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948年7月)

王树增,1952年生于北京。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长征》,长篇历史随笔(1901年》等。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图书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曹禺戏剧文学奖。

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回乡

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

一架带有美军标志的飞机在中国黄土沟壑的上空盘旋。

这是一九四四年七月里的一天。

在此之前,因为很少有飞机在延安降落,这个共产党中央所驻扎的偏僻小城内还没有称得上机场的设施。现在,那个被称为“机场”的地方只是一片较为平坦的空地。

由于手中有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事先亲自起草的一封关于这块空地的规模、走向以及各种可以利用的地面标记的电报,驾驶飞机的美军飞行员很快就发现了那个“机场”,并且迅速地俯冲下去。美军飞行员此刻的行动如同一次氛围奇特的飞行表演。——但是,还是出事了。飞机的轮子刚刚接触地面,左轮猛地撞上一个看似松软实际上异常坚硬的黄土堆,机身立即向左倾斜,瞬间变成一团带着尖厉呼啸的巨大的黄色烟尘,烟尘在接近那片空地尽头的时候戛然而止,机头戳在地上使整个飞机几乎竖立起来,机舱的左侧裂开一个大窟窿。驾驶和乘坐这架飞机的数名美国军人惊魂未定地从机舱里爬了出来。他们显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他们立即感受到延安炙热耀眼的阳光和浓烈醇厚的黄土气味。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发生在中国的规模巨大的战争——战争的一方称之为“解放战争”,另一方称之为“戡乱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典型的内战。——叙述二十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的那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必须从战争爆发前一年一架倒霉的美国飞机开始。因为,当那架飞机在跑道尽头变成一团跌跌撞撞的烟尘的时候,站在空地边的延安军民惊骇的叫声以及爬出飞机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迷茫的神色,无疑是中国即将进入的那段动荡岁月和即将爆发的那场战争的极具意味的开端。

那个夏天,美国人急于飞往延安的原因是:首先,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中一再失利,而蒋介石需求的对华援助越来越多,引起美国朝野的一片不满;其二,美军已经开始轰炸敌后日军目标,迫切需要共产党抗日武装提供有关情报和营救降落在敌后的美军飞行员;其三,或许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已经发展到令人无法忽视的程度,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并了解他们,是战后美国政府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对华政策所必需的。

延安,已从一个普通的地名,变成了一个含义复杂的政治词汇。延安指挥的武装力量遍布整个中国,人数已达六十三万之众。——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里就是一个“国家”,尽管蒋介石从来没有承认过其合法性。

中外记者们发现,共产党人在这片黄土地上所创造的一切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意外和新奇纷至沓来。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宴请了他们,并和他们一起欣赏了艺术家们演唱的《同盟国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被国民党报刊描绘成“匪首”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性情温和,除了不断地吸烟之外,这个高个子长头发的南方人,举止从容不迫、神态安然自得。在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国共两党是选择战争还是和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和人民的选择不是内战,而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外记者们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认识了毛泽东。——“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美军观察组虽然被延安的一个黄土堆弄得心惊肉跳,但是《解放日报》刊发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还是让美国人十分高兴。社论不但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而且据说社论标题中的“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毛泽东对随行的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因为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所以在中国防止内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的影响。由于担心一旦抗战结束,美军撤离后,国民党军会立即发动内战,毛泽东甚至向美军观察组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受到友好接待的美军观察组吃上了延安生产的面包,而毛泽东和延安军民则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美军观察组带来的电影。——汽油发电机轰轰作响,银幕上是一个永远走着鸭子步的落魄的美国流浪汉,在流浪汉的身后,是那个距离延安十分遥远的国度闪闪烁烁的摩登时代。

接着,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到达延安。

赫尔利曾经是胡佛总统时期的陆军部长,出任罗斯福总统特使之后不久,他便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由于深陷中国内战开始时复杂的政治漩涡中,这个美国人很快就被共产党人视为一个出尔反尔的政客。但是,他第一次来延安的时候,受到了真诚的欢迎。毛泽东特别交代,要专门为赫尔利“开个欢迎会”,“再搞点音乐晚会”。延安方面期待的心境,源于重庆传来的情报。不久前,在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已与赫尔利见过面。赫尔利对林伯渠和董必武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已经缓和,并且同意他必要时与共产党人接触。他代表罗斯福总统来到中国,就是要促成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以最终战胜同盟国共同的敌人。

在此之前,包括毛泽东在内,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见过赫尔利。于是,与前些日子那架运载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出现意外一样,这位美国特使也令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感到了颇多的意外。赫尔利乘坐的飞机在延安降落时,周恩来正好在那片空地上,当他得知走下飞机的外国人是赫尔利时,立即招来一个步兵连作为临时仪仗队。六十一岁的赫尔利“伸直身子,挺起胸膛”接受步兵连的检阅,“像一个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样高叫印第安人的战争口号”。这一情景令急忙赶来欢迎他的共产党领导人不禁“瞠目结舌”。

第一次会谈,面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基本上是赫尔利一个人在滔滔不绝。他再次强调自己到延安来是得到国民政府批准的,蒋委员长不但愿意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且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同时正在考虑以某种形式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委员会。赫尔利拿出一份名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亲自为共产党领导人朗读起来:

一、 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 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三、 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 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 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毛泽东问赫尔利,这份文件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解释说,这是两党谈判的基础,不带有任何强迫性。参加会谈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对赫尔利说,毛泽东想知道的是,您刚才说的是蒋介石的意见还是您自己的意见。赫尔利犹豫了一下说,原来是我自己的意见,后来蒋先生作了若干修改。

午饭之后,接着会谈。

毛泽东不再给赫尔利滔滔不绝的机会。在警告赫尔利“中国的事情很难办”之后,毛泽东着重谈了两个问题,即联合政府问题和改组军队问题。——这两个问题,是解放战争爆发前,国共两党始终无法妥协的最主要的问题。毛泽东说,抗战以来,“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一共一百九十五万军队,“有七十七万五千人来包围我们”。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拥护国民党,以打击日本侵略者。我们战斗在敌后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尾巴,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尾巴,国民党军队早就被打垮了。军队是需要改组,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赫尔利认为毛泽东的话不公平,他说蒋介石抗战八年,是他周围的腐败分子利用了他。但是赫尔利依旧认为,关于他带来的那份文件是有沟通的可能的,他请毛泽东亲自修改文件上的条款。毛泽东表示,赞成第一条,把第三条放在第二条之前,建议加上联合政府的条款:“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同时,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毛泽东强调增加的这一条款意味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国民党只是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中与其他党派平等的一员。

赫尔利以他对中国极其有限的了解,显然无法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赫尔利表示:“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先生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他甚至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他可以陪同毛泽东去见蒋介石,并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在与蒋介石见面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毛泽东的回答是:“我很愿意和蒋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对经过修改的方案在蒋介石那里获得认可,持严重的怀疑态度。因此,他问赫尔利:“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是否会同意?包瑞德上校在一旁说,有赫尔利将军见证,如果蒋先生拒不签字,将军就可以明确地告诉罗斯福总统,我们认为很公平的协议,“毛同意了,蒋不同意”。这时,赫尔利提出一个看似十分尖锐的问题:“我要再证实一下,您是否愿意和蒋先生合作,由他当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回答是:“他当政府主席。”赫尔利变得十分乐观了。他问毛泽东,与蒋先生见面的地点如果不在重庆,那么应该选在别的什么地方?毛泽东说:“当然在重庆。”

毋庸讳言,美国政府做出的主动接近的姿态,确实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某种希望,即希望美国可以成为中国对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调解人。尽管毛泽东终生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强国抱有极大的警惕。

赫尔利带着美国式的天真回重庆去了。

毛泽东没有想到,首先给共产党人造成困难局面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

一九四五年残冬时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到达位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雅尔塔。当时,盟军对日作战的大势是:在由蒋介石指挥的中国战区,战局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罗斯福甚至接到过蒋介石表示中国可能不得不退出联盟战争的信函。——而一旦日本从中国战场脱身,将上百万军队投入英美对日战场,那么,在美军以巨大代价征战的太平洋战区和仍让英军处在噩梦中的印缅战区,战局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困难。罗斯福和丘吉尔来到雅尔塔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动员斯大林出兵,直接打击中国本土上的日军,以减轻盟军在亚洲其他战场上的压力,推进整个战争的迅速结束。为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在战后利益分配上向斯大林作出让步。

果然,斯大林对苏联红军承担对日作战“开价”很高。除了从日本那里恢复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中苏联损失的各种权益之外,大部分的条件涉及中国。包括保证苏联在中国大连的权益,恢复租用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和南满(哈尔滨经长春至旅顺)铁路。另外还有:维持外蒙古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附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千岛群岛交与苏联。

为了促使苏联尽快对日作战,以牺牲中国主权为前提的《雅尔塔协定》签字了。

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

而在政治信仰上与苏联有着亲缘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心情更为复杂。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来了,延安的山坡染上了一层斑驳的绿色,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

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的题目是《论联合政府》。

这个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公开发表的文件,明确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用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在重庆印发了三万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看完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内战。陈布雷的意思是,共产党的政治攻势有颠覆政府的巨大力量,国民党根本没有招架之功,对付共产党只剩下战争这一种手段了。

毛泽东担心的是:一旦日本战败,内战全面爆发。

就在共产党人对未来提出设想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事件突然降临。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国人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八月九日,苏军的重炮打破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寂静。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八个集团军六十个师的机械化作战部队,沿着四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开始向中国境内大规模突进。同时,苏军轰炸机群对伪满洲国首都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开始了猛烈的轰炸。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毛泽东和延安的军民一样,是在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

同样,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也是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只不过比延安早了一天。

突然到来的胜利,给国民党人带来巨大的惊喜和无比的自豪。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广播演说:“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也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

延安的毛泽东自然也十分兴奋,他把胜利归结于“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充满焦虑。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争端,都来自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这两个从联合走向分裂的政治派别,由于政治信仰的巨大差异,多年来始终处在严酷的敌对之中。十年前,共产党人和他们数量有限、装备简陋的武装,在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下几乎面临绝境,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根据地,转战在这个国家的急流险山之间。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落脚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清楚这种联合与统一是暂时的,一旦共同对日这个大前提消失,两支力量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对立就会重新显现,那么随之而来的也许就是冲突或交战的再次爆发。

此刻,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国,他们对中国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焦虑,绝不是出自于对中国社会与民生的担忧。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这一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其结局必然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的在华利益,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政治联盟的格局。

来自蒋介石政府和军队、国内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国际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各色情报,杂乱地集中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格外关注国民党军队日渐紧迫的大规模调动:新六军被运到南京,第九十四军被运到上海,第九十二军被运到北平……这种规模甚至超出了抗战时期的军事调动,显然是针对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担忧的是,五万美军准备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城市登陆,名义上是配合中国政府对日本占领军受降,实际上既是等候着蒋介石的军队前去接收,同时也不排除打算与苏联争夺控制中国的势力范围。而更让共产党人感到吃惊和困惑的消息,依旧来自苏联。

苏军对日作战开始后,朱德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准备接受日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宣布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就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数小时之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签署外交文件当属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一“条约”签署的时机涉及中国共产党人未来的生存环境。条约的要点,是落实苏联在《雅尔塔协议》中取得的在华利益。国民政府以此换取了斯大林的承诺:上百万苏军已经开进中国东北,虽然此刻那里没有国民党军的一兵一卒,但是苏军只接受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管;并且,“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有外国记者评论说:“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内战爆发,中共将独立作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起草了发至各战略区的电报:《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电报表明,日本投降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向解放区“收复失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同一天,蒋介石发布了三道命令:

一、命令国民党军前线各部队“对敌放弃要点,应即派部队进驻”,“距敌较远之部队,应察状况可能向前推进”,“对于敌人遗留之武器弹药材料财物,必须派兵严为看管”,而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

二、命令各沦陷区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地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的第三条命令,涉及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冲突的核心,即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否“合法”的问题。

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回电蒋介石,电文充满了毛泽东的文风: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三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副总司令彭德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紧接着,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毛泽东质问道:“试问要伪军维持的那种‘治安,不就是伪军在日寇指挥下维持了八年的那种‘治安吗?试问要伪军‘保护的那些‘人民,不就是日寇和伪军一向保护的那些奴事日寇、鱼肉人民,为非作恶,发财致富的那些汉奸卖国贼吗?”

十四日,蒋介石的回电到了,电文竟是这样的: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这样的邀请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应该说,延安对于赫尔利的政治调解最初充满期待。期待的核心是:共产党人准备与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再次合作。合作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不存在任何杂质,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来,共产党人的要求甚至有些“简陋”:“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即是最大的让步,因为我们得到了合法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赫尔利从延安带回重庆的那份由毛泽东修改过的协议,还是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答复是: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接受改编,并且全部移交给国民政府统辖,国民政府才有可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回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末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八月)铣(十六日)

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的电报,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请求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为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

八月二十日,蒋介石发来第二封电报,邀请共产党人“共定大计”的口吻更加热烈: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在驰电奉邀,务肯惠诺为感。

蒋中正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是否去重庆的问题。朱德同意,说要解决问题,去是有利的,对将来的选举也是有利的,“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彭德怀也同意,但是建议暂时先不去,等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一点来再去。

就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哿(二十四)

八月二十六日,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随后提出,在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共产党武装可以让步的地域是:第一步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步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步江北的根据地。

毛泽东起草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至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电报将共产党人力争国内和平的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晰: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毛泽东决定去重庆与蒋介石见面。他说:“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中国有“洗心革面”的成语,意为通过改过面目一新。毛泽东接着又说:“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

那一年,毛泽东五十二岁,蒋介石五十八岁。

青春作伴好还乡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举办了一个小型欢迎宴会。

毛泽东与蒋介石见面了。他们至少有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上一次见面可能是在广州,那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毛泽东则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年后,随着国共两党的决裂,两个人从此成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对手,他们率领各自的武装力量所进行的较量,每一刻都关乎各自的生死存亡。因此,即使毛泽东来到蒋介石面前,国共双方的高级官员们还是感到他们握手的那一瞬间有点不可思议。

此时,两个人的威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作为二战中国战区的军事统帅,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蒋介石在国际社会已成为率领国民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志坚强的领袖。现在,他更有理由充满自信:他拥有四百万以上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苏、美援助中国抗日的所有武器都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尽管他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时有一种“恩赐”的感觉,也慷慨地公开表示他将对毛泽东“以诚挚待之”,但是,在与毛泽东见面的那一瞬间,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羞辱:——近二十年来,他不断地表示一定要把“祸匪”共产党斩尽杀绝,甚至数次宣布毛泽东已被他的军队“击毙”。——恍如昨日的一切如何能与今天这个举杯问候的场面对应?眼前这个长期与他对抗的“匪首”如不受到惩罚谁人还能服从他的政府?他领导的国家还能称得上是有尊严的国家吗?

此刻,在长征途中面容憔悴、身体消瘦的毛泽东已经容光焕发、体态丰满,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革命者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创造伟业的一切准备。抗战后期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得到空前的统一,他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已是无可置疑。此时,他宽大的上衣口袋里揣着延安发来的“解放区实力政权”统计电报,这封电报犹如一份共产党人的“财产”清单:“全军已扩大到一百二十七万人(东北发展的三万在内),民兵发展到二百六十八万余人,地区扩大到一百零四万八千余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一万(亿)二千五百五十万,行署二十三个,专署九十个,县(市)政权五百九十个,县城二百八十五座(反攻前八十九座)……”

由于蒋介石没有料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因此,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他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对策。会议临时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一、不得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共产党方面提出了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

与毛泽东之前提出的政治主张相比,共产党人再次作出重大让步:不但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且舍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参加政府”。当然,这份意见中包含着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

看到共产党人的意见后,蒋介石的感受是:“脑筋深受刺激。”

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了单独谈话。——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的胡乔木回忆,在重庆,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有十一次之多,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的几次重要会谈都是秘密的,蒋介石开出了价码:承认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的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酌情留任,省一级人员乃至省主席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关于政治问题,国民政府正考虑把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各党派代表都可以参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人事暂不变动。如果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政府,可以考虑。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但是现在的国民代表不能重选。关于军队问题,国民政府能够允许的最高限度是:中共军队整编为十二个师。

坐在蒋介石对面的毛泽东不置可否。共产党方面已经得到关于蒋介石谈判底线的情报,这份由中共南方局提供的情报相当准确:蒋介石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步到十六个师,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可以让步到百分之七。至于蒋介石说的省主席一职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情报援引国民党内部人士的说法是:到非让步不可的时候,蒋介石准备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无法得知,当毛泽东听说蒋介石准备让他出任中国一个偏远省份的“主席”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除了对共产党提出的“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这一条表示“不胜赞佩”之外,国民党方面对其他问题没有任何让步的迹象。就在国共两党艰难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参与谈判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原因是他必须带着国共谈判的某种成果回国述职。于是,赫尔利不耐烦地宣称:要么承认国民党统一,要么宣布谈判破裂。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赫尔利空手回美国去了。

蒋介石焦躁不安。在他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依旧是“匪”。而之所以还要与毛泽东周旋,其目的,蒋介石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明白无误:“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毛泽东也十分疲惫,但是只要和谈的期待还有,他就必须坚持下去。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之子孙科举行的盛大酒会,与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沈钧儒、郭沫若、傅斯年等一一举杯。他把《沁园春·雪》赠给了辛亥前辈柳亚子——这首一九三六年冬天写于共产党人艰苦转战中的诗作,以傲视群雄的气概再次令蒋介石“深受刺激”。他还出席了包括白崇禧在内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举行的欢迎宴会或茶话会。他主动宴请各界朋友,从政界、军界、文化界到产业界。他甚至看望了一向反共的陈立夫和戴季陶。

但是,令人担忧的事情还是出现了。此时,美军不但占领了从广州湾到秦皇岛的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和军舰日夜兼程地帮国民党军运送兵力。更严重的是,国民党中统局拟定了以“蒋总统要经常咨询国事”为借口扣留毛泽东于重庆的计划。延安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的态度是:继续留在重庆。同时,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反击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打几个大胜仗支援重庆谈判。

局部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在华美军在那个时刻所充当的角色充满戏剧性。他们在帮助蒋介石日夜运送兵力的同时,竟然也为共产党人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那就是用飞机把共产党的将领们送到了前线。就在滞留延安的共产党将领急需返回各解放区的时候,恰巧有一架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从西安飞到延安,于是共产党人便对美军飞行员说,能否帮助我们运送几个人去太行山?美军飞行员在没有询问究竟是什么人的情况下痛快地答应了。飞机离开延安的那天,中央外事联络科长黄华去机场给美军飞行员送行,看见机翼下准备登机的一群人时,吓了一跳,这些人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林彪、滕代远、张际春、陈赓、陈再道、陈锡联、萧劲光、宋时轮、杨得志、李天佑、邓华、王近山、傅秋涛、邓克明、江华和聂鹤亭。黄华当即向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请求陪同飞行,因为一旦出了问题,他可以充当翻译。在小小的道格拉斯运输机的货舱里,二十一位共产党高级将领挤在一起。——如果这架运输机真的出了事故,中国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

四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简易机场。

共产党将领们立即奔赴各解放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重庆桂园的客厅里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就是中国当代史上著名的《双十协定》。

毛泽东要离开重庆了。蒋介石与毛泽东又见了一面,并进行了长谈。蒋介石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也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出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泽东向蒋介石谈起土地革命。蒋介石听后说,很好,将来这些事都给你们来办。最后,蒋介石再次劝告毛泽东,不要搞军队,如果专门在政治上竞争,可以被接受。毛泽东则表示,赞成军队只为国防不为党派。于是,蒋介石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了。

晚上,中央政治局彻夜开会,最终形成一个重要决策:舍弃南方的所有根据地,全力抢占东北。会议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率领两万干部和十万部队开赴东北。同时,派遣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以及报务员段子俊和译电员莫春和,立即跟随苏军飞机飞赴东北,在沈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九月十六日,苏军的飞机从延安起飞。在山海关落地加油时,飞机冲出跑道,机头插进一块稻田里,机尾高高地翘起,机舱里的人和物全部倒进前舱。伍修权、莫春和与段子俊受了轻伤,彭真的头部受到撞击,叶季壮受伤最重被抬出飞机,只有陈云奇迹般地毫发无损。九月十八日,他们到达沈阳,随即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局的办公地点选在了张作霖的大帅府。

此刻,关内各解放区部队开始了向东北的急行军。

以开荒闻名的三五九旅一部在河南林县接到命令后迅速北进。由于中央关于东北情况的通报已经下达,官兵们中间流传的说法是:“东北遍地是物资,枪炮要多少有多少。”部队把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当地,手里的轻武器也在北进的途中走一路送一路,不少官兵甚至用自己的枪支和冀中军区的地方部队换了自行车。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是当时进入东北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早在九月十四日,黄克诚就以个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建议立即派部队去东北“创造根据地”。九月二十三日,第三师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四个作战旅和三个特务团共三万五千人立即从苏北淮阴出发北上。黄克诚没有轻信东北到处是武器和物资的说法,不但坚持让官兵把武器都带上,而且还带上了过冬的棉衣。事后证明,他的这个命令具有惊人的预见性。

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分别从陆路、海路进入辽东半岛。毛泽东更是心情急迫:“……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山东军区的所有部队昼夜兼程,八万多兵力先后到达东北。

从陆路进发的部队,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连续徒步急行军,导致不少官兵因伤病而掉队。从海路进发的部队,乘的是临时征来的帆船,在没有任何气象预报和导航设备的情况下,有的船只不幸失踪。来自解放区的官兵大多没有想到,此一去他们将面临异常残酷的战斗;尤其是那些已经有了妻儿的官兵,别离时面对涟涟泪水谁也不曾想到一别竟是数年;而对于那些日后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官兵来讲,此一去便是他们与故土和亲人的永别。这些乡音不同、建制杂乱的共产党官兵,是后来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最初基础。第四野战军以其巨大的规模、充实的装备、官兵们头顶上的各色狗皮帽子和勇敢强悍的战斗作风以及指挥他们的那个精于战术计算的著名军事将领而闻名于世。

林彪,仅从单薄的外表上看,不像一位军事指挥员,更接近一个书生。红军时期,年仅二十五的林彪就已成为共产党红色武装的主力作战部队——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与率领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一起,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承担着冲锋陷阵的角色。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彪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师长,让他的名字进入中国抗战史的平型关一战,也让他的身体因中弹受到损伤。一九四五年九月,处于休养状态的林彪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他在延安登上一架美军飞机,飞机降落在河北的一个简易机场,林彪接着骑马向山东前行。九月二十三日,当他到达河南濮阳的时候,接到了中央让他北上的命令。林彪只好掉头,先骑马到了河北南宫,再换乘汽车到达河北固安,从那里徒步穿越封锁线,于十月中旬到达冀热辽军区司令部。此刻,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一支部队,他也不知道自己将指挥哪些部队。

就在这时中央命令他迅速前往沈阳的电报到了。这位三十八岁的共产党将领在少数官兵的护送下继续北上。而几乎与此同时,将要成为他的军事对手的另一位将领——国民党军派往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杜聿明,正在美国第七舰队代理司令巴贝中将的陪同下,站在美国军舰上的甲板上瞭望渤海岸边的一个登陆点。

杜聿明和林彪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但是这个时年四十一岁的国民党军将领已经先于林彪到达了其军事生涯的顶峰。杜聿明指挥的国民党第五军,在抗日战争中是对日作战最强硬的部队之一,他曾是中国远征军的副司令长官,在缅北的热带丛林中与日军作战并率领部队九死一生的突围经历中国妇幼皆知。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蒋介石当面交代:“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我军在东北各港口(旅大、营口、葫芦岛等)登陆,接收领土主权。”几天后,杜聿明与他的随从到达上海,他需要与美军联系自海路运送他的部队去东北。老部下郑洞国在上海机场迎接他。军装笔挺、马靴闪亮的杜聿明热情地邀请郑洞国一起去东北。

接收东北政权的国民政府人员于十月上旬到达东北,其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身份是外交特派员。国民党官员到达东北,同样引发了东北民众的爱国热情,各色旗子同样打了出来。蒋经国看见两个东北孩子互相用日语说话,便问:“你是哪国人?”孩子用汉语回答:“我是中国人!”孩子回答时的表情让蒋经国心生感动。但是,接下来,在与苏军接洽时却遇到了麻烦。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国民党非军职人员不感兴趣,对蒋经国先生更是冷淡。然而,当杜聿明于十月二十八日飞抵长春后,他对这位赫赫有名的中国将领却极其友好。苏军不但表示“欢迎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还同意杜聿明的军队在苏军管辖的营口港登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特别向杜聿明强调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我们苏联始终要和中国人民友好的……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人的友谊。”——对中国国民党人大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可以看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们,对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信仰分歧的了解是多么的含糊不清。

蒋介石在重庆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兴奋。在接收日本占领区的问题上,作为国民政府首脑他受尽了大国的要挟。美国为了钳制苏联,以达到包办中国各地的受降权、用美械装备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一而再地对国民政府提出各种条件,包括必须由美械装备的部队占领中国北方的大城市,否则美国就不提供运输上的帮助。为了迫使蒋介石答应,美国人甚至把原来允诺交给国民党军的三百多辆坦克,交给了驻扎在印度的英军;而且对于战后停在中国云南境内的上千架军用飞机,美国人宁可将其破坏也不让蒋介石染指。蒋介石向美国妥协之后,美国才开始帮助国民党军大规模地运送兵械。——这哪里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光复失地”?

杜聿明乘坐美国军舰到达辽河河口。在巴贝中将的陪同下,他们换乘小船前往苏军欢迎国民党军登陆的营口港,身后跟随着大批的记者。在记者们身后的海面上,二十多艘美国军舰满载着国民党军官兵。他们军装簇新,钢盔闪亮,全部的美式武器装备,嘴里嚼着美国口味的战地干粮。杜聿明的联络官已经上岸,杜聿明和巴贝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中等待,记者们也在向营口港张望着。等待了几个小时之后,联络官终于回来了,带来的消息是:“苏军卫戍司令不在,国军无法登陆。”

苏军已经撤走,现在占领这里的是来自山东的共产党军队吴克华部。

这些远道而来、人数不多、武器简陋的官兵,面对海面上庞大的美国舰队,依旧能从容地拆房子修工事,这让杜聿明和巴贝感到困惑不解和不明底细。于是,巴贝下令军舰掉头。在试图从葫芦岛登陆时,才知那里也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了。经过侦察,发现秦皇岛只有五百日军和少量伪军。杜聿明和巴贝决定在秦皇岛登陆。

巴贝对杜聿明说:“美国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你相信了吧?”

毛泽东已经从重庆返回延安,他把守住山海关的希望寄托在最早进入东北的李运昌的部队上。但是,李运昌的部队新兵多,武器严重缺乏,平均两名战士才有一支步枪,几门迫击炮仅有几发炮弹,且部队分散在辽西的各个地区,山海关只有一个团。李运昌请求增援。在增援部队日夜疾进的时候,国民党军的试探性攻击开始了。

国民党军对共产党军队的数量估计过高,因此攻击颇显迟疑,导致几次攻击都未见成效。就在僵持的时候,李昌运部的防御力量得到了加强: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率领的三个团步行一个月从山东赶到了山海关。

杜聿明亲自制定了攻击山海关的作战计划。

除了士气之外,共产党军队和当时的国民党军相比,没有别的优势。天气冷了,从山东长途行军而来的杨国夫师的官兵们依旧穿着单衣,出发时听说的到处都是可以随便拿的新枪大炮根本没见到影子。而且,这里不是山东解放区,没有百姓往阵地上送食物,伤员也没有人往下抬。十一月十五日凌晨,国民党军开始攻击,共产党军队边打边撤,山海关外围防御阵地相继失守。

杜聿明占领了山海关。对于国民党军来说,进入东北的大门已经敞开。

毛泽东在延安得知山海关失守的消息后,直接发电报给李运昌,命令他的部队必须在山海关至绥中一线坚守“至少三星期,多则两个月”。李运昌回电如实报告说,他的有限兵力分散,缺少武器弹药,怕是难以完成任务。毛泽东在命令他们不要轻易放弃阵地的同时,命令黄克诚、梁兴初部火速在锦西地区集结,准备阻击北进的国民党军。

但是,杜聿明没有给共产党军队集结的时间。

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连续攻击前进,于十一月十八日占领绥中并接近了锦州。

这时候,林彪已经到达锦州。

林彪的身边依旧没有可供指挥的部队。十一月十五日他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设想待黄克诚和梁兴初的部队到达后,由林彪或者罗荣桓亲自指挥,对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进行反击作战。可是,黄克诚和梁兴初的部队现在在哪里?林彪离开锦州前往兴城和锦西,在兴城,林彪遇见撤到这里的杨国夫,部队的情况令他吃惊不小:伤亡很大,极度疲惫,没有棉衣,甚至没有鞋,官兵们得光着脚作战。十一月二十一日,林彪终于等来了梁兴初率领的山东军区第一师七千多人的部队,他们从山东走到兴城足足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艰苦的长途跋涉令官兵们根本没有立即投入战斗的可能。林彪遂致电延安,告之目前部队不具备作战条件,要有放弃锦州的准备。

林彪的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兴城、葫芦岛和锦西相继失守。

三天后,杜聿明的部队占领锦州。

锦州失守令林彪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立即指挥梁兴初部对锦州进行反击,反击的目标还是在山海关与共产党军队交战过的那个八十九师。在后路被截断,主阵地被突破后,八十九师向杜聿明告急。林彪的突然反击令杜聿明非常意外,他急忙调动部队增援。但是,就在增援部队赶到锦州的时候,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突然消失了。

几天以后,进入东北的黄克诚与林彪见面了。他们商讨的结果是:就目前部队的状况而言,唯一能做的就是避战。寒冬已至,进入东北地区的官兵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困难。苏军坚持不准共产党军队进入大城市,不准共产党军队接收日军留下的军用物资。没有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的支持,东北民众又对共产党军队缺乏了解,近十万官兵的吃与穿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黄克诚直接给毛泽东发电报,把当时部队的处境归结为“七无”:“……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尽管一个月后毛泽东发来了关于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电报,但是当时共产党人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在东北地区站住脚的切实可行的思路。面对看似唾手可得实际难以占领的大中城市,中央依旧指示“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

死上梁山,活闯关东。

在中国人的心中,闯关东是情势逼迫下的铤而走险。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日本投降后,中国境内共有一百三十万日军和六十八万伪军等待受降。

问题是:谁是有权接受投降的“中方”?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草拟了一份中方受降人员名单,由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林蔚和二处主任陈布雷呈送审阅。蒋介石看到名单上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时,便用红笔划去了。林蔚和陈布雷小心地解释说,如果这份名单上一个中共代表也没有,恐怕无法向国内外舆论交代。蒋介石坚持说:“让朱德待命好了。”陈布雷事后忧虑道:“先生连这点气量都没有,结果必然会弄巧成拙……”

不允许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但是那些在战争中投靠日军的伪政府人员和伪军将领,倒被蒋介石列入了受降的中方人员名单: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伪海军部部长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司令,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被委任为北平绥靖司令。同时,蒋介石还把几十万伪军收编为国军,那些昨天还跟随日军与中国军队作战的伪军“军长”们,一夜之间变换了军服成为国军军长。更奇怪的是,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日军,除被共产党武装缴械者外,二十六万日军反而开始“收复失地”。

于是,中国当代史上出现了这样一个虽然短暂但奇特至极的现象:日本投降以后,两个“国民政府”依旧同时存在,并且依旧在同时“履行公务”:一个是在重庆的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一个是战时投靠日本的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届时汪精卫已死,陈公博出任代主席。这两个政府的机关报都叫《中央日报》,两份报纸的报头题字用的是同一块模版。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在日本投降后,宣传调子即刻从“大东亚共荣”转换为“大家都来拥护蒋主席”。

“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说。美国政府动用了六亿美元,将位于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国民党军运送到华北、华中以及东北地区,其运送总兵力达到十四个军三十多万人。美国还直接派遣武装力量,抢先占领了中国北方的重要交通要地。一个来到中国承担运兵任务的美军士兵道出了历史的真相:“我们应该有勇气说真话,我们正帮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其反对共产党的战争。”

国共军事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国民党军大军向北,主要依靠平绥、同蒲、平汉和津浦四条铁路。

此时,共产党将领陈毅已经来到微山湖东岸。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将陈毅派往华中,因为他曾在那里当过新四军军长。陈毅时而步行时而骑骡,于十月初在临城和沙沟之间穿越了津浦铁路。这条贯穿南北的铁路线运输繁忙,向北开去的全是运兵的军列。陈毅立即对鲁南军区的干部说:不惜一切代价,把铁路彻底拆了!

