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　远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7年)，发生了一件清朝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自封疆大吏到州县官员，被判处死刑的高达一百多人，其中50多名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轰动朝野的甘肃全省官员谎报灾赈，贪污捐监粮的大案。贪污之风肆虐于穷乡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就是乾隆皇帝曾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禀望。王禀望，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调任甘肃布政使，受命专门办理收捐监粮。甘肃地脊民贫，是全国最穷的省分，每年中央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购买粮食，以抚恤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救济新疆之需。为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1780年)清政府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纳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缺粮之急。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甘肃省内外商民赴甘买来监生头衔后，并不要求千里迢迢进京人国子监读书肆业，但他们已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也可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因此，捐监一途是当时富裕商民子弟入仕的捷径。加之甘肃开捐定价较低，每名只需麦豆四五十石，外省商民更是趋之若骛。不料，行之数年，诸弊丛生。大抵是经手的地方官借机贪污，挪用捐监粮，甚至干脆折收银两，更便于中饱私囊。清政府只好下令中止甘肃收捐。停捐之后，户部仍旧每年拨银一百数十万两解至甘肃采买粮食，而甘肃大小官员仍为缺粮叫苦不迭，所以当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锦奏请恢复捐监旧例时，经户部遵旨会议以为可行，乾隆皇帝也就很快允准了。鉴于以往积弊多端，乾隆皇帝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禀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王禀望上任伊始，便向乾隆皇帝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而暗地里，他却和总督勒尔锦狼狈为奸，下令全省收捐各州县捐监无须交纳粮食，而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王禀望和兰州知府蒋全迪那里。这样一来，白银虽滚滚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仓储空空如也，又将如何交待?王直望自有妙计，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秘密核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下令各州县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王禀望如此胆大妄为，也无不群起效尤。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浮开赈银6万余两，纳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陈常，在三年任内共办监生执照四千余张，每名多收银10两，共贪污银两4万有余。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到四十六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无人不贪，人己赃银白数百上千两至九万两等。