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芳

废书学剑走羊城，只为黎元苦匪兵。

斩伐相争廿四史，岂无白刃可亡秦!

这是革命先烈周逸群1924年8月由上海赴广州前夕，寄赠先期到达广州黄埔军校，并担任军校办公厅特别官佐的留日好友、《贵州青年》旬刊同仁李侠公的一首诗，以表达其投笔从戎的革命志向和抱负。

周逸群(1898—1931年)，原名周立凤，笔名逸群、黔铁，曾化名易容、一穹、左应龙，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六军、红二军团的创建人。周逸群1898年7月23日出生于贵州铜仁县城关镇的一个富裕家庭。幼年时父母相继辞世，由族叔周自炳抚育成人。1905年进入周自炳等人创办的铜仁城南小学读书，1913年考入省城贵阳南明学校中学部学习。1917年毕业后回乡担任铜仁教育会会计，1919年3月东渡日本进入东亚预备学校补习日文，1921年5月考入东京庆应大学经济学部。

李侠公(1899—1994年)，曾化名李少农，俄文名“莫洛索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翻译家、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侠公1899年农历腊月初二日出生于贵阳北乡下堰寨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李农卿以岁员纳捐教谕，做过几年的贵州省视学和台拱厅知事，是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幼随其父读书习字，后考入省城贵阳的一所名牌学校一一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9年考取官费生选送日本留学，负籍东瀛，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与同在日本东京留学的周逸群结识，并结为挚友。

东瀛中华学子

辛亥革命前后，一批黔籍有识之士由日本留学回国，在贵阳从事教育活动，如吴绪华、田君亮回国担任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贵阳南明学校校长、教员，向学生传播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周逸群、李侠公等一批血气方刚的中学生受其影响，纷纷踏上东瀛求学之路。

1922年暑假中，周逸群由日本回家乡铜仁，途经贵阳，并在上海订阅许多书刊杂志，约定寄往东京。阅读《向导》、《中国青年》杂志，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周逸群回到东京，情绪忧郁、激愤地向李侠公讲述了回乡的所见所闻：“……贵州就成了一个白昼阴森，午夜‘繁华的鬼世界”，“贵州如此，全中国不都一样吗?”1923年春，周逸群告诉李侠公说：“我决定回国了。家乡如此，国家如此!过着这样读死书的留学生活。实在耐不下去了”，“你们学校比我们短少一年，现在已是你毕业的时间了。怎么样?等着你毕业后。我们一起回国吧!”李侠公问：“当新闻记者的事有门路了吗?”周逸群答：“回国去闯”。1923年10月，李侠公同周逸群一道乘上归国的轮船。

《贵州青年》同仁

周逸群与李侠公回到上海“定居”下来。开始去“闯”新闻记者的门路。十里洋场上海滩，没有“大人先生”作引进，自然以失败而告终。失败而不失望。他们于是相商：“我们自己来办报吧!”，“办不起大报，办个以贵州为对象的小报吧!贵州是一国的缩影，说贵州很自然地会谈到全中国嘛。”，“我们应该面对青年，就取名《贵州青年》吧!”他俩分头行动。邀约赞助人和撰稿人。周逸群收到叔父周自炳汇来的500元钱，以此作为报馆的开办经费。同时，得到了黔人鲁纯仁、张伯符、李仲公的赞助。周逸群、李侠公共同起草了《贵州青年社发行旬刊之宣言》，发表于《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贵州青年》旬刊社设在上海法租界哈同路民厚南里910号，从采访搜集素材到拟稿，从审稿、编排到校对等工作，都是他们亲自动手干。《贵州青年》旬刊第一期，周逸群以“黔铁”笔名撰写《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以逸群署名撰写《黔军变成吴佩孚的……》，李侠公撰写《贵州男性青年学生的生活态度之分析及今后应认识之人生观》和《光明之言》，鲁纯仁撰写《我们的运动》。1924年5月23日，《贵州青年》旬刊在上海出版发行，旬刊版面采用活页折叠式，方便邮寄携带。

《贵州青年》旬刊创刊后，在北平读书的贵州榕江青年胡秉铎、贵阳青年宋述樵也应周逸群之邀约赴上海，参加《贵州青年》旬刊的编辑工作。《贵州青年》发刊后，得到了共青团中央负责人、《中国青年》主编肖楚女的热情支持，肖在《中国青年》第36期上撰文称赞以“黔铁”笔名发表的《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这是一个何等周到的政治见解，何等远虑的革命态度”，增强了周逸群、李侠公办好《贵州青年》的信心。