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铁路线上消灭和阻止北进敌军的方针部署给各局、各区党委的指示》:

必须发动群众和民兵去进行破坏。凡群众在破路时,所获得的一切铁轨、枕木、电杆、电线及其他东西,均归群众所有,由公家定价收买。其破坏桥梁、道基、水塔、机车及车辆者,则由公家定价奖赏……

可以想象这些号召在贫苦农民中间引发的热情。

“八路八路,专扒铁路。”国民党的报纸一时舆论大哗。

尽管兵力不足,也必须直接攻击津浦铁路沿线的要点,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第一个目标就是邹县。上万军民先把县城南北两边的铁路拆了四十多公里,然后就开始攻击邹县县城。天亮时,大汶口被攻破,鲁中军区三师控制了一小段津浦铁路。

但是,对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攻击艰难而残酷。

山东军区八师奉命阻击由徐州进抵临城的国民党军。在临城与夏镇之间一个叫柏山的据点,攻击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虽然连续组织爆破,但由于敌人的碉堡十分坚固、火力异常凶猛而未能攻破。天快亮的时候,一个曾经当过和尚的名叫陈金合的班长站了出来。他提着四颗手榴弹摸上去,但围着碉堡转了一圈,也没找到安放手榴弹的合适位置。回来后,他向营长要了全营剩下的最后一颗手雷,在机枪的掩护下再次上去。他把手榴弹和手雷捆在一起,放在碉堡唯一的一个小铁门下面,然后跑回来拉动了引爆的绳索。过了好一会儿,也没见有动静,原来绳索被敌人的机枪打断了。天大亮了,敌人碉堡里的火力越来越猛,陈金合要求再上去一次。由于天色已明,碉堡里的火力都射向了他,他在弹雨中滚来滚过,战友们不知他是否中弹,只看见他终于再次接近了碉堡。上次安放的手榴弹和手雷还在那里,陈金合爬过去,但没有连接引爆的绳索,一切都来不及了。他朝天色明亮起来的远处看了一眼,然后低下头,用肩膀把捆在一起的手榴弹和手雷顶在小铁门上,直接拉响了引爆的拉弦。

这是解放战争爆发前夕第一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士兵。陈金合粉身碎骨的场面让他的战友们悲愤难忍。

陈毅同样是悲情难耐,他在参战部队团以上干部动员会上高声喊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敢来摘果,把枪缴下来!”

到十一月下旬,山东军区部队控制了津浦线一百四十公里的地段以及临枣线二十公里的地段。

自津浦路上的临城沿着运河向南,便是共产党华中部队的作战区域。因此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将华中解放区内的新四军北撤。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月间,新四军各部队开始北撤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猛烈阻截。蒋介石深知共产党武装一旦在北方集结,将会给国民党统一全国带来严重后果。由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率领的新四军一部的北移历尽艰辛,部队从金华地区出发后,于杭州湾陷于国民党军的包围,突出重围令这支部队付出了伤亡二百一十三人的代价。接着,部队于深夜北渡长江时,租用的商轮不幸沉没,包括新四军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在内的八百多名官兵沉入江底。

此时,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正赶往淮安。在淮安,粟裕以对未来战争走向的惊人预见,依据“进行大兵团作战”的需要,按照中央“必须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的指示,把编制凌乱的部队组建为指挥统一的华中野战军。

大战在即。

粟裕认为必须攻克并控制高邮、邵伯、泰州一线,以打破国民党军“沿运河北进分割华中解放区的企图”。这是一个军情混乱的时刻,陈毅的部队正在北面的津浦路作战,粟裕接到的指令多次变更:先是命令他率部悉数北进以配合陈毅部;当部队开始移动时,中央又命令他不要在重要的交通线上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重庆那边已经准备签署《双十协定》;待高邮邵伯战役就要发起的时候,命令他们返回津浦路方向的电报又到了。粟裕焦急万分,因为高邮之战,势在必打,粟裕给中央发去一封长达千字的电报,力陈目前国民党军重兵集结于徐州、蚌埠地区,除警戒封锁此间的铁路线外,必会“利用淮北平原发挥其优势兵器”向两淮推进。

时年三十八岁的粟裕是个性格独特的共产党将领。这个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的湖南人,自跟随朱德和毛泽东开始其革命生涯后,以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留名于中国革命战争史册。在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战争中,粟裕曾数次直言要求中央改变对他的军事指令,并且对自己的见解执意坚持。令人惊讶的是,历史也数次证明,不但他的分析是正确的,而且他所坚持的战略意图对共产党人赢得战场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邵伯位于高邮至扬州之间,是运河走廊上的一个军事要点。高邮邵伯战役就从这里打响了。

北平至汉口——平汉路是贯穿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在这条重要的铁路线上阻击国民党军的共产党将领是刘伯承和邓小平。

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所属的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计划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到达石家庄,与已经占领那里的胡宗南部的第三军和第十六军会合,然后直趋北平和天津。

沿着平汉路北进的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的三个军矛盾严重。第三十军是战区长官孙连仲的基本部队,因孙连仲投靠蒋介石已基本嫡系化,而属于老西北军派系的第四十军和新八军仍属杂牌部队。其中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因长期受中央军和孙连仲的排挤,对蒋介石严重不满,部队还没从新乡北进,就派人与共产党方面联系,表示了不愿意打内战的态度。然而,老西北军部队普遍作战能力较强,火力也充足。相比而言,晋冀鲁豫部队无论兵力还是武器都处于劣势。

刘伯承和邓小平把战场选在了滏阳河以南、漳河以北多沙的河套里。

十月十四日,国民党军沿着平汉铁路向石家庄推进。由于没有遇到有力的阻击,其推进速度很快,先头部队于二十日渡过漳河并开始架桥。此时,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只有一纵到达了战场。当面的国民党军不但装备精良,且兵力是一纵的三倍以上。一纵奋力节节阻击,最后退守到崔曲一线,一纵就没退路了。二十五日,国民党军第四十军一〇六师向一纵防御阵地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击。一〇六师装备精良,作战凶悍,师长李振清外号“李铁头”,打起仗来亲自带着两挺机枪督战。不间断的攻击持续了一整天,一纵各团阵地相继出现危机。

二十七日,晋冀鲁豫主力部队相继赶到,并随即发起了反击,最终迫使敌人转攻为守,并对其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二十八日,刘伯承下达总攻命令。

这个有着两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四周已被两米多高的土围子围起,一〇六师不但修筑了交错的交通壕、地堡和射击掩体,而且还开辟了火箭筒等重火器射击阵地。由于交过手,一〇六师认为武器破旧的八路军不敢再强行攻击,但是,夜幕刚刚降临,一纵的攻击就开始了。这是国民党军从没有见过的攻坚战法:第一波是身上挂满手榴弹的两百多人的投弹队,边冲击边投掷,战场上一时间弹如雨下。投弹队的后面紧跟着梯子队,冲到围墙下前仆后继冒死攀登。三个小时后,一纵攻进崔曲村,与国民党守军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刺刀、枪托的格斗声持续一整夜,双方的伤亡都十分惨重。

崔曲村一战,一纵官兵以巨大的代价在国民党军的防御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个突发事件令战局陡然逆转: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

新八军的起义,动摇了平汉线上国民党军的军心,令国民党军的整体防线敞开了缺口,马法五遂决定渡漳河南撤。第三十、第四十军受命交替掩护逐次撤退。然而,就在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晋冀鲁豫一纵和三纵多路出击实施侧翼包围,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则在后面紧紧追击,太行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前出漳河以北进行阻截。马法五知道他的部队已处于绝境之中,更让他心惊胆战的是漫山遍野的民兵,这些跟随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庄稼汉端着土造的火枪,或是从自家场院里抄起锄头,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他们熟悉的乡村要道上,不断地袭击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军队。

此役,共产党方面称为“邯郸战役”,国民党战史称为“漳河战斗”。

战后,国民党方面公布的损失数字是:伤亡七千六百二十一人,失踪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八人,被俘九百二十三人,其中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全团殉职”。

在总结惨痛教训的时候,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军将领记住教训,深刻了解共产党军队的长处:

第一在组织严密,宣传得法。大家都知道,土匪并没有什么实力,他就是长于组织,利用民众来作他的外围和耳目,尤其是诡计多端,用各种夸大宣传的方法,来威胁我们的精神,动摇我们的心理,以补助其军事的力量,发挥军事的效果。他第二个长处,在能利用会议,集思广益。他在每次作战之前和作战以后都要举行军事会议。在作战以前,他对于当面国军的性质、特长和弱点,皆有详细的研究和检讨,然后针对我方情形,做精密的部署。……

这是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后混乱而微妙的时期。

毛泽东认为,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蒋介石要消灭我们的“主意老早定了”,“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

与此同时,国民党召开了军事委员会议,制订出向共产党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计划。蒋介石特别要求对共产党人“必须除恶务尽”。

所有的事实都表明,尽管《双十协定》墨迹犹新,毛泽东所说的“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时期”显然是过于乐观了。随着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对中国北方各解放区的逐渐蚕食,共产党人万分艰苦的日子来临了。

“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

服役四十二年的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退役了。

第二天,退役的五星上将回到弗吉尼亚州的里斯堡老家,他在那里有一处名叫多多纳的宁静的庄园。电话铃响了,是杜鲁门总统打来的:“将军,您愿意代表我去一趟中国吗?”

一九四五年末,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双十协定》签订后,依旧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军事冲突,这让美国人深感不安。不安的加剧来自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报告称如果美国需要国民党统一中国,就要在现有基础上大大加强驻华美军的数量,因为国民党军队远远不能控制华北和东北地区。赫尔利的报告在美国政界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军方认为:必须显示出对国民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如果美军撤出,中国的华北和东北都将被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占领,这不仅直接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利益,也将损害美国未来的在华利益。况且,遣返日军战俘仅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无法完成。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国民政府在这个国家已经失去民心,共产党武装虽然装备简陋但深得民心,美国应该避免卷入中国可能发生的内战。赫尔利终于意识到,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调解失败,源于他对国民党的一味袒护,白宫很可能要就对华政策和人事安排作出调整,与其被撤职不如自己辞职。

内阁会议的讨论是:派去中国的人,要有能够代表美国的身份和地位,要能够得到英国和苏联的认可,要具备调解复杂问题的勇气和能力。还有,他不应该毫无保留地只支持蒋介石。最后,所有的人都认为,刚刚退役的马歇尔上将是出使中国的最合适的人选。

马歇尔重回华盛顿。

在与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谈话的时候,他问到一个关键性问题:“假如蒋介石不肯让步,美国真的要抛弃他吗?”

杜鲁门明确回答:美国出于战略目的也要支持蒋介石。但是,如果因为蒋不肯让步导致内战爆发,从而让共产党占据大半个中国,苏联人又能够控制满洲,美国由此失去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这也是美国的失败或损失。

马歇尔又问:“那么,如果共产党不肯让步呢?”

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回答是:“那就全力支持国民政府。”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马歇尔的专机在中国上海江湾机场降落。

马歇尔一到中国,就与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发生了冲突。魏德迈曾经是马歇尔的下级,其军阶提升一直受到马歇尔的关照,连他的出任中国战区司令官都是马歇尔推荐的,而正是这一职务使他成为美国陆军中最年轻的中将。此刻,魏德迈坚持认为,马歇尔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说他十分了解国民党,国民政府是一个典型的一党专制政府,执掌全部权力的蒋介石绝对不肯作出让步;同时,他也和许多共产党人交谈过,深知出于政治信仰的缘故,他们也不会作出真正的让步。一个要掌权,一个要夺权,把中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手撮合在一起,犹如天方夜谭。被长途旅程折磨得十分疲劳的马歇尔告诉魏德迈:我们在战争中克服的困难比这难以想象得多!我们必须完成总统赋予的中国使命!

十二月二十一日,马歇尔飞抵南京与蒋介石见面。马歇尔开门见山地表示:除非看到目前致力于和平的努力是有效的,否则美国就不能保证对中国继续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蒋介石提醒马歇尔,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共产党不肯交出自己的军队,同时苏联也有在中国扶持一个中共政权的意图。但是,马歇尔的看法是:国共冲突越激烈,越有利于苏联支持中共。

第二天,马歇尔飞往重庆。

毛泽东对马歇尔的到来寄予了极大希望。

重庆谈判期间严重的精力透支,使毛泽东一回延安就病倒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极少出现的严重的身体不适。为此,斯大林专门派来了两名医生。经过检查,苏联医生认为是“负担过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可是,马歇尔来华的消息让毛泽东一下振奋起来。他从休养的医院中搬出来,没有回距离延安城较远的枣园,而是住进了八路军总部王家坪。

无疑,共产党人希望避免内战。因为一旦内战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不具备抵抗强大的国民党军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最切实可行的方针就是与国民党合作。可是,即使《双十协定》已经签订,军事冲突还是频繁发生。而要化解这种紧张局势,目前只能依靠美国人的调解。一个被误读的历史真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依靠苏联的企图。原因很简单:苏联靠不住。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时,也对马歇尔使华作出了积极回应:“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他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人。”而在蒋经国应斯大林之邀、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再次明确表示“支持国民政府”,并拒绝充当中国问题的调解人。——三年后,当中国的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已成定局时,斯大林承认了他的错误:“(当时)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该寻求同蒋介石的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在中国问题上,现在我们承认我们是做错了。”

在重庆,马歇尔会晤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不能有内战,主张立即停止一切冲突,组成联合政府,民主地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马歇尔注意到国共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军队统编应在成立联合政府之前,而共产党认为“一个他们在其中有真正发言权的联合政府”是统编军队的“先决条件”。

整整三十年后,马歇尔使华期间为美国国务院撰写的报告公之于世,在这份报告中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国民政府畏惧和不信任苏联,并确信中共是苏联的傀儡。国民政府不相信中共的诚意和真挚。另一方面,中共也同样不信任国民政府。在后者表示愿意放弃一党统治并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时,中共并不相信他们的诚意和真挚。他们担心政府的特务机构。除非他们在政府里得到一种发言权,足以充分保证他们作为一个政党继续存在和他们的党派活动自由,他们就不愿交出他们的军队……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终于恢复。

谈判一开始,共产党方面提出“无条件停战”,而国民党方面坚持“有条件停战”,这个条件的核心就是“恢复交通”,也就是共产党人在北方的解放区内给国民党军北进让出通路。

新年之夜,马歇尔彻夜未眠,同时给蒋介石和毛泽东写备忘录,他特别要求蒋介石作出妥协,但最终还是在自己一直坚持的“无条件停战”的原则上做了艰难的折中。这种颇费脑力的思索并不是美国人所擅长的。最后,马歇尔建议成立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谈判小组。

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劝说下表示愿意停战。

毛泽东权衡了东北问题有苏联参与的特殊性后,也对马歇尔的备忘录给予了支持。

谈判小组成立了,成员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四川省政府主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当谈判小组坐下来的时候,张群突然提出华北的赤峰和多伦也属于东北范畴,这两处地方也必须由国民党军队接收。这个要求传到延安,毛泽东作出了严厉的回应:共产党不反对部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但国民党始终拒绝协商军队安全进入东北的办法。如果国民党方面坚持自己的主张,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共产党方面概不负责。

此时已经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距离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仅仅还有一天的时间,心情恶劣的马歇尔在没有事先通报的情况下直接去了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蒋介石态度强硬,说这一要求实际上是防止苏联染指华北的举措。马歇尔提醒蒋介石他是代表美国政府来华的,他目前的职责和权力是苏、美、英三国认可和赋予的,如果今天晚上达不成协议,对他的使命以及对蒋介石的切身利益都是不利的。尽管宋美龄将马歇尔严厉的语气尽可能翻译得柔和了一些,但蒋介石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得到蒋介石暂且不提赤峰和多伦之事的许诺后,马歇尔回到寓所用电话通知了周恩来和张群。谈判双方的工作人员立即开始起草,停战协定文件终于在一月十日凌晨完成。

协定规定一月十三日午夜十二时起停战协定生效,届时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蒋介石与毛泽东在同一天发布了停战命令。

虽然久盼的和平似乎即将到来,但是,双方作战部队都接到了于协议生效前迅速占领有利军事要点的命令。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各处战斗激烈。

十三日上午,距离停战协议生效还有十几个小时,冀晋军区政委王平和副司令员陈正湘突然接到各部队阵地相继受到国民党军进攻的消息。在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汇报之后,聂荣臻命令他们立即接敌,守住阵地,寸土不让。战斗结束,已经是十四日凌晨四时。

停战了!

北平的东单北大街上有座赫赫有名的协和医院,这座宫殿式的建筑,是在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以十二万五千美金买下的一个破落王府的基础上修建的,由于有美国人的背景,这里被选为停战协定中规定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办公地点。此时,协和医院俨然成了一座军营,大门口有两个士兵站岗,一边是穿着美式皮鞋、挎着美式冲锋枪的国民党军宪兵,另一边是穿着黑色布鞋、打着绑腿、挎着缴获的日式步枪的八路军战士。双方都佩戴着写有“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胸章。出出进进的国民党军人、共产党军人和美国军人从军装上很好分辨,但细心的北平百姓还是发现,八路军军官还佩戴着一枚圆形胸章,上面有两支麦穗,刻有“中共代表团”的字样。马歇尔说,“军调执行部是世界历史上最奥妙的组织”,这个以调解中国军事冲突为目的的机构,其主席由美国委员罗伯逊担任。

就在停战协定签字的那天,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共识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这个标志着中国政治和解的会议,从今天的角度看犹如一场幻梦。参加会议的三十八名代表成分复杂:国民党代表八人、共产党代表七人、民主同盟代表九人、青年党代表五人、无党派代表九人。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再次许下了“人民之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以及“释放政治犯”四项诺言。中共代表周恩来也致辞说,共产党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接着,拥有不同政治信仰和政治目的代表们,就停战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展开了激烈而混乱的争论。最终,到一月三十一日会议闭幕时,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和《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

仅就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来讲,达成如上的政治协议已经是一个奇迹。此前,这个国家政治民主化打破封建专制的坚冰,也许只在一九一一年帝制被推翻的那一瞬间出现过。现在,突然出现的这个奇迹是在国共两党处于尖锐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发生的,这不由得还是令人心存忧虑。但是,此刻共产党人已把执政的国民党推向了一个被动的位置。“政治民主化”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实际上就是取得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这个目的是关乎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第一要义。为此,共产党人作出的最大让步就是“军队国家化”。

《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所确立的“军党分立”原则,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基本建军原则。因为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无产阶级的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始终不渝地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特别是在随后由国、共、美三方达成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中,规定国共两军的比例为五比一,规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逐渐与国民党军队混编,还规定了中国军队(包括十个师的解放区部队)需使用美国装备,这无疑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生存已构成明显威胁,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置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于美国人的控制之下。而共产党人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其核心还是“合法化”问题,即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同时在军事上取得了与国民党平等的地位。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之前,因为所有的协议必须通过延安批准,马歇尔专门为周恩来派了一架美军C-47飞机。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执意冒着严寒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显示出共产党方面对于所有的协议充满期待。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大家都为“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而感到高兴。共产党领导人的乐观心境,突出表现在他们初步商定了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人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和周恩来。会议甚至还讨论了中共中央搬迁的问题,也就是说准备从偏僻的延安搬到富庶的江南去——这件犹如天方夜谭的事情,当时确实真切地发生过——共产党中央选定的搬迁地点是江苏淮阴。《毛泽东年谱》:二月二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第二天,是中国农历的除夕夜。周恩来回到重庆给蒋介石拜年时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并说毛泽东准备参加联合政府,蒋介石对此表示了欢迎,但是,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协议,招致了党内反对派的强烈不满。另外一种巨大的压力还是来自马歇尔。马歇尔刚到重庆的时候,与蒋介石一起住在林园里,当时蒋介石住一号楼,宋美龄住二号楼,马歇尔被安排在三号楼。但是,随着对马歇尔不满的加剧,蒋介石搬到曾家岩去了,原因是他不愿意在散步的时候碰上马歇尔。但是,蒋介石还是无法摆脱马歇尔的说服与胁迫。出于对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极端热爱,马歇尔给蒋介石起草了一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宪章》,这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将军要亲自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样式了。当从宋美龄的口译中听到“非经国务委员会同意,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事务的法令”时,蒋介石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布政策和法令,难道还要经过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务委员会的同意吗?蒋介石认为马歇尔说出了连共产党都不敢说的话,这个美国人难道已经被共产党收买了不成?蒋介石的愤怒从他的侍从室秘书唐纵的描述中可见一斑:“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来华,对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

无论如何,马歇尔来华仅仅月余,就达到了他在中国声誉的顶点。他的言论和照片不断出现在中国各大报纸的版面上。从大洋那一边传来的一句话更是令中国人对和平充满期待,美国总统杜鲁门说:马歇尔将军是“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 !

马歇尔乘着美国陆军航空兵部专门为他改装的C-54专机,在他认为已经迎来和平的中国上空,开始了堪称中国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巡游。这个感觉良好的美国人无法知道,就在他的机翼之下,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国土上,欢乐与悲伤,幻想与失望,对峙与较量正与严寒中流淌的热血剧烈地扭结在一起。

狭隘的关门主义

政治和解的气氛暖融融地弥漫在延安的窑洞里。

与此同时,在东北漫天的风雪中,林彪和他的数万官兵正在混乱的局面中苦苦煎熬。

这是一块失去控制的土地。从贫寒农民、城市平民、知识阶层,到乡村富农、地方军阀、山林匪霸,谁也不清楚这块土地最终会由谁来管理。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刻,人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主人。于是,各种名目的“军队”蜂拥而起,各种“接收”的机关到处林立,怀着发财念头的人们把行动目标直指日伪统治时期留下的一切。呼啸山林的各色土匪以抗日者的面目开始劫掠,一些伪军在国民党的策动下不断发动武装暴乱。

苏军运走了占当时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设备,以及鞍山、本溪等地百分之八十的钢铁工业设备和绝大多数矿山挖掘设备。苏军还把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和多家私人银行的全部纸币、抵押品以及金银、外汇席卷一空,并强制东北地区流通苏军自己印制的“红军票”。苏军士兵军纪松弛,所作所为无人管束。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深夜带警卫员外出办事,遇到几名苏军士兵拦路抢劫中国人,他立即上前制止,竟被苏军士兵开枪打死。这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著名将领,长征后被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苏军出兵东北时跟随苏军回国,死时身上还携带着苏军军官证。

苏军对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始终冷淡,尤其是美国人插手东北以后,苏军对国民党方面更是十分警觉。但是,苏军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不明朗,他们坚持“不向八路军移交”的原则,不允许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任何一座城市。

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军事冲突频频发生。

此时,杜聿明因患肾结核到北平治疗,他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任命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并暂代司令长官之职。当郑洞国来到北平他的病床前时,杜聿明劝说他到东北协助自己指挥作战,并在万一他因病不能返回东北时接替他的位置。杜聿明对郑洞国说,东北的共产党力量,比原来预料的强得多,作战亦相当艰难。但是,除了国民党大员们在东北乘机发横财,一时间贪污舞弊成风使他头疼之外,整个东北的局势还是乐观的。因为共产党军队兵力少,装备差,且在东北立足未稳,还没形成群众基础。所以,只要持续果断地对他们展开攻势,是有把握收复全东北的。

林彪认为,停战协定签字之后,共产党在东北面临的局面反而更加恶劣,进入东北的各部队都已被迫处于四处游走的状态中。停战协议生效后的第三天,林彪致电中央,要求允许他向杜聿明部发动攻势。

当时,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已经退到辽宁北部的法库,山东军区第一师和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两支部队也已撤到法库以西的秀水河子地区。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来了,在严峻敌情的压迫下,部队撤出了秀水河子村,同时向国民党军发出信函,要求他们遵守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军不但开始在秀水河修筑工事,而且还向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所在地法库发动了进攻。林彪不再退让了,决定在这里打一仗。——这就是第四野战军战史上著名的“秀水河子战斗”。

规模不大的秀水河子战斗,在解放战争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后在不断的退却中首次主动作战,而且也是首次歼灭成建制的国民党军。

但是,局部的艰难取胜并不足以扭转全局的被动。

接下来发生的以东北民主联军遭遇重创为结局的沙岭战斗,再次显示出交战双方在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东北严酷的冬季即将过去的时刻,正是关内桃李含苞、柳烟渐浓的时候。马歇尔现在要做的事就是飞遍这块国土,收获他所创造的“和平”之果,然后回到大洋另一边的家乡的农场去,享受不再有任何打扰的宁静生活。

有人称,五星上将的这次专机巡游,是一次典型的“马歇尔风格的飞行”,因为这与他在柏林战役前从美国本土前往欧洲战场的那次飞行有类似之处。那次飞行,他乘坐的是罗斯福总统的专机。专机从华盛顿起飞,飞越浩瀚的大西洋后,几天之内分别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地着陆,上将旋风式地接连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巴顿、蒙哥马利和法国前线司令官等二战高级将领,检查和落实了盟军将要执行的旨在结束战争的作战计划。而这一次,飞行的时间表是由马歇尔亲自制订的,他要在短短的五天之内飞行近万公里,中途在华北、西北、华中、中原、华东的近十个地方降落逗留。马歇尔说,上次的欧洲之行是为了战争,这次是为了中国的和平。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马歇尔抵达北平,先到军调部听取了汇报,然后在北京饭店出席鸡尾酒会,会见北平军政要员和文化界人士,晚上八点在京城著名的鲁菜馆萃华楼出席了军调部举行的宴会。第二天一早,他飞往由共产党人驻守的大城市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那里迎接了他。听完汇报后,他享用了一桌为他精心准备的由二十多道菜组成的中国筵席。接着,专机向北,飞往归绥以北国共两军反复争夺的集宁。在那里,马歇尔见到了叼着烟斗的共产党将领贺龙。因为寒风刺骨,马歇尔在专机上听了汇报。听到的依然是国共双方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话,他很高兴。他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这座小城停战协定生效后被傅作义的部队攻占,在他到来之前,晋绥野战军刚刚经过一场血战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回。

从集宁再次起飞,在北平过夜后,第二天上午专机飞往济南。在这之前,身边的人曾对马歇尔提起,中国的山东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孔子,还有一个强悍的共产党将领叫陈毅。再有就是山东解放区的物价很便宜,同样一条抽纱围巾,在解放区首府临沂只要两元钱,而在上海要付五百元。令马歇尔惊讶的是,前来迎接他的竟然有两个山东司令和两个山东省长:共产党省长是黎玉,国民党省长叫何思源;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而驻守济南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是王耀武。听取了国共双方的汇报后,两个司令和省长在宴请马歇尔的时候又碰杯又握手,马歇尔不禁感叹道“这是山东有伟大历史性的和平会餐”。但是,当马歇尔到达徐州的时候,双方的气氛又开始恶化,陈毅问驻守徐州的国民党军将领顾祝同:“和平民主是否有希望?”顾祝同答:“这完全取决于美国。”陈毅说:“老头子(蒋介石)不是闹着要打吗?”顾祝同的回答令陈毅十分吃惊:“老头子能顶什么事!”

