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　父

王闿运心里的疙瘩是在天津郁结的。他是从天津回乡途中经过苏州，而这次天津之行，完全不是自己预想的结果，可以说碰了个不大不小的软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黄彭年在光绪八年荐举外放后，莲池书院山长一时暂缺，据王树柑说，他与吴汝纶“共荐张廉卿先生裕钊来主此席”，张裕钊和吴汝纶都是桐城派的主将。

光绪十五年初。在知道张裕钊辞去莲池书院山长一职后，王闿运带领子女仆人二十人，浩浩荡荡从湖南北上天津。我猜想，王闿运内心一定认为。以他和李鸿章的交情，谋莲池书院山长之席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否则不会几乎举家北迁。

这时。莲池书院经黄彭年、张裕钊的潜心经营，已处于鼎盛时期。而王闿运却正处在一个低谷状态下，用他自己的话说：“闿运去年顿营两宅，遂至负债三千，若流家乡，无词搪塞”。王闿运只当过教书匠，虽然名气很大，不时有当官的朋友馈赠，收入仍不可能如当官的丰厚，又大兴土木，营建“湘绮楼”，于是只好举债，也是事实。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理由，如果只是为了逃债，何至于大队人马跋涉千里?

在他给朋友的信中，一语道破天机：“缘途逗留，行过一月，吴挚甫先已篡立矣。”吴挚甫即吴汝纶。王在写给瞿鸿禨的信中也说：“闿运来此稍迟，已无坐处”。原来，王闿运瞄准的就是莲池书院。

岂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吴汝纶从李鸿章最久，鸿章督畿辅十余年，前数年疏奏多属薛福成起草，后则汝纶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