这些州县官还要用赃银去结络上司，如上面提到的知县何汝南，前后就送王直望银1万8千余两，“馈送”蒋全迪6千余两，总督勒尔锦交他办买物件，又花去银6千余两。有个叫麦桓的广东人就更干得荒唐离奇，他被分发到甘肃待补知县之缺，当时正赶上各州县报办夏灾，为急于补上县官好趁灾大捞油水，就托人向蒋全迪疏通，最后达成交易，麦桓送王禀望、蒋全迪各8千两银。无奈麦手中无钱，只好应允捏灾冒销得银后，如数奉送。这样，蒋全迪保举他升补靖云知县，麦桓则风风火火赶到任所大办其“捐监赈灾”，以筹措银两还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甘肃通省上下官员串通一气，上下相蒙，竟然长期作弊而未被发觉。王直望还因收捐监生著有实效，省去每年部援白银一百数十万两的烦费，且“弊绝风清，仓储充裕”，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抽调浙江巡抚，拥厚资而去。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更是如法炮制，又花样翻新，统一规定报捐时，各州县每名折收白银55两，除办公费4两外，再加2两所谓“心红纸张费”。总计王直望、王廷赞先后主持甘肃捐监六年间，每年报捐人数约在4万上下。所以乾隆皇帝后来说“历年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并没有夸张。若以每名55两计，共折收捐监银两在1300万两以上。这笔巨款中，确实有一小部分采买粮食以为赈灾之用，但大部分则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甘肃全省大大小小官员的腰包，其数目不会少于白银1000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王禀望为首的贪污集团如此庞大，贪赃手段又如此明显，势难掩尽天下耳目。巡抚闵鹗元的弟弟闵鹤元在甘肃做知县，自然是贪污集团的成员，而且陷得很深。闵鹗元略有风闻，曾去信告诫，令其收敛。封疆大吏中有亲族在甘肃做官的，当然不是闵鹤元一人，而京中户部大老爷们不断收到王禀望之流的丰厚馈礼，也不会全无所知。但内外大臣都无视乾隆皇帝的圣旨，竟无一人挺身举发，据事后乾隆皇帝所说，他对此事也“早有风闻”，“迟回未发者6--三年矣”。如果他说的是实话，王直望贪污败露前二三年，已是包括皇帝在内的朝野人尽皆知的几乎公开的秘密了。皇帝尚且姑息包容，也无怪闵鹗元之辈庇护兄弟了。不过，平心而论，当时局外人恐怕谁也不很深悉王禀望贪污集团耸人听闻的内幕。乾隆四十六年夏，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王申领兵开进甘肃平定回民反清起事，先后奏报人境即遇连阴密雨，乾隆始疑云大起，感到此前甘省连年报旱有诈，数以百万石的“捐监粮”去向必须深究。联系不久前王直望情愿捐银50万两(此数相当浙江巡抚每年养廉银的50倍)资助浙江海塘工程一事，乾隆皇帝判定王禀望巨额家资必与贪污甘省捐监粮有关。于是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此事，在谕旨中他称阿桂和李侍尧为朝中和外省“最能办事之人”，要求他们“根究到底，务令水落石出”。阿桂和李侍尧果然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他们选定现任甘肃按察使福宁为突破口，使他和盘托出了自王禀望以来通省官员如何玩法营私、冒赈贪赃的内情。尽管勒尔锦、王廷赞以及王直望分别在北京和浙江狡赖不吐实情，但到这年七月间，乾隆帝已有充足证据对这个贪污集团的首犯作出判决：王禀望处斩，立即执行，他的儿子王裘等人夺官遣发伊犁，另几个不满12岁的幼子则暂时监禁刑部大狱，待年满12岁时陆续发遣；勒尔锦原来就因平定回民起事不力问成死罪监禁在狱，这次贪污事发，“从宽赐令自尽”；王廷赞绞刑，本年秋审时处决。至于对其他大小墨吏，阿桂、李侍尧也根据《大清律例》中“监守自盗一千两以上斩监候”的律文，拟定皋兰县知县程栋等66员斩刑，待秋审处决。此时业以临近秋审，乾隆帝自称不忍看到如此之多的犯官“骄首就戮”，特命凡贪污2万两以上者立斩，贪污1万两以上、2万两以下者，斩监候，赶入本年秋审处决，1万两以下者亦问斩候，待来年秋审请旨办理。经过此番宽大办理，程栋等22名贪污2万两以上的官员于