三月三日,马歇尔抵达河南新乡,在那里他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驻守新乡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的欢迎。会谈的时候,国共双方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因为孟县是晋冀鲁豫部队接收的,而国民党军队在停战协定生效后攻占了那里。但是,在这一天,记者们却觉得另外一件事更有新闻价值,那就是国民党方面在重庆释放了新四军前军长叶挺,共产党方面在新乡释放了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当马歇尔离开新乡的时候,他收到的礼物是一只大银鼎,他对这个奇特的东西充满好奇。有人对他解释说,鼎是中国古代的烹煮用具,在汉语中“鼎”有稳固和强盛的意思。

在山西太原与国民党军将领阎锡山和共产党将领陈赓以及在绥远与国民党军将领傅作义见面会谈之后,马歇尔最期待的时刻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他的专机在延安降落了。

一九四六年的延安这样呈现在这位美国五星上将的眼前:

在三个小时的飞行中,只见山丘越来越陡,山谷越来越窄,最后看到一片片光秃秃的山坡,就像月球上的山脉一样。从空中看不见人家,因为人们都住在山崖的窑洞里。许多山顶都削平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削平的山顶就是耕地。这里土地贫瘠,蒙古沙漠就在不远的地方。

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们在窑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进行工作。然而看起来他们并不感到疲劳,甚至在敌人即将大举侵犯时也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过着接近大自然的宁静而简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里的社会中充满同志式的友爱。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已经检验了他们的全部理论并使之适用于原始的中国农村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感到在人民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忧无虑。

这里的社交生活充满友好而无拘束的气氛……每逢交际场合,没有人梳妆打扮,也没有人换什么衣服。不管男女,都是一套公家发的粗蓝布服……冬天跳舞的时候窗户也是敞开的,因为跳舞的人都穿着棉衣……周恩来擅长跳华尔兹不过有时有点过于拘谨……刘少奇跳起舞来带着一种科学的精确性……朱德总司令跳舞好像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一样……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坐着不跳,许多人都想跟他聊天,他跳起舞来安然笃定,好像给乐队带来了“党的路线”一样……舞会结束时,常常都扭起秧歌来,直到最后尽欢而散。

显然,延安方面的准备十分隆重。搭建起了欢迎的牌楼,训练了八路军仪仗队,毛泽东破例做了一身呢子中山装,破例同意买一双黑色的皮鞋。尽管毛泽东新缝制的中山装“好似从一大堆衣服里捡来的”,但是马歇尔还是对这位有着非凡气质的共产党领袖产生了好感。马歇尔与毛泽东的会谈气氛融洽和谐,他们谈到停战协定和整军协议的履行问题、东北问题和解放区的地位问题,没有产生严重的分歧。和谐的气氛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达到高潮,毛泽东的祝酒词中包括了“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和“全国人民团结万岁”,以及“祝杜鲁门总统健康”、“祝蒋主席健康”和“祝马歇尔将军健康”。马歇尔对筵席上可口的新鲜牛奶十分满意,问这些牛奶是从哪里弄来的?坐在他身边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告诉他:“我们养了一群奶牛。”宴会之后,在杨家岭礼堂举行了欢迎歌咏晚会。晚会二十一点开始,礼堂里气温很低,虽然搭着毛毯,马歇尔还是被冻感冒了,但台上乐队演奏的中国国歌、美国国歌以及延安军民震耳欲聋的腰鼓表演依旧令他既兴奋又吃惊。

马歇尔延安之行产生的最大效应,就是给予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以极大的乐观情绪。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在晚宴上对毛泽东表示,一旦政府改组之后,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毛泽东说:“我们将来当然要搬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淮阴,开会就到南京。”

第二天,马歇尔一行离开延安。毛泽东前去机场送行。记者们围住毛泽东问:“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南京?”毛泽东的回答是:“蒋主席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什么时候去。”

那时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而党内一部分同志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对“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提出疑义,这无疑是“狭隘的关门主义”。

后来的历史是:一年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实搬出了延安,但不是被蒋介石请到南京去参政,而是在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下撤到比延安更加荒凉的北部山区。

共产党人期望与国民党人一起和平民主建国的诚意,突出体现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署后的积极行动中。

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共产党人开始了裁减军队和官兵复员行动。行动之迅速,规模之庞大,与国民党方面日益加剧的运兵备战相比,令那一刻的历史显出了一些荒诞。中共中央给各解放区下达的缩编复员的指标是:在三个月之内至少将官兵数量减少三分之一。根据这一指示,共产党军队三个月之内复员和转业官兵达二十四万之多。这一行动给部队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

在共产党采取整军复员行动的同时,国民党军也制定了“复员计划”。遵照蒋介石的“机密甲9269号手令”,国民党军整军采取的是称谓缩小、人马照旧的办法,即将全部的国民党军队军改称为师,师改称为团。更有甚者,国民党各军在整编中都要求扩充人员。到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依旧还有三十个军连虚假的整编都没有进行。

事后,当国共两党代表就整军中复员数量进行核对继而发生争吵时,穷极名目保存军事实力的国民党方面竟然说,他们有五十七万名官兵不应算在整编之列,因为这五十七万是准备今后十二个月内“逃亡消耗”的人数。“逃亡消耗”这一名称,连同“五十七万”这一庞大的数目,皆令人惊愕。

而随即爆发的战争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大规模复员严重影响了其作战能力。

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

四平之战

一九四六年春暖花开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发表了有关“铁幕”的演说,要求英联邦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特殊关系,以应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强的社会主义革命,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升级;接着,美国在太平洋中一个名叫比基尼的热带珊瑚礁堡上,进行了水下原子弹试爆,巨大的“花冠似的水以子弹的速度射向空中”。而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剧烈事变前的沉寂时刻。

在“战”与“和”两种模糊不清的前景中,这个国家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乡村的春播正忙,都市里美国电影的放映海报多了起来,大学开始争论“苏联是否是个新帝国主义”国家。此时,国人并没有人注意到,在这片国土上有两个地区已经成为引发战争的火药库:一个是冰河开始解冻的东北地区,一个是麦苗已经返青的长江北岸。

尽管苏军一再拖延撤军时间,但是终究要大规模撤离了。于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面临着最后的较量与抉择。

苏军撤离沈阳时,没有通知国民党军。驻扎在沈阳郊区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师长彭璧生发现苏军开始移交监狱和工厂时,才感到苏军可能要走。他派出大量的便衣混杂在看热闹的百姓中,直到苏军全部撤离之后,他迅速指挥部队占领了沈阳市区。此时的沈阳城市破烂,物价飞涨,市场萧条,但是当街市上挂起青天白日旗后,饭馆的生意顿时火爆起来,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夜夜请客,几乎所有饭馆的门口都悬挂着“某某机关包席”的牌子。苏军一路向北撤离,国民党军乘火车一路向北推进,但是火车运载的兵力毕竟有限,顺着公路的徒步行军更是速度缓慢。这时候,国共两方代表正就东北问题进行谈判,虽然争吵激烈但尚未撕破脸皮。因此,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是:“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我军进去必会在军事上陷于被动,在政治上亦将处于极不利。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到哈尔滨沿线在苏军才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就在这封电报从延安发出的当天,苏军从沈阳至长春间的四平撤离后,黄克诚立即指挥部队攻占了那里。官兵们把四平城内的国民党地方官员赶上一辆大卡车轰出了城。

中共东北局在抚顺召开了会议。这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会议,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中复原原貌。会上,主张攻击大城市和离开大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不同意见展开了直接交锋,而这两种意见关乎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未来命运。在和平来临的乐观情绪的影响下,东北部队很多干部因留恋城市而不愿到农村去。迫于对形势判断的局限,抚顺会议没有形成任何明确决议,东北民主联军依旧试图在东北地区沿铁路线与国民党军争夺大城市的控制权。

国民党方面坚持认为,东北不存在共产党驻军问题,只有国民政府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的问题。国共两党代表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因而分歧严重。随着国民党军源源不断地到达东北,蒋介石的立场越来越强硬。没能取得任何斡旋效果的马歇尔回国述职去了。延安方面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只能接收沈阳至长春沿铁路两侧三十里的地带。如想进入其他地区,必须得到共产党方面的同意。——显然,共产党方面是不会同意的。

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战略要冲四平。蒋介石立即命令国民党军自沈阳兵分四路攻占四平。于是,数天前还强调不要与国民党军在接收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的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要求部队坚决作战。

连日大雨,河水暴涨,已经化冻的黑土地一片泥泞。在沈阳向北的各条道路上,国民党军的坦克和汽车与徒步行军的东北民主联军在泥泞中迎头而进,战斗相继发生。

四月四日,林彪到达四平街,在察看了战场地形之后,他向中央表达了“坚决与敌决死一战”的决心。毛泽东立即回电,表达的也是不惜一切的决心。

一场为争夺铁路线上的重要城市而进行的血战已经不可避免。

这就是后来颇受争议的“四平之战”。

四月八日傍晚,四平外围战斗开始。交战双方是:东北民主联军山东解放军第一、第二师,第七纵队,新四军第三师八旅和十旅、东满挺进纵队等,共十二个团;国民党军是新一军新编三十八师。新一军是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之一,抗日战争时远征缅甸,为解救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新一军在当时新编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的率领下奋勇杀敌,最终为远征军冲出一条血路,其顽强的战斗作风为盟军赞叹也为国人崇敬。战后,新编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此时,孙立人正在伦敦接受英国女王的授勋,该军暂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指挥。两军激战一夜,虽然东北民主联军的两个营在包抄中因迷路没有完成断敌退路的任务,但是新一军新编三十八师的三个连还是在共产党军队不顾一切的攻击中受到重创,共产党官兵爬上院墙,一边开枪一面高喊“缴枪不杀”。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李鸿曾出征缅甸,作战经验丰富,在指挥部队发动逆袭之后,新编三十八师终于稳住了阵脚。此战,新一军兵力损失不大,但是士气受到打击,梁华盛甚至向刚到东北代替杜聿明指挥作战的郑洞国表示:按照作战命令限定的时间攻下四平是不可能的。

在接近四平的国民党军各路部队中,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占领法库后,企图迂回四平的侧后,他们面对东北民主联军的节节阻击边打边推进。突然间,发现自己被引到一个早已布置好的大口袋中:先头团看到前面有个熙熙攘攘的集市,便向路上的老百姓打探情况,百姓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八路早就走了,于是先头团解散休息。就在国民党军开始又吃又喝时,枪声骤起,原来集市上的不少百姓都是化装的八路军。伏击八十七师的部队,是从阻击新一军的战场上迅速移动而来的,加上共产党辽西工人教导团,共十四个团的兵力。林彪部署了“一点两面”的战术,即用主要兵力攻击敌人最薄弱的一点,其他方向以少量兵力助攻。同时,突击部队用在敌人的两侧,牵制部队则用在正面攻击。四月十五日,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合力围攻下,八十七师被分割压缩在十几个村庄里。从各村跑出来的老百姓来到共产党军队的阵地上,详细报告了国民党军在各村的兵力分布情况。天黑之后,东北民主联军的围歼开始了,至清晨时分,八十七师大部被歼,副师长和参谋长被俘,只有师长黄炎带领少数卫兵逃离。

就在国共两军在四平作战的时候,共产党东北局与苏军就东北民主联军接管长春达成默契。四月十四日,苏军撤离的最后一列火车驶出长春。一个小时后,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杨国夫部、三五九旅贺庆积部、东满二十二旅罗华生部和吉北军分区曹里怀部共十三个团,在联军副司令员周保中的指挥下向长春发动了攻击。东北民主联军拉来日军留下的大炮,轰击长春城内被空运来的国民党守军。战斗持续到十八日,包括长春城防司令陈家珍和市长赵君迈在内的八千多人被俘,长春被共产党军队占领。

长春被东北民主联军占领的那天,马歇尔回到了中国。美国人担心东北的战火会成为苏军继续滞留中国的借口。马歇尔在听取了前往东北地区监督停战的三人小组的汇报后,在与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进行了多次交谈之后,得出了关于目前中国时局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令蒋介石与马歇尔的矛盾公开化了。

同时,马歇尔也意识到,共产党人对长春的占领,“对于国民政府的影响甚至更是灾难性的”,因为国民政府中的“极端反动集团的势力”现在可以说,共产党“从来没打算坚持履行达成的协议”。

四平没有攻下,长春也失去了。

四月十六日,从北平回到东北的杜聿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四平。

四平血战开始了。

在林彪的急令下,东北民主联军所有的主力部队昼夜奔袭,前后到达四平的总兵力近八万人。虽然没有大规模阵地防御作战的经验,官兵们还是开始紧急抢修防御工事。他们沿着小城外围挖掘了大量的交通壕,甚至把小城西南的河道全部堵塞,从而让河水漫出形成大面积的沼泽,以阻止敌人坦克的冲击。同时,四平城内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弹药和医疗用品。林彪的命令是:要使每一个前线指战员有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要有与最后一个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十八日,国民党军新一军在郑洞国的指挥下发动了攻势,其新编三十师沿铁路由南向北,新编三十八师由西向东,五十师直指四平东南。三路大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对四平正面展开轮番攻击。交战双方都表现出决死的斗志。在国民党军强大的火力轰击下,东北民主联军的防线多次出现危机,前沿官兵数次与进攻的敌人进入肉搏状态。双方不断派出突击队向对方阵地渗透,两军犬牙交错地混战在一起。国民党军的每一次进攻,都用优势火炮进行长达三个小时以上的火力准备,致使四平外围的阻击阵地上硝烟弥漫、弹坑累累。东北民主联军所有的防御工事很快就被夷平,官兵们只有利用钢板构成的堡垒做掩护,躲避炮弹的杀伤,然后待敌人冲锋到三十米处时,跳出工事用手榴弹和刺刀展开拼杀。新一军虽然武器优良、火力猛烈、战术精到,但是当白刃战和肉搏战来临时,国民党军官兵面对共产党官兵不惜生命的勇气不禁心惊胆战。战至四月二十六日,新一军在四平城东的一次攻击被打退,东北民主联军在城北的反击未能奏效,战场出现了暂时对峙。

郑洞国要求杜聿明增援。

二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到达:“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指的是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内战中“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一起为保卫马德里而战斗。)

毛泽东的态度是“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林彪的态度则是“尽量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四平八天的战斗,林彪已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军作战的弱点: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基本经验,官兵们只知道向前方射击,缺乏与友邻部队策应的意识;火力配备的层次和纵深都不理想,无法形成有效的阻击火力;战场上没有统一的射击命令与信号,有的部队开火太早,致使敌人临近时弹药不足;部队交接阵地时没有顾及工事的交接,造成接手阵地的部队在工事已全部失效的情况下出现大量伤亡。

然而,毛泽东要求林彪坚决保卫四平。

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不仅是以四平之战赢得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而且还要在四平一线将国民党军的攻势彻底遏止,以期达到国民党占领沈阳以南,共产党占领长春、哈尔滨以北的平分东北的目的。

但是,本溪失守的消息传来了。

本溪失守后,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国民党军迅速北上,向四平包抄而来。其中廖耀湘的新六军在右,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在左,已经回国的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居中。东北民主联军本来就装备简陋,兵力不足,现在为防御国民党军的两翼包抄,防线又被拉长至五十多公里,兵力更见稀疏,火力更见单薄。由于防御的正面过于宽大,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主力都被置于阵地一线,惨烈的战斗导致的重大伤亡令各部队的兵力捉襟见肘。

此时,负责四平左翼防御的黄克诚提出了“适可而止,不能与敌硬拼”的建议。黄克诚先给林彪发电,但没有等来林彪的回音,更没有等来林彪撤退的命令。五月十二日,他直接致电中央,不但建议放弃四平,甚至建议放弃长春。

黄克诚还是没有接到任何回音。他不知道,在远离四平战场的地方,国共正在谈判桌上就东北问题激烈地讨价还价,而四平无异是一个重要的筹码,共产党人在这样的时刻绝不能轻易放弃四平。毛泽东十五日给东北局发来电报称:“四平街作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整整十三年后,黄克诚才明白当年在战场上林彪为什么没有回音。

然而,就在毛泽东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东北民主联军保卫四平的最后时刻来临了。

廖耀湘指挥的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的一个团,在付出一个连的伤亡后,突破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的防线。新六军由此乘胜推进。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国民党军用钢板铺路,六百多辆汽车、坦克和火炮强行通过,其推进速度之快、进攻强度之大,令负责阻援的第三纵队连连退守,新六军主力很快逼近四平地区。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在其他方向上的防御阵地也被相继突破,国民党军最后对四平防线的制高点塔子山形成三面包围。

塔子山距四平城仅十余公里,塔子山阵地上只有十九团。五月十八日,新六军在向塔子山进行了空前猛烈的炮击之后,步兵在飞机的助战下发动了强攻。十九团五连的阵地前突,八名机枪手全部伤亡,副班长杨甫南一个人轮流使用九挺机枪射击。防守核心阵地的三连和十连,面对敌人的集团冲锋,无一人后退。连续的激战令官兵们无法垒就工事和掩体,他们在犹如暴雨般倾泻的炮弹中血肉横飞。弹药全部用完之后,阵地上幸存的官兵们使用了石头和牙齿。最后,在这个不足百余平方米的小山头上,交战双方官兵的尸体达上千具。

林彪不断给塔子山方向打电报,先是命令“尽可能再坚持一天”,然后命令“最少明天要顶半天”。但是,在塔子山防御阵地上,官兵几乎伤亡殆尽。而奉命增援的部队轻信了老百姓的话,以为辽河水深难以徒涉,以至于没能及时赶到战场。林彪给毛泽东去电:“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电报发出几个小时后,十八日下午,传来塔子山阵地全部失守的消息。这时候,林彪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历时一个月的四平之战结束。

四平之战,以东北民主联军的惨重损失成为一次失败的战例。不少人认为,四平之战是在对时局的错误估计下发动的,是在不宜进行大规模防御作战时进行的一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在诸多要素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与优势交战对手争夺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但导致了八千多官兵的伤亡,而且在战略上也陷入了被动。

四平失守之后,东北民主联军继续向北撤退。毛泽东来电要求他们坚守长春,罗荣桓、林彪、彭真等东北局领导讨论后,还是作出了放弃长春的决定。于是,林彪负责组织部队撤退,罗荣桓和彭真组织东北局机关撤往松花江以北。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再次来电,还是要求坚守长春。原因是:“我们正在南京谈判让出长春,交换别的有利条件,但必须守住长春,方利谈判,否则不利。”可是,由于撤退已经实施,毛泽东的命令已无法执行。

五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军占领长春。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的凌厉攻势感到万分惊喜,他在致东北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电报中说:“甚望共产党军队能幡然悔悟,切念萁豆相煎之痛,同懍骨肉相残之耻,为国家多留一分元气,为人民保存一线之生机……”

原想一鼓作气打到哈尔滨的国民党军,在松花江南岸突然停止不前了。

这让原准备继续北撤的林彪都感到了意外。

蒋介石到东北来了,他的到来打乱了杜聿明的作战部署。

蒋介石到了长春。在这里他告诉郑洞国和廖耀湘:“政府经与中共方面谈判,决定在东北战场实施短期停战,倘无情况变化,停战令可能在近日下达,你们务必做好充分准备。”

可是,令蒋介石吃惊的消息传来了:共产党将领陈毅集中了山东野战军的全部主力,向山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先后解放了胶县、泰安、德州、枣庄、高密等城镇,不但扩大了山东解放区的地盘,而且威胁着国民党军控制的津浦和胶济铁路的畅通。蒋介石被迫把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紧急调往了山东。

随着各地战事的频发,马歇尔对蒋介石的压力开始升级,他通过宋子文转给蒋介石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国民政府在满洲继续前进,你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停止冲突,使我作为一个可能的调解人的工作陷于十分困难,也许不久实际上陷于不可能了。”马歇尔的火气来自魏德迈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工具正大肆散布马歇尔中了共产党人的奸计,一家报纸上甚至登出一幅马歇尔穿着八路军军装、打着八路军绑腿的漫画。马歇尔郑重地告诉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如果不停止进攻,美国就立即中断对华援助。

国民党军对林彪部的追击就这样停止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国共双方再次就东北暂时休战问题达成协议。

从此,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隔松花江对峙。东北的大城市之一哈尔滨始终由共产党人占据着,松花江以北地区因此成为共产党人在东北的坚固后方基地。

中原突围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驻扎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突然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突围而出。这一事件,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认定为解放战争爆发的标志。

宣化店,共产党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那天黄昏,晚霞灿烂。军调处驻宣化店执行小组成员美方代表哈斯克上校和国民党代表陈谦上校,在宣化店狭窄的街道上遇到了身穿灰布军装的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和鄂东独立旅政委的张体学。尽管四个人的表情在那一瞬间都显露出一种难以察觉的不自然,但他们很快就谈笑风生地攀谈起来。

哈斯克与陈谦已经在不大的宣化店内外转了好几圈。他们的心情有些紧张,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军对这个小镇及其附近地域的合围已经完毕。他们特别担心的是,在汉口举行的武汉行营记者招待会上,国民党发言人竟然当众宣布“未来二十四小时之内,湖北将有惊人的奇迹发生”。但是,眼下他们在这个小镇上假装闲逛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共产党官兵有什么异常举动:中原军区司令部的牌匾依旧悬挂在大门上,大门内外人进人出,里面传来寻常的电报键敲击声。佩戴着臂章的巡逻队如同往常一样在街上巡视,操场上的操练口号依旧响亮。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接到了晚上在中原军区礼堂观看文艺演出的邀请。只是各部队的伙房里显得格外忙碌,炒米的香气四处弥漫。

鄂豫皖解放区的前身,是原新四军第五师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十月,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率领河南军区部队先后到达鄂豫皖边区与第五师会合。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中央局和中原军区,任命郑位三为中原局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李先念为中原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原解放区逐步发展为跨越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处的广阔地区,人口一千五百万,正规军五万余人,民兵三十余万。

抗战结束后,中原解放区遭遇极大的生存困难,原因很简单:这里是国土的心脏地带,又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交通的便捷使国民党军在日本投降后迅速到达这里,很快就对中原解放区形成了包围趋势。

在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中坚持下去,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此时,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解放区方圆不足五十公里,却聚集着中原军区数万人的部队和家属,还有四十万的百姓。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令这里的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王恩茂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困难,就是搞粮的次数太多……百姓感到粮食负担不知要负担到哪一天;负担的分量也重,百姓感到负担不了……我们说过再也不借了,现在又借,则失信誉。”国民党军不但控制了所有可能运输粮食的道路,而且在边缘地区故意抬高粮价,以吸引解放区内百姓的粮食外流。

中原解放区根本无法运输任何给养。此刻,在解放区的北面是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军,西北面是第六十六军,而在第四十七军和第六十六军的北面还有第四十一军,东面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南面是第七十二军,西面是第七十五军。国民党军将这个狭窄的区域围困得铁桶一般密不透风,仅环绕解放区的碉堡就修建了六千多座,致使李先念部的数万官兵犹如在汪洋大海中困守于一叶孤舟。

中原军区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下去。

八千多名编余干部和战士被要求复员。——中央的指示是:“如果你处只能养活五千人,那就只留五千人,其余不愿走者可令其隐蔽或遣散。”同时,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干部被秘密向外转移。当时,由于黄河决口而流离长江沿岸的难民需要返乡,国民政府为这些难民专门开辟出一条北返的通道,很多共产党干部化装成难民通过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联合国救济总署在宣化店设有办事处,共产党人通过大量的工作,用救济署的名义和证件也转移出不少干部。中原军区还制造了大量惟妙惟肖的假证件,包括外国通讯社的记者证、国统区百姓的身份证,甚至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军官证,这些假证件居然有效地掩护了一些转移干部的身份。为了化装转移,中原军区组织部专门设立了一个化装转移站,召集有敌后工作经验的同志传授化装技巧,并根据需要转移干部的年龄、口音、长相和气质,精心设计其化装后的身份与经历。仅这个化装站,就成功转移出四百多名干部。

转移出去的人究竟是少数,中央要求中原军区同时还要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斗争”,就是国共两党旷日持久的谈判。

一九四六年初,军调部负责调处中原战事的第九执行小组与国共双方军队代表在靠近豫鄂交界处的罗山县开始谈判。参加罗山谈判的国民党军方代表是驻守罗山的第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和驻守信阳的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共产党军方代表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由于美方的努力斡旋,艰苦的谈判之后,最终签署了《罗山协议》。协议规定:“共产党能够领导之军队,得在其所驻地区之间运输给养,国民党军队不得阻挠干涉”,但是,协议依旧是一纸空文。就在王震离开罗山三天以后,他看到了中原军区的电报:“给养已到无米为炊的程度。”三月,马歇尔一行到达汉口,李先念提出中原共产党军队“被政府军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请求移防就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反对,认为一旦移动部队,必将“惹起误会”。周恩来反驳说:“总不能坐以待毙嘛。”为了解决中原军区官兵的生存问题,周恩来甚至争取与国民党方面做成一笔买卖:由共产党晋察冀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拿出两万吨粮食,卖给国民党军位于北平、太原、新乡和济南等处的部队,换取现金,然后拿这些现金在武汉购买粮食再转运到宣化店。买卖还没做成,周恩来却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将在五月到九月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马歇尔派出军调部三人小组前往宣化店。

周恩来到达宣化店对于中原军区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其重要性不是在宣化店进行的国共之间的和平调解,也不是就对峙前沿阵地上谁进攻谁理论清楚,周恩来到达宣化店的当夜即与中原军区领导人详细商讨了一个秘密突围计划。此时,跟随三人小组到达宣化店的美国记者李敦白,将他所掌握的关于国民党军即将发动军事进攻的情报,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李先念。之前,李先念与李敦白在汉口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李先念说他这个美国人挑选了和自己一样的姓氏,证明两人有缘;李敦白说自己还会木匠活,而他知道李先念从前也是个木匠,证明两人更有缘。

就在《汉口协议》签字的那天,六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书记郑位三:“目前时局虽还有由谈判获致协议,推迟全国内战爆发之可能,但全面内战亦有很快爆发之可能。我们方针是力争和平,但必须立即准备与国民党全面大打时能坚决粉碎之。”——全国内战不可避免,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以后共产党人的判断。

蒋介石确实决心已下。

六月十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讲话时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他们(共产党)十五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是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几天后,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退出华北的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威海卫两地,以及六月七日以后中共军队在山东境内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镇;退出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退出山东胶济路沿线、苏北以及中共军队在山西、河北两省境内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镇。这时候,美国政府又批准了帮助国民政府组建空军的决定。至此,美国政府已经向国民党军提供了各种作战飞机近千架和足以装备四十五个步兵师的武器。国民党军在美军的帮助下已基本完成调动和部署,位于内战第一线地域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一百九十三个旅,总兵力约一百六十万人。

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毛泽东陷入两难的痛苦选择中。

抉择的艰难在于:如果内战爆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实力相差悬殊,将令共产党军队面临巨大的危险,至少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艰苦时期;而如果继续坚持和平政策,也许有可能遏制内战的爆发,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他方面的力量对蒋介石的制约。

毛泽东很重视美国人的态度。

但是,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援助法案,以及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还是激怒了毛泽东。六月十九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六月二十二日,面对中原军区请示立即突围的电报,毛泽东彻夜不眠。中原局认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因为截获的密电显示国民党军将于近日对中原解放区动手——如果中原军区部队不能及时突围,“皖南事变”的结局也许将会重演。深夜,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

中原局:

(一)二十一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三)望团结奋斗,预祝你胜利。

中央

六月二十三日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晚,驻宣化店的军调执行小组官员观看文艺演出的时候,中原军区部队秘密集结后开始突围了。

演出结束,国民党代表提交了一份“据了解共军正在集结突围”的备忘录,但遭到共产党代表的当即否认。接着,美方代表提出要见李先念,此时李先念已经离开宣化店十五公里了。共产党代表说李将军身体欠佳已经休息。而李先念接到报告后立即策马连夜赶回。二十七日一早,美方代表看见中原军区司令部里一切如常,操场上仍然还有士兵在操练——他看见的是根据突围计划秘密进入宣化店接防的鄂东独立旅的两个连和警卫排。而李先念躺在床上,美方代表问候了几句,放心地走了。他的身影刚一消失,李先念再次上马飞驰而去。二十八日,鄂东独立旅政委张体学继续与军调执行小组成员打麻将,唱豫剧,还上山打了猎。二十九日傍晚时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突围至平汉路附近,张体学则在宣化店设宴会,代表李先念将军宴请军调执行小组。宴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张体学站了起来,他告诉军调执行小组:鉴于国民党军屡屡践踏停战协议,甚至准备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被迫撤离宣化店。宴会立即就散了。张体学率领鄂东独立旅迅速离开宣化店,而军调执行小组也在中原军区一位营长的护送下乘汽车驶往汉口。

共产党方面称,中原军区被迫突围;美蒋方面称,共产党方面破坏了停战协议中双方军队“停于现在地区”的条款。——无论如何,引发重大历史转折的事件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

中原军区的突围,选择了分散进行的方式,因为大部队突围无法达到隐蔽性,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生存。李先念和王震率领人数最多的一支从宣化店向西,那是国民党军认为最不可能突围的方向,因为那个方向山高林密河流纵横。在国民党军队调动部队企图围追的几天里,突围官兵以昼夜不停的急促行军冲过平汉铁路,在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候到达了丹江岸边。头上虽然有国民党军飞机在盘旋轰炸,但是地面的拦截追击部队还不多,可湍急的江水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向东突围的皮定钧部一开始的任务是掩护主力部队通过平汉路。二十二岁的皮定钧率领的一支由太行山子弟组成的部队,这支部队作战勇猛顽强,老根据地的百姓都叫他们“皮司令的部队”,而共产党军队内部称他们为“皮旅”。突围的时候,包括皮定钧在内,所有官兵都准备为掩护主力突围而牺牲。为了吸引敌人,他们向国民党军重兵防御的方向突围而出。三天之后,当掩护任务完成时,“皮旅”已经深陷重围。但是,最终,“皮旅”却是整个中原军区最先成功突围、保存最完整的部队。他们的战法是:全线猛烈出击,然后突然收缩藏起来,等国民党军开始追击时,从眼皮底下把他让过去,再接着往外插。“皮旅”独立作战,左突右冲,国民党军布置的一道又一道的阻击,没能让他们退却半步。进入位于鄂豫皖交界处的金寨时,因为一直无法与中原军区取得联系,皮定钧只好要求电台呼叫延安,延安的回电只有两个字:快走!“皮旅”官兵丢掉了所有的背包,甚至忍痛将伤员留在了当地,然后一边作战一边以惊人的速度强行军,五天五夜后穿过皖中平原,最终到达华中解放区。全旅无大损失,只是数千官兵头发长如蓬草,身上衣衫褴褛,脚上是沾满污泥和血渍的破布,只有黑瘦的脸上一双眼睛依旧明亮。从此,英勇的“皮旅”成为华中野战军的一支劲旅,在皮定钧的率领下屡立殊勋。

李先念、王震率领的突围部队在国民党军的围追阻截下,被迫分成了两股。王震部在强渡丹江之后陷入重围,部队在一个叫鲍峪岭的隘口再次被截成两半。在冲出包围圈的战斗中,七一九团团长吴刚、政委蒋洪钧和参谋长朱佐夫相继阵亡。身材魁梧的副团长颜龙斌接替了指挥位置,颜龙斌在率部冲击时右臂受重伤,王震当即命令旅卫生部长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在没有麻药的条件下,颜龙斌的右臂硬是被锯了下来。战士们含着眼泪要用担架抬着他转移,但他死也不肯给已疲劳至极的战士增加负担。颜龙斌以惊人的毅力跟随部队继续作战。突围部队到达陕西西南部时,因伤口被雨水浸透而严重感染的颜龙斌摇摇晃晃地倒下了。安葬颜团长的时候,王震说:“他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敌人见他就发抖!”

就在王震部在鲍峪岭与国民党军激战的时候,李先念部遭遇了胡宗南部队的阻击。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一旅横在了李先念部进入陕南的路上,而在中原军区官兵的身后,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十五师正在逼近。李先念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拿下对面的这道山梁。”在向陡峭的山梁发起拼死冲击的时候,三十七团官兵在炽热的火网前一批又一批地倒下。一营教导员薛国斌腹部迸裂,肠子流了出来,倒在地上依旧呐喊不止。陡峭的山梁上没有树,官兵们把刺刀插进岩缝一寸寸地向上攀爬,在距离敌人阵地只有十米远的时候,官兵们投出了成捆的手榴弹。这个让中原军区官兵血流成河的地方叫南化塘,位于湖北与陕西的交界处。

国民党军飞机沿着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路线撒下这样的传单:

中共中原军区李司令鉴:

第九执行小组及三十二执行小组业于七月二十三日到达西安,决做和平最后之努力,务请将军接到此信后,即刻发电以九小组贵方代表取得联络,同时派能全权负责之高级官一员于七月二十八日前来龙驹寨或者西按谈判停战及驻地给养等问题。如贵司令亲自来此,则更觉光荣,除请政府代表通知第一线,允许通过及保护外,盼先电复。专祝平安!

