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喜咏

摘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60年的历史经验是：必须自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创造性地将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和优良传统文化的互化、融合与共生的辩证和谐；必须处理好“化”马克思主义与“化”现代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8／O9—0005—0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以中国作为主体，始终立足于时代、民族、现实国情和实践的需要，自觉、主动地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适应、选择、运用与发展，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化和现代化，推进中国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创造性地形成具有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建国60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基本点：

第一，必须自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反对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坚定理想和信念。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保障。“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没有实质意义的空话。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直接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具体化的直接承担者。

其次，必须始终保持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道路的深度追问，将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靠的就是科学的世界观和先进的理论武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就在于始终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具体化，产生具有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必须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直接的理论指导，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转化为能够具体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上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升华，它蕴含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敢直接承认是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了胜利，只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为指南。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内的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具体化中再生为民族形态，才能真正起作用。民族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这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规律。

再次，始终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实践现实的目标中坚定理想和信念，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受各种错误干扰的重要保证。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之所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就在于它们不仅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更多地根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封建文化传统。面对几千年沉重的文化积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长期警惕和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

第二，保持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和优良传统文化的互化、融合与共生的辩证和谐。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理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种西方文化，而且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强势的西方文化出现的。它之所以能够被中国化，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待并深入研究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关系，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全面展开的，在此之前，从整体上看我们并没有形成这样的文化自觉，“文革”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与此也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主动地“化”马克思主义的方面，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和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被动地、无所作为地被马克思主义所“化”，而是“互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国哲学长期以来或者被认定为非科学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的对象，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或者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碎片化的注解。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开始反思这一做法的合理性，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有人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实际上经过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如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哲学化趋势。实践证明，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智慧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完美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哲学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初形态，也是迄今为止的典型样式。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样充分运用了中国哲学的实践智慧。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知与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智慧相结合的结果。这种结合产生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即邓小平哲学，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经验”的秘密所在。中国哲学的智慧传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人认为，邓小平开创中国改革的实践艺术，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辩证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历史进程，也可以用“中体西用”进行阐释。文化界也有人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多元共存和谐共生应该是一种规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当然也不例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和优良传统文化的互化、融合与共生的辩证和谐是一个基本事实。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和优良传统文化结合得好的时候，一定是二者的互化、融合与共生的辩证和谐，而不是谁吃掉谁。这种结合产生了巨大的理论能量和实践智慧，推动着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产生了飞跃；反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就会出现挫折甚至遭受失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不能获得实际的成效。当然，这种辩证的和谐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可以被马克思主义所包容，相反，马克思主义仍然担当着对其的批判使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及传统文化的成功结合，也有可能被视为“异端”，因而，对它的理解、接受和实践转化会有一个历史的实践的和文化的过程。西方世界就有人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称为封建的社会主义或儒家的社会主义，把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称为资本社会主义或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等等，其实就是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视为“异端”。这表明，保持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和优良传统文化的互化、融合与共

生的辩证和谐，作为一条基本经验，既需要实践智慧和文化创新，也需要深入研究两种文化的融合规律。

第三，处理好“化”马克思主义与“化”现代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关系。

从中国化的角度看，西方的自然科学成果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只有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才有中国化的问题。本文讨论的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中国化，主要指的就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中国化。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西学中国化的进程。一方面，中国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历史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始终伴随着中国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因此，正确处理和看待二者的关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取得成功的基本前提。众所周知，中国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除了在文化上留下一些痕迹之外，在推动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国家富强方面却是屡遭败绩，最终让位于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是讨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总结历史上“化”马克思主义与“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关系及其经验教训，可以发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关系是辩证的，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基本经验。

首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主导和前提。从中国化的层次、范围、机制、标准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化”现代西方优秀文明成果是不同的，在某些层面甚至有根本区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要深入到整个社会的各个层次和领域，体现为广度和深度上的彻底性以及历史进程的总体性，而“化”现代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则是在社会的某些具体层次和领域展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面，体现在社会制度、发展目标、意识形态、人们的理想和信念以及最终转化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等等根本制度及文化层面，它需要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政党组织来领导和实施这一进程。中国“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则主要体现在社会的一些非根本制度以及具体体制和机制层面。历史地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方面，即它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只有在这个层次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谈得上其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中国化。晚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以及孙中山的“实业救国”理想的失败都表明，中国学习西方必须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此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可见，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很难彻底、顺利地实现西方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中国化。

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深刻地影响着“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一方面，现代西方文明成果经过改造而具有了“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甚至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中国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而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如“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等则被自觉排斥在外，这一点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广度和深度也影响着“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质量和效果，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不仅直接影响着党和人民群众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理解、接受、选择和判断，而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和深度，也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对现代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现实需要。比如，“文革”期间，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同时，现代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甚至包括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也遭到了盲目拒斥，这样的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第四，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正确对待的几个认识问题。

首先，充分认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在实践主题上的三次重大转换，但这只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任务，并不意味着革命、建设和改革具有根本差异甚至是对立的。革命的经验和建设、改革的经验，都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不仅革命和建设具有历史上的继承关系因而具有连续性，而且，革命和建设的目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富强和文明，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比如，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在中国具体化为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长征中不断开拓前进，永远不会过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会对这些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精神与之根本对立。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真正的革命精神总是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建设和改革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又如，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是它的本质规定性，但它同时又是执政党，这是由它在现阶段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因此，不能把革命党与执政党、革命思维与执政思维简单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再如，西方世界的通常理解和做法，是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割裂开来，它们提出的“中国经验”，主要是指所谓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渐进社会转型的成功，并认为这种经验与在此之前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相提并论，不具有连续性。这就提示我们，要真正认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经验的连续性，就必须警惕西方学术逻辑的陷阱。

其次，牢固树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以此来制约、规范和影响“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与中国人民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是完全一致的，因而，这个过程是不会终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决定了在“化”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化”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作为补充，这就需要明确谁是主导谁是补充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必须体现在制约、规范和影响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中国化，这不仅应该体现在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而且要具体化到实践的过程中。当前，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人们在实践领域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模糊和淡化，相反，对市场经济却无原则地绝对推崇；在理论领域，社会主义研究的科学性不够，声誉欠佳，甚至有许多似是而非不够严谨的说法，如“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等等。相反，一些人对西方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潮却总是趋之若鹜，以至生吞活剥、消化不良。

再次，在深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现了二者的有效结合，尊重了历史传统，保持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确认这一点，对于深化改革十分重要，这恰恰是西方世界一些人所不理解或者不愿意接受的。中国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改革反对派，分歧主要体现在对改革的方向和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西方世界散布的所谓“中国渐进改革的实质是逐渐抛弃社会主义包袱转向资本主义”的观点，直接影响到国内一部分人对深化改革的看法。近年来对改革的评价有很大争议，其要害仍然是要不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因此，未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继承30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十七大报告的基本结论上来。这就是：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