳句则以正冈子规另一高徒河东碧梧桐为代表。他主张俳句内容上应接触社会,反映现实,形式上不用季题,不用文言,突破格律束缚,提倡“无中心论”。所以他又被称为“新兴派”,发起过“新兴俳句运动”。

俳句的产生自松尾芭蕉开始,至今有了300多年的历史。俳句革新的旗手是正冈子规。由于他的理论倡导与大量创作实践,使一直以来被视为文学旁系的俳句,被纳入了文学领域,风靡全国,并在以后逐渐走向世界。如今上了年鉴的日本俳句杂志就有700多家,日本一些有影响的报刊都开辟了俳句专栏。日本《朝日新闻》社从1995年4月开始,就出版了俳句杂志《俳句朝日》,面向日本广大俳句爱好者。在世界上,目前有美俳、越俳、法俳、德俳……这些都是受日本俳句影响而产生的。

二、俳句对中国诗歌的影响

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日本古代的诗歌都有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子,这是公认的。但是当日本文人在吸收中国文学营养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吸收中国唐诗宋词元曲的基础上产生俳句这一日本民众喜闻乐见的诗体,反过来,又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我国的“五·四”时期。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文化的分水岭。以诗歌为例,众所周知,中国新诗的崛起,是从短诗开始的。

1922年,周作人先生在《论小诗》一文中说:“中国的新诗在多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独有小诗仿佛是例外,因为它的来源是在东方的。这里边又有两种潮流,便是印度和日本。”

印度和日本都是中国的近邻,当时我国有许多年青的知识分子对日本和印度的诗歌有过翻译和介绍,在国内有过较大影响。

朱自清先生当时也说过:“现在短诗底(的,笔者注)流行,可算盛极!……这种短诗底(同前)来源,据我所知,有以下两种:①周启明君(笔者注:即周作人)翻译的日本诗歌;②泰戈尔(笔者注:印度著名诗人)《飞鸟集》里的短诗。”[2]

当时,流入中国的日本小诗主要有两种:一种是5—7—5—7—7的31音短歌;一种是5—7—5的17音俳句。短歌大多长于抒情,俳句是即景寄情。日本小诗对中国影响大,但影响的主要是诗形,重在引进“新体”,其意境与风格并未引起重视,不过是取貌遗神,形似而非神似。至于引入的印度泰戈尔短诗,其轻倩、曼婉的诗风和短小形式,一并为当时所接受。

但是日本短诗只有感伤的情调和柔靡的风格,为当时许多的热血青年所不适。所以日本俳句与短歌这一新诗体终究在我国这一时期未形成气候。即使刘半农等人呼吁输入新体,打破五言、七言的桎梏,可是俳句与短歌等小诗形式的输入还是偃旗息鼓,沉寂下来,反而十四行诗体、自由诗体得以在中国生存下来,有的还出现了许多精品。

文学的交流没有国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往来的增多,日本的俳句又被大量介绍到国外。尤其像松尾芭蕉、正冈子规、高滨虚子、河东碧梧桐等人的名句为欧美及其他国家俳句爱好者所熟悉。加之日本俳句界频繁地开展国际交流,组织各种赛事,俳句日渐国际化。但又正如原文化部副部长、中日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刘德有先生引用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俳人小西甚一的:外国人怎样接受俳句,以及他们怎样把俳句吸收到本国诗歌中加以运用和发展,那是外国人的事,日本人不应说这说那。小西说:“由于文艺形式的形成绝不是一个民族硬造出来的,而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民族素质和环境培育起来的,因此来不得半点牵强。”

中日文化交流的密切,也更催生了汉俳的产生。1980年5月,赵朴初先生为迎接日本俳人访华团而即席吟诵的一首《和风起汉俳》,标志着中国汉俳的正式诞生。虽然俳句是5—7—5音,汉俳是5—7—5字,但作为一种新诗体,它无疑是受当时的环境影响和历史的熏陶而问世的。有人说,汉俳是受俳句的影响而产生的。其实俳句是受汉诗的影响而产生,反过来又对汉俳的产生起到了一定作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梅樱共放”“出口转内销”[3]。

三、汉俳与俳句在形式、风格上的比较

汉俳是5—7—5三行17字的小诗。

俳句是5—7—5的17音节的小诗。

汉俳与俳句都是微型诗,都是用简炼的字句,运用各种修辞格表现情或景的小诗。

不同的是:俳句是季题的诗,季题是俳句的基础。俳句有季则存在,无季则消亡。季语与17音的5—7—5格式是俳句的两大要素,缺一不可。俳人正冈子规作过精辟的阐述。他说:“人们看到季题。便会引起对这一季节的联想。例如看到‘蝴蝶这一季题,不仅会联想到春暖花开,群蝶翩翩起舞的情景,而且会联想到草木萌芬,麦黄菜绿,青年男女三三两两嬉游于其间的情景。有联想,才能对17音的天地产生无限的兴趣。因此,不理解四季的联想者,终究无法理解俳句。”