第三十二执行小组

七月二十四日,李先念看到传单。鉴于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已十分疲惫,加之不断的战斗导致伤亡过重,还有就是那些与大部队失散的小股部队生死不明,因此,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利用这一机会促成暂时停战,以利部队恢复战斗力。尽管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方面的谈判诚意心存巨大的怀疑和警惕,但是为了生存,还是同意了李先念部提出的恢复谈判的请求。中央派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前去联络,以表明共产党方面愿意谈判,“惟须国民党停止追击中原军”。但是,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已经做好了进攻延安的准备,国民党方面根本不想再与共产党方面商谈停战,周子健到达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时,国民党方面根本没让他进入会场。由于联络不畅,中原军区的领导并不知道周子健遭遇的情况。八月初,李先念部派出了谈判小组成员,他们是: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

毛楚雄是毛泽覃烈士的遗子。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长征后,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被留下,六个月后,他在瑞金附近的红林山战斗中牺牲。毛楚雄从小由年迈的外婆抚养。一九四五年七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毛泽东特别相托王震路过湖南时把毛楚雄带上。现在,部队在转移中生死未卜,谁也无法预料前面还有什么样的险境,王震担心毛楚雄的安全,建议他以谈判代表的身份从敌人的重围中转移出去。但是,十九岁的毛楚雄和张文津、吴祖贻离开部队后,在前去西安的路上,被胡宗南部在宁陕县东江口镇附近扣留。李先念和王震闻讯,立即请求中共中央设法营救。尽管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抗议,并发动舆论界广泛呼吁,但胡宗南部始终矢口否认。从此,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人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三十多年后,经过坚持不懈的调查,真相才得以弄清: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深夜,国民党军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少校团长韩清雅奉胡宗南之命,将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人活埋于东江口镇城隍庙背后石坎下的水渠边。

中原军区的官兵转战在深山中,粮食断绝,李先念因犯胃病口吐黄水,只好将一根绳子捆在腰上,让骡子拉着他往前走。王震部的官兵也是断粮数日。在一条山沟里休息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乡前来哭诉,说有官兵把他没有长熟的洋芋挖出来吃了。身体虚弱的王震猛地抓起身边的步枪朝天连续射击,大喊:“都给我回来!”警卫员李树森正好拿着一把准备打草鞋的草从王震身边走过,盛怒中的王震抄起一根棍子朝他的屁股打去,边打边喊:“你也犯群众纪律!”警卫员争辩说:“我没犯群众纪律,你看这是草啊!”王震说:“草也不行!”官兵们一边把李树森拉开,一边给那个老乡赔钱。王震亲自给老乡写了张字条:“一九四六年七月,三五九旅路过此地,把这家老乡的东西吃光了,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写完了他还觉得不放心,又写了张布告贴在树干上:“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

中原突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河网地带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共产党军队开始中原突围的那一天,四十二岁的李默庵赴无锡接任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一职。

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 李默庵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虽求学艰苦但学业优异,十九岁那年考进黄埔军校一期,他的同学有徐向前、陈赓、关麟征、胡宗南、宋希濂、贺衷寒、左权等人,这似乎预示着他未来的军人生涯将与共产党人有扯不断的关联。在黄埔期间,他和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甚至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他在第一军六十团当过党代表,该团团长是共产党人叶剑英。一年后,国共决裂,他奉命率部攻击红军鄂豫皖根据地,对手是昔日的黄埔同窗徐向前。抗日战争中,他在卫立煌的麾下作战,在山西战场又与他的同窗共产党将领左权重逢,并一起参加了惨烈的忻口作战。一九三九年,他以杰出的“敌后游击才干”出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副教育长是他熟识的叶剑英。

此刻,国防部向他下达的作战任务是:攻击并占领苏中和苏北解放区。

与南京一江之隔,是共产党人的苏中和苏北解放区。

李默庵一上任,就着手准备作战。他认为进攻还是有胜算把握的。因为对手只有两个师和两个纵队,共计十九个团,兵力三万多人,而他可以指挥的部队有五个师、两个旅,外加两个交通警察总队,兵力已达十二万人以上。他的部队装备优良,完全可以不把武器简陋的共产党军队放在眼里。李默庵突然想到,自己的部队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谁也没有和共产党军队真枪实弹地干过。而他自己有过与红军作战的经历,知道对共产党军队绝不可低估。李默庵要求他的师长旅长们好好研究一个人——抗战时期,日军在南京设有专门研究这个人作战特点和规律的小组,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研究出任何眉目来——这个人就是第一绥靖区部队将要面对的作战对手:粟裕。

李默庵从陆军总长顾祝同那里听到过对于粟裕描绘:个子不高,文质彬彬,寡言少语,面带杀气。一九四六年三月,国共停战调处期间,时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的顾祝同曾与粟裕吃过一次饭。粟裕灰色军装,中将军衔,席间既不举杯,也不碰那些山珍海味。顾祝同陪着笑脸劝了半天,粟裕才说他要一盘炒辣椒。一碗米饭就着炒辣椒吃完,粟裕又恢复了正襟危坐。顾祝同说:“粟将军,你很会打仗!”粟裕说:“这是讹传。我打的每一个胜仗都是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和战士们英勇战斗的结果,我只是一名承上启下的执行者而已。”

这次,粟裕与毛泽东在如何应对国民党军进攻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毛泽东的来电显示,中央的战略设想是:如果国民党军发动大举进攻,山东、太行两解放区主力部队即刻“实行外线出击”,从解放区内向南打出去。中共中央给华中局的指示是:粟裕率主力兵出淮南,配合山东野战军主力,攻取蚌埠至浦口间铁路,“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

中央的外线作战设想,充满了迎敌而上与之决战的气势。但问题是,毛泽东低估了国民党军的作战能力。

粟裕意识到在华中野战军主力转往外线作战凶多吉少。因为如果按照中央的设想,主力部队开赴淮南作战,不仅每天需要的十万斤粮草需要苏中解放区供应,就连支前的民工也需要由苏中解放区补给。主力部队走后,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攻击,留守部队很难确保解放区不被攻占。地富人稠的苏中解放区一旦沦入敌手,不但立即可为敌人利用,淮南的作战也将失去后方保障。

六月二十九日,经过慎重考虑,华中局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和粟裕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总部,提出华中野战军主力不出淮南外线,坚持苏中内线作战以牵制敌人,待山东与太行部队完成第一阶段作战后,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前至蚌浦铁路线间,配合山东部队作战,最终完成中央的战略设想。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经过认真考虑,回电同意苏中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毅商酌后再作决定。

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人重要的决策转变,它将影响和决定未来的战争走势。

七月九日,李默庵在常州又一次召开作战会议,会上确定七月十三日向苏中解放区发动进攻。但是,七月十二日,李默庵突然接到蒋介石暂时停止进攻的命令。原因是第一绥靖区的绝密作战计划不知什么缘故竟然到了马歇尔的办公桌上,马歇尔直接质问蒋介石这个向共产党军队进攻的计划是否属实?更严重的是,这份作战计划同时也到了粟裕的手上。

绝密作战计划的泄露,导致国民党军没能按时发动攻击,而粟裕却因此先发制人了。解放战争初期有着重要影响的“苏中战役”开始了。

粟裕之所以选择宣家堡和泰兴为首攻目标,是有政治考虑的。宣家堡是停战协定生效后国民党军侵占的,泰兴则是停战协定即将签署时国民党军抢占的。而从军事上讲,驻扎在宣家堡的十九旅五十六团和驻扎在泰兴的十九旅五十七团,孤单地突出于整编八十三师的整个战线,而且都因轻敌而工事不坚,苏中部队一旦拿下,便可以扩大泰州与南通两路国民党军的间距,有利于下一步作战。

粟裕在攻击正面投入了六个团的兵力。战斗一开始,李默庵打电话给李天霞询问情况,李天霞报告说:“这两个团战斗力都不错,两个团长打仗有办法,请司令官放心!”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接到“共军已经攻入城内,正在展开激烈巷战”的战报。李默庵立即命令李天霞派部队前往增援,但增援部队受到猛烈阻击而无法前进。

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三师,是整编前的国民党军第一〇〇军,抗战期间参加过第二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以及湘西会战,还曾随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全副的美式装备,是战斗力很强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李默庵百思不得其解:粟裕首战为什么要选择战斗力最强的整编八十三师?粟裕说:“首战打这个强敌是否没有根据?不,这个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骄傲,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敢于主动向他们进攻,并且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去打。我们定将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效。”

果然。听说粟裕打的是整编八十三师,毛泽东直接打电报给粟裕:“是否即整编八十三师?该师消灭多少?尚存多少?”粟裕回电:歼敌整编八十三师十九旅的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六十三旅的一个营,共计三千余人。

李默庵也在急切地询问战斗结果,但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的描述有点轻描淡写,只是说他的两个团吃了一点亏,但建制还在并没有大碍。此时,李天霞还不知道,跟随他多年的十九旅五十七团团长钟雄飞已经被俘虏。身为小小团长佩戴的却是少将军衔,这在国民党军中实属罕见。这个声称崇拜“闪电战”的团长兼县长被俘后一直不服,不断地唠叨说,打仗应该是一个团对一个团,人海战术算不得本事。看管他的共产党干部始终不吭声,他唠叨一句,那个干部就用手指一下贴在大门上的三个字:战俘营。

李默庵急令整编四十九师为主攻部队。李默庵的作战目标是:拿下如皋,三路夹击,合围粟裕部主力。

但是,当王铁汉的整编四十九师两路迂回,侧后突然枪声大作,有报告说攻击四十九师的是粟裕部主力。李默庵一时间不知所措。从宣家店到如皋,直线距离至少一百五十里,在宣家店刚刚打完一仗的粟裕部主力,怎么能如此迅速地移动到如皋,并开始新的攻击呢?但是,情报是准确的。粟裕以多敌四倍的兵力将四十九师包围了。

李默庵不断地收到请求增援的报告,在命令各部队坚持下去的同时,他亲自与空军方面联系请求助战,但是王铁汉率领的四十九师直属队和二十六旅还是崩溃了。这个地方的地名叫鬼头街,王铁汉觉得自己确实碰上鬼了。他在报话机里往哪个方向调动部队,共产党官兵就往哪里打,原来他的报话机的通话频率被粟裕的指挥部寻找到并且对接上了。最后时刻,他带着少数官兵突出重围。从苏中战场逃脱后,他再也没有卷入内战,回乡当了一阵辽宁省主席,然后去了台湾,以潜心撰写东北军史料为晚年寄托。

二十三日拂晓,粟裕下令放弃攻击,向如皋以北撤退。

如皋是苏中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大敌当前,是守是弃,粟裕不能单独决定,必须与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的领导一起商讨。粟裕带着一名警卫员即刻上路,他使用了一切可能利用的交通工具:先骑摩托车经盐城到湖垛镇,然后在水网纵横的乡间小路上跑步前进,半途弄了一辆自行车,但不久自行车就散了架,又雇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跑到一条河边,河上的桥断了,又被迫改乘小船,船无法行进的时候,上岸继续跑,一天一夜跑了一百八十多公里,居然到达了淮安。经过商量,华中局和军区领导认可了粟裕的意见:在适当的时机撤出海安是必要的。

第二天,粟裕返回海安前线。

李默庵说:“我部似乎没花费什么力气。经过两天时间,打了一下,整编第六十五师便占了海安,第一〇五旅占了李堡。从作战计划上来说,我部达到了目的。”李默庵不知道,他的部队在海安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华中野战军三万多官兵正在距海安不到十公里的地方修整待命。

粟裕在等待出击的时机。

占领如皋、海安等地后,李默庵认为粟裕部大势已去,开始调整部队建立防御线。驻守海安的新编第七旅十九团附属炮兵部队奉命前去李堡,接替原本驻守在那里的一〇五旅的防务。十九团一出发,粟裕立即意识到:“歼敌良机已到。”十九团到达李堡,警戒还没布置,就遭到了粟裕部的分路围攻。

此战,新编第七旅损失九千多人。李默庵很是心疼,更让他恼火的是,尽管自己派出大量的便衣侦探四处搜集军情,但根本无法在当地百姓那里得到真实情报,致使自己对粟裕的三万人马在眼皮底下休整一无所知。

接着,李默庵在苏中受到的最大的打击来临了。

苏中战役的最后一战不仅让李默庵晕头转向,而且让他真正尝到了与粟裕作战的苦果。

李默庵没有想到或是难以言表的是,国民党军队闯入解放区作战,必然会面临举步维艰的处境。苏中战役中,解放区民众提出了“保田保家”,甚至“毁家纾难”的口号。在三万多人的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身后,直接参与战斗的解放区百姓达到十四万人,支前民工人数更是高达五十多万。整个苏中战役进行中,始终有一万多条转运粮食、弹药、兵员和伤员的民船跟随华中野战军穿梭于稠密的河网中。解放区的百姓在战火中不惧生死,不少百姓和官兵们一起倒在泥泞之中,倒在枪弹炮火之中。

苏中战役无疑是粟裕军事指挥生涯中的杰作之一。

只是,苏中战役并没有缓解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局面,苏中解放区的重要城镇不断丢失,面积也在不断缩小。

就在苏中战役进行期间,集结于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五个军十五个师共十五万人,在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的指挥下,向山东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进攻。虽然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叶飞部、胶东军区许世友部等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但国民党军队最终打通了胶济铁路,山东解放区的军事要点相继丢失。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计划大军南下淮北,在徐州附近寻找战机打几个胜仗,以延缓国民党军对山东的全面攻击。

但是,接下来的泗县战斗却以陈毅部的严重失利而告终。

按照原定计划,山东野战军准备攻击陇海线上的国民党军,但是这一线的国民党军四个师紧紧靠在一起,令山东野战军无从下手,于是改打驻守泗县、灵璧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第七军一七二师的两个团。

山东野战军的十九个团在没膝的雨水中急行军,在病员和掉队者甚多的情况下逐渐向泗县靠近。连日的大雨使环绕泗县的五条河流全部暴涨,河水四溢令又深又宽的城壕变成危险的阻障,山东野战军的火炮因大水阻隔无法运到战场。第二纵队主力为截断泗县与外界的联系,迅速控制了灵璧公路上的一个要点。尽管主攻部队有攻坚的经验,但是却没在大水中冲锋的经历,官兵们冒着城墙上射来的密集的弹雨,跳进深不可测的城壕游向城门,他们无法携带攀登城墙用的梯子,身上的炸药和手榴弹也都被浸湿。在各方向的攻击部队相继靠近城门的时候,桂军的反击开始了。七十三团的干部在战斗前全都写了绝死书,但他们还是无法想象战斗进行得如此惨烈:携带的机枪泅水时已丢失,能拉响的手榴弹也用光了,后续部队被大水阻隔上不来,官兵们只有与敌人进行肉搏战。

战斗进行到第三天,泗县仍无法攻克,陈毅遂命令部队撤离。

对泗县的攻击令山东野战军主力遭受很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军集中重兵,在苏中、山东和淮北三个方向上同时并进。身在淮北地区的陈毅对去苏中还是回山东难以抉择,就在他与粟裕电报商讨未果之时,坏消息再次传来:国民党军向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开始了大规模进攻。淮阴无论如何不能失守,陈毅和粟裕立即部署保卫淮阴的作战。但是,陈毅部主力的正面有国民党军的阻拦,部队被缠在战场无法迅速脱身;粟裕部主力远在海安,距离淮阴至少有两百公里的路程,且一路上全是河网地带,雨季里道路泥泞不利行军,临时又无法调集大量船只。因此,无论是陈毅部还是粟裕部,都无法迅速集结形成作战能力。

向淮阴进攻的是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虽在整军后对外称师,但整编七十四师实力堪称为军,乃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这支全副美式装备、攻击意志强盛的部队,注定要在解放战争中与共产党军队有决死之战。此时,整编七十四师攻势迅猛凌厉,华中野战军的“皮旅”和九纵奉命阻击,尽管官兵不惜生命,英勇作战,依旧无法阻挡整编七十四师对淮阴的一再逼近。“皮旅”甚至把淮阴城边大运河的堤岸扒开,将整编七十四师的攻击路线淹成一片汪洋,但是整编七十四师的进攻还是没有停止。九月十九日拂晓,整编七十四师以两个连的兵力轻装突进,捉到一个共产党士兵并获取了口令后,国民党军冒充共产党军骗过淮阴城的岗哨潜入城内。紧接着,整编七十四师的大规模攻击再次开始。内外夹击、里应外合的作战使淮阴城内瞬间陷入混乱的巷战。

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攻占淮阴后,继续南进,于二十二日占领淮安。

两淮相继失守,使共产党人在整个苏中和苏北地区失去了立足之地,大片的解放区由此变成了敌后游击区。严峻的形势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意志,残酷的战争考验着共产党官兵的意志。事实证明,面对强敌的进攻,分散迎敌是不行的,必须勇于舍弃一些地盘,集中兵力击敌弱处,才有可能扭转被动局面。一九四六年九月间,粟裕与陈毅经过多次的商榷与争论,先后分别致电中央,建议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联合作战,共同坚持淮北地区以寻机歼敌。

整编七十四师从刚刚占领的淮阴出发向涟水发动攻击。此时,连续的作战失利让华中野战军官兵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他们在迎敌的时刻表现出鱼死网破的决绝态势。守卫涟水城的部队顽强阻击,粟裕调集主力星夜增援。交战双方官兵黄河大堤上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战,最终巨大的伤亡迫使整编七十四师放弃攻击退回淮阴。涟水一战,华中野战军也伤亡六千多人。

就在涟水战斗进行的时候,除粟裕因指挥战斗未到之外,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局领导人连续召开会议总结教训。陈毅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干部的责备,他们因解放区的连连丢失而十分痛苦。陈毅诚恳地承担了责任,表示愿意接受批评,真心实意地维护团结。

但是,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攻很快重新开始了,华东和华中地区的战局前景更加扑朔迷离,陈毅与粟裕部的命运依旧无法预料。

古老的中国战术和漂亮的美国帽子

自一九三八年一月,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就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之后,他便和著名将领刘伯承共同指挥一支部队,直至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这种长达十三年的牢固合作关系,在中外战争史上十分罕见。他们共同指挥的部队在战争中被广泛地称为“刘邓大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位于中国国土腹地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是当时共产党人控制的面积最大、兵力最多的区域,它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南至黄河南岸,北至正太铁路和德石铁路,面积达到十六万多平方公里,区域内人口两千多万,县城百余座,首府设立在河北邯郸。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总兵力二十七万。

在一九四六年那个多雨的夏季里,为了牵制国民党军对突围中的李先念部的追击。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率领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共五万人,向国民党军守备相对薄弱的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出击;陈赓和谢富治率领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共两万人,攻击胡宗南部已经占领的同蒲路南线的各要点。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不具备与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的能力,迟滞敌人进攻并打乱其军事部署的有效的手段,就是直接攻击其兵力和军火调动必须依赖的铁路线。

陇海路袭击战,是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首次出击。陇海铁路线上的危机直接迟滞了国民党军兵力和物资的调动,并迫使蒋介石从追击李先念的部队中调回了三个整编师,从攻击粟裕和陈毅部的部队中抽回了五个整编师,从而缓解了中原、苏中和山东方向共产党军队的压力。

但是,主动出击将刘邓主力的位置和实力暴露了。因此,撤离战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刻发现他们已经处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合围之中。

刘邓别无选择,只有坚决作战,力求在避免重大损失的前提下取得局部胜利以扭转危险的局势。

国民党军从两面合围而来,必须首先力挫其一路,使战场上的钳形攻势随之瓦解。刘邓选择的作战目标是:从郑州开来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这一选择是颇费思量的:虽然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的国民党军有三十万之众,但向豫东和鲁西南方向攻击的只有二十三个旅,二十三个旅中一线部队仅为十五个旅约十万人。

整编第三师原为由陕军发展来的第十军的部队,现在与四十七师共同隶属于第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孙震指挥。该师师长赵锡田一向不把孙震放在眼里,彼此之间隔阂很深。

为了确保足够的攻击兵力,刘邓从冀南急调陈再道的第二纵队到达战场,加上已经结集的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兵力是整编第三师的四倍。

陈赓的六纵派出两个团负责引诱赵锡田,纵队主力则在前面布置了个大口袋。整编第三师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连续进攻,攻到哪里都会发现刘邓部刚刚撤离的痕迹。战斗进展令赵锡田十分得意。他的参谋人员提醒说,刘伯承是打仗的好手,如此顺利有些异样,小心中了埋伏。而赵锡田的反驳听起来很有理由:你们这些年轻人和共产党打交道的年头不多。看看防御阵地上丢弃的这些东西就知道了,除了军装和背包之外,还有扔掉的枪支,如果是从容撤离的话,他们绝不会丢弃哪怕是一块擦枪布和一根烤火的柴禾棍儿。况且,共产党军队一向离开村庄的时候,都会打扫院子挑满水缸,现在他们住过的村子里又脏又乱,不是仓皇逃窜还能是什么?

每占领一个村庄,赵锡田都向刘峙报一次捷,蒋介石的嘉奖电报不断地发来,赵锡田很有些飘飘然。他给刘峙去电报说:“飞机不需要了,凭我现有的装备,不把共军赶下黄河,就让他们回太行山去!”刘峙显然也被胜利的前景冲昏了头,他竟然临时改变作战部署,放弃原定的整编第三师和整编四十七师共同攻击定陶的计划,改为由整编四十七师单独攻击定陶,整编第三师前去攻击菏泽。这个改变却加大了整编第三师与四十七师之间的间隔。

九月二日,刘邓命令部队继续放弃前沿阵地,引诱整编第三师继续往大口袋里走;同时命令一部迅速楔入整编第三师与四十七师之间的宽大的缝隙,从而对整编第三师形成包围之势。刘邓的作战命令发布之后,解放区内八千多名民兵拿着土枪、大刀开始在田野的庄稼地里集结,近两万民工携带着一万多副担架、五千多辆装满粮食弹药的大车,浩浩荡荡地向这个狭小的战场蜂拥而来。

与整编第三师齐头并进的整编四十七师已经被调动到距整编第三师四十里开外;而从徐州方向进攻的国民党军行军速度更为迟缓,距离战场尚有百里之遥。

九月五日,刘邓决定全力攻击,速战速决。

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的大难降临了。

午夜二十三点三十分,赵锡田的师部和三旅、二十旅所在地同时受到猛烈攻击,赵锡田赶紧向刘峙求援,刘峙急令整编四十七师向整编第三师靠拢。但是,由于受到陈锡联的第三纵队的拼死阻击,整编四十七师师长陈鼎勋不愿意再前进一步。

绝望的赵锡田决定自己突围。他再次向孙震请求援救,说只要派一个团到天爷庙附近接应一下就可以。孙震说派出的部队受到共军阻击无法前进,整编第三师要突围就必须自己想办法。赵锡田跑到一排汽车下面,正准备继续抵抗的时候,发现身前身后全是指向他的枪口。

刘伯承在电话里说:“派一个班把他送到我这里来,不要让他跑了!”

来到在国共两军中皆赫赫有名的刘伯承面前,赵锡田问:“你们从开始就一路撤退,辎重丢得遍地都是,难道是在骗我吗?”

刘伯承说:“你应该读过兵书,难道不知道孙膑减灶赚庞涓的故事?”

定陶一战,刘邓部伤亡三千五百人,国民党整编第三师死伤近五千,被俘者高达一万两千人。由于被俘的人太多一时不好看管,在国民党军飞机盘旋轰炸的时候跑了四千多。

消息传来,蒋介石震怒。

最大多数万岁

就在中国内战爆发的那一刻,一个美国老人骤然卷入了中国政局。

没有哪一个美国人像他一样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了如此丰富的人生轨迹。他的大半生与中国的当代教育史密不可分,晚年的生活更与纷扰的中国政局密切关联。无论历史给予他什么样的评价,他那静卧在中国北方一所著名大学里的墓碑,至今依旧是一道令人心绪复杂的风景。

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光绪二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司徒家族对教育和传教的热爱与执著在近代美国史上颇具盛名,家族成员先后独立创办或参与创办过五所学校,先后出了五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女子学校校长;同时,从司徒雷登的曾祖父开始,家族中曾有十三位男性成员成为传教士。一八六八年,约翰·林顿·司徒来到中国传教,几年后,他把一个名叫玛丽的美国私立女校校长也带到了中国,他们在中国杭州城北的贫民聚集区盖起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这就是日后在中国生活了整整五十年的司徒雷登的老家。

有着与父亲一样惊人的耐心,但更具社会干预欲望的司徒雷登,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动荡岁月。他在南京的一所神学院里当教师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他因为对革命十分向往而结识了孙中山。在孙中山宣布辞去大总统的演说会上,他是在场的唯一一位外国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受教会委托来到北平筹建燕京大学,筹款、选址、确定校名都是他一手操办,他决心把这所风景如画的私立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学府。他的努力成功了。燕京大学聚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而学生多数成为开创中国新时代的前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为了能使中国军队齐心抗战,他甚至以南京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去东北劝说张学良“易帜”。他与很多国民党官员与国民党军将领私交很好。因为真心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革命的唯一继承人,他对蒋介石的倾慕几乎到达了崇拜的地步。

他已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符号。

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日军将其逮捕。日方试图用他作为与美国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人质,同时也是对燕京大学不接受“奴化教育”的一种威胁。但是,日方没能让司徒雷登低头,他宣布已把生命交给了他信仰的上帝和他热爱的中国。日本投降后第三天,被囚禁三年零八个月的司徒雷登出狱了,他立即被飞机送往重庆,流亡在那里的燕京大学的师生们看见面容憔悴的老校长,与他相拥而泣。

就在马歇尔为国共两党的难以调解感到万分苦恼的时候,司徒雷登在蒋介石夫妇的建议和安排下会见了马歇尔。——他坦率地承认,在这之前,他只是听说过马歇尔的名字,之所以前去拜会,完全是因为他对这个承担着特殊使命的人有点好奇。司徒雷登并不知道,这种老年人的好奇心会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麻烦。初次会见,他只是耐心地听马歇尔详细介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然而,两个月之后,他在北平接到了来自马歇尔的邀请,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他和蒋介石都感到吃惊。司徒雷登已经准备退休了,为此他已提出辞去燕京大学校长一职;同时,他根本没有任何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而令蒋介石吃惊的是,虽然他与司徒雷登私人关系很好,但在中国政局万分敏感的时刻,司徒雷登并不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合适人选,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已经做好了就任的准备。更让蒋介石愤怒的是,马歇尔事前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却征求了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周恩来鼎立推荐的人就是司徒雷登。而马歇尔选择司徒雷登的理由也让蒋介石有口难言:“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反应,他是一位具有独一无二地位的、受到普遍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五十年来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乃西方世界最后的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对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任命。

四天以后,司徒雷登告别燕京到南京上任。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和马歇尔一起制止中国的内战蔓延。

但是,在河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北以及东北地区,国共两军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而且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司徒雷登立即感到自己几乎无能为力,他和马歇尔共同预感到,他们的调解面临着最后破裂的危险。而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劝告是: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赢得民心。

司徒雷登的劝告不是空穴来风。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大员只关心两个字:接收。“接收”二字至少包括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含义:军事上,要与共产党军队拼速度,十万火急地开赴战争中的沦陷区和共产党人开辟的解放区,这就是“为国收复失地”的概念。而在经济上,所有的政府和军队大员甚至比蒋介石还心急火燎,因为小到汽车房产,大到金库银行,敌伪留下的巨额财产已经失去了主人,谁先贴上封条或者抢到手里财产就是谁的,这就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概念。

几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时,国民党军陆军部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以国民党的名义成立的“接收”机构。可能觉得以一个政党的名义这样做有点不合适,很快,“行政院派驻陆军总司令部收复区全国性事业临时接收委员会”成立了。各省市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成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国民政府的各级行政大员和驻扎在各地军队高级将领混杂在一起,开始了空前的资财侵占。

从重庆返回南京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军队各级将领,到处收集各种各样的高级小汽车,为给各种各样的别墅贴上封条而忙成一团。南京城内的公馆别墅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和斗鸡闸一带,按照规模和档次,每一处建筑物上都直接挂上了从蒋介石到各级官员和将领的名字。处长、科长和科员们抢不到别墅,就抢民房、高级家具和名牌汽车,甚至连日伪办公楼里的地毯都扛走了。房产、财物到手之后,最有油水的查封“逆产”行动随即开始。“逆产”二字几乎无所不包,从银行、矿山、工厂直到某户人家厅堂里的一件古董。南京原来的“伪中央政府”官员和重庆来的国民党大员互换名片之后,成为阶层一致、利益一致的朋友,像亲兄弟分家一样商量着如何把“敌产”变成“私产”,把“逆产”变成“民产”。

为了不被追究自己在日伪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各地的官员想出一个可以让重庆来的“同志”一夜暴富的好点子:以行政命令或者军事命令,将原来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储备票一律兑换成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新法币。按照正常的兑换率,两种纸币价值大致相等,也就是说兑换率应是一比一,可是公布出来的兑换率竟然是两百比一——用两百面值的储备票,才能兑换一面值的新法币。结果,拥有大量重庆钞票的国民党大员和将领瞬间成为巨富,就连薪金很低的来自重庆的公务员也发现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样,手里的那点新法币的价值突然间膨胀了整整两百倍!有资料说,仅南京一地,国民政府大员在兑换中获得的暴利价值三十万两黄金。

由于“接收”已经成为致富热点,来自中央系统、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地方系统,再加上行业系统的“接收机构”相继冒出,最后连国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接收机构。根据官方有限的统计:天津二十六个,杭州二十八个,北平三十二个,上海八十九个……各“接收机构”之间常常发生剧烈的冲突。那些价值较高的“接收”目标,往往被地方机构抢先接收,但是随后又被开到这里的军队将领派兵抢走。于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到达后,不得不与军方展开讨价还价的谈判。最终,所有财产和物资殊途同归,统统进了军阀和大官僚的私囊。

野蛮的原始掠夺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迅速崩溃。

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亿元,为财政总收入的一倍。而通货膨胀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米价为每担六万元,六月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十二月涨到每担一百一十万元,物价比抗战结束时上涨了六万倍。

官富民穷的畸形统治终于面临着统治根基的倾覆。

两年以后,当蒋介石都已确信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时,面对国民党军上百位高级将领,他有过这样直言不讳的检讨: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为饥饿所迫,全国四十多个城镇,包括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连发生了抢米风潮,国民党无一例外地宣称这是共产党的煽动和组织,这些城镇的城门上因此挂着“共党首要分子”血淋淋的头颅。紧接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对血腥镇压。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一个没有任何凶兆的平常日子,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和夫人走在昆明的街道上,突然,李公朴跌倒在地。夫人以为他不小心摔了,企图把他搀扶起来,李公朴呻吟道:我中枪了。——一粒子弹由腰部射入至腹部穿出。他立即被送往医院,不久就停止了呼吸。气绝的那一刻,将“在中国办一份民主报纸”视为人生理想的李公朴连声说:“我为民主而死!我为民主而死!”

刚刚就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听闻这一“残忍的消息”后说道:“怎么能向长袍里裹着的那颗心开枪?”

中国的民主人士高喊:“经过几百年的考验,民主是不怕暗杀的!”

中国的热血青年高喊:杀了李公朴、闻一多,杀不完全国的人民!人民是多数的,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多数万岁!

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讲,最大多数的人是谁?

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个生存能力最脆弱,生存条件最恶劣,政治和经济地位最卑微的群体,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基石。

就在国民党政府大员和军队将领忙着进城“接收”财富的时候,共产党人提出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东北凛冽的寒风和狂暴的大雪中,共产党的干部们敲开了一户户赤贫农民的家门。然后他们用恳切地语调描绘出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景象,去打动那些对他们心存疑惑的庄稼人;他们用最坚决的手段将垄断土地的大地主和大恶霸从深宅大院中拉出来,让他们面对世代遭受压迫的赤贫农民的控诉。这些残酷的利益盘剥、人身损害以及生活中的种种悲伤往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归属相关。因此,当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上插上了张三李四的名牌,土地的新主人们兴奋得深更半夜蹲在地头上发呆,直至想及世道何以天翻地覆时,农民们终于明白了只有共产党人能他们过上拥有土地的好日子,他们支持共产党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热情无法遏止地迸发了。——中国革命史形容那时发生在中国北方农村的革命行动为“暴风骤雨”。

历史证明,共产党人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对东北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大多数”一词出现在毛泽东笔下,是在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刻。那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想把位于陕北与晋北交界处的佳县打下来,以缓解胡宗南大军进犯陕甘边区的压力,但临战却发现胡宗南部已将这一带抢掠一空,部队由于极度缺粮根本无法打仗。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十二万斤粮食。他请来佳县县长张俊贤,让他想想办法。张县长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役打响了,佳县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共产党官兵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战场的后方,佳县的男女老少吃的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战后很长时间内,这个县都看不到羊和驴。毛泽东十分感动,他给佳县县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一九四六年底,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下,共产党解放区危机不断,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坚信自己置身于让他们感到充满信心的“最大多数”之中。

因此,他们有决心最终赢得战争。

和平已经死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占。

内战爆发时,晋察冀解放区的面积约五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两千六百多万,拥有大小城镇九十六座,首府设在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刘澜涛。下辖四个纵队。总兵力二十四万。

一九四六年六月,内战初起的时候,国民党军在这个方向的作战意图是: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分割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集中兵力夺取共产党占领的张家口市。而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部队下达的任务,恰与国民党军的部署针锋相对:夺取平绥路、同蒲路和平汉路,占领大同、太原、石家庄和保定。

夺占“三路四城”,这是一个以占领交通线上的主要城市为目标的庞大作战计划。夺取大城市仍是共产党人的急切向往,这一向往至少在那个历史瞬间严重脱离了对敌我力量的正确判断。

一九四六年六月发动的晋北战役,其作战目的就是:切断同蒲路北段的交通,割断大同与太原间的联系,并“相机夺取大同”。

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七月对于原定战役目的来说,共产党军队仅仅是控制了太原至大同之间的部分铁路段。

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的战役设想是:第一步拿下大同,然后集中三个纵队出击平汉铁路,最后向正太路攻击,目标是另一座大城市——石家庄。

八月十四日,攻击大同城关的战斗开始。

大同外围的守军都退回了城内,兵力充沛,火力凶猛,工事坚固,共产党军队在初步攻击中就已显露出很可能“久攻不下”的迹象。此时,决定战场胜负的意外情况在战场之外发生了:就在共产党军队发起大同战役的四天前,蒋介石已经将属于阎锡山的战区划拨给了傅作义。

九月三日,傅作义出兵了。傅作义的六个师、四个纵队及一个保安旅和一个炮兵团兵分北、中、南三路向集宁发起进攻。此时,聂荣臻部对大同城的攻击还在艰苦而缓慢的进行中。傅作义的重兵增援令聂荣臻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旦傅作义的援军到达战场,攻城部队必将面临十分危险的处境。如果放弃对大同的攻击,那么整个战局就在顷刻之间迅速恶化,后果对于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同样不堪设想。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留一部分部队继续保持对大同的围攻,迅速调集主力部队北上迎战傅作义。

但是,从大同前线转去打援的部队刚刚出发,前面就传来一个坏消息:卓资山阻击线已被傅作义部冲破。

卓资山失守,令聂荣臻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中央军委在来电中对傅作义下一步的作战方向进行了预测:一是在卓资山停下来,二是攻击平凉,三是攻击集宁。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部队停下来,等局势清楚了再行动。

等待的决定造成了再次失策。从当时双方集结的兵力上看,共产党军队一方仍占据优势。即使卓资山丢失,只要派出得力的侦察部队,严密监视傅作义的行动,保持各部队之间以及与大同前线指挥部的联络,随时对敌情作出反应,战场是存在迅速寻找战机的可能的。但是,侦察既不严密,通讯也不畅通,整整两天都没判断出傅作义到底要在哪个方向上作战。直到九月八日晚上,傅作义部主力已从平绥铁路的北侧秘密移动到集宁城下时,大同前线指挥部这才猛然醒悟傅作义要打集宁了。

塞外的九月,天寒草衰。

共产党官兵穿着单衣从四面八方火速向集宁疾进。此时,傅作义部已经开始了对集宁的攻击。

集宁守城部队只有绥蒙军区的两个团,以及配属作战的二十七团。

九日,晋察冀和晋绥主力部队的先头部队经过上百里的急行军赶到集宁城下。十一日,晋察冀军区陈正湘的第四纵队赶到了,阻击作战于这天晚上打响。但是——也许是因为战役前线指挥部远在大同方向的缘故,通讯的不畅导致无法迅速掌握敌情令战机稍纵即逝——十二日整整一个白天,聂荣臻部没有组织大规模的攻击,这让傅作义得到了宝贵的整顿部队的时间。

十二日傍晚,聂荣臻部的反击再次开始。已经重新部署了兵力的傅作义部在空军的配合下攻进集宁城的西南角。这时候,傅作义的精锐部队一〇一师到达了集宁附近。

大同前线指挥部命令:暂时停止对集宁的总攻,主力迅速集结向西,前去歼灭增援的一〇一师。

这是一个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如今都难以理解的军事命令。

临时改变作战方向,令部队仓促间开始移动。事先没有必要的侦察,道路和地形陌生,各部队行动没有达成一致,结果攻击一〇一师的行动不但没有取得效果,反而让集宁城下的傅作义部迅速恢复了阵地,并开始了策应一〇一师的战斗。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聂荣臻部由攻击转为阻击,当阵地全部被突破后,部队不得不紧急撤退。

集宁的失守和主力的受损导致大同已无法攻克,十六日聂荣臻部撤围大同。

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是共产党人在战争初起时经历的切肤之痛。

九月十日,蒋介石下令从东西两面向张家口发动攻势:“以第十一、十二战区之主力,沿平绥路东西并进,向张家口攻击。以东北兵团之一部围击张家口附近匪军而歼灭之,并折断其退路。”

这一作战部署被打入国民党军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获得,因为情报重要,在北平军事调处工作的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杨尚德专程回到张家口,他的突然出现让聂荣臻十分诧异。当聂荣臻看到从一支“顶球牌”香烟里取出的这份情报时,顿时感到形势的严峻。

是坚守还是放弃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高级干部中,持两种不同主张的人旗鼓相当。认为张家口守不住的理由是:敌人兵力火力强大,如果不是主动放弃,到作战失利时败退,损失将是巨大的。主张坚守的理由不是来自事实而是出于情感:张家口是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唯一一座大城市,怎么能轻易丢掉了呢?

