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正道 程 晨 书 香

六十年前,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感召下,东南亚的爱国华侨也掀起了回国的热潮。

2009年9月12日,祖国华诞六十周年即将到来,也是东南亚华侨掀起回国热潮的五十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从华侨大学走出的一批批爱国学子,在母校也即将迈入五十周年之际,满怀感恩的情怀,自编、自导、自演了《祖国与我》的大型歌舞剧,凝聚了爱国、爱港、爱母校的无限热情,将赤子之心都凝聚在每一个跳动的音符里、每一个激情的舞步中。

此时,作为晚会赞助人之一的汪琼南校友,虽然不是歌舞剧的表演者,却在那浓浓的爱国氛围中,成为了“剧中”一个主角。

“你要是出事了,我们怎么办”

画外音: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的出行除了印度尼西亚政府承担的官方保卫外,在印度尼西亚还有数不清的华侨在义务为总理外围值勤。曾任雅加达侨团总会秘书长的汪大均先生,作为其中一名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华侨,他曾经开着车,为总理的车队在前方“扫雷”。

汪琼南女士:“那时,事后才知道的妈妈对爸爸说,‘你怎么没有考虑我们,你也不想想,万一出了事,我们可怎么办!”

在宏阔的历史舞台上,那些惊心动魄的风云事件背后,除了彪炳一时的政治人物之外,因缘际会,一定还活跃过一些起了重要作用、却不为世人所知的名字。汪琼南女士的父亲——汪大均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汪大均先生是印度尼西亚华侨中的知名侨领。他曾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协助著名作家胡愈之先生工作,在雅加达新华学校任教,参与了《生活报》的创办并任编辑。20世纪50年代末,他当选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工委并担任秘书长,为印华族群和印中友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他与华人社团许多人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进行周到细致的服务工作,在海内外传为佳话。

在亚非会议50周年的时候,CCTV等一些知名媒体访问汪大均先生时,年过90的他依然非常清晰地讲述起当时亚非会议的一些情况:

1955年4月11日,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原计划乘搭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的途中,突然爆炸,机上7位中国政府代表团人员全部遇难,这给尚未召开的万隆会议带来了极大的震惊。出于对中国政府代表团安全的考虑,印度尼西亚华侨组成了“印度尼西亚华侨支持祖国亲人委员会”,专门组织、安排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起居、饮食、外围保卫等项事宜。

保护总理一行的重要任务,就落在了在广大爱国华侨的肩上。以《生活报》、《南洋画报》两重记者的身份,汪大均先生义不容辞,参加到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行动中来。总理的出行成为了他们护卫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当时的印度尼西亚还没有高速公路,从雅加达通往会议所在地的万隆必须经过唯一的一条山路,若有敌对分子在山路上放上一颗定时炸弹或者埋上一颗地雷,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在总理的车队通过前,汪大均先生等身先士卒,开着自己的私家车行进在车队的最前面,为总理的车队“扫雷”。

汪琼南女士的母亲事后才知道这件事,回想起来还是一阵后怕:“我们家有4个孩子,老大不到12岁,老四还不到3岁,他也不想想,万一出了事,我们可怎么办!”当汪琼南女士在投入到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中的时候,也明白到父亲当时的心情,为了总理的安全,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其它的一切,父亲都是不考虑的,父亲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为屏障来保护总理的安全。

“父亲总是这样,他这一辈子都是在默默地服务社会,不求名,不求利,从来没有想过社会将会回报给他什么。”对于自己的父亲,汪琼南女士一直很尊敬,父亲的优秀品质和强烈的爱国情感一直深深地影响并激励着她。

“海外的孤儿有了娘”

画外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印度尼西亚掀起排华浪潮,出现许多被逼迁的“难侨”,这个时候祖国派了专门的船只和人员来接他们回去。

汪琼南女士:“为什么叫海外孤儿有了娘?在我们受欺负的时候,祖国母亲保护我们来了!”

