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在是一对滑稽的双人犯罪组合——张德才是一个“贫农”,却是“懒汉”、投机分子、“日伪汉奸”“国民党走狗”“强奸犯”,还成了被贫下中农多次集体批判的对象;回申娃是一个“地主”,却勤快、“老实本分”“善画老虎”,从没受到过贫下中农的集中批判,最起码在成为“投毒犯帮凶”前没有被批判过。但是,两个人却最终“搭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毒害“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惊天大案,并被双双送上了断头台。

2009年7月30日上午,平陆县张店镇前滩村东头,穿过一道开筑在土墙上的大门,一座泥土斑驳的地窨院出现在眼前,一位老太太闻声从一孔黑森森的窑洞里钻了出来。这是张德才的二嫂。

“他活该!每天连老婆孩子也不管,四处晃荡,懒人一个,回家我们从来不和他搭腔,也不来往。”听说我们想找张进才(张德才的二哥)了解他弟弟的事,这位嫂子显得有些不耐烦,“不用找他问,他都老糊涂了,说不出个长短。”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她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张德才懒”。

可能觉得这样说自己的小叔子不太妥当,过了会儿她又补充道:“德才懒归懒,在村子里可是从来没干过坏事。”

张德才在家排行老三,老大已经去世多年,老二张进才今年已经92岁了。

就在我们刚走出院子准备离开之际,从村东的一条坡道上,蹒跚着走下一位佝偻着上身的老人。“是张进才吧?就是他!”陪同我们的一位村民小声说道。

我们站在原地,静静地望着走近的身影——佝偻着上身,使得他的头只能低垂着面向地面,已经褪了色的上衣也敞开着垂向地面,干瘪的肚皮和根根突起的肋骨暴露在外,干泥巴裹满了从裤脚到裤腰的整条裤子,左手中握着一条由艾草辫成的草绳。

夏季,北方农村的老人经常会将这种艾草晒干,在夜里点燃,挂在门口驱赶蚊虫。

老人脑子的反应远比肢体的反应敏捷。“德才啊?他给人往锅里下毒,被枪毙了不冤。”得知我们是为张德才的事而来,他边说边找了门口一个石头墩子艰难地坐了下去。

张德才“日伪汉奸”和“国民党走狗”的恶名又是从何而来呢?张进才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平陆县位于山西省南端,地处晋豫秦黄河三角地带,历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日本鬼子自然也不例外。当年日本鬼子就在平陆县的张店镇驻守了军队,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像维护社会治安这种事情,按照惯例,自然是组织一帮子缺少民族大义的中国人来干。

日伪保安队中也有当地人,谁家男爷们多,自然有人“门儿清”。很快就有人拿着枪找到了张进才:“你家兄弟三人,总得去一个,看着办吧!”

老大有老婆孩子,是家中的主要男劳力,走了,一家人就得喝西北风;老二正当壮年,也能下地干活;想来想去,只有小三儿合适——从7岁到14岁就在村子里晃荡,这时已15岁,没父母,没上学,干不了农活儿,在家里又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开始,拿枪的还不乐意,这么个小屁孩,连枪都拿不动,跟着我们吃白食啊?张进才又是攀老乡又是递纸烟,人家才网开一面。

就这样,“为了混口饭吃”的小鬼张德才便稀里糊涂地成了日伪保安队第三中队的勤务员。这种将脑袋别在日本人裤腰带上的差事自然没有想象中的舒坦,干了5个月,他就跑回了家,又过3个月后,日伪保安队第一中队将他抓走,这次,共产党游击队将这个杂牌中队打散后,将他俘虏,一看是个娃娃兵,就把他放回了家。