九月十五日,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作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力争战胜敌人》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便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会后,晋察冀军区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在敌东西夹攻张家口的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此时,张家口成了诱敌的一个诱饵,如果不出意外,不但可以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甚至有可能粉碎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的企图。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希望占领张家口的是他的嫡系孙连仲部,他并不愿张家口落入与他存有隔阂的傅作义之手。聂荣臻在制订保卫张家口的作战计划时,也注意到了利用这一矛盾。蒋介石必须拿下张家口,除了军事上的目的之外,还有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做铺垫的政治目的。为此,当国民党军东线进攻部队受阻后,蒋介石把张家口划给了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

十月八日,情报显示,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出现在张北地区。这是一个惊人的消息,令战场危险突然而至。

张家口被明确地划归入第十二战区后,傅作义为了迅速制订作战计划,专门架设起电台测向仪器,根据无线电的方向和声音大小,得知了聂荣臻部主力的方位。他立即命令一部虚张声势东进,然后集中近两万兵力,避开聂荣臻部的西线设防地域,从集宁向东穿越了上百公里的大草原,以突然、迅猛之势袭击了张北。十月八日攻下张北之后,傅作义部主力直逼张家口。

此时,张家口市区内多数人还不知道危险临近,更不知道张家口北面没有主力部队设防,因此晋察冀解放区的党政机关和大批物资还没有转移。

蒋介石给傅作义的命令是:十一日占领张家口。

没有史料证明共产党人撤离时张家口市内发生了混乱,多数史料几乎都记载十日那晚月亮高悬,月光如银。国民党军的轰炸机飞走之后,月光照耀着路上一连串的骡马大车,车上坐的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以及伤病员,在他们的身边是钞票、布匹、药品、盐巴、罐头等生活物资。

当时,有一群外国记者目睹了共产党人在张家口的撤离。他们对这个“面积和人口相当于一个波兰”的城市能够在敌人逼近的时刻平静地撤离感到十分惊讶。“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毫不慌乱”。有的记者在这个城市里定制了一些信笺和皮大衣,居然发现在隆隆的炮声中工人们依旧在为他们从容地制作。记者们看见有人从容地把“漂亮的蓝地毯和缎被子”卷起来,装车的时候大家还在唱八路军军歌。告别的时候,共产党干部与外国记者们一一握手,并平静地告诉他们“张家口很快将变成一个战场了”。

等机关撤离完毕后,聂荣臻乘坐一辆吉普车离开了张家口。最后撤离的是教导旅官兵,时间是十一日上午九时,跟在他们身后冲进张家口的是傅作义的四个师。

张家口受到进攻的第二天,周恩来曾向马歇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占之后,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梁漱溟绝望地说:“和平已经死了!”

到一九四六年年底的时候,全国各解放区在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下大片失守:长江以南的苏中解放区和豫皖解放区已全部沦为敌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丢失四十六座县城;而张家口和承德地区一系列县城的丢失,不但使关内与东北地区的联系被完全截断,而且令共产党人的中枢——陕甘边区的侧后出现了巨大的威胁。在蒋介石看来,战场态势已经十分明确:共产党军队处于节节败退、处处被动之中,东北的林彪,山东、华中的陈毅和粟裕,华北的刘伯承和西北的彭德怀,都已经被压缩在狭窄的区域里,只要继续实施猛烈的进攻,把他们切割成若干小股,然后赶进荒僻地带予以消灭,似乎已经不容置疑。

于是,在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的那天,蒋介石不失时机地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政治上的最后一击:宣布召开国民大会。

按照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在政协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结束、宪草修正完成之后才能召开,这是国共通过谈判达成的重要政治原则。现在。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等于否定了以前所有和谈的成果,等于宣布与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彻底决裂。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大会开幕。

马歇尔拒绝出席开幕式,因为他“不希望在人们心目中被看成是附和国民政府对待国民大会的方针”。而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出席了开幕式。国民大会的混乱程度连司徒雷登都感到惊讶:“孙科博士作为临时主持大会的人,不能控制同时争着说话的人以维持大会秩序。代表们显然被西方新颖的麦克风所吸引,抢着发言,用武断的口气提出离题的问题。诸如争取妇女平权、蒙古自治、主席团内增加西藏人名额等等。他坐在前排,不时地向执行主席传达提示条子。”会议设置了五十五个主席团名额,国民党占了四十六个,剩下的九个名额中五个留给中共,四个留给第三党派。

此时,周恩来已率领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

马歇尔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诫蒋介石:在最近举行的谈判中,我和司徒雷登博士发现,已经不可能使共产党相信国民政府的善意,甚至不可能使他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公平正直。……据传,军事开支正消耗着国民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一旦财政崩溃,国民党就将陷于危险境地,而共产主义的蔓延将获得肥沃的土壤。

马歇尔最后着重提醒蒋介石:

共产党军队已经是一只大得不容忽视的军事和社会力量,……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面临一场彻底的经济崩溃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把共产党摧毁。

蒋介石对马歇尔的回答是:政府“有信心在八个月到十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马歇尔彻底绝望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上午,马歇尔从南京乘飞机离华返美。

当朝鲜半岛上战争进行到尾声的时候,马歇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这个世界著名的奖项第一次授予一名职业军人。获得了这一奖项之后的一天,他在办公桌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授予十名军队将领以元帅军衔的情报,阅读之后马歇尔说:“这十个中国共产党人我认识其中的七个。”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冬季寒冷的风雪中,马歇尔认识的这些共产党将领正率领着他们的部队撤向更加偏僻的乡村。

战争就要全面开始了。

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

奇寒中的呐喊

东北民主联军三纵七师二十团三营九连五班长房天静的双脚已被严重冻伤,即使在冰天雪地里溃烂处依然流着脓血。实在是疼痛难忍,房天静抓了一把雪把脓血处擦干净,然后从一只冻梨上切下一片来,贴在溃烂的伤口处,冰凉的感觉让疼痛减轻了一些,但他站起来没走两步便再次跌倒了。房天静身边的几个战士因为冻伤已无法站起,此刻正在雪地上慢慢地向前爬,他们的脚上都没有棉鞋,脸被冻得纸一样苍白,上面是一块又一块的青黑色的冻伤。那些没有大衣的人把草绑在身上,大风刮过来草被吹得纷纷扬扬,整个人像是一团在雪地里滚动的蒿蓬。干部的喊声在风雪的呼啸中断断续续:“同志们……看看枪栓冻住没有!快接近敌人了……都别当孬种!”正是东北长白山地区最寒冷的时候,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白茫茫的山林在风雪中一片迷蒙,所有的生命仿佛都已僵硬,只有这支队伍在凛冽的风雪中跌跌撞撞。这支队伍迎接的战斗,几乎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行动。

一九四七年一月的共产党南满部队,正处在最艰难与最危急的时刻。

内战开始后,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退到松花江以北,以萧华为司令员的辽东军区部队和以程世才为司令员的第三纵队、以胡奇才为司令员的第四纵队仍然留在了南满。

南满恶劣的生存环境令林彪焦急万分。他命令南满领导人把需要转移的军火物资及早转移到中朝边境地带去,把伤员安排在远离重要道路的乡村中去,然后集中兵力与敌人在山林中运动周旋。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

现决定陈云、萧劲光两同志担任南满的领导,免得南满垮台。该地区有我兵力九个师、四个炮团,占整个东北我军兵力五分之二以上,武装弹药比北满部队更好……故只要领导加强,才能好,有可为,否则影响整个东北局势甚大。

在初冬的寒风中,陈云和萧劲光从哈尔滨出发了。北满与南满是两个完全隔离的地区,从北满到南满必须绕一个巨大的圈子:先到牡丹江,然后折向昌图,进入朝鲜到达平壤,再从平壤进入中国吉林境内的临江。这条充满危险的路程两个人整整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南满的时候已是深冬。

南满部队的困境令陈云、萧劲光万分吃惊。

冰天雪地,官兵由于没有棉衣和棉鞋出现大量冻伤;粮食极度短缺,只有冻得如同石头一样的杂面窝头和酸菜;有的部队因为没有房子,官兵整日整夜在野外的雪地里烤火。更严重的是,大部分官兵认为南满已经没有希望,认为仗没有打好是指挥上的错误和无能,在无法解决的饥饿和寒冷中继续守在这里,结局不是到鸭绿江喝水就得流亡到朝鲜。陈云和萧劲光最终了解到,南满部队领导已经做好放弃根据地把部队带到北满去的准备。

陈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陈云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一生遇到的最艰难的时刻。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和辽东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之前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在南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道江会议”。萧劲光提出:以机动作战和敌后游击战配合,坚持南满斗争。南满部队师以上干部多持反对意见,认为这里地窄人稀,难以进行机动作战,更难以保障作战供给,去北满与大部队会合是唯一出路。最后时刻,陈云表态了,语气不容反驳:“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

为什么要坚持南满?陈云的比喻是:东北的国民党军好比是一头牛,牛头和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条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

陈云主导的坚持南满的决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当时共产党人在南满处境艰难,但正是因为南满的存在,保持了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地区南北两线的存在,使得国民党军在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主力所在的北满地区时,不得不考虑到身后的威胁。

为解南满物资之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筹措到一批粮食、药品和被服,由东满经火车运到朝鲜境内的惠山镇,这里与南满部队控制的长白县城隔河相望。河面结冰正好可以转运,但根据《雅尔塔协定》,两岸往来人员必须走桥,守桥人员一边是朝鲜士兵、另一边是苏军士兵。辽东军区副司令员萧华派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前往疏通。在万分艰苦的条件下,莫文骅还是千方百计地筹到了一卡车通化葡萄酒和一卡车冻猪肉,然后他前往长白县城宴请守桥的苏联和朝鲜军官。对方毫不客气,在一位上尉的带领下,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人人喝得兴高采烈,频频举杯祝斯大林、金日成和毛泽东万岁。第二次宴请后,苏军连长对莫文骅说:“守桥主要由我们负责,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们。”朝军排长说的是:“这是朝鲜领土,过桥要经过我们才能放行。”莫文骅提出请给予东满运来的粮食、药品和被服放行,苏联和朝鲜军官均立即“慨然应允”。

“七道江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四纵打出去牵制敌人,三纵队担任内线作战保卫根据地。会后,四纵十师主动出击,向国民党军的侧后插去。

保卫临江的第一战来临了。国民党军弹药充足,武器精良,特别是御寒装备充足,而共产党军队粮弹缺乏,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气温中,不少官兵还穿着单衣。战斗打响前,萧劲光通知旅长彭龙飞来指挥所领受任务,当彭龙飞顶风冒雪赶到的时候,胡子和眉毛上都结了冰,因为没有大衣整个人围着火炉烤了很久还是哆哆嗦嗦冻得说不出话来,萧劲光“一阵心酸”。旅长都冻成这样,部队的情况可想而知。萧劲光立即让参谋连夜到临江取回五十万元北海票给了彭龙飞,他嘱咐这位旅长无论如何要带领部队坚持住。茫茫风雪中,南满部队与国民党军展开的是残酷的拉锯战。三纵七师向敌人发动攻击后,国民党军先是撤退,随即发动起猛烈的反击。

无论是三纵还是四纵,都已无力追击,因为冻伤的官兵越来越多。黄昏时刻,天边的太阳如同一张白纸片贴在白桦林的梢头。枪油被冻结了,枪栓拉不开,眼看着敌人在前边跑,但浑身已经僵硬,脖子向前伸着,陷在雪里的腿就是迈不开步。

此时,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的一个师从辑安出动了,出动不久就发现侧后迂回着共产党军队,于是立即往回收缩。三纵七师奉命无论如何要追上去。由于国民党军大部已经退回辑安,七师只追上了一个团。战斗中这个团被打散,其中的一个营被七师二十团包围在小荒沟。这是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国民党军一进村就开始用积雪垒墙,垒一层往上面浇一层水,冰雪围墙冻得十分坚硬。傍晚,二十团在控制了村外的高地之后发动攻击,但连续攻击数次都没有效果。冬夜冰寒,风雪呼啸,水压重机枪因怕冻裂水箱不敢使用,轻机枪由于机油凝固已不能连发,步枪撞针冷缩后无法打响,手榴弹盖子也因官兵手被冻僵难以拧开。七师师长邓岳和政委李伯秋决定天亮再打,官兵们在寒冷的冬夜里苦熬天明。清晨时分,炮兵到达了战场,二十团的集合号吹响了,但号响了半天也见不到几个官兵。三连连长一瘸一拐地走来说:“部队拉不出来了,全冻坏了!”尽管全团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投入战斗,攻击还是开始了,在炮兵的支援下,二十团没有冻伤的官兵攻进小荒沟与敌人开始了混战……

一九四七年的新年到了,毛泽东发表的贺辞中甚至没有提及战争:

……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新年来临,蒋介石发布“侍天字第十七号密令”。回顾一九四六年诸战,蒋介石在历数战场胜利之外,没有忘记巨大忧患的存在,他在新年发表的演说中,历数令人痛心的现象:“投机冒险”、“偷税走私”、“欺诈谋利”、“穷奢极侈,为所欲为,巧取豪夺”,“以致礼义廉耻扫地无余”,蒋介石深感“道德的沦丧”和“精神的堕落”,是“任何国家和时代”所未有的。

与蒋介石有同样忧虑的是杜聿明。在东北的严寒中,杜聿明和他的副司令郑洞国一起消磨着漫漫长夜。酒酣耳热之际,郑洞国提醒他的司令长官:东北国军占领区内的腐败,远比想象中的严重得多。在东北暂时休战的几个月里,共产党人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乡村去,搞土地改革,建立基层政权,不但得到了民心,部队也由此有了兵员,目前总兵力已经达到二十三万之多。可这几个月我们干了什么?跟着军队进入东北的大小官员们忙着搜刮民财,官场上“派系之间激烈角逐,纷纷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上下沆瀣一气,纲纪荡然”。更可怕的是部队内部的腐败,高级将领带头,中下级军官效仿,克扣士兵,贪污军饷,走私军火,倒卖黄金,然后到处购买房产和土地。再这样下去军队如何打仗?杜聿明沉默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来:“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想着发财!你说我们在东北腐败,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下去,我们的天下不会有几天了。”

但是,一九四七年初,就东北的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国民党军依旧占据着优势:七个军的正规军,加上特种兵和地方武装,总兵力在四十万以上。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装备精良,补给充足,而且占据着重要交通线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就在南满部队主动出击作战的时候,北满部队为了配合南满的作战,以减轻南满部队的压力,也开始了主动出击作战。

退守松花江以北的林彪部,如果不是出于对南满支援,无论从哪方面讲此时都不应出击作战。松花江以南的国民党军处在隔江坚守防御的态势之中,如果彼不出现大规模的移动,就没有将其割裂并集中兵力歼灭其一部的合理战机。况且,此时是东北最寒冷的季节,并不适合作战特别是攻坚作战。寒冷给林彪带来的唯一有利条件是:松花江已经完全封冻,部队不但可以从江面上直接出击,还可以方便地撤回来。

一九四七年新年刚过,东北民主联军集中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共十二个师的兵力,出其不意地跨越封冻的松花江,对吉林、长春以北、松花江以南的国民党军发动了攻击。

北满部队跨越松花江南下作战,歼灭了国民党军新一军的三个团,有力地策应了南满部队的战斗。南下作战还让林彪察觉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国民党军在遭到攻击的时候,无力调动强大的援军,这证明杜聿明因地盘占据得太大,交通线拉得太长,排兵布阵已经开始捉襟见肘。

但是,南下作战也令林彪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松花江一带遭遇寒流的袭击,作战部队出现大批的冻伤冻亡:一纵冻伤多达两千六百七十八人,六纵冻伤更是多达三千一百二十四人……

毫无疑问,在战斗中受伤的官兵会得到良好的照顾,食物的丰富也会很快令他们年轻的体格再度强壮起来。但是,那些被严重冻伤的官兵不得不面临着终生残废。

内战爆发后严峻的军事形势,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造成严重的影响。《解放日报》发表了具有毛泽东文风的社论《论战局》:“四个月来的总结就是:蒋军必败,我军必胜。四个月的战斗,已使战局达到这样一个境地,即是只要继续过去的努力,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在蒋军占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我们就有可能在短期内由战略守势转为战略进攻。四个月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根本铲除对于美蒋的一切和平幻想,以决死斗争的精神来奋斗……”

共产党领导人的决绝与战场上官兵的决绝是一致的。

蒋介石也在承受着与共产党人周旋和作战所带来的痛苦。一九四七年初,他在《反省录》中这样写道:“本年实为余自革命以来最为艰难困苦之一年。二十年来共产党集其所有之实力与阴谋,向余作最猛烈之攻击,尤以其十年来竭尽一切破坏余在美国盟友心中之历史与地位,可无微不至。”就在蒋介石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个令他更加伤感的消息传来了:他最钟爱的国民党军青年将领之一,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在山东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时于战场举枪自尽。据报,戴之奇师长临死前曾三呼“国民党万岁”。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个冬天也格外寒冷。

哀莫大于心死

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国民党军向鲁南解放区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节节阻击,先后放弃了枣庄、峄县等地。

国民党军距离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只有百公里了,危机令陈毅不得不将山东野战军第八师调至战场。何以祥的八师负责阻击国民党整编七十七师,八师包围了这个师分散在几个村庄里的两个团。可是,即使一个团负责包围一个村子,八师在兵力火力上依旧不占优势,整编二十六师的坦克又来了,三十二辆坦克形成集团冲锋。一纵三旅奉命阻击,共产党官兵没有打坦克的经验,只有用肉体在平坦的阻击阵地上与敌人的铁甲展开残酷的搏杀。

陈毅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直至深夜,最后他说:“只好不打这一仗了!”

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到战场视察,他看见了令他“目击心伤,惨不忍睹”的情形:“在峄县东二十余里的圈沟镇沿着铁道线附近,新四军叶飞将军所部伤亡千余人,死者断臂残腿,尸体累累。”马励武下令“尽快掩埋”。

这时候,华中战场作战双方的态势是:

国民党军已形成胶济线、鲁南、苏中和苏北四个攻击方向,其中以苏北和鲁南为攻击重点。

而陈毅部和粟裕部在国民党军的强势推进下,逐渐由解放区的边缘地带向中心压缩。

战场已经移到了共产党解放区纵深地带。

严峻的军事压力使陈毅和粟裕感到,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必须由配合作战改为协同作战乃至联合作战,只有集中兵力首先争取一个方向或是一个战区的重大胜利,才能迅速改变战局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陈毅致电延安并华中局:“同意华中分局二十日夜建议,山野、华野集中由淮海区向西行动的办法,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

经过反复商榷,陈毅、粟裕取得一致意见:缓去鲁南,首战淮北。

一九四六年冬,在江苏的北部,即将打响的就是宿北战役。这是两个野战军会合后的第一战,作为战役的指挥者粟裕重任在肩。

隐蔽待机的那两天气氛沉闷,粟裕在指挥部里整日盯着地图。此时,粟裕心里有两个作战方案:一是攻击来敌的左翼,将向新安镇进攻之敌歼灭于五花顶地区,然后再攻击向沭阳进攻之敌;二是如果敌人左翼进展缓慢,就攻击敌人的右翼,集中兵力歼敌于宿迁以东地区。

粟裕苦苦地思索:右翼的整编十一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附属有炮兵团,师长胡琏毕业于黄埔,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兵多将悍,与其作战必是一场苦战。况且,该师刚从鲁西南调到苏北,在不熟悉地形的情况下必会十分谨慎。相比之下,左翼的整编六十九师冒进的可能性极大。

整编六十九师新任师长戴之奇是蒋介石的坚定崇拜者,是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在江西青年干部训练班培养的心腹。在国民党军内部,多数人对戴之奇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蒋家父子的一个死党而已。但是,戴之奇毕业于黄埔,参加过北伐,又再次毕业于陆军大学,抗战中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平时谈起战略战术也是滔滔不绝。在向共产党解放区进攻的各路国民党军中,他的整编六十九师一直是急先锋。粟裕想定的作战方案是:正面阻击整编十一师,把整编六十九师分割出来,集中优势兵力两翼夹击将其歼灭。

十二月十四日,整编十一师和整编六十九师继续分路推进。华野第九纵队以少数兵力顽强阻击火力强大的十一师,同时把整编六十九师放进了预定战场。黄昏,整编六十九师师部和二六七团进入人和圩,其他各旅紧随其后,他们与受到猛烈阻击的整编十一师之间已经出现了间隔。

十五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各部队到达合围地点。同一天,整编十一师师长胡琏以宿新兵团前线指挥官的名义召集作战会议。会上,胡琏指责整编六十九师轻举冒进,戴之奇指责整编十一师进展缓慢。就在两个人争执不下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整编六十九师遭受围攻的消息,紧接着传来十一师师部附近出现共军的报告,胡琏和戴之奇都感到非常吃惊。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的攻击开始了。在合围整编六十九师的合围圈上,要点是负责穿插分割的一纵和负责攻占战场制高点峰山的八师。

峰山是一个海拔只有八百多米的小山包,但却是整编六十九师防御的支撑点,一旦丢失整编六十九师将四面无依。戴之奇命令预备三旅七团死守,七团在一天之内把山包上的树全部砍光,以扫清一切射击障碍,然后紧急修筑起壕沟,布置了密集的火力配备。八师赶到战场后,集中起五倍于敌的兵力从两面攻击峰山。在西南方向的二十三团一营在副教导员张明的率领下连续冲击三次,敌人猛烈的火力导致部队出现严重伤亡,冲击路线上遍布着遗体和伤员。天快亮了,如果拿不下峰山,势必影响整个战役进程,而此时原本有四百兵力的一营仅剩下四十多人了。副教导员张明决定最后再冲一次,在炮火和机枪的支援下,四十多名官兵们爬向鹿砦,撕开铁丝网,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在壕沟里搭起人梯向山顶冲去。张明头部中弹,血流满面,视野模糊,但依旧冲在最前面。终于,从另一面攻击的二十四团一营一连冲上来了,连长郭继胜与张明在峰山顶会合。

整编六十九师陷入重围。戴之奇命令不惜一切夺回峰山。预备三旅和六十旅的两个团,在飞机和炮火的支援下,向峰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攻,八师集中起所有的火力坚守不退。十六日晚,戴之奇请求胡琏救援。至十七日凌晨,胡琏除了哀叹“戴先生不堪设想了”之外,就是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戴之奇只好向南京求救:“恳求校长派兵或催令胡部相援,拯危局于万难之时。”蒋介石严令胡琏出兵,告诉他如果救不出戴之奇,拿着自己的脑袋来南京。十七日上午,胡琏派出两个旅发动猛攻,企图靠近整编六十九师,但遭到一纵三旅七团的顽强阻击。

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十八旅不顾友邻擅自撤退,促成了戴之奇的整编六十九师的最后覆灭。

戴之奇听见枪炮声逐渐密集起来的时候,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

十八日早晨,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胡琏,再次严令他不惜一切增援整编六十九师。但是,在胡琏的指挥部里,所有与整编六十九师的联络都已中断,人和圩方向的枪声也渐渐平息。胡琏放下蒋介石的电话后,判断整编六十九师已经完了,立即命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转为防守。

胡琏的判断十分正确,华中野战军官兵已经冲到了戴之奇指挥所的门口。戴之奇在残部的簇拥下向村庄的东北角突去,当他终于意识到四面都是喊杀声时,朝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

宿北作战结束。此战共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一千余人。

戴之奇的胸徽、日记和一把短剑被送到粟裕那里。

粟裕拿着这把“中正剑”端详良久。粟裕指示:找副好棺木把戴师长埋了。

虽然宿北战役规模不大,但粟裕认为此战意义重大:首先是促成了华中和山东两支野战军从此合二为一。粟裕将宿北战役称为“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标志”。

在当时依旧严峻的军事形势下,“转折”二字还是用得十分奢侈的。

农民厌恶马师长

“要吃苦,跟马励武。”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中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官兵们除了抱怨转战辛苦,总在与共军打恶仗之外,还对他们的马师长带兵严厉和拖欠军饷严重不满。

马励武现年四十三岁,是国民党军中颇有资格的职业军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经当过蒋介石的副官。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出任第二十九军军长、第二十六军军长,率部参加豫中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等。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第二十六军整编为二十六师,他成为整编二十六师师长。

国民党整编二十六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主力之一,是国民党军在华中地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配备有坦克、榴弹炮、山炮、反坦克火箭炮、机枪、步枪、无线电设备、地雷、卡车、吉普车,设有无线电装置的指挥车、弹药、汽油、筑路设备,甚至轻便金属船只”——所有这些都由美国提供,连官兵的鞋带都是美国制造的。

此时,没人知道,武器精良、火力强大的整编二十六师在国民党军序列中彻底消失的最后时刻已经近在眼前。

新年之夜,马师长在极度的焦虑中度过。通往前线的电话已经中断,凌晨时分,他通过无线电命令前方部队出击侦察,侦察的结果却是:公路已被封堵,有共军大部队和大量民兵活动的迹象,通过公路回到师部将是十分危险的。马师长一下子不知所措了,唯一准确的判断是:自己不能返回前线亲自指挥作战了。

实际上,新年之夜,陈毅和粟裕并没有下达全面攻击的命令。

前线的慌乱,是国民党军与共产党地方民兵发生交火导致的。

宿北战役给向苏北进攻的国民党军以严重打击,迟滞了向胶济线、鲁南和苏中发起进攻的国民党军的攻势。但是,戴之奇的整编六十九师的崩溃,只使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上有了一个缺口,一旦其重新调整部署,这个不大的缺口即刻便可封闭。此时的陈毅与粟裕部依旧处在敌人的夹击之中。

一九四七年新年来临之前,陈毅和粟裕经过慎重思考终于下定决心:“集中兵力歼灭鲁南之敌。”目前在鲁南地区,国民党军主力是整编二十六师,只有将主力歼灭,局势才能真正好转。

战役决心已下,山东和华中两野战军主力奉命秘密北上。参战部队被编成左右两个纵队。共产党军队的兵力已是马励武的整编二十六师的四倍。

战役发起时间为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午夜。

在此之前,整编二十六师已经侦察到了陈、粟主力向鲁南开进的情况,马励武也预感到自己突出的位置很可能成为陈、粟的攻击目标,他向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请示,要求全师收缩至峄县,但是请求未获批准。马励武只好命令就地压缩阵地,以师部所在的马家庄为中心,在一个东西长二十五公里的狭长地带构筑起防御阵地,并部署了以坦克机动火力为中心的防御体系。

独自被阻隔在峄县县城里的马励武忐忑不安,一月二日晚二十二时,从前方传来的无线电通报说,二十六师各旅同时受到了猛烈攻击。这一天,左路的第一师已深深地插入整编二十六师与整编五十九师、七十七师之间,整编第二十六师被分割包围。

马励武终于在峄县待不住了。三日一早,他带领两个连乘卡车冒险而出,企图回到他的指挥位置上,但是走到半路还是退了回来,因为他的侦察部队反复向他渲染前方战事的危机,令他最终失去了冲向战场的勇气。

此时,在瓢泼大雨中,共产党军队的左右两路纵队开始猛烈压缩,到四日凌晨,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部和第一快速纵队被包围于陈家桥、贾头、作字沟等几个村庄里。

马励武战前预定的撤退方案是:在快速纵队坦克的掩护下,以卡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快速移动,原则是坦克夹着卡车车队和炮兵车队沿着公路滚动前进。马励武确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样的铁流。

大雨逐渐转成了漫天雨雪,天地间一片朦胧。有参谋问粟裕是否改变总攻计划,粟裕回答:“不变,这是老天爷帮我们的忙。雨雪交加,道路难行,把敌人的重装备陷在那里,他就更难逃脱了。”

连续的雨雪确实帮助了共产党官兵。

一月四日上午十时,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师残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开始突围。坦克、汽车、炮兵和步兵混杂在一起,拥挤在通往峄县的公路上。在共产党军队的四面围攻下,原来设计好的行军序列已完全混乱。更严重的是,由于公路被混乱的步兵和炮兵壅塞,同时公路上处处是民兵埋设的地雷和挖好的反坦克沟,比步兵行进速度快的坦克和汽车为了尽快逃离战场,纷纷开下公路想从野地里夺路而奔——这些钢铁机械一旦下了公路,末日也就到来了。

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的抵抗意志崩溃了。整编二十六师的几名军官下令官兵停止抵抗,第一快速纵队二三九团团长也率全团放下了武器。四日下午三时,战斗结束,国民党整编二十六师四十四、一九六旅全部,第一快速纵队坦克营、工兵营、炮兵团、运输团和步兵八十旅,共三万余人全部被歼。