1994年,在日本举行的国际俳句大赛中,一名在巴西的日本人获得了外务大臣奖。他的诗曰:“歌风凉,拓荒之斧作陪葬。”

我们翻译成汉诗,是3—7式。这篇作品写的是在巴西拓荒的一个日本人死去时,人们将其拓荒之斧作为陪葬之物来寄托哀思。该诗用“秋风”作为季语,从而烘托了悲凉的氛围。

汉俳不强调季语。

我国的诗歌,从原始歌谣,到《诗经》的风、雅、颂,再到骚体、赋、古风、乐府、近体诗、词、曲等,风格多样,全民性和爱国主义一直是贯穿中国诗词史的主线。而日本的文艺,特别是俳句,自古以来多具有浪漫的唯美主义倾向,缺乏描写时代社会的现实主义风格。我们以松尾芭蕉(1644～1694年)的俳句为例。松尾芭蕉是日本俳句的开山之祖,有“俳圣”之称。

“古池冷落一片寂,忽闻青蛙跳水声。”[4]

这首俳句,在日本可谓脍炙人口,被誉为“蕉风开眼之句”。“青蛙”为季语,象征春天。“古池”在芭蕉居住的茅屋边。俳句表现了诗人孤寂、淡泊的心境,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意境高远,体现了一种闲逸、幽雅的艺术风格。

汉俳和俳句一样,有雅俗之分。在中国,用文言、讲究押韵和平仄的汉俳,被称为“雅俳”;用口语、不讲究押韵和平仄,只注重意象和意境的汉俳,被称为“俗俳”。

如赵朴初先生的《喜赋大谷武伉俪来访》:

美意共云浮

西南处处百花洲

好作称心游

这是一首律式雅俳,按格律来说是:

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

读来朗朗上口。

又如公木先生的《恋人》:

恋人出嫁了

做丈夫的不是我

该抽棵烟吧

口语入诗,表达的是一种无奈、寂寥的意境,同样耐人导味。

在中国汉俳发展史上,老一辈汉俳诗人,各有自己创作的语言风格。正如董振华先生在《浅谈俳句、汉俳和短歌》一文中所说:“赵朴初、林林、钟敬文创立的汉俳自然规定了汉俳五、七、五的三行句式和使用押韵、平仄的特点。但他们的语言表现是不同的。赵朴初使用文言,钟敬文使用白话,林林使用半文半白。”

赵朴初先生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诗人;钟敬文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民间文学家、学者、诗人;林林先生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翻译家、诗人。他们3人为汉俳的产生与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俳坛、诗坛的骄傲。他们的汉俳诗作,很有代表性。

四、汉俳与俳句在内容上的比较

汉俳与俳句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早在一千多年前,唐诗就随着日本的遣唐使和中国高僧渡海东去,加之日本留学生回日本后的消化与吸收,汉诗在日本落户生根,并开花结果。日本文史学家认为,8世纪以后的日本和歌、俳句,以至其他文学作品,都能看到唐诗的影子。至今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韩愈等人的名字,日本人都耳熟能详,推崇备至。日本当代著名诗人、评论家大冈信先生在1991年曾说,日本文学的根本,活跃着中国文学的无可估量的丰富营养。[5]

俳句,受汉诗的影响,反过来,它又影响了中国短诗的创作。20世纪80年代初汉俳的产生便是如此。

日本人学汉诗,写汉诗,于公元751年出版了第一本汉诗集《怀风藻》;公元756年出版了被称为日本《诗经》的《万叶集》,全部用汉字,并用日语标志“万叶假名”排名(此前日本无文字);平安时代(794～1192年)出版的《古今和歌集》是日本对我国唐朝文化的模仿,并蜕变为日本文化的开始;室町时代(1439～1553年)出版的《马狂吟集》,是日本最早的俳谐体书;江户时代(1610～1831年)是日本俳句的开创期。

俳句是一句话的无题诗,有即兴、酬唱、滑稽三大类。我们来欣赏几首日本古今俳人的代表作。

古代俳人:

松尾芭蕉(1644～1694年):“万簌俱寂,蝉声渗石。”

与谢芜村(1716～1783年):“天心皎月圆,只影过寒村。”

小林一茶(1763～1827年):“琵琶湖,水底云峰静。”

近代俳人(林林译):

正冈子规(1867～1902年):“春山烧后,露笑容。”

夏日漱石(1867～1916年):“灯熄后,冷星入窗来。”

河东碧梧桐(1873～1937年):“横笛曲终,余音绕春月。”

高滨虚子(1874～1959年):“黄莺不识字,却有歌吟心。”

当代俳人(季芒译):

草间时彦:“航船出海,春日大衣渗夕阳。”

加藤耕子:“苍穹拥抱众青山,茶铺底层。”

河合凯夫:“空中无鸟影,猎犬逐水猎枪声。”