九月份被砍头，而兰州知府蒋全迪先已伏法。然而，这起贪污大案到此并未了结，随着案情的深入，又陆续发现了亏空库银等新的罪行，所以到这一年年底时，陕甘总督李侍尧又陆续拟定数十名贪官应斩，兰州省城监狱由于羁押这么多特殊身分罪犯已人满为患，乾隆帝只好下令将已问成死罪的74人分批解往北京。这74人中大部分由于皇帝的恩典，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所以到第二年办理秋审时只有少数被处决。总计此案陆续正法处决的前后共有56犯，免死发遣者46犯，其他判处徒刑、流刑，以及革职的更不烦细说了。尽管乾隆皇帝一宽再宽，但办理一件贪污案而杀掉56名官员，其中包括一、二品大员3人，这在清朝建国140余年以来确实是空前的。所以乾隆帝一再慨叹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法网恢恢偏漏吞舟之鱼王禀望贪污案的真相刚刚暴露，乾隆皇帝便立刻觉察出，酿成这起空前巨案的元凶并不是王直望，而是不久前故去的前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于敏中，江苏金坛人。乾隆三年(1738年)这位年仅24岁的江南才子便蟾宫折桂，考中状元。此后的40年间，更以他非人所能及的敏捷之才，日益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和宠眷，他在朝廷中的地位也随之扶摇直上，历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大学士等要职，到乾隆三十九年，由于傅恒、尹继善、刘统勋等老臣相继谢世，乾隆皇帝着力培养的勋戚福隆安还年轻未经历练，于敏中遂以大学士兼任首席军机大臣，仍管户部事务。清制，大学士须兼军机大臣方为真宰相，而于敏中当时虽无宰相、首辅之名，却是朝野尽知的京中第一权臣。这一年，甘肃恢复捐监旧例，而此后的四五年间正当于敏中弄权之日，也恰恰是王禀望贪污集团肆无忌惮，侵蚀国架之时。如果说于敏中能廉直自持，甘肃贪污大案自然不能怀疑与他有什么瓜葛，更不能追究他的什么罪责，然而，于敏中的品行却实在大成问题。年轻的于敏中步入政府中枢部门的时候，当时官场注重清正廉洁，风气很好。那是乾隆皇帝当政的前二三十年，大概称得上乾隆朝乃至整个清王朝的黄金时代。主持权柄的军机大臣，都以与外省军政大员交结为戒。张廷玉虽接受督抚们的馈礼，不过一旦价值超过银百两辄坚拒不纳。访亲为人苛刻，门庭阅然，可张网罗雀。傅恒平易近人，但封疆大吏无人往其私寓拜访。至于在军机处办事的军机章京们，偶尔得到一件价值30两白银的礼物，就会喜不自胜，以为生平未尝见过如此重馈。可惜这种风气到乾隆中期以后为之一变，而转变的枢纽人物，据说就是于敏中。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十二月于敏中病故，丧事备极哀荣，但很快就大故迭起，使他四十年功名一落千丈。第一次打击来得非常之快，更可怕的是，危机是从他的家族内部爆发的。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于敏中的孙子于德裕到官府控告堂叔于时和将其祖父在京货产据为己有，乾隆皇帝十分重视，命大臣查办。查办的结果令人震惊，素有廉直之名的于敏中，其京中及原籍家产竞值200万两白银。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向本国发回情报称：“皇帝大怒曰：‘朕任敏中数十年，知其为廉直，安得有如此巨资?命籍没其家产”。这份情报不尽准确，因为当时是以判定于敏中之侄于时和有罪，而籍没了他所侵吞的于敏中的财产。不过朝鲜使臣说乾隆皇帝展怒是完全可信的。一向十分自负的乾隆皇帝竞被貌似廉正的于敏中长期蒙蔽，怎能不怒火中烧?古人常说“京官穷”，这有一定道理，因为他们俸禄少得可怜；然而现实又不尽然，京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手中有权，因而不乏生财有道，他们捞外快主要是打外吏的主意。封疆大吏在地方上要兴办什么事(当然要有利可图，尽管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首先要疏通中央主管衙门，特别是皇上跟前说得进话儿的朝中权要。所以督抚等大员进京办事，都要带上一笔可观的银款，以及金珠玉玩之类的珍宝，用来馈赠分踞要津的京官，以取得他们的关照和通融。“京官专以咀嚼外吏为事”。乾隆皇帝当然了解京中大老接受督抚馈赠的“秘密”，但于敏中竟然借此聚敛起价值200万金的家私，这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所以借办于时和的罪，把于敏中家产几乎抄了个净光。