雨雪还在飘洒,但战场上充满欢乐。两个野战军的官兵、民兵和附近的百姓忙着收缴和清点战利品,这是他们前所未见的,令他们既惊奇又兴奋:数十辆坦克、成排的美式重型卡车拖曳的重型大炮;数百辆汽车上满载着弹药、被服和大米;各式吉普车,车上也装满了子弹;还有满是洋文的罐头、饼干、糖果香烟。成箱的重炮炮弹让官兵们犯了难,谁也不清楚这些涂着各种颜色的美国炮弹是干什么用的,赶紧找来懂点外国字的干部辨别,干部们把写有“H”标志的穿甲弹和“F”标志的燃烧弹分开,并且将它们与匹配的大炮放在一起。官兵们让被俘的国民党军坦克驾驶员加大马力,同时数十名官兵在坦克的前面和后面连推带拉,可就是无法将这些庞然大物从泥沼中开出来。“拉坦克比打坦克还难!”附近村庄里的百姓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扛到这里垫履带,最后终于把坦克弄上了公路。上千名国民党军的坦克驾驶员和汽车驾驶员被集合起来,一个共产党干部当场宣布他们从此成为共产党军队的一员,并且与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手。这些几小时前还是国民党军的人,立即把坦克和汽车发动起来,往共产党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方向开去。后来华东野战军的“特种兵纵队”在此基础上诞生。

当陈毅和粟裕即将在鲁南对整编第二十六师发起全面攻击的时候,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鲁西南的巨野、金乡和鱼台地区进行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史称“巨金鱼战役”。——这场战役距陈毅、粟裕部的预定战场仅两百余公里,在那段雨雪交加的日子里,陈毅和粟裕得知晋冀鲁豫部队就在自己的西面,该是多么的惬意,因为他们可以不用顾虑徐州方向国民党军的威胁,放心大胆地作战了。

此战不但使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受挫,更重要的是保障了在鲁南作战的陈毅、粟裕部侧后的安全。

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这一天,马励武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下午,侥幸从战场逃脱的副师长曹玉珩带领少数残兵跑回峄县县城。溃兵个个怒气冲天,伤兵们则是呻吟哀号,整个峄县县城顿时人心惶惶,秩序混乱。有军官向马励武建议,部队最好全部驻扎在城外,只允许司令部住在城内,结果遭到马励武的一顿臭骂。他向薛岳请示说,整编二十六师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要求退到后方休整。薛岳一口拒绝,严令他立即整顿部队,坚守峄县。马励武看着眼前的残兵败将一下子不知所措了。

三天以后,入夜时分,陈毅、粟裕部攻击峄县的战斗开始了。战斗持续到天亮,防御外围的国民党守军纷纷逃进城内,马励武顿时紧张起来,因为此时的一切征兆都表明,共产党军队已决心把他从这个县城里挖出来。更令他惊慌的是,十日,整整一个白天,射向城内的炮火格外猛烈,从爆炸的声音上判断,是共产党军队前所未有的重炮,城内的炮兵阵地因此受到了压制。

一天的轰击之后,黄昏,对城防的攻击开始了。炸开城门,解决了在城门洞里向外射击的两辆坦克之后,共产党官兵冲入城内。此时,马励武正在设在城南天主教堂里的师指挥部里,而他的指挥只剩下了一个内容,就是向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和第二十七军军长李玉堂请求部队增援和空投弹药,但是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忍耐点老兄,总会有办法。”马励武恼怒到了极点,绝望到了极点,他在电话里吼着:“必须在我有办法之前,你们的办法才用得上!我现在已经快没办法了!”接近午夜,城防防线垮了,共产党军队开始了南北夹击,峄县城里混乱不堪,那座天主教堂的尖顶已被炮弹炸开了几个大窟窿。

马励武的最后时刻到了。他带领少数随从刚从指挥部里跑出来,就眼看着共产党官兵冲了进去。官兵们在里面找到了他的日记本、作战地图、望远镜、照相机、信件和一张他与蒋介石的合影,但被俘的参谋们谁也说不清师长跑到哪里去了。天亮的时候,马励武穿着士兵的衣服混在俘虏队伍中在共产党士兵的押解下往城外走,他对身边惊慌的随从说:“不要吭声,等有机会就逃走。”但是,虽然他把他的中将军服脱了,但身边的俘虏全是他的部下,当一位共产党干部站在他面前向他微笑的时候,他坦白了自己身份。

被俘后的马励武在总结自己战败的原因时,强调了这样几个理由:首先是共产党官兵的士气比国民党军队要高,因为“共产党官兵大多是本地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土地。他们是‘子弟兵”。其次,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彼此钩心斗角——“整个军官阶层弥漫着强烈的个人怨恨。”马励武坦诚地说自己属于何应钦派,因此他猛烈抨击陈诚和薛岳的指挥无能,战役中不但没有对他进行有效的增援,而且坚持让他的部队孤立突进,有故意把他推入重围的之嫌。再者,运气实在糟糕,马励武反复抱怨在他的关键时刻遇到了倒霉的天气——“雨雪把地面变成了一张可怕的粘蝇纸”。

马励武不会想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鲁南是共产党解放区,解放区里贫苦农民不喜欢他和他的军队。有资料显示,山东解放区的贫苦农民,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土地占有由人均一亩半上升到近四亩,国民党军进入解放区之后,几乎每个村庄都提出了“保田保家乡”的战斗口号。只要战斗一打响,农民们不但在粮食供应、伤员护理和弹药运输方面全力帮助共产党军队,而且还直接参战。

鲁南战役结束后的一月二十二日,中国的传统旧历新年来临了,外国记者们看见数百名农民给刚打了胜仗的共产党军队送来了新年礼物:足足堆满三个大房间宰好的猪。

姑嫂二人忙点灯

本是春播的时节,三更月最亮五更霜更浓,催耕鸟叫得满山满谷清脆欲滴。可是,一九四七年春天,山东腹地的翻身农民们却心慌意乱:今年不但地种不上,还要拉着孩子背着老娘去跑反了。

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岌岌可危。

此时,由于陈毅、粟裕部主力全部集结在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附近,国民党军因此判断,“共军大势已去”,很难再实施回旋作战,只剩下死守临沂这一条路了。蒋介石严令要一鼓作气,迅速在山东境内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不但要占领临沂,还要完全占领共产党山东解放区,以彻底平定山东战事。为此,国民党军决心发动一次以夺取临沂为目标的“鲁南会战”。为了会战成功,陈诚亲自前往徐州坐镇督战。

国民党军调集了十九个整编师(军)共四十九个旅近三十万人,其中直接围攻临沂的部队达十一个整编师(军)共三十个旅。

一月二十八日,徐州绥靖公署下达作战命令。两天以后,欧震指挥的八个整编师(军)分三路开始大举进攻。国民党军攻击部队吸取了以往被共产党军队突袭分割的教训,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和避免突出的战法;而在兵力部署上,采取“烂葡萄里夹硬核桃”的战术,在三路攻击部队中,每一路中都有一个精锐的主力师作为骨干,大兵力谨慎地滚动前进,每天推进的行程超过十公里。陈诚认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是陈毅和粟裕根本无力阻挡的,他对部下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撑死共军!”

为了保卫临沂,陈毅、粟裕部主力在奋力阻击的同时,曾命令三纵“从正面坚决抗击中路之敌”,企图诱使“敌之左右两路突出,以利我寻歼其中的一路”。但是,欧震不但没有冒进,在发现共产党军队的意图后,左右两路部队反而立即向中路相互靠拢,甚至停止前进就地修筑防御工事。敌人这种极端的小心翼翼,使得陈毅和粟裕始终没能寻找到化解危急的机会。

国民党军南线部队逐渐靠近了临沂。

北线李仙洲的部队推进很快,二月四日,其先头部队占领临沂西北方向的莱芜。以保卫与争夺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为核心的生死决战已经迫在眉睫。

就决战于临沂城下而言,无论是从正规军的兵力、一线作战部队的武器装备和双方所处的战场态势上看,陈毅、粟裕部都处于劣势。一旦死守硬拼,不但双方都将血流成河,而且陈毅和粟裕胜算的几率不容乐观。

二月四日,中央军委来电,电报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为了争取作战主动权,必要时可以放弃临沂:“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

“必要时放弃临沂”,并且“敌愈深进愈好”,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这都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建议,这一建议最典型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维。

陈毅和粟裕发现:欧震的南线部队密集推进,谨慎缓慢;北线李仙洲的部队却孤军冒进,快速深入。由于深入到解放区内部作战,国民党军官兵开始尝到种种苦处。莱芜地区的共产党地方政府组织起十万百姓,对国民党军必经的交通线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老百姓虽不能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但他们把自家门前的道路破坏掉是轻而易举的——连续七个昼夜,老百姓采取了分段包干办法:“敌人在哪里修,就在哪里破,敌人修到哪里,就破到哪里,敌人白天修,我们晚上破。”由于交通线中断,李仙洲的部队越往解放区内部走补给越困难。

北线的国民党军走成了首尾不能相顾的一字形。对于陈毅和粟裕来讲,战机终于出现了。

而捕捉北线的战机就意味着:秘密移动北上,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歼灭北线的国民党军一部甚至大部,以瓦解敌人南北夹击的态势,消除来自侧后方威胁。那么,前提是必须放弃临沂。

鲁南的初春,形势动荡,人心浮动。

一个已经投诚共产党军队的前国民党军将领再次倒戈。

郝鹏举,现年四十四岁,河南阌乡(灵宝)人。一九二二年参加河南督军冯玉祥的部队,曾任冯玉祥的机要传令员。一九二六年被派往苏联的基辅军官学校和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先后任开封西北军官学校上校大队长和第二十五师炮兵团长。一九三〇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中原大战,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军官第一次倒戈,背叛了培植他的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当冯玉祥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后,他被任命为由西北军改编的第二十五路军少将参谋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投奔了在西安的胡宗南,靠着“聪明机灵,能说会道”,很快当上了第二十七军参谋长。国民党军在对日作战中一再失利,一九四一年,自感前途渺茫的郝鹏举索性到南京投奔汪精卫伪政府,先后出任伪军第一集团军参谋长、汪伪政府训练部次长、参赞公署武长官等职。

但是,随着日本战败趋势的日益显现,特别是共产党新四军坚持不懈的策反,郝鹏举又一次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在投奔蒋介石还是投奔共产党两条路之间徘徊不定。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为扩充军力大量收编伪军,蒋介石任命郝鹏举为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的命令到了,虽然他对蒋介石存着巨大的戒心,并依旧暗中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但蒋介石的任命究竟还是让他喜出望外。可是,不久之后他便发现,虽然他又送汽车又送金条,蒋介石的嫡系们还是对他和他的部队态度傲慢,常常以“惩办汉奸”的口气敲诈勒索,不但克扣他们的军饷,甚至连武器弹药也拒绝补充。更让他感到岌岌可危的是,一九四五年秋,他的部队被调到津浦铁路沿线,成为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前锋,而这无异于让他这种国民党军中的杂牌军变为炮灰。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共产党人的军事压力下,甚至是在陈毅将军亲自晓以利害下,郝鹏举率国民党军新编第六路军两万人投奔了共产党。

虽然,已经背离了国民党军,但郝鹏举,始终把自己的部队当成一份“财产”,一个与人民军队“平起平坐”的特殊团体。他一面公开宣传自己决心和共产党人一起“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但同时,因为害怕共产党在落实国共签署的整军方案时,对他的部队进行整编,所以又在官兵中煽动对共产党的不满,要求他的部队“官不离兵,兵不离官;总司令不离全体,全体不离总司令;弹不离枪,枪不离身,动我们一人,就全体自杀”。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国民党军向苏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派人给郝鹏举送来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兼鲁南绥靖分区司令官的头衔,郝鹏举终于按捺不住了,他认定这回共产党军队连同他们的解放区都会被国民党大军铲除干净,这个时候自己再不改换门庭就来不及了。一月二十六日晚上,他率部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当时鲁南战役刚刚结束,蒋介石认为郝鹏举的举动足以抵消作战中的损失,称之为“还军于国”,“月缺重圆”。但是,准备领赏的郝鹏举立即发现,他在国民党军中地位更加低下了。参谋总长陈诚轻描淡写地告知他,答应他的第四十二军番号仅仅是个“号召”,“因为国军的战区和集团军番号均已取消”。所以,他只能“用鲁南绥靖分区司令的名义指挥”部队。同时,陈诚命令他立即参加与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的决战。

就在陈毅和粟裕已经决定放弃临沂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华东野战军二纵发起了围歼郝鹏举北进部队的战斗。战斗进行得果决而迅猛,到第二天结束战斗时全歼郝鹏举的两个师,俘敌六千多人。战斗发生的时候,虽然围绕在华东野战军周围有国民党十几万大军,但是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来援救郝鹏举。他从战场上狼狈溃逃时几次从马上摔下来,直至把脚摔坏。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脱下军装,换上了百姓的衣服,当他准备派人向陈毅乞降时,被共产党官兵包围了,那一刻他大喊:“我脚疼!你们辛苦了!我早就说不打了,打什么呢?”

共产党军民准备撤离临沂的前夕,郝鹏举被押到陈毅的面前。他抢先说自己“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陈毅厉声道:“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十一天,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凡投机取巧必致力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郝鹏举大喊:“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

不久之后,当山东的敌情进一步严重,中共华东局决定将之前历次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全部北撤时,为防止意外,负责押送的干部在没有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将郝鹏举处决了。

郝鹏举就这样在一片漆黑的无名野地里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是解放战争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俘后被处决的国民党军将领。

事后中共中央追查此事,陈毅主动承担了责任。

野战军主力放弃临沂北移,由于作战计划和意图不能详细对部队传达,很多官兵对避敌不战感到十分困惑。而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首府,大批机关和政府人员也要同时撤离,原来为在南线与国民党军决战准备的粮草和弹药等大批物资,千辛万苦地转运到这里,现在这些物资还要跟随主力北上转运,路程遥远,困难重重。当部队离开后,临沂地区的贫苦百姓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为了在国民党军到来的时候不至惊慌失措,老人、孩子、妇女不受地主还乡团的残酷报复,地方党组织事先组织农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坚壁清野,把财产和粮食统统藏起来,有的村庄甚至还举行了人员的转移演练。

从临沂到莱芜,直线距离一百四十多公里。鲁中山区道路崎岖,雨雪严寒中,华东野战军十几万官兵夜行晓宿,以最隐蔽的方式连续行军。沿途的地方党政部门尽全力保障着大军的食宿和交通——这是一幅连共产党官兵都没有见过的壮观景象:在蜿蜒不断的大军的两侧、身后,甚至是前面,由贫苦农民组成几十万随军的人流浩浩荡荡地向前滚动。他们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或者是用自己的肩膀,把部队作战需要的多达亿万斤的粮草、弹药和物资全部承载起来,部队前进一步,他们便跟随前进一步。他们的家乡可能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他们的父母妻儿可能正在深山中躲避,他们的家可能已被地主还乡团挖地三尺或者放火烧毁,但是这一路上他们并不特别地牵挂,因为他们的土地、粮食,甚至娶上的媳妇生下的娃,都是共产党来了之后才得到的,他们相信只要共产党还在,一切都会再有的。他们已经铁了心将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和愿意与共产党官兵分享好日子一样,他们同时也心甘情愿与自己的部队一起承受苦难,一无所有的他们走向战场时镇静而从容。

二月十五日,华东野战军主力秘密北进后的第五天,阻击牵制南线国民党军的部队撤出了临沂。

共产党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的陷落,令国民党方面大喜过望,这一事件被渲染为内战以来“最伟大的胜利”。

囊形地带和中枢安全

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至今还没有成婚。

早在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之前,他在家乡奉父母之命娶过一房媳妇,但自从进入黄埔一期之后,他似乎把这个媳妇忘记了,不久这个女人在家郁闷病逝。在以后的日子里,曾有不少人给他做媒,但他自己却并不着急,对外宣称“国难当头”,“谈何私事”。话是这么说,其实他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女人。

一九三六年,胡宗南在杭州探望已经成为军统头目戴笠时,在戴公馆意外地见到一位名叫叶霞翟的女军统,传闻她是戴笠的情人。胡宗南和戴笠是生死之交,两人不分彼此,戴笠决定把这个女子作为一份大礼送给胡宗南。在戴笠的有意安排下,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直到胡宗南以一块白金手表作为定情物送给叶霞翟,胡宗南的终身大事总算有了些眉目。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了,沉默寡言的胡宗南上了前线,与叶霞翟不但很少见面,连书信都很少来往,他与这个女军统的关系好像似有似无了。抗战中期,他相了一次亲,这件事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陈立夫牵线,女方是大名鼎鼎的孔祥熙的二小姐。据说,孔二小姐很是乐意,而胡宗南虽然还没见过孔二小姐,对这个女子放荡不羁的逸闻却听说过不少,思来想去,胡宗南还是不想放过个攀龙附凤的好机会。相亲的时候,他故意穿一身破破烂烂的棉布军装,显出一副刚从沙场冲杀出来的样子,可还没和孔二小姐说上几句话,胡宗南就应证了关于这位小姐的所有传闻,他即刻打消了娶这个女子的念头。

没人确切知道这个“西北王”的意中人到底是谁。

一九四七年,五十一岁的胡宗南立下誓言:等为党国建立“殊勋”之后,将庆功和结婚喜宴合在一起办。胡宗南心目中的“殊勋”,就是占领共产党人的中枢延安。

共产党人的政治、军事中枢——陕甘宁解放区首府延安,在胡宗南统辖的战区之内。

如果从兵力上讲,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总兵力几乎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十倍。其中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的十五个旅,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南线,负责由宜川、洛川、宜君一线向北主攻,兵力十四万;晋陕绥边区总部主任邓宝珊部的两个旅,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北线,负责自榆林向南助攻,兵力一万二千人;西北行辕马鸿逵、马步芳部十个旅,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西线,负责由宁夏的银川、甘肃的镇原向东进攻,兵力五万四千人。而陕甘宁解放区的东边就是黄河,隔河是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地盘。

胡宗南认为,从战场地形和态势上看,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已被紧密地围困于弹丸之地;而从兵力和武器装备上看,陕甘宁解放区内的共产党军队绝不是他的对手。只要时机成熟,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之后,不但延安势在必得,如果毛泽东等中共首脑人物来不及向北逃到外蒙,向东又过不了黄河的话,他就很可能把毛泽东等人一一俘获。——作为戎马一生的党国军人,难道还有比这更显赫的战功吗?在荣耀的极点迎娶美人,难道还有比自己更成功的男人吗?

早在几个月前,胡宗南已奉蒋介石之命,对延安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偷袭。胡宗南采取的是三面压缩和重点进攻的战术:从晋南和陕南抽调六个旅,会同封锁陕甘宁解放区的四个旅加一个装甲团,自南向北担任主攻;同时,马鸿逵的五个旅由宁夏向东助攻,阎锡山部晋西南地区总指挥杨澄源在东面和北面策应。延安方面发现胡宗南的偷袭意图后,鉴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兵力太少,急调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部和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张宗逊部开赴延安。

在黄河东岸,陈赓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称张宗逊的两个旅到达延安,延安的防御力量已得到加强。目前陈赓部位于胡宗南的侧后,胡宗南担心受到侧击,已将其整编第一师从陕北调回黄河东岸。这样看来,对延安更有效的防御,是在胡宗南的侧后展开一系列战斗,迫使其回援,从而瓦解国民党军对延安的攻击。同时,毛泽东还赋予了陈赓部开辟吕梁地区的任务。

为此,陈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王震的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合成了一个战斗集体。陈赓对自己司令部的人强调:“王震同志对党忠诚,斗志顽强,在我们党内是出了名的。大家一定要尊重他。他直爽坦白,爱批评人,在党内也是出了名的,在今后的工作中,如果发现你们的错误而批评你们,甚至骂两句,你们一定要好好接受,不许不高兴……”王震来了,说话异常直率,他告诫陈赓部的官兵要准备在吕梁山里吃苦受罪。陈赓说:“今后我们缴获的武器弹药,要尽可能的留给吕梁部队。”

为更多地牵制、歼灭偷袭陕甘宁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十二月二十二日,陈赓和王震部又向位于晋西南的蒲县发动了进攻。蒲县的战斗打得异常艰难,久攻不下时,三十日拂晓,陈赓部十旅副旅长楚大明率领一个连发起持续不断的冲锋,终于占领了可以俯瞰蒲县全城一个高地,共产党官兵利用过去阎锡山部留在高地上的工事,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扫射城内的国民党守军。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蒲县被攻克。

至此,吕梁战役结束。

吕梁战役不但成功地迟滞了胡宗南偷袭延安行动,还使太岳、吕梁和陕甘宁三个解放区基本上连接起来。战役之所以选在了胡宗南的第一战区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结合部,是共产党人看准了国民党军不同派系之间从来相互不配合的弱点。按照国民党军的战区划分,以山西南部中间地带的灵石为界,灵石以南是胡宗南的战区,灵石以北是阎锡山的战区。但是,当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接手晋南防务时,胡宗南不愿自己的兵力过于分散,并没有积极地出兵灵石以南地区,而阎锡山竟然在胡宗南没有接防的情况下,径自将自己部队北撤达五十公里,致使两个战区之间出现了一条宽大的防务空隙。战后,国民党军才醒悟到,陈赓部正是利用这个空隙打了进来。

一九四七年二月,陈赓的第四纵队奉命返回晋冀鲁豫野战军。

王震很想弄点猪肉慰劳一下第四纵队。他对陈赓说:“你们不必走得那么急,两个节(新年和春节)都在打仗,没有过,再住几天,补过一个年吧!吕梁虽苦,给每人弄上斤把肉吃吃,还是能做到的。”陈赓谢绝了:“每人一斤,就是上万斤肉,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吕梁是个新解放区,底子薄,我们还是回太岳区过年吧。”陈赓命令把缴获的重武器全部给王震留下,为此他还亲自检查了移交武器的情况,要求留下的武器必须是完好的,如果机枪缺少零件或者坏了就用自己部队的好机枪换下来。

在晋南遭受挫折之后,胡宗南把攻击重点转向了陕西境内的关中地区,为从陕南直接攻击延安做扫清侧翼的准备。

就在延安周围不断发生战斗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将要到来。

此刻,中国共产党人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的论断不仅党内一般干部难以理解,即使在党的高层领导中也存有相当的疑虑。毛泽东的论断被传达下去之后,有干部给延安打电报,直接问“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解释道:“总形势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种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这三次都是全国规模的……现在全国规模的第四次革命高潮,可能很快到来。第一次革命高潮无产阶级没有参加领导……第二次、第三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这一次高潮是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毛泽东的依据是:一、内战爆发以来,大举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已被歼五十六个旅,平均每个月被歼六个旅。如果再继续下去,中国的战场形势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二、蒋管区人民运动正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

就在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勾画革命“高潮”的前景时,二月七日,蒋介石在南京的“国府纪念周”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对军事形势的判断也是非常乐观:

至于军事,我党确有把握击灭共产党,以实现中华一统。我从历史上观察,历代的叛贼,妄图拖垮政府,不外有两个途径。其一,割据一方,负隅自固。其二,四处流窜,极力扩大其影响,试图引起各地骚乱。但流寇不能成功,负隅则确是可怕。如今共产党无法负隅,我军要打到哪里,就能够打到哪里,所以共产党绝不能成功。

至少在一九四七年二月里,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延安开会的时候,也许谁都没有意料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被称为“红色首都”的小城里召开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了。——不久之后,毛泽东就撤离了延安。直至一九七六年离世,他再也没有返回他住了十年之久的那间充满烟草味道的窑洞。

第四章 战场的腰部

胡宗南:为人民服务处

蒋介石将胡宗南召至南京,详细商定了直捣延安的作战计划。胡宗南意识到他建立“殊勋”的最后时刻到了。

自内战全面爆发以来,国民党军在各地战果不大,部队损失却不小,而共产党军队并没有明显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东北和晋察冀转取守势,加强对陕北和山东的进攻。在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心目中的“主战场”已经走火入魔地集中在了延安这一个点上。

三月六日,胡宗南秘密登上了前往洛川的专列。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

踌躇满志的胡宗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十分信任的这位年轻的军官,竟然是一名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的这一身份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才暴露出来。那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中的宴会上指着熊向晖向出席宴会的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张治中说:“认识吧?”张治中说:“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张治中正茫然错愕时,周恩来解释说:“他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当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就在熊向晖跟随胡宗南前往洛川之前不久,他刚刚经历了一次风险。负责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恩来,在一次乘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南京时,把自己的笔记本丢在了专机上。笔记本中记有熊向晖的地址,在地址的旁边注有一个“熊”字。马歇尔的副官很快就以传递绝密文件的方式把笔记本送了回来,但是周恩来无法判断其内容是否被照相并送给蒋介石过目。周恩来立即设想了几个应急措施以保证熊向晖的安全,包括把他秘密转移到解放区去,或是让他申请结婚并出国留学。但是,观察了数天之后,熊向晖并没有发现胡宗南对他有任何怀疑的迹象。

熊向晖,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外交官的共产党人,一九四七年当胡宗南全面进攻延安时,他给延安方面不断提供的绝密情报,由于事件的极其特殊,无疑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潜在的巨大影响,尽管后来绝少有人提及那段往事。

毛泽东曾说,熊向晖顶几个师。

胡宗南责成熊向晖起草“施政纲领”时“要比共产党还革命”,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为主旨,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以及“拥护国民党”和“拥护蒋主席”等等。关于文件的名称,胡宗南说:“不要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儿。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儿。”同时,根据胡宗南的要求,熊向晖还准备了一台可以随时收听延安广播的收音机,并带上了《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精忠说岳传》等长篇小说。——胡宗南说,仗打起来,就是军长师长旅长们的事了,他只需要等着看捷报。在这期间,于战火中阅读小说方能显出大将风度。

胡宗南于三月九日到达洛川前进指挥所。三月十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将领作战会议,会议最后确定的攻击时间是十四日拂晓。

胡乔木后来回忆说。虽然毛泽东已做好放弃延安的最坏打算,但他仍对保住延安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三月十日,局势发生了变化。胡宗南的近十五万大军已经集结完毕,国民党军对延安发起的攻击近在眼前,毛泽东设想的以“内线防御,外线解围”的战术保住延安的计划似乎已经没有了实施的时间。

春寒料峭,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前往防御前沿金盆湾、三十里铺和富县视察。这一线是胡宗南部自南向北进攻的必经之路,距离延安仅有四十多公里。高高的黄土坡间夹着深深的沟壑,放眼望去,天高云淡。在金盆湾,彭德怀问教导旅旅长罗元发能坚持几天,罗旅长回答说能坚持五天。彭德怀知道这个回答已经是很有勇气了,因为部队的兵力实在太少,而平均每支枪不足十发子弹。彭德怀命令要在保存自己的同时尽力迟滞敌人,在这个前提下争取把敌人阻挡一个星期。彭德怀预感到:放弃延安已经不可避免。

几天前,彭德怀曾提出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将胡宗南主力部队消灭在内线。但是,毛泽东对他的建议没有表态。

三月十一日,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放弃延安的设想,并表示同意彭德怀关于在内线打击胡宗南的建议。毛泽东说,战场可以选在延安以北的山区。

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对放弃延安忧心忡忡,他骑马从枣园赶到毛泽东的住处王家坪,问毛主席“可否设法保住延安”,毛泽东对师哲说“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一番话堪称经典。

但是,对于陕甘宁解放区的百姓来讲,延安确实是让他们舍不得丢弃的无价之宝。

毛泽东在向百姓解释为什么要放弃延安时,他把延安比喻成一个装满金银财宝的大包袱,而把蒋介石和胡宗南比喻成半路打劫的强盗:

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共产党人早在几个月前就把最重要的物资进行了转移和疏散,仅高级干部交上来的重要文件和机要处保存的机密电报就达五万多份,根据毛泽东下达的“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在敌人手里”的指示,除了集中烧毁的十几箱文件之外,不能销毁的重要档案在万分机密的情况下于保安县的一个农场里藏了十六箱,于清涧县的十家塬子村藏了十三箱。延安还展开了完全彻底的坚壁清野,包括搬不走的家具桌椅也要一根木条不留。在延安方圆二十里的范围内,农民们连碾米磨面的石磨都藏了起来,他们决心把胡宗南饿死在延安。

十三日,胡宗南对延安的大规模轰炸开始了。之后,便是地面部队分多路以密集队形发起的攻击。

三月十六日,胡宗南部全线突破保卫延安的第一道防御阵地。

同日,毛泽东命令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

为给党政机关和群众撤离尽量争取时间,彭德怀调整部署,白天以少量部队死守要点,夜晚出兵袭击敌人的主力,迫使胡宗南部每日推进不足五公里。此时,依然留在延安的几个外国记者,就放弃延安一事询问表情严峻的彭德怀和神态轻松的毛泽东。彭德怀说,蒋介石除了一点面子之外,什么也得不到。毛泽东则说:“延安当然能守住好,丢了它我们照样能过。”

三月十八日,延安城里已经可以听见清晰的枪声。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逼近延安南面的三十里铺。刚刚率部赶到延安的王震立即去看毛泽东,他充满担忧地问:“敌占领延安后,是不是想用重兵把我们击溃,消灭我们?”毛泽东说:“不会的。他是想把我们赶过黄河去。胡宗南可不是你王胡子,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与西北野战兵团领导一起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作战部署,毛泽东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们打扫房子。……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敌人大军压境,枪炮声越来越近,延安的大规模撤离却没有发生任何混乱。记者问一个没有跟随母亲转移的孩子“为什么不和妈妈一起走”,这个正在自己准备小行李的孩子安静地回答:“妈妈不在我们的组里。”

傍晚,延安城里响起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彭德怀冲进毛泽东的窑洞大喊:“主席还不快走!一分钟也不能待了!”毛泽东说:“我说过,我是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的。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呢!”