汉俳有标题,甚至有的标题就是该诗的诗眼。它突破了俳句即景寄情的束缚,所表达的内容更为广阔,展示的创作方法更为多样。它继承了我国诗词创作的优秀传统,老祖宗的“兴”“观”“群”“怨”在诗中得到体现,真正做到了“诗言志”。

下面我们来欣赏几首风格各异、内容不同的几位汉俳名人之作:

幽谷发兰馨

上有黄鹂深树鸣

喜气迎俳人

这是赵朴初先生1980年5月30日首次迎接日本俳人访华团时即席赋诗的第二首,诗中用比兴手法,表达了中国人民好客的美德。

致安田顺惠女史/林林

秀句溢深情

送行犹记秀题美

持赠一枝樱[6]

这是林林先生致东瀛友人组诗中的一首。友谊常在,感情常温,不失为题赠的佳作。

错过/钟敬文

花事正荼蘼

又错过赏春时节

且待来年罢[7]

钟敬文先生是民俗民间文学泰斗。早在20世纪30、40,他就写过类似日本俳句的小诗,与赵朴初、林林等先生一道创立汉俳,其诗作独特而口语化,也许这与他研究民间文学有关,全诗明白如话,淡然的意境,隽永的韵味,让人难忘。

乞丐/晓帆

口叼“555”

伸出手板要资助

乞丐不知足[8]

晓帆先生是我国较早写汉俳的诗人,也较早涉及汉俳理论的研究领域,对我国汉俳的发展贡献大。他的汉俳,除了写景寄情外,另一亮点就是针对社会不良现象,举起手术刀般的笔,无情地揭露与嘲讽,《乞丐》就有代表性。

花道/刘德有

妙手展华姿

裁芳剪嫩又春归

屋室顿生辉[9]

刘德有先生是汉俳学会会长,原文化部副部长。他虽然是一个政治家,但诗作不乏大家风范。其诗作从友谊和平的角度出发,既赞颂日本传统技艺之精,又表现了主人的好客与热情。

五、汉俳与俳句的交流

汉俳不是俳句。

汉俳有汉俳的特色,俳句有俳句的特色。它们只是形式相近而已,此外就是都必须要有“诗意”和“诗的灵魂”,都必须具有诗的情趣和适应读者的审美需求。

汉俳是由17字17音构成的三行诗体。而俳句却只有17音,常常就是一句。为什么叫俳句,这也许是其原因之一。从内容上讲,一首汉俳比一首日俳所包含的内容要多。日俳的17音,并不像汉俳那样每一个发音都是一个字,他只有一个音的时候,并不代表什么意思,这与汉俳不同。所以,汉俳与俳句在交流时,就面临翻译这么一个大的问题。从词义上讲,有一词多义;从修辞手法上讲,有一词多用。所以汉俳的17字包含的意思远远超出了俳句17音所要表达的意思。这样一来,日汉互译如果非得照搬17字三行来表达,那就必须增减内容,可能会篡改作者原意。

一首俳句,不一定都能翻译成17汉字。俳句毕竟是“句”,因为内容没有那么多。反之,汉俳日译,如果直译,则冗长而无诗味。日本俳人、翻译家今田述就主张用日本短歌的形式来翻译汉俳,这也不失为一种尝试。外国人对俳句的理解以及用母语写HAIKU,不可能跟日本人一样。这是基于彼此文化背景、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不同的缘由。

有这么一个真实的笑话:1994年9月,在德国举办了一次日德俳句学术研讨会。会上,日本俳人新闻绚子发表了她的新作,这首俳句的意思大概是说:“在早市上,看到有点露水的水果被上称‘约(yao)着出售。”

一位德国诗人在会上对这首俳句的解释是这样的:“看来,早市上的物质很丰富。露水像钻石一样璀璨,使那水果也显得更加珍贵。由于水果加上露水的重量,购买者应多付款。”

当这位德国人讲到“购买者应多付款”时,日本代表一片笑声。为什么呢?因为那首俳句,日本人绝对不会从金钱的角度去解释。这与金钱、利益完全无关。

由于文化、地理环境、欣赏习惯、审美情趣等的差异,汉俳与俳句之间的互译与理解也存在一些沟壑,具体体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1.俳句省略太多

俳句只有一句话,要用有限的17音表现瞬间的感受与刹那间捕捉到的意象,省略是难免的,但中国读者理解起来就会感到麻烦。

刘德有先生在日本国际俳句交流协会第八次俳句大会上就曾经举例说,俳人松崎铁之介在上海机场,摇晃着夏装手套,向瘦瘦的林林先生亲自前来送行挥手致意,表达惜别之情,并作了一首俳句:

“向瘦身的战士,摇晃夏日用的薄手套。”

如果不是有详细的说明和交代,这样的俳句,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2.季语的运用难以把握

无季不成俳。俳句中的季语,不仅仅表示季节感,而且还能起到暗示、联想、象征、比喻等作用。

如日本西川翠的俳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