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下面的故事，是真实的经历，不是编小说。

40多年前。我所在的贵州小县城凯里周围。迁来十几个隶属于第四机械部083系统的“中央厂矿”，它们好像雨天后林子里的蘑菇一样，散布在四周的山旮角里。接着，在每周例行的“赶场”时，原本熙熙攘攘总是晃动着靛蓝土布衣、苗家百褶裙的街市，突然也从四面八方涌进好多劳动布工装。他们不太讲价的采购，崭新的一色穿着，和掺杂着地方方音的普通话。让这个小镇，变得有些异样。发生了关于外来人和本地人故事背后，还有关于文明和落后的理解，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间乡土认同的差异等等。

一

我和我当年最好的朋友刘元、惠伦，既不是凯老街或州委子弟一类本地人，也不是上世纪60年代三线内迁时来的外地人。我们三家都来自北京，却是在60年代初从各部下放来的。刘元、惠伦家是冶金部的，刘元的父亲在州委党校当教员，因为他有文化，算是读书人。惠伦的父亲在县机关，那时他还年轻。记得是我们那里有名的篮球好手，放在现在。算是县城里的迈克尔·乔丹，后来还当过县篮球队的教练，但当时他的正经工作，好像是县政府的一个小科员。我家则来自外贸部父亲虽然出身大学的外贸专业，又曾经在南京军政大学当过教员，但自打一参加革命工作起，就因为好乱发言的脾气。始终在被“戴帽”和下放的边缘摇摇晃晃，虽然混过了好几次风浪，但终于在1960年最困难的年头。被驱离外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