汪琼南女士在印度尼西亚出生,之前一直在新华学校念书。在新华学校,汪琼南女士从幼稚园开始一直念到初中,在这所爱国学校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由于没有高中,汪琼南女士转到中华中学(即华中)。当念到高二的时候,印度尼西亚掀起了排华的浪潮,他们盲目地排斥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强迫他们离开侨居了多年甚至一辈子的县镇。其实一直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汪琼南女士对祖国是非常向往的,一直想回国去,但是多数人都是高中毕业才回去。这个时候,在印度尼西亚政局的影响下,出现的“难侨”越来越多,在印度尼西亚排华的形势下,国家也迅速做出反应,派遣了专门的船只和人员,来接这些受逼迁的海外同胞回到自己的祖国。

作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秘书长,汪琼南女士的父亲汪大均先生再一次挺身而出,投入到反排华和对“难侨”的接待和安置工作中。当时汪琼南女士的母亲杨秀莲女士是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中华妇女协会主席,也全身心地投入到迁侨工作中。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力量——学校、社团,甚至医生,都动员起来,无偿地为他们提供食宿,提供医疗条件。那时,汪琼南女士就读的学校华中就接待了非常多的难侨,来的有老人、孕妇、小孩、病人。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汪琼南女士说:“为什么叫海外孤儿有了娘?在我们受欺负的时候,祖国母亲保护我们来了!”1960年,汪琼南女士也随着回国的浪潮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前夕,汪琼南女士的父亲对她说:“你先回去,祖母病了,你先去探望,爸爸妈妈随后就回来,树高万丈,总是要落叶归根的。”那个时候,汪大均先生的事业已经相当红火,但是为了迁侨工作,全部都放弃了。汪琼南女士问父亲:“您还有什么要交代?”他说:“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没有错。”

16岁那年,带着父亲的希望,汪琼南女士到北京念书,先去了福建,看望祖母,然后到了北京的华侨补校并考上了高三。父亲让她到北京念书有两个考虑:首先,放心不下第一次离家的孩子,而北京华侨补校教务长是原巴中的教导主任李易洪先生,是汪琼南女士的干爸爸;其次,父亲希望她在北京上大学,学习原子物理学。为什么呢?原来,这也有个故事:

“当时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撼了全世界。我爸说,我希望更多的年青人都去往这方面发展,为国争光,因此他希望我能念这个。‘我父亲就是这样,非常爱国,任何选择都会以对国家的发展利益为重。”

带着父亲的教诲,汪琼南女士在华侨补校踏实地学习。到九月份的时候,学校开始动员,因为华侨大学要从北京、集美、广州三大补习学校抽调高三的同学,去念华侨大学预科。当时汪琼南女士作为班干部,响应了学校的号召。

第二年,临近高考时。华大可供选择的只有三个系:中文、数学、化学。这和父亲期望的原子物理学相距甚远。出于对父亲的尊敬,她又问父亲。父亲说:“你去念化学系吧,学化学可接触化学纤维,我们中国有7亿人(当时人口数),你争取为7亿人民的穿衣问题做点贡献吧。”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华侨学生一般都有重理轻文的思想,中文系较少人报考。这个时候组织上就动员一批学生报考中文系,汪琼南女士是其中之一。她怔了半天,当时既不可能电话,也来不及写信询问远在印度尼西亚的父亲,这可怎么办?

一直以来,学校的教育就是大家首先考虑国家的需要,不能强调个人,要顾全大局。在家里,父母亲也是这样教育汪琼南女士。于是,她决定听从组织动员报考中文。考完试,暑假里她去书店买的书全部也是关于中文的。到发榜的时候,没想到,自己居然在化学系的录取名单之中,学校还是尊重了学生自己的意愿。

“那个年代,就是这么有意思。”一切都是在一种浓烈的爱国情感中,就像汪琼南女士的父亲,安排女儿的学习,也是以考虑国家人民的需要为先。

“人生有几个19年”

画外音:转眼之间,汪琼南女士已经在国内生活了19年。汪大均先生年事渐高,在写给女儿的信中,充满了强烈的思念之情。

他在信中说:“南,亲爱的孩子,多想见见我亲爱的孩子。19年了,人生有几个19年……”

汪大均先生是印度尼西亚知名侨领,因为热心爱国事业,在汪琼南女士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曾经因爱国而被当时执政的偏右印度尼西亚政权拘捕。

