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勤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在一片失望声中落下了帷幕。这次会议参会政要之多，时间之长、议程之密集实为罕见。开幕当天，美国电视台Star World的合家欢节目播出了一个智力有奖问答的节目，主持人问一位中年妇女：“请问哥本哈根是欧洲哪个国家的首都？”这位妇女思考良久，列举了十多个她所知道的欧洲主要国家的名称，最后说哥本哈根是“瑞典首都”。

尽管花絮不能过度地被解读，但这应当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气候问题？这个问题对世界、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政治家、企业家和普通民众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哥本哈根会议宣告一场世界气候战争已拉开序幕。从表面上看，这次战争是全球一致对外，但实际上地球人却分裂成两大阵营：西方工业大国是进攻方，而广大欠发达及不发达国家是防守方——尽管双方都处在同一条战壕。

这场战争结果极难预料，因为从提出到参战，各方似乎就处于一个极不对称的地位。笔者认为，这种不对称包含如下三个方面，它们的解决与否，将决定这场“气候战争”的走向。

第一，责任不对称。西方诸国故意忽略西方几百年来工业化过程给气候造成的影响，而只关注近几十年新兴国家的经济活动。这样推卸责任实属别有用心。

第二，义务不对称。由于责任错位，西方国家就想当然地要求让发展中国家承担主要的减排任务。所谓减排，就是让发展中国家关停并转许多已建、在建的大型项目。而这些项目正是许多国家解决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

第三，后果不对称。参战方都必须是赢家，不能有任何一方是失败者。如果在战争进行中，穷国更穷，而富国的天空更蓝，那么这场战争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就将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新的研究课题。

中国的古代大禹治水、淮河的百年泛滥、云贵川江河断流改道等等的记载，以及神话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的故事似乎都表明气候问题并非是近代人类所遇到的新问题，而是自古就有之。中国科学家应有能力对世界气候变化做出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见解和贡献。

穷国要想在这场战争中赢得胜利，必须团结一致，向富国提出下列要求：首先，要求富国放松技术管制。穷国应要求与民用、民生相关的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不能永远有效，应制定新的国际标准：如技术专利、知识产权的收费权最长不能超过50年。这样，某些产业和专有技术就不能再成某些集团永不枯竭的财源。

其次，市场要放开。对穷国和富国都一样，凡涉及气候变化的工艺、设备与设计理念都相互开放。对穷国而言，可持续发展是关乎存亡的大事，而这种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国际间相互依存的环境。

最后一点是，穷国要有自己对形势的正确判断能力。气候问题从提出，到研究，以及寻找解决方案，似乎都是富国一家之言。我们有理由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科学家们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以便对因本企业的经济活动对气候变化产生哪些影响给公众、给社会一个清晰的解释。这对做出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科学决策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发展政策与规划不应当根据外国机构的报告来制定。

对人类生存环境而言，气候变化固然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地球地质结构变化对气候、对人类所造成的更深层次、更大和更隐蔽的伤害。这是一场三维立体的战争，应当有充足的准备。▲（作者是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