要说他跟着日本人干了多少伤害中国人的缺德事,没人知道,解放后对他的历次审查资料中也没有显示。

从情理上讲,“日伪汉奸”这顶帽子,张德才是替张家老大或老二戴的。但是,没办法,谁干的谁就得顶着。

接下来,他便开始了长达数年走马灯似的投机钻营、浪荡混世生涯。

民国30年到31年(1941年到1942年),他在村子里晃荡两年;民国32年(1943年),到国民党顽伪挺进队当兵1个月。

之后,回村又晃荡了几年,1946年,他又加入阎锡山的平陆县“爱乡团”,成为团长胡忠汗的卫士。期间,他“表现积极”,曾亲自将共产党员、农会主席李会文的胡子拔掉,又在团长胡忠汗的指示下,将李会文推入水缸淹死。干了不到5个月,他便挂彩回了家。

休养1年多,1947年,他又参加情报组(所属部队不详)两个月,还当了个小头目——情报组副组长;后到“剿匪青年军”的特务排干了3个月,后又窜到陕州给时任国民党XX自卫队队长的周在章背枪。

大哥二哥各自成家过着小日子,张德才每次“失业”回家,不管到谁家蹭饭,哥哥不说,嫂子还不乐意,自己若能找个营生糊口,总还可以自在些。从小没爹没娘,缺吃少穿,哥嫂又没有能力关照他,从被枪逼着扛起枪,再到一次次毛遂自荐,张德才的不光彩履历越来越丰富。

有饭吃,有坏事干,这大概就是张德才从15岁到20岁的“黄金成长史”。

1948年,张德才彻底告别扛枪混迹军旅的日子,回到了前滩村。一切回到了原点,几年来,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孔破窑洞,孑然一身,还有从来就感到陌生的黄土地。

两个哥哥不忍心看着自己的亲弟弟就此陷入生活绝境,便凑了几块钱从河南信阳用花轿给他抬回一个媳妇,想以此重燃他对生活的希望。

张德才显然辜负了两位兄长的苦心,他压根儿没能看上眼前的这个外来媳妇。而且据说,这个媳妇小的时候受过野狼惊吓,脑子受到了刺激。

他实在是一个另类的农民,不想种地,懒得干活,不甘平庸和寂寞。

“也不知道他每天在哪里游荡,到吃饭的时候回家,有饭就吃一口,没饭转身就出去了。媳妇在家坐月子,连一口稀饭都喝不上。”张德才的二嫂一直也不知道那时候小叔子每天在外边是怎么混下来的。

终于在1953年7月11日的夜里,他又一次以实际行动引来全村人的刮目相看。

中午,他就借口到村妇关某家进行了实地勘察。得知关某的丈夫当晚夜不归宿,他便于夜里摸到了她家门口,没费太大力气就将门扇抬了下来,一下钻进窑里,企图和关某“搞关系”,却不小心压哭了炕上熟睡中的孩子,关某也不慌乱,对张德才说:“我先哄哄娃。”张德才放松了警惕,关某抱起孩子趁机下地一下子点着了煤油灯。

结果是,“搞关系”不成,他还被关某喊来的民兵连长扭送到了县公安局。最后,他以强奸未遂罪吃了半年的号子饭。

到他出狱时,“受过野狼刺激”的媳妇终于留下女儿另嫁他人了。因为无力抚养,张德才把女儿送给了自己的姐姐。

张德才接下来的几年比较消停,再没干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令人感到意外的是,1958年,这个投机专业户不知怎么就由一个另类农民突然进入到太原钢铁公司。

这是他回归正途的第一次人生转机。然而,伴随着他对生活美好憧憬而来的是全国肃反运动的开始。

在工厂动力处召开的肃反运动大会上,张德才最终没能掩盖自己的历史罪行。最后,当时的太原市北城区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他管制3年,发回本村执行。

正值风南公路的建设时期。这条东起平陆南沟,西至芮城风陵渡,全长120公里的公路,是正在建设中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移民配套工程之一。

张德才以被劳动管制的身份毫无选择地加入到了浩浩荡荡的筑路大军之中。大跃进、大饥荒是当时的大背景,这就意味着“不劳动,绝对没饭吃;劳动了,也不可能吃饱饭”。

饥饿面前,张德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了他的坚韧和执著。

一天中午,他和一群修路民工走到了西湾村边,又饥又乏,大家嚷嚷着坐下来休息。张德才却找村里一个熟识的老头儿讨吃的。

“现在吃食堂,领一顿吃一顿,家里哪有吃的?”接着,老头又以调侃的口气对他说:“粮食是没有,但是,猪肉倒有100多斤……”