当时汪琼南女士还小,去探监时,双方隔着铁门,向几十米外的亲人喊话。她记得当时爸爸喊着话道:“不要担心,我很好,你们看我都胖了。”在汪琼南女士的心目中,父亲的形象是那么地高大。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在不久之后,汪大均先生等一批侨领均被无罪释放。但是在苏哈托政权政变上台之时,他又一次因之被捕入狱。再一次从牢里出来后,印度尼西亚有关人员对汪大均先生的监控更为严密,尤其对来自中国的信件都要盘查才予放行。

尽管如此,汪大均先生不可能不坚持与在国内的女儿通书信,尽管每次去邮政局拿信的时候,都要当面拆开,阅读给检查的人听。后来,他嘱咐孩子将信寄到在香港的一位侨领处,转贴香港邮票,就免了这些麻烦。父女的深情是不可能被割断的,他深爱着自己的孩子,汪琼南女士在回国后,往往是在生日前两三个礼拜,就会收到父母亲从印度尼西亚写来的信,预祝她生日快乐。父母亲来自远方的祝福让她觉得非常温暖。

然而,1979年在她回国19年的时候,父亲的一封信,却打破了她平静的心境。信中的话语让汪琼南女士至今记忆犹新:“南,亲爱的孩子,多想见见我亲爱的孩子。19年了,人生有几个19年……”

收到父亲的信后,汪琼南女士心里很不好受,父女之间想见上一面,在当时来说,并不像现在这么好办。“文化大革命”思潮的余波,让她有许多的担心,倘若真批准去探亲了,回来后会不会被怀疑是特务呢?加上她回国后,有过一段被冤而受审查的经历,让她心有余悸。

“我不能这么自私,无非是怕自己再受到可能的审查,难道就这么狠心,不去满足双亲的这一点深切和朴实的心情吗?是啊,爸爸说得对,人生有几个19年呢!我爸妈当时六七十岁了,他们的思念是正常而珍贵的。后来,我才知道,每年过年的团圆饭,爸爸妈妈一定留了我的位子,以示一家子还是团聚的。”父母对子女的爱心,就是这么细腻和始终不渝,汪琼南女士感慨地说。

当时,汪琼南女士已经通过调令,即将被调往华侨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她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在高等学府,学习和深造条件很好,有利于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但此时此刻,她终于做出决定,先去香港探亲。

到香港后,弟弟妹妹先来了,父母因为是无国籍(两国断交期间的特殊产物),出国手续繁琐,故来得较慢。一见面,兄弟姐妹之间相拥而泣,一时间百感交集。汪琼南女士兴奋地跟自己的弟弟妹妹介绍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聊着聊着,弟弟妹妹听出了姐姐的感情,不解地问:“你还想回去呀?”汪琼南女士肯定地回答:“是啊,我是请假来探亲的。”妹妹当即就哭了:“你知不知道,妈妈为了你能否在香港居留,担心思虑过多,病了,瘦了多少公斤。”

汪琼南女士吓了一跳,母亲的感情,她又何尝不理解,她自己也已经是一位母亲,孩子在她心目中的位置是那么的重要。这个时候,弟弟说:“姐姐,你已经把19年献给了祖国,可不可以留19年给我们的家庭?”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汪琼南女士的心。她想:自己是不是又太自私了?

初到香港,汪琼南女士太不适应新生活环境,一直想再回去,思想不稳定。那个时候,有一个幼儿园的老同学对她说:“我父母亲走了,我想孝敬父母都没有机会。你现在有机会还不珍惜,今后你会后悔的,会有作孽感。不要再犹豫了,顺父母的心愿孝顺你的父母。”这些话再一次地震动着汪琼南女士的心。

是啊,人生有几个19年呢?汪琼南女士终于决定留在香港孝顺父母,尽前19年没尽的孝道,作为对亲爱的双亲的心灵补偿……

“你想做生意,

你懂得请人吃饭吗?”