此时,胡宗南的先头部队距延安只有七公里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晚二十时,毛泽东离开了延安。

最后离开延安的是彭德怀。十九日拂晓,将执行阻击任务的各部队撤退路线部署完毕后,彭德怀才率兵团指挥机关顺着王家坪后沟的一条小路上山了。

十八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命令部队全力攻击,黄昏时分,整编九十师推进到距延安七公里处。陈师长异常兴奋,立即命令参谋准确核实左翼整编第一师的位置。不一会儿,他得到报告,第一师在杨家畔的左后方,比整编九十师落后了十五里。陈武不禁庆幸自己的命运竟然如此之好,整个国军有多少个师长,而占领延安这个天大的功劳就这样神差鬼使地落在自己头上了!能得到的赏赐就不用说了,胡宗南已经承诺,首先攻占延安的部队赏法币一千万元;更重要的是,自己很快就会名扬全国,然后直线晋升,高官厚禄,说不定还会永垂青史。

陈师长正兴奋得难以入眠,夜半时分,军长董钊的命令下达了:明日上午九时,整编九十师由现位置出击,“攻击目标为宝塔山至清凉山之线及其以东地区”。——陈武顿感天塌地陷。军长的命令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让整编九十师进入延安城,二是让整编第一师赶在整编九十师的前面占领延安。

让整编第一师首先进入延安,是胡宗南的命令。他的命令还包括:首先进入延安的部队只能是整编第一师的第一旅。胡宗南必须让自己起家的部队独占战功。十九日上午十时,整编第一师和整编九十师拥挤着接近了延安城。

消息传来:整编第一师第一旅“经过血战”,已经首先占领延安。

胡宗南在洛川指挥所得到的前方报告是:延安是一座空城,没有人,也没可以缴获的东西,整个战斗“歼敌”大约千余。

胡宗南经反复推敲,向蒋介石报捷:

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十时为国军完全收复……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二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十时,完全占领延安。刻正抚辑流亡中。

很快,胡宗南接到了蒋介石的嘉奖电: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占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胡宗南由中将晋升为上将。

享受荣耀的胡宗南很快就接到了蒋介石新的命令:十天后,中外记者团要来延安参观,必须做好一切接待准备。

如何落实蒋介石的接待指示,让胡宗南费尽了脑汁。胡宗南命令工兵在延安近郊赶挖“坟墓”,以示战况之激烈,又把自己仓库里的旧武器和旧装备运到延安以布置战利品展览。最头疼的问题是“俘虏”。当初占领延安时,对外编造了“生俘万余”的新闻,后来的宣传越来越走样,逐渐变成了“生俘两万余”。经过研究,胡宗南命令整编二十七师完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挑选一部分士兵充当共军的俘虏,还要挑选出三名军官,其中两个充当共军的团长,一个充当共军的旅长,并抓紧对这些“俘虏”进行对答问题的训练。胡宗南表示,他并不赞成弄虚作假,但是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

几天之后,胡宗南亲自检查了“俘虏”的准备工作。在查问一个冒充共军被俘旅长的军官时,胡宗南火了。这个精心挑选出来的湖南人,见了胡宗南不停地点头哈腰,胡宗南厉声说,满口的国军腔,哪有一点像共军,真是统统不懂革命!共军要“骂娘”,就是骂蒋介石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要用共军的语气,要表现出“被俘不屈”的样子。胡宗南板着脸说:“做得好,升官;如果说出这是谁布置的,砍头。”胡宗南走后,这位军官开始享受旅长的伙食,并被装上了胡子,安排在一间光线较暗的房间里等着记者们到来。

胡宗南想出了种种花样,在彰显他的功绩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彰显他的思想。为了迅速把延安“布置”起来,他下令动用大型军用车队把西安那些想趁机捞上一把的商家们拉到延安来开业,他甚至还派人从西安招来一些说评书和唱大鼓的艺人。延安的南关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茶馆和饭馆开张的时候很是热闹,但是陆续回来的延安居民始终不过两千,有一条叫做铁匠街的街道始终没有一个人回家。胡宗南派人去南京国民党内政部活动,强烈要求将延安改名为“宗南县”,他决定把未来的“宗南县”开辟成一个著名的避暑胜地,把全中国的游客都从庐山吸引到延安来。他指示有关部门赶快修建通往延安的铁路,还准备把西安的碑林搬到宝塔山来,然后让蒋介石题写“直捣黄龙”四个大字,刻在石碑上立于宝塔山山顶。胡宗南最得意的创举,就是在延安开设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服务内容包括发放赈济、免费治病、代写书信等等。服务处挂牌那天很是热闹,因为张贴的通告说,延安城内不管男女老幼,只要来就发给救济金法币二十元,或者布二尺,或者米二升。“为人民服务处”门口拥挤了几天之后,胡宗南发现这样发展下去实在难以承担,更重要的是民众依旧不说国民党好话,所有的服务内容只好停止。

接着,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全中国:胡长官要结婚了。

新娘还是戴笠介绍的那个中统女成员叶霞翟。

对于五十一岁的胡宗南来说,他的结婚和他的“为人民服务处”一样,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求。——“我和琴斋(胡宗南,别号琴斋)的婚恋,既是马拉松,又是闪电式。马拉松,光恋爱就谈了十年;闪电式,我头天在南京接到电报,第二天就飞西安结婚,第三天他又把我送回了南京。”

被莫大的荣耀、纷乱的幻想和无边的憧憬折磨得有些神经质的胡宗南,眼下最大的苦恼是:共产党在西北的主力军怎么说也有几万人,走到哪里也应该是浩浩荡荡的队伍,但是空军就是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踪影,难道数万人马辎重能钻到地下去?

胡宗南进入延安的第二天,三月二十五日,他曾来到毛泽东住过的枣园窑洞,在窑洞里的桌子上他看见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这张字条出自谁手?

走出窑洞,胡宗南举目瞭望,三月的陕北高原,乍暖还寒,草木萧疏,远方风沙弥漫。

毛泽东到底去哪里了?

孟良崮

一九四七年春天,山东战场态势复杂,在解放区腹地进行的战争进入了万分残酷的绞杀状态。

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侵占了山东解放区的大片,尤其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的丢失,以及山东境内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镇被国民党军控制,迫使共产党人的生存区域逐渐向山东东北部压缩。但是,国民党军在不断发起的进攻中已损失了二十四个旅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的兵力损失已达三十万人。而华中军区部队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包括地方武装在内,兵力总人数达到了五十七万之众,成为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军事集团。尽管山东解放区政府大力推广土地改革,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生产和供应体系,但是,如此庞大的军事集团和巨大的战争消耗令解放区内的负担能力达到了极限。一九四七年春天,原华中野战军、华中解放区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全部转移到了山东,加上原山东野战军、山东解放区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还有被俘的近十万国民党军官兵,一下子使山东解放区必须供养的人数超过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一个解放区。

山东共产党人的生存形势十分严峻。

此时的山东战场上,集结着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胡琏的整编十一师以及邱清泉的第五军。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二十四个整编师(军)六十个旅,共计四十五万人。

三月底,国民党军打通了津浦铁路的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段。大规模的作战开始向山东解放区的纵深地带推进。

陈毅和粟裕拟以三个纵队迅速南下,诱使敌军回援,然后以五个纵队的兵力或打南线之敌,或打增援之敌。但是,部队刚刚南下两天,作战意图就已暴露。当面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紧急向后收缩,第二、第三兵团向南下的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展开了战役合围,陈毅、粟裕部被迫停止在新泰、蒙阴一线。

在山东战场上,国共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已十分明确。

国民党军势要攻占山东,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讲,一个不容争议的前提是:山东解放区绝不能丢失。尤其是这个局面发生在延安已被放弃之后。

毛泽东致电华东野战军:“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

然而,战机一失再失,部队来回调动,这种被称为“耍龙灯”式的作战,引起了部队官兵的焦躁情绪,官兵中间开始流行一句顺口溜:“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们的脚板啪啪啪。”陈毅、粟裕也十分焦急:如果再不寻找到歼敌战机,打一个像样的歼灭战,等到国民党军重兵调动完成,山东战场的形势只能更加恶化。

五月四日,毛泽东来电,强调“要有极大忍耐心”。

为让国民党军放心大胆地前进,华东野战军主力又向后退了一点,撤至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这一带多岩石山地,山中小路崎岖狭窄,对于机动能力强的我军来往不受制约,而却极其不利于国民党军重型装备的通行,

就在部队已经开始调动的时候,粟裕接到前方的报告:九纵在坦埠以南受到整编七十四师的攻击。这一情况立即引起粟裕的警觉。接着,侦察部门截获了汤恩伯的一个作战命令,内容是:十一日攻击坦埠,整编七十四师主攻,整编二十五、八十三师为其左右翼,除以一部控制孟良崮等要点外,限于十二日拿下陈粟指挥中心所在地坦埠。

经过分析,粟裕认为,国民党军的攻击计划有所调整,即采取中间突破的方式,直接攻击华东野战军的指挥中心,企图令华东野战军陷于混乱,最后形成决战态势。粟裕决定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间楔入,切断对我威胁最大的中路先锋敌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然后将整编七十四师吃掉。

可以想见参谋人员的吃惊程度。整编七十四师是国民党军最精锐的部队,全副的美式装备,被誉为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况且,目前整编七十四师居于敌人攻击阵形的中间部位,粟裕的设想显然违反了我军打击薄弱环节、孤立歼灭翼侧之敌的原则。

而粟裕的依据是:整编七十四师虽然强大,但它的弱点也是致命的,那就是重装备进入山区后机动能力将受到严重限制,使优势装备反成累赘。再有就是,整编七十四师是蒋介石众所周知的嫡系,师长张灵甫年轻气盛,不可一世,这造成了该师与其他国民党军部队芥蒂很深,在我军坚决阻援的情况下,友邻未必会拼死援救。

华东野战军战役发起时间被确定为十三日黄昏。

十二日傍晚,蒋介石在其官邸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是一个致整编七十四师于死地的会议。

在这间大客厅里,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像谈论一次出游计划一样,作出了在山东战场继续全面推进的决定。他们制订的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殊内容的作战计划,却导致了一个让共产党人永远津津乐道的著名的战例——孟良崮战役。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整编七十四师开始向坦埠方向攻击前进。拂晓时分,其先头部队五十一旅以炮击为先导,向当面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许世友部的阻击阵地实施攻击。九纵的任务是牵引七十四师前进,即不能让其攻击速度过快,以便给穿插的部队争取时间,但也不能把他打回去或是令他原地不动,使七十四师始终认为当面的共产党军队根本无力阻挡。

连夜的大雾,不但给迅猛穿插的一纵带来了辨别方向的困难,也给国民党军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整编七十四师的军官们曾经发现侧翼出现了运动中的大部队,但是由于大雾看不清,竟然主观地认为那必定是友军二十五师在向他们靠拢。

第六纵队王必成部攻击垛庄的战斗十分关键,垛庄是整编七十四师的后方补给点,攻击是否得手关系到能否最终完成包围。六纵一举将垛庄拿下。整编七十四师的退路已断。

张灵甫终于意识到自己有被包围的危险,下令全师向孟良崮和芦山地区收缩。

低估张灵甫的军事才能是危险的。张灵甫的设想是:凭借整编七十四师的实力,共军根本啃不动,只要整编七十四师用顽强的防御把陈粟牢牢地吸引住,四周的友军乘势合围,就能为与共军在山东决战创造出一个最佳时机。蒋介石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绝好的态势,他立即命令整编七十四师坚守阵地,吸引共军主力;命令位于新泰的整编十一师、位于蒙阴的整编六十五师、位于桃墟的整编二十五师、位于青驼寺的整编八十三师、位于河阳的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分别从西北、西、南、东四个方向上火速向整编七十四师靠拢。

于是,孟良崮战场陡然显出惊人的战役格局:陈毅、粟裕部的五个主力纵队虽然包围了整编七十四师,但国民党军却以十个整编师(军)的大兵力对陈毅、粟裕部实施了反包围。狭窄的地域内聚集着数十万大军。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层层交错,扭成一团。

十五日下午,华东野战军对整编七十四师发起总攻。

留在坦埠的陈毅不断地给各纵队司令打电话,强调要尽快把七十四师这个“硬核桃”敲掉,阻击部队要坚决顶住增援之敌。陈毅知道“胜败在此一举”。

孟良崮,位于蒙阴东南约六十公里处的芦山之中。主峰孟良崮海拔五百米。崮,为山东腹地特有的一种坡度陡峭、怪石林立、草木稀疏、石质坚硬的石山。整编七十四师收缩在这里后,由于无法挖掘战壕,官兵们或用石块筑起掩体,或在巨大的岩石缝隙间设立射击阵地。共产党官兵从陡峭的岩壁上仰攻,没有任何隐蔽物可以利用,而整编七十四师虽然在上山时丢弃了部分重型装备,但其步兵武器的火力依旧十分凶猛。攻击部队采取波次攻击的方式,一轮接一轮地前赴后继,敌军不但组织起密集的火力拦截,而且还多次发动大兵力的反击,双方在陡峭得几乎站不住脚的石坡上混战在一起。岩石间血肉横飞,到处是嘶哑的喊声和痛苦的呻吟声,岩石缝隙中很快塞满了双方士兵的尸体。

张灵甫,一个性格冷峻的职业军人,在十五日接近中午的时候,他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恐惧。张灵甫开始向友邻部队呼叫增援,让他万分恐惧的是,被包围在中间的明明是他,可各友邻部队竟然向他发出了请求增援的呼叫。

张灵甫原名钟灵,字灵甫,生于陕西长安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九三四年率部追击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因作战顽强得到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的赏识,升为中校团长。不久,张灵甫制造了一件轰动全国的新闻:他与原来由父母撮合的夫人离婚之后,娶了漂亮的四川姑娘吴海兰。由于婚后一直在外作战,当他听说有人在西安看见夫人和别人看电影时,立即向师长胡宗南请了假,然后带着一把手枪回了西安。进家便吩咐夫人给他包韭菜馅饺子,当夫人走到菜地里蹲下割韭菜的时候,他向夫人的后脑勺开了一枪。夫人陈尸自家菜地,他径直返回了部队。张灵甫杀妻之事传出后,吴海兰的家人将其告上法院,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将其押解至南京监禁。张灵甫是胡宗南军中最得力的军官,胡宗南没有派人押解他,而是给了他路费,让他自己去南京面见蒋介石。结果张灵甫经洛阳、郑州、徐州,一路闲散游玩,刚走到半路盘缠就用光了,好在他模仿恩师于右任的书法足以乱真,就此一边卖书法一继续游玩,半年之后才到达南京。张灵甫被关进模范监狱,除了不能走出大门,一切自由,而他大多的时间都在研习书法。一年后,经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请求,张灵甫被秘密释放投奔第七十四军,从此舍“钟灵”名而以字“灵甫”行世。一九四六年夏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兼南京首都警备司令。国民党军整编后,第七十四军称整编七十四师,但兵力仍在三万人左右,全师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被蒋介石誉为“国军模范”。

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的战斗同样打得极其艰苦。阻援部队的顽强战斗和不惜代价的反击,竟然让国民党军受阻部队纷纷以为自己是陈毅、粟裕部攻击的焦点,于是才出现了请求张灵甫出击救援的怪事。

张灵甫的一世孤傲终于让他在危难之时面临孤军作战的绝境。

离孟良崮最近的整编二十五师和整编八十三师,距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仅仅只有五公里,两个师的炮火完全可以与整编七十四师构成交叉火力。由于整编二十五师和整编七十四师被编在同一个攻击纵队中,负责指挥的整编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因此不敢怠慢。他采用密集的人海战术,向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的阻击阵地发动轮番攻击,在一纵队前沿阵地官兵伤亡殆尽的情况下,整编二十五师占领了覆浮山和界牌,但依旧与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隔着一座天马山。

与黄百韬相比,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的心情就复杂得多了。张灵甫和李天霞同为黄埔毕业,又同是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的亲信。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整编时,两人暗地里竞争“王牌”师师长的位置,结果张灵甫因得到原第七十四军两任军长俞时济和王耀武的支持而把李天霞挤了下去,李天霞对此一直怀恨在心。

张灵甫发觉被围之后,曾向第一兵团司令长官汤恩伯请求命令李天霞部火速增援。李天霞受命之后,仅派出一个团,冒充旅部番号,进至沂水西岸,最终还是把沂水西岸的阵地丢了,导致张灵甫的一个旅被共产党军队分割出去。张灵甫在电话里向李天霞的一位团长发火,说他已经禀报国防部,整编七十四师的右翼要是出了事,整编八十三师要负责。李天霞顺水推舟,立即命令这个团归张灵甫指挥。可是,他同时又给他的团长打去电话,暗示部队遇到情况就撤退。这还不算完,李天霞的整编八十三师不但没有再向孟良崮靠近一步,而且主力开始全部向东收缩,最终与整编七十四师拉开了一段无法弥合的距离。

在蒋介石的严厉催促下,十五日,汤恩伯离开临沂前往孟良崮前线。走到半路,碰见刚从孟良崮跑出来兵团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李延年对汤恩伯说“七十四师现在很狼狈”,劝汤恩伯不要再向前走了,因为垛庄已经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一旦陈毅、粟裕部掉头南下就麻烦了。汤恩伯立即返回了临沂。

此刻的孟良崮战场,阵地几乎全部是呈四十五度角的陡峭而坚硬的石坡,无论对于守方还是攻方,都足以令最勇敢的士兵生畏。岩石上无法挖掘战壕和掩体,仰面攀登上去,双方相互发现的时候都枪口已经近在眼前了。

十五日黄昏,整编七十四师已被压缩于东西三公里,南北两公里的狭窄山地间,人员、马匹和辎重全部密集地暴露在共产党军队的炮火打击之内,一颗炮弹就能造成惊人的伤亡。时值盛夏,石山坚硬,寸草不生,水源奇缺,国民党军飞机空投的粮食、水囊、弹药大多落在外围共产党军队的阵地上。张灵甫的数万官兵饥渴难支,疲惫不堪,伤亡惨重。在残酷的战斗中,整编七十四师官兵头顶烈日,向九纵控制的地域发起冲击以争夺水源,九纵的一个连誓死不让国民党军接近水源,拉锯般的残酷争夺战中这个连几乎全部伤亡,双方官兵的尸体布满了水源四周。

死尸的味道和硝烟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在炽烈的高温中弥漫。

晚上,张灵甫转移到孟良崮上的一个山洞里,微弱的烛光映在黑黢黢的石壁上,张灵甫再次向汤恩伯呼叫请求迅速解救。汤恩伯要求张灵甫主动向万泉山方向突围。张灵甫的回答是:本部已无力向万泉山实施攻击。然后,张灵甫给仍在阵地上的五十七旅旅长陈嘘云打电话,要他撤到师部这边来,张灵甫说:“嘘云,我们最后也要在一块。”

十五日夜,阴云遮盖星月。

支前干部吴相林的运粮队已经接近了激战中的孟良崮,他计算了一下,余下的路程大约还有十五公里。前面是座大山,路窄山陡,车子无法推了。他们把粮食卸下来,把小推车藏好,所有的人把粮食背在了自己背上,多的背了一百多斤,少的也有七八十斤。吴相林扛着粮食口袋走在最前面,远远地看见天上盘旋着飞机,他数了数有十来架。

孟良崮的战斗打响以后,在通往战场的各条山路上,密集地行进着支前的独轮小车。农民们的小车上装载着战争所需要的所有物资:粮食、枪支、弹药、柴草、木料、药品、挖战壕的铁制工具、攀登用的木制云梯,棉衣面被和大量的布匹,甚至还有给牺牲官兵准备的衣服和棺材。在战场四周的山路上,到处可见由青壮年组成的担架队,妇女和老人们则跟在担架旁,不断地给伤员们喂水和干粮。伤员进村了,女人们看着浑身是血的官兵一边抹眼泪,一边用秫秸量伤员的脚,她们想让伤员穿上一双鞋底上绣有“大吉大利”字样的新鞋。那些急需动手术的伤员要紧急转运,大娘把昨晚上她眼巴巴地守了一夜的伤员送到村口,唠叨着嘱咐担架抬得稳一点,然后俯下身子对伤员说:“孩子!你命大!咱娘俩日后见!”

孟良崮战役期间,随军常备支前民工七万七千人,二线常备支前民工十五万四千人,后备支前民工四十五万九千人,整个孟良崮战场上支援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支前民工达六十九万人。

十六日晨,张灵甫藏身的山洞开始遭到炮击。共产党军队已经攻到咫尺之遥,“王牌”整编七十四师到了它最后时刻。共产党官兵从各个方向蜂拥而上,最后的白刃战在孟良崮山顶展开。上午八时,蒋介石发来急电:“山东共匪主力今向我军倾巢出犯,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唯一之良机。”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汤恩伯发电各部队:“我张灵甫师连日固守孟良崮,孤军苦战,处境艰危。我奉令应援各部队,务须以果敢之行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胞泽于危困……”整编二十五、六十五、八十三师等部队被迫发动猛烈的攻击。负责阻援的华东野战军各部队拼尽最后之力誓死不退。而在围攻孟良崮的战场上,陈毅和粟裕不断给各纵队指挥员打电话:“谁拿下孟良崮谁就是英雄!”

雨云密布,天昏地暗。

山洞里的张灵甫已经绝望,决定与他的军官们集体自杀。副师长蔡仁杰拿着夫人和孩子的照片痛哭不已;副参谋长李运良把脸上途上血污藏了起来,当初就是他一再向张灵甫表态:“军座,此虽孤山,但地形险要,我们要置于死地而后生,临险境而逢生。”

张灵甫开始给结婚不到两年的夫人王玉玲写诀别信: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加恶化,弹尽援绝,水粮全无。我与仁杰,决以最后之一弹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署。老父来京,未见痛极,生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

同时,张灵甫还给蒋介石写诀别信,诉说由于友军贻误战机,后又见死不救,尤其是李天霞部没有保证整编七十四师右翼的安全,从而导致现在战场结局的来龙去脉。之后,张灵甫将整编七十四师副师长以下、团长以上的军官姓名一一在诀别信中报给了蒋介石,请求蒋介石给予其家眷照顾。最后,张灵甫再次痛斥了国民党军各部队“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现象以及对蒋介石赏罚不明的严重不满。

五月十六日下午十七时,首先冲到张灵甫藏身的山洞口的是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特务团一营。一营向山洞逼近,冲在最前面的三连指导员邵至汉中弹牺牲。官兵越过指导员冒着血的身体,呐喊着拼死向前,在击毙了张灵甫的卫队队长后,他们开始向洞内扫射。

倾盆大雨狂泻而下。雨水夹杂着血水到处流淌。

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四师和整编八十三师的一个团。国民党军伤亡一万三千余人,被俘一万九千六百七十六人。华东野战军伤亡一万两千一百八十九人。

交战双方的伤亡人数几乎相等,战斗的残酷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共产党军队的伤员和阵亡官兵的遗体被百姓们转移和安葬了,只剩下国民党军阵亡官兵血肉模糊的尸体横陈在孟良崮的岩石上。

蒋介石获悉整编七十四师被歼灭后,认为是内战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为此,第一兵团司令长官汤恩伯被撤职,整编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被撤职留任,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被撤职押送军法处查办。

共产党官兵在山洞中找到了张灵甫的尸体。华东野战军用担架抬着这具遗体开始转移,两天之后,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烂,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决定就地掩埋。华东野战军花了四百块大洋买了口上好的楠木棺材,将张灵甫的遗体擦洗干净,给他穿上了新衣服,安葬于沂水县野猪旺村后的一座小山冈上。跟随第六纵队转移的整编七十四师被俘军官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经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同意,在纵队副司令员皮定钧的陪同下,九名将校军官在张灵甫的遗体旁跪成一圈,泣不成声。华东野战军官兵在张灵甫的坟前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张灵甫之墓。

之后,共产党方面广播了埋葬张灵甫的地点,希望他的家属到该处收尸。不久,张灵甫的棺椁被国民党方面挖走,重新安葬于南京玄武湖边。

黄土沟壑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载:“毛泽东、周恩来等已迁往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

毛泽东一行撤离延安后,径直向北偏东方向转移,三月十八日傍晚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以南的一个小山村。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正准备继续上路的时候,停在村口的汽车被国民党军飞机发现,在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中,毛泽东乘坐的那辆汽车被打穿了几个窟窿,但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又走了两天之后,二十一日晚,一行人抵达清涧县境内的一个名叫高家崄的小山村,这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位于咸阳至榆林公路以东约五公里处。

毛泽东打算在这里住几天。

胡宗南部已经从延安向北追击而来。虽然没有任何可靠的情报证明毛泽东和他的部队到底在哪里,但是胡宗南判定,共军主力一定固守在延水以北地域,并会聚集在绥德至延安的公路两侧。

胡宗南的战役部署是: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术,向他猜测的共产党军队集结地域实施合围。

与毛泽东分手后,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兵团到达梁村。彭德怀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无论是中共中央的安全,还是西北战场的成败,都直接关系到全国战争的进程,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重大的历史缺憾。

彭德怀试图把胡宗南逐步引向延安以北的安塞方向,目的是让敌人距离毛泽东一行远一些,然后在敌军的调动中寻找破绽创造战机。

果然,三月二十一日晚,彭德怀得到当地百姓的报告,说三十一旅正在准备粮草,计划二十四日占领青化砭。彭德怀立即意识到:吃掉一股敌军的战机来了。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约三十公里处,小镇坐落在一条南北走向约二十公里的山谷中。两面是高高的黄土山崖,咸阳至榆林的公路和一条小河蜿蜒其中。从地形上看,走到青化砭,就如同走进一个狭长的口袋里,只要口袋的两头一堵,袋子里的人便无路可走。

二十三日,作战命令下达: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埋伏在房家桥至青化砭以东,敌人进来后负责断其退路;第一纵队埋伏在西面的阎家沟至白家坪,新编第四旅埋伏在青化砭东北方向的高地上,敌人进入后迅速截击将袋口紧紧扎上。

二十四日,各部队进入伏击阵地。一直到黄昏时刻也没看见敌人。彭德怀命令部队撤下去,明天天一亮再来埋伏。

让彭德怀空等一天的是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少将旅长李纪云。胡宗南命令他二十四日占领青化砭,部队出发时间应是早上八点半,但是到上午十点钟时他还在睡觉。前线指挥所打来电话,询问部队推进到何处,李纪云干脆回答说,干粮没有准备好,出动计划推迟一天。实际上,李纪云不按时出动的真正原因是他心里不怎么踏实。他给胡宗南发去了“势单力薄,恐有不测”的电报,结果遭到胡宗南的严厉训斥:“贪生怕死,畏首畏尾,非军人气魄,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二十五日拂晓六点,三十一旅的便衣侦探和搜索连分别在公路两侧小心开路,旅长李纪云率领旅部和九十二团随后跟进。搜索部队在公路两侧的半山腰上不断地用机枪无目的扫射,空中也有飞机在低空盘旋,但无论是火力侦察还是空中侦察,一切都表明这里根本没有共军。

上午近十点,李纪云部官兵包括勤杂脚夫共近三千人全部进了口袋。一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沟壑两侧的军号声骤然响成一片。口袋的两头很快就被封堵,山头上的西北野战兵团官兵杀声震天地冲了下来。包括旅长李纪云在内,三十一旅的官兵还没有反应过来,潮水般的攻击已近在眼前。

战斗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

就在国民党《中央日报》说毛泽东等人不是到东北找林彪去了,就是已经跑到外国去了的时候,在清涧县高家崄村住了四天的毛泽东获悉青化砭战斗胜利的消息,致电彭德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之后,毛泽东从高家崄出发到达了子长县任家山村。在这个距离延安仅百公里的小山村里,毛泽东萌生了一个念头:留在陕北,哪也不去。

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一行转移到了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子沟。这个小山村只有十来户人家。毛泽东住的窑洞的主人叫吴进增,他看见毛泽东时显得有些拘谨。毛泽东问:“老乡,我们住在这里很打扰你,如果我们住进去,你住在哪里?”吴进增说:“坡上是我兄弟家,我可以住在那里。”

凌晨,毛泽东在陕北农民吴进增的窑洞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正式讨论了中共中央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问题。

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决定留在陕北的理由。一、中共中央在延安十多年,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了,如何向陕北人民交代?二、有人说陕北的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敌人过于强大,出于安全考虑也要离开这里。但是,我们留在陕北,就可以牵制住胡宗南的二十三万大军,蒋介石就不能轻易地把这支大军投到全国其他战场上去,就可以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

任弼时主张不留在陕北,希望中央及部队全部东渡黄河到山西去。他认为,中央是指挥战争的中枢,各解放区的领导都主张中央转移到晋西北或者太行山等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以指挥全国战争。现在中央在陕北的处境极其险恶,一面是黄河天堑,三面是敌人,军事上讲这样的位置如同绝地。万一让胡宗南一网打尽怎么办?

毛泽东说:“哪里最安全?人民拥护我们的地方最安全,我看中央在陕北的安全有保证。”

争论到最后,大家说,要留在陕北就都留下。但毛泽东又不同意,说不要让胡宗南真的把我们一网打尽。

第二天,会议形成最后的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留在晋西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

决心已定,连夜行动。毛泽东一行则离开枣林子沟前往子洲县。毛泽东主张只留下一个警卫班,其余官兵全部跟随朱总司令过黄河。但是朱德坚决不同意,命令警卫团的手枪连、骑兵连和两个步兵连留下来跟随毛泽东。

四月五日,毛泽东到达靖边县境内的青阳岔。

此时,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按照军事编制实行轻装,并编为四个大队,成立统一指挥的司令部,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为了保密,周恩来建议给每个人起个代号,任弼时叫史林,陆定一叫郑位,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

就在毛泽东在黄土沟壑中不停地转移的时候,胡宗南也在艰苦地寻找着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踪迹。在延安的东北部地区,胡宗南的八万兵力拥挤在一起,排成绵延数十里的方阵,行则同行,宿则同宿,就这样密集地在黄土沟壑中滚过来滚过去,胡宗南说这是“小米碾子式的战法”。彭德怀几次想歼灭其中的一股,都因为敌人太密集而无法下手。四月初,胡宗南占领了延川、清涧和瓦窑堡等要点,但依旧没有找到彭德怀主力的踪迹。部队在黄土高原一道道山梁间爬上爬下,被拖得精疲力竭,给养也发生了困难。于是胡宗南命令一三五旅驻守瓦窑堡,整编七十六师驻守延川和清涧,主力则南撤至蟠龙镇和青化砭地区休整补充。

彭德怀立即决定再打一场伏击战,歼灭撤退中的敌人之一部。围歼一三五旅的那块地方叫羊马河。羊马河的地形很像青化砭。

四月十四日清晨,一三五旅在瓦窑堡南郊集合完毕,沿着瓦窑堡至蟠龙的大道,按照战备行军的序列开始向羊马河前进:四〇五团为前卫,旅部、特务连、通讯连、工兵连、化学炮连、第四〇四团、辎重营和卫生队为本队,后卫部队由四〇四团的两个连担任。一三五旅旅长祝夏年因腿部骨折正在西安住院,该旅现在由副旅长麦宗禹代理旅长。上午九点左右,旅部行进到三郎岔以北地区时,突然听见了枪炮声,搜索部队报告在大道两侧发现了共军大部队。……黄昏时分,总攻开始,一三五旅被全歼。

战斗结束了,麦宗禹站在路边,他见到了王震司令员。他们“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见”。麦宗禹随即跟着王震的部队一起转移。晚上的时候在一个小村庄里休息,麦宗禹和王震一起吃了晚饭,谈了一会儿天,都感到疲劳了,于是挤在一条土炕上睡下了。刚刚打完仗的共产党将领很快就发出了鼾声,麦宗禹彻夜难以入睡。几个小时之前还和身边的这个人拼死厮杀,而现在却如同兄弟一样睡在一条炕上。

胡宗南的心绪恶劣起来。身边的人小心地提出了“放弃延安”的建议。胡宗南认为这一步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过反复商量,他筹划出了一个对付目前局势的方案:借口陕北地形复杂,部队不易展开,筹粮十分困难,且共军时聚时散,主力不好捕捉,拟以自己的部队固守延安,让青海的马步芳部和宁夏的马鸿逵部前出至陇东,背靠晋陕绥边区邓宝珊的部队守备榆林,东面以黄河为屏障,共同围歼共军于陕北。胡宗南思索着如何让蒋介石同意这个方案而自己又不受质疑。

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对国民党军各级军官们发表讲话。而他的滔滔不绝之所以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是因为国民党军的腐败和无能已经使他深感不安。

毛泽东在王家湾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王家湾在青阳岔的西南方向,村子很小,双羊河绕村向北流去。

六月六日清晨,国民党军飞机飞临王家湾村上空。——一支蒋介石亲自派来的电台侦测小组发现了王家湾地区存在一个电台群,于是判定毛泽东就在此地。蒋介石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围追捕杀,一直犹豫不决的胡宗南只好下了决心:“就是牺牲两个师也要捉到中共首脑!”