原来,老头开春时逮回一头20多斤重的猪仔,有一天小猪跑到河滩地里再也没出来,最近,老头在滩地里发现了猪屎。

“我要逮住这头猪,给多少报酬?”张德才开始抬杠。老头说:“20斤猪肉。”

卷裤腿、挽袖子、勒紧裤腰带,张德才一下钻进了草丛中。边走边吆喝,大约过了1个小时,他兴奋地发现了目标:好嘛,还长大个了!

他撒腿就追,猪在漫无边际的滩地上疯狂逃窜,张德才在后边紧追不舍。猪是越跑越慌张,越跑越慢,他却越跑越起劲,岸上看热闹的人大喊助威,终于,在一个小土坎下,口吐白沫的猪一头栽倒在地。张德才一个饿虎扑食,将它压在了身下。

张德才不但吃到了猪肉,临行前还揣走了两条猪腿。

如果说张德才是个好人,估计了解他的人要吐唾沫;但是,如果说张德才不想好好做人,也确实有些冤枉这个坏人。

刚到修路工地干活的张德才表现是很积极的。他腿勤嘴勤,干活也勤,很快被连部任命为二排排长。在任排长期间,工地上的流动红旗曾一度一直在表现突出的张德才手中。

2009年7月29日,已经78岁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之一的赵铁成说:“当时张沟工地早晚特别冷,没人愿意上下工时还扛着一面破红旗跑,我们私下商量说,张德才爱表现,就让他当先进吧!我们就别和他争。”由此可以看出,最起码这段时间,一贯偷奸耍滑的张德才是认真的,尽管饿着肚子,尽管只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精神鼓励,尽管大家都不在意这种虚无的荣誉,但是,他在意,他在坚持着。

但不久张德才就故态复萌,他不仅偷吃民工馒头,还常常克扣民工工资。1960年1月21日,因为“没听见集合上工哨子”而睡了一下午觉的张德才,夜里被拉到连部开起了“辩论会”(批判会的另一种说法),辩论的结果是免去了他的排长职务。他的精神支撑垮塌了。

一段时间以来的积极表现被一场辩论会彻底抹杀了,心灰意冷的张德才从此开始称病旷工。这也成为他走向人生不归路的关键转折点。

旷工期间,他曾经回过前滩村,但是,只有在村里参加劳动的人才有资格吃食堂,无奈之下,他又回到了张沟工地。等待他的是又一次彻夜不眠的“辩论会”。

丧失了做人的尊严,面对着饥饿和无休止的“辩论会”,他绝望了,由绝望而产生了疯狂的想法:投毒!

在进行报复之前,他还想了却一个心愿:为女儿买一双期待已久的绣花鞋。

身无分文,他向周围的工友借遍了钱,大家也没有借给他一分钱。

据说,一开始张德才只是想对连长仝仁明和指导员下手,但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于是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动了狠心。

1960年2月2日,农历春节的下午,他带着人生的最后一点遗憾,将从工友回申娃处要来毒野鸡和狐子的红信(又名砒霜),揣在袖筒里,借口到厨房舀水,放到了工地食堂的饭锅里。

除了因过年私离工地回家的40多位民工外,坚守工地的60多位民工全部食用了这顿由红信“改善”过的年夜饭——高粱糊糊煮面条汤。

一场震惊全国、声势浩大的千里大急救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一手制造这起惊天大案的罪魁祸首张德才应该是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心理准备,而另一位随他出场的“帮凶”却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了这场灾难。