画外音:留在香港后,汪琼南女士加入《镜报》月刊,但当时《镜报》的经营甚是辛苦。后来,许东亮先生的长女、她的好朋友邀她一起去做生意。当时已经任经理的她,为公司的资金周转深感头痛,想想,若做生意能赚点钱支持《镜报》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呀。她心动了。

可当时侨办的一位熟悉的领导跟她讲:“你要做生意,你懂得怎样请人吃饭吗?”(他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汪琼南女士并不太擅长交际,他直觉地感到,她应该不太适应商场的应酬和商务活动)

留在香港后,在父亲和徐四民先生的安排下,汪琼南女士加入《镜报》工作。《镜报》月刊是前香港中国新闻社社长王纪元先生、爱国华侨徐四民先生等人所创办,反映爱国华侨心声的政论性月刊。创办初期,得到了印度尼西亚华人的热情赞助。

汪琼南女士开始重新学习,学习适应香港的生活环境,学习与过去在工厂技术工作相距甚远的文化工作。

当时的香港,有人说是“文化的沙漠”,在九七回归前,在香港办这么一个爱国的政论性刊物,可以想象那是更加地不容易。后来,她担任了经理,为了减少对社会赞助的依赖,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发动同仁在本职工作之余,广拉广告增收,公司乐见其成并予以奖励,促进了广告的收入。在开源节流之余,她也发动同仁采取措施,稳定和扩大资源,与作者群多交流,建立感情并尽力进行版面美化等,更在徐四民董事长的带领和推动下,争取开拓进口国内市场的渠道。她的努力,得到了以徐四民先生为首的董事会的支持和肯定,她也被推任为董事。在《镜报》,她找到了留居香港的寄托,也开始热爱文化工作。

然而,由于“大气候”的顽固,大家的努力,仍无法从根本上融化资金紧张的坚冰。她为此深感烦恼。

就在这个时候,汪琼南女士的好友,许东亮先生的女儿邀她一起去做生意。对做生意一窍不通的她,即时的直觉是:若做生意能赚点钱支持《镜报》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呀!当时的她,心确实是放在《镜报》上,就是这样单纯,压根儿没想去赚大钱发大财。

可“做生意”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心里可真是一点数都没有。一位熟悉的侨办领导对她说:“你要做生意,你懂得怎样请人吃饭吗?”他直觉地感到她不一定适应商场的应酬、人际和商务活动。确实,做生意又谈何容易。

然而,路既然选定,再难也要走下去。不懂、不会就多问、多学,勤奋努力,以勤补拙,也有希望达到胜利的彼岸。公司取名“达力勤”,源自英文的“勤奋”而来,目标明确:加倍的努力和勤奋去争取硕果。

多年来,汪琼南女士以努力和诚信,获得了商业伙伴的信任和支持,在大家的帮助下,她的生意在香港、内地、台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一定的网络,涉及贸易、化工、机械等行业。今天,她所主持的达力勤贸易公司、圣丰化学(香港、河南、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印度尼西亚富辉有限公司等机构,在业界都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有句话叫做“无奸不成商”,汪琼南女士觉得这句话并不全面,似有修改的必要。她说在她所熟悉的长辈,包括父亲,还有许多的同窗和校友中,他们当中大都靠诚信而非靠“奸”致事业有成。她认为从商和做人一样,首要的是“诚信”两个字。诚信可谓我们的无价之宝,诚信又可为我们争取广大的客户群,诚信还能为我们开拓商机,诚信更为我们广开由商至友的社会网络。

现在,汪琼南女士的两个孩子都令她十分欣慰,公司都交由大儿子在打理,小女儿以前在《明报》当记者,现在刚刚从伦敦读完硕士回来。

现在的汪琼南女士,在事业有成的时候,除了将自己的产品在国外打响,为国人争光外,就想好好地孝顺居住印度尼西亚的92岁高龄的母亲,尽一个做女儿的责任。而她更深层的愿望,却是希望能够将父母亲的优良品质传承下去,让爱国的种子一代一代薪火相传!

【人物简介】

汪琼南女士,达力勤贸易公司、圣丰化学(香港、河南、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印度尼西亚富雅有限公司、印度尼西亚富辉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华侨大学董事会董事,华侨大学香港校友会监事长,雅加达新华校友会辅导委员会秘书长。作为归国华侨,始终不遗余力地实践着“爱国、爱港”的宗旨,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香港顺利回归以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支持特区政府工作、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