受到《中国青年》主编肖楚女的鼓励后，周逸群、李侠公联名致信肖楚女，表达他们见面求教的心愿。求见信发出十来天后，肖楚女亲自登门《贵州青年》旬刊社看望周逸群、李侠公，并与他们进行亲切的交谈，除了积极的鼓励外，还对《贵州青年》的一些缺点提出坦率而含蓄的批评意见。原来他们以为肖楚女是位才华横溢的女编辑、女作家，见面才知道是位高大魁伟的男同志，李侠公欣喜之余，写了一首诗赠肖楚女：“原来楚女非巾帼，忧国忧民慈母心。诛伐魑魅如椽笔，九州风雨一奇人。”从此，他们在与肖楚女、恽代英的接触交往中，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并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贵州青年》特别关注广州的革命动态，积极响应革命风潮。在上海，周逸群与汪精卫等人结识，但拒绝汪介绍他们加入国民党的要求。一天，周逸群、李侠公忽然接到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的来函，对《贵州青年》发表的文章表示倾慕之外，特别提出邀请周、李去黄埔军校工作。周逸群因编辑事务一时走不开，李侠公先期赶赴黄埔，担任军校办公厅特别官佐。临行前，周逸群曾对李侠公说：“我要去黄埔么，那就不是去当官而是去当兵。”表示他投笔从戎的志向及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

黄埔军校战友

周逸群结束《贵州青年》旬刊的工作后，1924年8月由上海赶赴广州。在黄埔军校与李侠公汇合。9月，周逸群破格补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队学习。此时，《贵州青年》旬刊同仁胡秉铎、鲁纯仁、宋述樵、李仲公、侠公兄弟先后汇聚到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周逸群、李侠公、胡秉铎、鲁纯仁等人在黄埔军校工作、学习。

1924年10月，经鲁易和吴明(陈公培)介绍，周逸群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担任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委员、宣传干事。在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经周逸群、鲁易介绍，李侠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创建工

作，担任《中国军人》编辑。1925年2月1日。在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周逸群被推定为联合会主席、《中国军人》杂志主编。

在黄埔军校，李侠公、周逸群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并寄去几期《贵州青年》。一周后，中山先生在“河南士敏土厂”大元帅府召见了他们。向他们讲解创办黄埔军校的道理和断然改组国民党的原由，对《贵州青年》给予高度的评价。临别，孙中山握着他们的手说：“你们青年娃娃，不要以为我是大元帅，你们的前途更加远大，希望寄托在你们青年身上。在你们身上!”

东征战役时期，李侠公、周逸群随黄埔党军参加讨伐陈炯明诸战役，李侠公担任东征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政治部主任驻防汕头，而周逸群受党的指派专职做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工作。由于军校政治部的一位机要秘书不慎丢失李侠公写给“君伟”(军委)的一份党内秘密报告落入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分子手里，他们一面跑到汕头找李侠公寻衅闹事，一面将李侠公遗失的党内秘密报告拿到《民国日报》上发表，攻击李侠公视国民党人“非同志”，并“暗中”工作，“借机宣传”共产主义，并向蒋介石告状。李侠公接受中共两广区委的建议，向蒋介石提出辞呈，随周恩来离开汕头回广州，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技术书记，成为一名公开的共产党员。

1926年3月12日，为加强西南湘滇黔桂军人的团结和统战工作，根据中共两广区委的部署。在广州大佛寺召开“西南革命同志会”成立大会。周逸群、李侠公作为大会主持人，对成立大会进行周密的安排，邀请何应钦、朱培德等军事将领参加大会，何应钦、朱培德借故离开会场后，发生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王惠生枪击大会主持人事件，幸得毛景周等国民党左派群众的保护而安然无恙。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周逸群到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担任中校宣传科长。李侠公到第三军(滇军)军官学校担任政治教官。

1926年9月，中共两广区委调周逸群担任北伐军左翼宣传大队长，奔赴北伐前线，留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贺龙)政治部主任，李侠公调回中共两广区委军委工作。随后又由中共中央派赴苏联学习，结束了他俩一起生活和工作的难忘历史，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断交，他们中断了通信。

周逸群、李侠公分别后，周逸群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贺龙)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成为贺龙军长的入党介绍人，与贺龙一道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六军及红二军团，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1931年5月中旬途经岳阳贾家凉亭时遇敌不幸牺牲。1927年2月，李侠公到达苏联，先后进入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担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宣传部长，1930年回国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抗日战争时期，李侠公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少将设计委员、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陆军大学中将政治部主任等职，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翻译出版《政治经济学史》(第1卷)，成为马克思主义翻译家、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建国后担任政务院参事、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民政厅长等职务。

责任编辑：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