于敏中的声名暂时保全了，但已遭到致命一击。此时距离乾隆皇帝下决心查办王禀望贪污集团，尚不到一年的光景。也可以说，于敏中的去世。以及接踵而来的他的贪赃纳贿初步败露，使王直望们很快临近了末日。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最后的一天，乾隆皇帝下令将王直望等处决后，甘肃贪污巨案虽仍在层层根究，务使“水落石出”，那不过是针对王禀望以下的喽罗们而言。乾隆皇帝之所以以迅疾手段杀掉王直望等，显然有意暗示人们：此案首恶已除，无须向上株连蔓引，追究中央有关人物的罪责。皇帝的心曲大小臣仆心领神会。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小吏之不廉，大吏导之也；而大吏之不法，又谁导之?”答案本来清清楚楚，因为明摆着已死和未死的吞舟大鱼还幸逃法网之外，但说出来犯忌讳。乾隆皇帝也许体察到了舆论的动向，索性自己主动作出回答。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当杀掉了最后一批甘省贪污官犯后，一道洋洋千余言的谕旨向全国臣民颁布了。乾隆皇帝在上谕开头便说，当年甘肃奏请恢复捐监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言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该谕旨还指出：“其时王禀望为布政使，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以至放手大贪其污。皇帝把话说到了这地步，王禀望贪污集团真正罪魁究是何人，已不言而喻。但谕旨接着笔锋一转，说于敏中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朕不忍追治其罪”。于敏中业已身故，而且他的万贯家私也查抄殆尽，不追治其罪可以理解。关键在于，这道经过精心推敲的谕旨，掩盖了于敏中(特别是尚在朝中，与于敏中一样屁股底下不干净的权要)为什么怂恿皇帝同意甘肃恢复捐监的奏请，为什么庇护王禀望胡作非为，究竟得到了哪些好处等等一些要害问题。应该说，乾隆皇帝此时并非不知底蕴。光阴茬冉，寒暑流易，到乾隆五十一年春间，皇帝把玩古董，为一件明朝嘉靖年间的古瓷而触动情思，由嘉靖皇帝的昏庸，想到权奸严嵩的专擅，由严嵩而忆及于敏中。为此乾隆皇帝再次颁发谕旨，指责于敏中借皇帝恩眷，招权纳贿，并联系甘省贪污大案，推断“于敏中拥有厚资，亦必系王禀望等贿求赂谢”。这“贿求赂谢”四个字，言简意赅，一语道破了从地方到中央整个贪污网纽结在一起的奥秘。然而这位功业盖世的雄才大略的帝王已年逾古稀，在割除掉已经完全溃烂的甘肃毒瘤后，他已没有勇气“根求到底”，不想对

政府中枢已经烂掉和正在迅速烂掉的部位再作一次彻底的手术了。而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就在这里。当王禀望之流人头纷纷落地的时候，一颗“政坛新星”正冉冉上升，他就是以贪名昭著于世、于敏中与他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的人物——和珅。皇帝是最大的财宝敛聚者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中风行以馈赠为名的贿赂。州县向道府送礼，州县道府又要向总督、巡抚送礼，总督、巡抚则要向朝中权要送礼。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大呢羽缎、盆景摆设等等，皆为礼品。这些礼品也就成了封建国家官僚机器的一种特别的润滑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这部机器的主人——皇帝，也接受地方总督、巡抚、朝中大臣以及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的礼物，不过，给皇上送礼要冠以“贡献”或“进贡”的美称。而且贡品颇有讲究，最上乘者，应该是寓意吉祥，体面大方，新颖别致而不流于奇技淫巧，富丽堂皇又未落入俗套。王禀望就是一个不惜巨万以博取主子欢心的办贡能手，尽管他的贡品由于奢华得近于庸俗，曾不止一次受到乾隆皇帝的申饬。当时臣工每次向皇帝进献的成批贡物中，总是以“如意”居首，取其“吉祥如意”之义。一柄看得过去的玉如意需白银4000两，王禀望觉得还不足以表孝敬之心，于是又在玉如意上镶嵌大大小小珍珠为饰。四分重的珠子大约值四五千两白银，重五分者则需六七千金，如搞一颗像龙眼果那样重3钱的珠子，至少要掏白银2万两。