回申娃,时年25岁,前滩村人,“张德才的投毒同谋”,出生于乞丐之家,却是地主成分,众人一致评价“老实人”。

2009年7月29日下午,在张店镇西牛村,记者从86岁的回辫枝口中得知了回申娃的身世和生平表现的片段。她是回申娃的大姐。

回申娃本不姓回,8个月大时,他的生父母背着他从河南一路乞讨到前滩村,又乞讨到回家。当时回家是前滩村的有钱户,膝下两个女儿夭折后,又生了一个女儿,一直没有儿子的两口子看着孩子随生父母遭罪,便主动表示了收养意向。经过一番安抚协商,回家用40块大洋将回申娃买了下来。他也因此由贫农一下变为地主娃。

成长于地主之家的回申娃“在家很听话,在外很老实”。

申娃的“老实”并非无中生有。结婚后,因为被媳妇嫌弃,他们两年多都没有生孩子。还好,他有一手画“上山虎下山虎”的绝活儿,平时在家里画一画,然后过黄河对面的三门峡市卖,一幅画可以卖3毛钱,他将这些卖画和外出打工赚下的钱回家一并交给媳妇后,媳妇才开始对他另眼相看,正因此,他在结婚近3年后才有了孩子。

在张沟工地时,他是唯一的炮手。知情者说,一般人家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干这种危险活儿,但是,他的成分是地主,最后便决定让他去干。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申娃先天性耳背,放炮不用堵耳朵,最适合干这种活儿”。 平陆县档案馆的相关案卷资料显示,回申娃事先已经得知张德才要拿着红信去投毒,却没有说,只是在投毒当天晚上没有吃饭。正因为如此,司法部门最终才将他认定为张德才的同谋。

但有很多人认为回申娃是冤枉的,包括有些受害的民工。坚持说“回申娃冤枉”的群众认为,张德才跟回申娃说,要红信是用来毒狐子和野鸡的,并没有说是要用来害人。关于这点,相关案卷资料上显示,回申娃给张德才红信时,确实是两个人商量好要用来毒狐子和野鸡。但是,后来张德才被“辩论”后,几次对回申娃说“要拿红信毒人”,且在投毒当天还告诉回申娃“要小心点”,而回申娃又知情不报。

这在事实上已经与张德才构成了同谋。

“申娃是被张德才骗了。他看上了申娃的媳妇,为了方便接近申娃媳妇,张德才总是和申娃套近乎。平时,申娃想回家拿点馍,张德才都专门替他跑腿,红信是张德才自己从申娃家拿走的。申娃老实,平时连家都不回,怎么可能从家里拿走红信?”参照张德才平时丰富的不光彩履历来看,回辫枝的说法也不能说没有成立的可能性。

种种迹象表明,回申娃可能吃了老实亏。或许正是因为老实,他在得知张德才将要拿着自己提供的红信去毒害工友时,才采取了既不劝阻也不声张的态度,只是以“不吃晚饭”来保全自己。但是,据此说他冤枉,也很难从事实上说的过去。

时任平陆县公安局局长的燕英杰亲自提审回申娃的最初阶段,此时他并不老实,一再用“不知道”“不清楚”来搪塞审讯人员的问询。

之后,燕局长在审讯期间的碰头会上,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说:“以后提审时要以攻心为主,多讲政策、讲从宽,但不讲宽到什么程度。回申娃是贫下中农后代,这个招数要利用,让回犯以检举张德才的口气讲自己的问题。”

接下来审讯进展顺利,回申娃“老实”交代了给张德才提供红信的过程,并承认了自己对张德才投毒一事知情。

对于早就抱定“飞蛾扑火、鱼死网破”信念的张德才,领刑伏法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对回申娃来讲,从张德才将他拉上贼船,到最后和张德才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他都处在一种无知的糊涂状态,他或许从思想上压根就没有认识到自己为张德才提供红信,在法律认定上将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

据参加最后公审枪决大会的人讲,回申娃耳朵不好使,在公审大会上,法官不管说什么,他都大声地说“就是就是”,直到行刑,法警押着他们快走到枪决地点时,他才一下反应过来,突然跳起来向张德才冲去:“我得和他说说……”为时已晚,他在最后时刻的突然惊醒,已经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两名革命战士膝盖用力一磕,张回二犯立时跪倒在地。随着刑场指挥红旗的一挥,枪声响过,拍照、验尸,一切都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