当时王直望所任的浙江巡抚是令人艳羡的肥缺，每年本职养廉银1万两，又因兼管盐政，每年另增9800两津贴，总数超过兼辖三省的两江总督(其养廉银每年1万8千两)!王宜望办一次贡，几十件贡品中为首的一件镶珠如意，就倾全年薪水也买不起，更不去说过节要贡，过年要贡，皇上“万寿”(生日)要贡，皇太后“圣寿”(生日)也要贡了。因此只好向下伸手，美其名曰“帮贡”。帮来的银子当然不会都去置办贡品，借此大捞一把也是常有的事。王直望贪赃败露后，有个叫郑微的御史上奏说他“巧滋诈伪，曲遂侵渔，物物指为贡函，时时饱其私囊，求索无厌，贿赂公行。”一针见血地揭露出贡献与官场黑暗腐败之间的关系。从王直望任布政使到任巡抚，究竟贡出了几多银两，恐怕难于精确统计，但花销数十上百万两去办贡品以邀皇上恩宠，总还是有的。乾隆皇帝在查办王禀望贪污案的整个过程中，曾三次降旨对进贡作出某种限制。最后一次是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禁贡金器。这一禁令的发端说起来很有意思，可谓王禀望贪污案的案中之案。奉旨负责查抄王直望杭州任所资财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将抄出的金锭、金条等近五千两用白银抵换，并抽走玉寿山、玉瓶等珍玩。事发，又追究出陈辉祖为进贡而勒索属员黄金等罪款，法司拟应斩，乾隆皇帝赐令其白尽，就陈辉祖案颁发的禁贡金器的谕旨中，乾隆皇帝承认各督抚之所以竞相进贡金器、金如意，是因为自己“赏收”(应读为“索要”)之故。然后又轻描淡写地说：“此系朕失检点之处。”这是乾隆皇帝当权63年(包括太上皇3年)中，所作的有数几次像样检讨中的一次。如果说王禀望贪污案暴露出来的权臣揽权纳贿的黑幕，是大小臣工议论的禁区，那么，贡献一事则是更大禁区。乾隆皇帝并非不了解诸巨进贡日益华奢，与督抚贪污纳贿，以及全国吏治迅速败坏的关系，也明白振刷积重难返的歪风，只能从自己开刀，毅然决然下诏罪己，停止贡献。但这比揭开中央贪污的盖子更最难上加难。限制进贡的皇皇上谕，不过是官样文章。纳贡只是皇帝聚敛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抄家、巧立名目罚征有过误的官员等，也都是他招财进宝之道。王禀望贪污案被革职拿问、治邪的甘肃原任、现任大小一百多名官员，通统被抄家，籍没的家产中，金珠玉玩之类最贵重的一份，照例解交皇帝私人金库——内务府广储司。其余房地产呢羽拥被、衣饰器皿等，即于当地估卖，留充地方开支。这次全国性的抄家活动持续了两年之久，甘省所有贪官数年所积珍宝，一朝悉数归入乾隆。皇帝的私囊，对官员的借事罚银，也几近巧取豪夺。上面曾提到的江苏巡抚闵鹗元之弟闵鹤元贪污赈银1万9千两，乾隆皇帝命闵鹤元十倍罚出，即罚银19万两。不久又发现闵鹤元亏空库银6万多两，也着落闵鹤元赔补。阂鹗元对其弟如情不举，奉旨查问时又吞吞吐吐，命其“自行议罪”，闵鹗元只好“仰恳皇上”再准他罚银4万两。这位倒霉的闵鹗元每年就万把两的养廉银，用来偿付这些莫名其妙的罚项已成杯水车薪，不久，连这笔养廉银也被皇上“永行停支”了。廉洁不能养，据说原来以养廉洁自重的闵鹗元，后来也“苞直日进，动逾千万”了。而他变法儿筹措来的近30万两罚银，大都被指定缴到内务府。乾隆初，内务府入不敷出，遇有急事只好靠户部银库(国家中央银库)接济。及至乾隆中期。在大造圆明园等皇家林苑，以及满足皇帝种种挥霍的同时，内务府却奇迹般地实现了扭亏为盈，共属下广储司、圆明园、造办处三座银库岁岁盈积。时时拨借户部银库，这一微妙变化，很能说明乾隆聚敛贪欲的滋长，同时也透露出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最早消息。清朝乾隆年间贪风之炽与惩贪之严，是长期以来人们颇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就王直望贪污结果而论，甘肃全省无一好官，足证贪风之炽。一件贪污案处理下来，竟杀掉大小官员50多人，也不能说惩贪不严。然而，雷厉风行的惩贪行动为什么没有收到应有效果，却仿佛火上浇油，使贪风愈盛?晚清时薛福以为，不能责备那时“人性独贪”，而应去寻找迫使官员们“不得不贪”的原因，透视王禀望贪污大案，可能会了，解一点从地方牧令到封疆大吏，直至京中权要“不得不贪”的奥秘。可能乾隆皇帝没有，也不打算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以挽救清王朝的日趋衰落。从这个意义上讲，二百年前震惊朝野的贪污大案留给后人的认识价值，似乎应该超过这个案件本身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