六月七日,刘戡部三万兵力从西、南两个方向向王家湾直扑而来。

此时,负责警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作战部队仅有四个半连,兵力二百多人。而彭德怀的主力远在几百里之外的陇东。

形势顿时危急起来。

晚上,就向哪个方向转移的问题,毛泽东与任弼时再次发生争论。毛泽东主张向西转移,任弼时坚决反对,他认为,彭德怀主力尚在陇东无法赶来,敌人目标明确,数量巨大,而且就是从西边来的,如果往西走,万一与敌人迎面相遇怎么办?此外,西边除了刘戡的部队之外,还有马鸿逵的八个骑兵团,向西显然回旋的余地很小,甚至有被包围的危险。只有向东走相对安全,万不得已还可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毛泽东一听过黄河就火了。他说,敌人估计彭德怀在陇东回不来,我们只好向东转移,他从西面和南面围过来,就是要把我们往黄河边赶,即使不把我们消灭,赶过黄河就是他们的胜利。“过黄河,我们迟早要过的,现在不是时候,现在向东是绝路,因为这是敌人早已算好了的,就是要我们落入陷阱。”

雷声隆隆,要下雨了,这是干旱的陕北少有的夏雨。

为转移而提前出发探路的人员已经向东走去,毛泽东坚决不走,持续了一整天的争论依旧在激烈进行。最后,周恩来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先向北走一段,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

毛泽东说:“我不过黄河。”

战场的腰部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开始攻击位于黄河北岸的河南汲县。

但是对汲县的攻击以失败告终。原因不仅仅是城外的卫河突然暴涨,河水漫出河床使攻击路线上沼泽一片;更重要的是,有情报显示,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军整编三十二师四二三团团长刘荣宗突然叛变,共产党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虽然三十二师参谋长王启明率领少数起义人员冲了出来,但多数守军的起义已无可能,而且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已经接近。

在汲县战斗进行的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另一支部队几乎迷失了方向。在令人睁不开眼睛的风沙里,官兵们无论如何也寻找不到准备攻击的目标,甚至连那条与昏黄的天地一般颜色的黄河也找不到了,而他们袭击的目标是黄河上的大铁桥。直到第二天晚上,这支部队才最终确定了袭击目标的位置,但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六师先头部队的一个旅已经乘火车由河南的驻马店先于他们抵达铁桥,共产党军队的攻击时机已经丧失。

连续的失利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开始向北移动以寻找新的战机。

此时,由于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对陕北和山东同时展开重点进攻,战争在这片国土上呈现出一个“哑铃”状的态势,即集中在东、西两端的大量兵力在不断地作战,而处于中间地带的交战双方均在采取守势。——这个中间地带就是所谓“战场的腰部”。

处于“战场的腰部”的共产党一方的军事将领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在这个“腰部”狠狠地戳国民党军一下。

自内战爆发以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晋察冀野战军在八个月的作战中,歼灭国民党军近三十万人,自身伤亡近六万,放弃了三十多座城镇,但始终没有让国民党军打通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在这一地域,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已大致相等,但质量开始出现差别。

在晋冀鲁豫战区,双方总兵力都在三十万左右。共产党方面的三十万兵力中,野战军已达到十二万人,共六个纵队。随着战场缴获的增加,部队的装备有所改善,特别是炮兵和工兵得到了加强。而国民党方面,由于十七个旅被调到陕北和山东战场,国民党军总兵力仅剩下三十一个旅。

在晋察冀战区,聂荣臻部的总兵力约二十八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三十四万四千人。国民党守军因战线过长而布局分散,由于平汉铁路的保定至石家庄段始终在共产党军队手中,津浦铁路和平绥铁路也时常被切断,因此,晋察冀战区内的国民党军大多处在被割裂的状态,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攻势。

豫北地区是“战场的腰部”的核心。这个以新乡为轴心的地带位于黄河北岸,是连接陕北和山东的枢纽。自蒋介石发动重点进攻以后,国共双方都意识到了这一地带的重要。国民党军部署了十万重兵,修筑了大量坚固的工事,以保证东、西两个重点战场的连接。共产党将领则决定对这一地带实施攻击,吸引国民党军增援,以缓解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的压力,特别是缓解陕北所面临的军事压力。

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心作战,向“腰部”的核心位置狠戳下去。

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力不占优势,只能依靠大规模地运动来调动对手。

周旋于“战场的腰部”的豫北战役历时两个月,战役牵制了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发起的重点进攻,破坏了国民党军联系东西两面战场的枢纽地带的防御部署。战役中,晋冀鲁豫野战军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旅团干部的伤亡。尽管战前各纵队都发出了旅团指挥员应该坚守指挥岗位掌握全局的指示,但是,每一次战斗一旦打响,这些年轻的干部很快就和他们的士兵融成了一体。

在豫北战役进行的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四纵司令员陈赓和政治委员谢富治的指挥下,在山西南部对胡宗南部和阎锡山部进行了反击作战。这是直接牵制进攻陕北的国民党军的作战。

从黄河北岸向北约两百公里,以铁路枢纽石家庄为核心,这一地区是“战场的腰部”的要害,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驻有十个军,主要任务是确保北平、天津、保定等重要战略要点,保持关内与东北地区的联系。

无论出于支援东西战场的需要,还是摆脱被动局面的需要,聂荣臻部都必须有所行动。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晋察冀野战军对驻守石家庄外围和正太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四月九日凌晨,晋察冀野战军对石家庄外围各目标发起了猛烈的袭击。四月十一日黄昏,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从东、南两面,第三纵队从西、北两面,向正定城发起了攻击。炮兵团的两个营首先对正定城墙进行了猛烈的炮火轰击,之后在二纵五旅马龙旅长和李水清政委的指挥下,十四团七连率先在东南角爆破突破,官兵们在班长刘海的带领下,抬着长达十二米多、重达六百斤的大云梯,通过了一百二十米宽的开阔地以及护城河,然后冒着国民党守军密集的子弹把大云梯架在了城墙上。突击组副班长王儒奋勇当先,第一个登上城头。城墙上的敌人拼命地射击,往下扔手榴弹和大石块,并用力向外推云梯,梯子组的官兵不断有人负伤倒下,被石头砸中掉下来的战士满脸是血。官兵们一边死死地顶住云梯,一边向上扔手榴弹,七连连长紧随突击组登上了城头,突破口得以巩固。但是,仅有一个突破口无法支撑整个攻城战斗。七班长黄树田带领几名战士抱着炸药包拼死抵进,在自身中弹的情况下还是把巨大的炸药包靠在了城门上。一声巨响之后,正定城门倒塌。凌晨,各路攻击部队冲入城内,激烈的巷战到十二日上午九时结束,第三军七师少将副师长刘海东和部下四千余人被俘。

之后,聂荣臻部迅速转兵,从河北进入山西,直指阎锡山的地盘——阳泉。

共产党军队死死地围着阳泉,令守军日日胆战心惊,不知攻击在何时何处突然发起。阎锡山也是提心吊胆,最终他认为聂荣臻的真正目的必是攻击太原,于是决定放弃阳泉,将赵承绶的第七集团军从阳泉收缩至寿阳,而后西进,在太原以东构成防线,与正在东进的孙楚的第八集团军一起,对聂荣臻部形成夹击之势。

赵承绶立即命令阳泉守军独立第十总队的荆谊部向寿阳转移。荆谊接到命令后,八千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沿着铁路向西跑。晚上,先头部队在阳泉至寿阳之间的测石驿附近与整编四十六师会合。荆谊以为自己安全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聂荣臻部的总攻击开始了。

战斗基本平息后,只有阳泉以西四公里处狮脑山的守敌还在顽抗,这让共产党官兵很是诧异,后来得知这是一支五百人的日军。——日本投降已经两年,在中国的国土上居然依旧存在日本武装力量,他们被阎锡山收编并为其与共产党军队拼死作战。攻击持续整整两天,这股日军依旧不放下武器,直到三纵官兵完全切断了日军的水源之后,日军大队长藤田信雄才派代表送来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敝国战败之后,兵无斗志,因回不了国,混碗饭吃,有些问题可以研究。从送信人那里,共产党官兵得知,这些日军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他们妻子儿女的安全。二十三团三营营长马兆民跟随送信的人来到山上,藤田信雄向他致军礼,并表示愿意投降。日本军人列队架枪,捧上一本详细记载官兵名单、伤亡名单和武器清单的花名册。在交出电台的时候,日军军械官对电台仪表玻璃上的裂缝表示抱歉,他说这决不是故意破坏,而是这个仪表玻璃早就裂了。藤田信雄再次表示出对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安全的担心。马营长火了:我们和什么敌人作战,都没残杀过妇女和儿童!藤田信雄犹豫了一会儿,向身边的军官示意了一下。在一个看样子只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小小的岗楼里,陆续走出来一百多名衣衫褴褛污秽、面容惊恐的日本妇女和孩子。这个情景让性格强硬的马营长突然感到一阵心酸。——狮脑山上投降的日军,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向我军投降的最后一支军队”。

正太战役歼敌三万五千余人,晋察冀部队伤亡六千人。

战役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夏季攻势

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并没有把杜聿明的东北战场包括在内,这让杜聿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蒋介石根本没有意识到东北战场是影响全国战局的关键。这是蒋委员长的短见?还是那帮幕僚低能?杜聿明百思不解,苦恼万分。

一九四七年夏季来临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已发生微妙的变化。

首先,国民党在东北地区所控制的地域越来越狭窄,面积仅为整个东北地区的百分之十二。兵力不足,国防部非但没向东北增兵,反而向华北调走一个军。内战爆发一年多,东北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已损失三个师十六个团五十一个营,总计二十二万五千多人。二是战斗力严重下降,作战时被俘和投降官兵比例大大增加。连同非正规军在内,总兵力约为四十八万人。

一九四七年六月,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四十六万余人。野战部队共有十五个主力师、九个独立师、八个独立旅、七个骑兵团。这些部队经过大量翻身青年农民和改造过的俘虏兵的补充,员额充实,每个师都在万人以上。同时,由于缴获甚丰,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特别是重武器的数量大大增加,炮兵连已达一百六十个之多。经过土地改革,共产党人在东北占据着多数面积的土地,拥有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农业和工业生产得到恢复,这为进行战争上提供给了物质保证。

杜聿明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绝不会偏居北满一隅,共产党军队必定要大举攻城。

五月上旬,杜聿明让郑洞国亲自到南京去一趟,面见蒋介石晓以东北局势之利害攸关。“你这次去见委员长,一定要陈明利害,无论如何要请委员长再给我们增加两个军的兵力。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至少也要把第五十三军调回东北。”

但是,郑洞国在南京蒋介石的官邸里遭遇了挫折。蒋介石面容憔悴,表情严肃,当郑洞国将请求增兵东北的理由说完之后,他态度十分坚决地答复:“东北的情况确实很严重,你们一定要设法稳定住局面。但目前我派不出军队到东北去,你们要自己想办法。东北固然重要,南京更为重要。现在各个战场的兵力都不够用,我不但不能给你们增加两个军,就是第五十三军也不能调回东北。”

第二天,郑洞国见了国防部长白崇禧,希望他能明白东北之重要,然后设法说服蒋介石增兵东北。令郑洞国没想到的是,白崇禧和蒋介石的观点一致——“白将军认为华北比东北重要。”郑洞国不由得哀叹道:“东北守不住,华北更守不住。”

心情黯淡的郑洞国回到沈阳。“东北固然重要,南京更为重要”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杜聿明,杜聿明沉默良久之后长叹了一口气,他对郑洞国说:“眼下也只能按照委员长的指示精神办了,我们在一起苦撑吧。”

杜聿明制定了机动防御的部署,这个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此刻万般无奈,他既要确保已占领地区和主要交通线的安全,还要继续分割共产党的各个解放区,这导致了他的兵力严重分散,最终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特别是其防御要害中长铁路长春至沈阳段两侧兵力明显薄弱。

精于计算的林彪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杜聿明最担心的事就要发生了。

中共东北局制定的夏季攻势的计划是:北满八个主力师和两个炮兵团越过松花江南下,在东满、西满、南满和冀察热辽部队的协同下,从各个方向向长春至沈阳铁路的中段展开攻势,歼灭两侧分散孤立之敌,打通南满与北满的联系并实现会师,彻底结束各解放区被分割的状况。

林彪的夏季攻势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为兵力占据微弱优势的对手拥有主要交通干线,而此时东北大地上的江河都已解冻,万一战斗失利,北满主力已无可能从封冻的松花江面上撤回安全地带。

越过松花江的北满部队主力相继攻占农安西北和西南的哈拉海、三盛玉、伏龙泉地区,其中第二纵队包围了怀德。怀德很快被攻下了。

怀德失守令新一军慌忙向长春撤退。自此,长春城门紧闭,商店关门,全城戒严,一时人心惶惶。

林彪没有下达攻击长春的命令。

一纵沿着铁路绕过四平继续南下,切断了沈阳至长春的铁路。二纵则直逼四平城。

在北满主力南下作战的同时,南满部队的进攻方向是山城镇和梅河口。

五月十日,南满部队在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的率领下,沿着四平至梅河口的铁路向西南发展,仅用一个晚上便全歼山城镇和草市守军,切断了吉林至沈阳的铁路。在杜聿明的严令下,国民党军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二十二师发动反击,南满第三、第四纵在南山城子地区与其展开激战。四纵十师三十团三营七连在夺取大华山阵地时连续五次冲锋,全连百十号人仅幸存一名副连长和三名战士,手中仅有三支步枪和一枚手榴弹,但这四个人依旧发起了第六次冲锋。共产党官兵的决死精神,令号称“国军之花”的新六军二十二师官兵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国民党军拥挤在公路上,用重炮四处轰击,在数次突围未果的情况下,放弃辎重向辽宁境内的新宾方向撤退,共产党官兵开始追击。

二十二师的溃败,致使通化守军弃城逃跑,战略要地梅河口暴露出来。

五月二十四日,南满部队第四纵队在副司令员韩先楚的指挥下,对梅河口镇发起攻击。下午三时半,炮火准备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连续爆破,打开了战斗通道,各突击部队经过激战,占领了外围的三六七、三六八两个高地。

此时韩先楚才得知,情报称守军为五个营,但实际是七个营,兵力约七千人。夜晚,韩先楚召集会议研究战况。会议认为攻击失利的重要原因是:对地形和敌情不熟悉,守军工事坚固,我军炮火发挥不利,选择的主攻方向不妥当。会议最后决定:放弃在开阔地的攻击。另外选择一个突破口,只要突进去,守军防御就会全线动摇。

被选择的突破口是火车站。

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四纵所有的火炮都推近到距守军核心阵地四百米处,各团也选择好了各自的攻击出发地。最后的攻击开始后,被巨大伤亡激怒的官兵们奋勇冲锋,残存守敌最后退守一座楼房内抵抗,二十八团官兵连续爆破,终于把楼房炸开了一个缺口,官兵们冲进大楼,与负隅顽抗的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核心阵地附近的守军两千余人逃出城,被三纵七师十九团围歼。

艰苦的梅河口战斗进行了五天四夜,国民党守军一八四师被全歼。

捷报传到陕北,毛泽东异常兴奋,致电林彪和高岗,设想未来如何发动“全面反攻”,以夺取北平和天津这样的重要大城市。

与毛泽东相反,此时的蒋介石心绪复杂而凌乱,情报部门给他送来了林彪部队普遍使用的两本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既令他沉迷又令他恼怒:“我得到这两个小册子之后,把它看得比任何兵书都宝贵,废寝忘食,昼夜钻研,逐字逐句的细心玩味,现在已读过五遍了。”两本小册子是: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在哈尔滨编印的《目前的战役问题》;为高中级干部战术教材。二、《战斗手册》,供基层干部阅读使用,内容包括“指挥要则”、“打胜仗的根本办法”、“硬拼仗”、“运动战”、“一点两面战术”等。

五月十九日,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军官发表了情绪激愤的讲话。他首先对“共匪”的小册子里要求的“官兵一致”发表了心得:

……上次美国军官二人被共党俘去,带到哈尔滨,后来据这两位军官回来说:他们在哈尔滨的时候,天气严寒在零度以下,共匪士兵既无手套,亦无好的鞋袜,共匪的政工人员看到士兵瑟缩不安,便立刻自己把衣服脱下说:“没有手套算得什么,我们不穿衣服也一样可以行动呀!“他这样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士兵当然无话可说。反观我们的长官和连指导员是否也能做到这样呢?……

五月三十日,蒋介石飞临沈阳。

林彪的夏季攻势让他感到了东北局势的不妙。在沈阳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上,他要求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收缩兵力,重点控制大城市以保持住现状。会议显示出蒋介石与杜聿明之间的不协调:当蒋介石主张把长春以东的永吉(吉林)也放弃时,抱病参加会议的杜聿明不但当场坚决反对,而且再次提出将第五十三军从华北调回,但这一请求再一次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

蒋介石走后,国民党军先后放弃了安东、通化等中等城市,开始固守长春、吉林、四平、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及周边城镇。

不久,一个严重的消息传来了:开原失守,中长铁路被切断,沈阳与四平失去了联系。

杜聿明对林彪的心思猜得很透:林彪部主力全线出击,既然已经打到四平城下,林彪想必让国军也过过被拦腰截断的苦日子。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四平位居东北中部交通枢纽,连接沈阳、梅河口、长春、吉林,谁占领了这里谁就握有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一方势在必夺,一方誓死不让。

自内战爆发以来,东北战场上最惨烈的一场血拼已是不可避免。

六月初,双方开始战斗调动。廖耀湘的新六军二十二师和十四师向开原发动反击,重新打通了四平与沈阳的联系。与此同时,林彪部主力大规模地向四平集结,共十七个师的兵力机动于四平的东南地域,准备阻击自沈阳北上的敌人的援军;而另七个师配属五个炮兵营,负责对四平实施攻击,攻击部队前线指挥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万毅。

李天佑的对手,是四平国民党守军总指挥,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

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是一名执着强悍的军人,以指挥果断、作战坚决、身先士卒著称于国民党军中。抗日战争中,他率部参加桂南会战,上级要求会战一旦失利,各部队可自行撤退。陈明仁认为如此部署极其不妥,他拒不执行这一命令,在万分艰难的情况下,指挥部队与日军血战七天七夜。此战,他的部队伤亡七千多人。战后,陈明仁率部进入昆明整休。蒋介石到达昆明时,看见一些衣着破烂的士兵在修工事,得知是陈明仁的官兵后大为震怒,认为这副样子真是“有损国格”。陈明仁来到蒋介石面前,他说:“我的部队衣服没穿好,不怪我而怪你,衣服是你发的,质料这样差,只穿一星期就破了,并且去年发给我们的还只有四成新。”蒋介石说:“总是你不行,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陈明仁回答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不认为我不行,我认为我什么都行。”陈明仁强硬的性格不但让蒋介石觉得不好驾驭,连杜聿明对他的指挥都需颇费心思。在东北战场上,陈明仁的亲信对杜聿明总是让第七十一军处在冲锋陷阵的位置上牢骚满腹,因为谁都知道他在千方百计地避免自己的老部队新一军和新六军遭受损失。可是,陈明仁却一直得到他的部属的敬重。

陈明仁深知四平之战不可避免,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第七十一军已无路可退。此刻,他指挥的四平守军是个大杂烩。但是,四平城因之前被日本人占领,整个城市建筑布局完全符合防御要求,且各建筑物之间都有彼此相通的交通盖沟。陈明仁将四平全城被划定出五个守备区域,各防御部队都有清晰的作战地点,各作战地点彼此又能构成协同,每处阵地都布置了两道防御线。一万八千多兵力被集中部署在市区的重点部位,形成了一个让任何攻击者都会感到头疼的防御体系,即“陈明仁堡垒”。

李天佑的参谋人员绘制出四平守军的兵力配备和工事位置图,共产党军队对陈明仁的布防情况有着惊人的准确了解。唯一遗憾的是,攻击部队,包括林彪在内,此刻存在着严重的轻敌现象。他们不知道四平守军在兵力和火炮数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严重低估了四平守军的作战决心。各纵队充满必胜信心的请战书雪片一样到达林彪处,战士们纷纷把“三战四平,再立战功”口号贴在了自己的炸药包和枪托上。

轻敌导致的后果极其严重。

总攻时间确定为六月十四日二十时,作战预定三至五天之内拿下四平。六月十一日,先头部队占领了四平外围的几处重要据点之后,攻城部队在大雨中陆续近敌。十四日十六时,攻击部队进入了待命冲击位置。突然,二十架飞机飞临战场,低空盘旋之后,开始了密集的轰炸,轰炸重点是攻城部队的炮兵阵地和冲击前沿。这不是一个好征兆,如果不是攻击时间已被泄露的话,至少可以看出国民党军对四平战场的投入规模和作战决心。

攻击部队埋伏着,没有理会敌机的轰炸。

天色渐暗,二十时,攻击四平的战斗打响。

十五日、十六日两天,攻守双方在狭窄的口子上反复争夺,敌人的顽强出乎了共产党官兵的料想。白天作战,攻击部队暴露,头顶上的飞机不停地盘旋,哪怕发现一人一马也要俯冲轰炸,因此不敢发动进攻,甚至不敢在白天调动部队;而东北地区日长夜短,全天二十四小时中只有不到八个小时是黑夜。黄昏时开始调动部队组织攻击,没打多一会儿天就亮了。李天佑在指挥所里接到的报告称,即使白天不进攻,部队伤亡的人数比晚上攻击时伤亡的人数还要多。

十七日晚,受阻四天的四平城西北角终于被突破,因只有一个突破口而艰难平推的作战局面得到缓解。李天佑投入了预备队,国民党守军稍稍后撤,攻城部队开始向城内核心地带压缩。共产党官兵一座楼一座楼地进行艰苦的爆破,国民党守军一条街、一座楼、一间屋地进行顽强的阻击。在攻击交通宿舍大红楼的时候,攻击部队数次强攻未果,于是一部分兵力挖沟强行接近,一部分兵力迅速跑向已被占领的四平飞机场,从航空炸弹里挖出三千多斤炸药,再抬着炸药火速跑回大红楼前。一连八班副班长李广正带领爆破组连续爆破十二次,终于把这幢两百米长的联体大楼炸塌了一半,守军二六三团的一千一百多名官兵多半被埋在倒塌的废墟之中。

接下来的战斗缓慢而残酷。围绕着每一座坚固的建筑物,攻守双方的战斗不断处于胶着状态。国民党守军在楼房和工事内顽强抵抗,猛烈的火力组成立体火网,并在两军接触线上投掷燃烧弹。守军的炮火更是片刻未停,一边对前沿支援轰击,一边对共产党攻击部队的后方实施封锁,其轰击的猛烈令攻城部队官兵大量伤亡。

陈明仁征用了一切可以投入作战的人员,包括政府官员、警察以及四平城内的平民百姓,他发给他们武器,要求他们立即参战。陈明仁决心与四平共存亡。——他先是立下遗嘱,然后把自己的棺材抬出来给大家看。他的命令是:独立死守,打光为止,转移和放弃阵地的命令只有军长一人有权发布。第一道防御线的部队一律不准撤退,凡是后退者,第二线防御部队有权射杀他们。

十九日,共产党攻击部队把不久前缴获的七门美式火箭炮推了上来,对准中央银行和市政府大楼进行轰击,两座大楼很快就被占领。在攻击电信局大楼时,守军指挥者为第七十一军军法处长。攻击部队虽然已经占领大楼的下层,但国民党守军据守上层拼命射击,坚决不肯投降。最后,攻击部队在大楼下安放了大量炸药并且引燃导火索。巨响之后,大楼和守军一起毁灭。

电信大楼被炸毁的时候,陈明仁突围而出到了城东区。

二十一日,四平城西区被共产党攻城部队占领。这时,战斗已进行到第八天,李天佑的部队付出八千余人的代价占领了四平城内的一半城区。

该日,林彪命令:“决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再以一个礼拜的时间,将此仗打到底,达到完全歼灭敌人和打垮敌之守城信心。”

但是,不但攻击四平东区的战斗依旧进展缓慢且伤亡巨大,而且杜聿明的部队已经开始从沈阳和长春南北两面增援而来。四平危急令蒋介石十分震惊,他终于决定将第五十三军从华北调回东北,并严令杜聿明在六月三十日之前解四平之围。

在郑洞国的指挥下,第五十三军首先占领了本溪,解除了沈阳侧翼的威胁,然后一路向北直扑四平。杜聿明所能调出的全部增援兵力共九个师,很快就在四平以南与林彪早就部署好的打援部队接火了。尽管林彪部顽强阻击,但终究兵力不足,难以在运动中歼灭来敌,只能迟缓其增援速度。郑洞国留下战斗力最强的新六军与林彪的打援部队周旋,然后亲率第九十三、第五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一九五师顽强地向四平靠拢。

担负掩护任务的新六军很快就遭到猛烈的攻击。一六九师在八棵树附近丢失了阵地,军长廖耀湘大为光火,严令师长郑庭笈迅速收复阵地。一六九师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不顾一切地反击,战斗终以林彪部队因伤亡过大撤出战斗而结束。

六月二十六日,向四平急速推进的郑洞国突然发现,一直监听中的林彪部的电台信号减弱了。郑洞国判定林彪的部队已处在转移之中,于是迅速命令部队全部投入正面进攻。

这一天,攻击四平东区的战斗虽在继续,但共产党军队的攻势已经减弱。林彪面临的局面是:攻克四平希望渺茫,增援之敌兵力强大,不但没有将其包围歼灭的可能,连将其阻截都无法有效地做到。而且,无论是攻城部队还是阻援部队此刻都面临着分兵两面作战的处境。

六月二十八日,郑洞国和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亲临前沿。第二纵队官兵拼死阻击,一步不退,激烈的拉锯战进行了整整一天,万分焦急郑洞国突然接到侦察队的报告,说四平方向的枪炮声逐渐稀疏。郑洞国以为四平已经陷落,而一旦如此,无论是对苦战中的陈明仁,还是对于蒋介石的严令,他都感到没法交待。郑洞国要求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黄昏之前必须突破共产党军队的阻击线。

下午十三时,第九十三军的左前方突然传来猛烈的炮声,原来左翼的第五十三军在军长周福成的率领下突击成功。二纵奉命撤出战斗。

四平城内的陈明仁得到增援部队接近的消息后,立即派出部队从城内向城外突击予以接应。六月二十九日,增援四平的第九十三军先头部队到达四平南郊,第五十三军和新六军的一九五师到达四平西北的八面城。

林彪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六月三十日凌晨,一纵三师最后撤离四平战场,历时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结束。

四平之战,林彪部付出了伤亡一万三千余人的代价,战斗以放弃攻击而告终。

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地区发动的夏季攻势结束了。

四平该不该打以及失利的原因,长期以来争论不断,但所有的争论似乎都过于具体而丧失了反思的力量。四平之战结束十三天后,林彪给李天佑写了一封信,信中所言值得注意:

……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决定于条件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同你谈过),革命的效果主义的原则,实践是正确与否的标准的原则,加以很好的认识……凡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无论他是美名勇敢或美名慎重,其结果都要造成损失,而得不到胜利的。

林彪部从四平全线撤退的那一天,南京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发布了“采取紧急措施”的训令,其中的“紧急措施”之一是:全国通缉共匪首脑毛泽东。

此刻,毛泽东正在陕北近在咫尺的敌情中艰难地转战着。

第五章 破釜沉舟

共产党是否失败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八日晚,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部的追击部队距毛泽东所在的王家湾仅隔一个小山头了。无论任弼时如何急切地催促,毛泽东就是不肯动身。毛泽东说,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

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凑在一起紧急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既然他要看到敌人才走,是否可以找一个同志留下来替他看?

毛泽东听到这个建议后,问三支队副参谋长的汪东兴:“敢不敢留下来等着敌人?”

汪东兴说:“主席让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不看到敌人我不离开。”

毛泽东说:“给你一个排,看到敌人再走,还要打他们一下。”

九日凌晨三点,毛泽东终于离开王家湾,在大雨中顺着村后的小路一路向西。

在陕北的黄土沟壑中来回转移的共产党中枢,与其所指挥巨大规模的战争完全不成比例,相比之下,这个小小的指挥部就像一支深陷困境的孤独的游击队。

山路泥泞,毛泽东浑身被雨淋透。驮电台的骡子滚下山沟摔死了,警卫战士摸黑爬下山把电台拖了上来。山头的那一边枪声不断,警卫战士看见山头上人影绰绰,那是刘戡的电台测向分队正举着天线侦测毛泽东的电台方向。

天蒙蒙亮的时候,毛泽东走上了一条简易公路,他问身边的王家湾村民兵队长老白:“附近有什么村子?”

老白说:“最近的村子叫小河村,但距离公路太近,怕不安全。”

毛泽东说:“就进这个村。”

毛泽东本想在小河村休息一下,至少把衣服烤干,但警卫战士刚把电台架设起来,侦察兵就报告说,刘戡的部队正朝着这个方向迂回。

一行人向西转移。

此时,刘戡正坐在王家湾村毛泽东曾住过的那间窑洞里。他的部下抓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和一个十多岁的女娃。被吊在树上的老汉紧闭双眼,滚在泥水里的女娃尖声哭叫,但刘戡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毛泽东去向的信息。

大雨断断续续。

远处的山沟里和山头上,国民党军追兵的人喊马嘶之声清晰可闻。“隔了一个山,就像隔了一个世界哩。”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毛泽东一行在敌军的缝隙中绕来绕去。十日早晨天亮时,到达靖边县天赐湾村。

火升起来,人们忙着做饭和烤衣服,但是侦察兵的报告又来了:刘勘的部队已经越过小河村追过来;另一支国民党军追兵,董钊的整编第一军也自南而来,两支追兵现距天赐湾都不足十公里。机枪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人们迅速收起电台,紧急准备转移,警卫战士被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跑向村外,连毛泽东的内卫排也被派出去侦察了。

雨过天晴,刚刚露出的太阳瞬间就成为一轮烈日,撤出天锡湾的毛泽东走进一条山沟里。他说:“敌人向山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然后,毛泽东作出一个惊人的判断:敌人“十二点钟以后可能要退”。没有人认为毛泽东的判断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毛泽东开始开列他的一系列理由:一、老百姓不喜欢国民党军队,不会对他们说实话,别看他们追得凶,实际上刘勘和董钊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二、他们从延安和安塞来,是为了执行蒋介石部署的袭击小河村的命令,他们既然已经占领了小河村,就算执行了命令也完成了任务了,他们只要能向蒋介石交差就行。三、他们只带了四天的口粮,走到小河村就吃光了,老百姓又不给他们,他们不撤退大队人马吃什么呢?四、我们现在位于胡宗南与马鸿逵防线的结合部,他们俩人向来钩心斗角,都想保存实力和削弱对方,他们谁都不会到这个结合部来和我们真枪实弹地打。

十二点刚过,各路侦察分队纷纷报告说,追兵顺着山沟向保安方向去了。

毛泽东一行在天赐湾住了七天。

电台架好之后,毛泽东给各解放区首长发了平安电报:“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勘率四个旅至我驻地游行一次,除民众略有损失外无他损失,中央仍在卧牛城附近不远地方工作。我主力现在陇东作战,并准备于下月初调陈赓纵队过河,与边区部队协力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

此时,内战爆发整整一年。

国共双方都称已取得战争胜利。

国民党方面的舆论认为,经过一年的战争,共产党人丢失了绝大部分城市和几乎所有的重要交通线和交通枢纽,国民党军已经深入到共产党解放区的内部,共产党军队连同他们的首脑机关都已被赶到乡村野外。即使在残存的共产党解放区内,也因为土地面积的减少而发生了严重的生存困难,特别是自然灾害不断,几乎导致经济的崩溃。

“共产党是否失败了?”

中国内战爆发一年之后,世界舆论就这个问题作出大量评述,似乎都倾向于认为蒋介石打了胜仗。

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这么认为。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占领大城市的结果,仅仅是得到了一些“空荡荡的大楼和美国的大号新闻标题”,重要的是国民党军队为此“损失了有生力量”。

朱德声称,共产党军队要放国民党军进入大城市:“我们放他们进来,他们驻在城市里,一派队伍出城要粮,我们就把他吃掉。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收复城市。”

国际舆论如果不是在政治上褊袒国民党政府的话,也因地缘文化的差异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计算方式。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自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来,始终在以这种计算方式来衡量着自己的得失。内战爆发一年,共产党军队总兵力由内战爆发时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九万两千人,野战军兵力从六十一万人增加到九十二万六千人;而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内战爆发时的四百七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其中正规军兵力从两百万人下降到一百五十万人。共产党军队兵力的增加显然受益于经过土地改革翻身青年农民的参军热情,同时得益于相当数量被俘国民党士兵的立场转变。

由于战争规模巨大,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已经占其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沉重的战争负担让国民政府感到了空前的财政压力。抗日战争结束时由于得到美国大量的装备、物资和资金而实力充足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四七年,美国资本在华投资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这些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一起控制着中国经济,民族资本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萎缩,全国的工业产量在一年中急剧下降了近百分之四十。在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农村地区,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生活悲惨,大量的农民逃离土地而选择流浪。一九四七年,仅河南、湖南和广东三省弃耕的农田就达五千八百万亩以上。

经济的恶化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为法币十四万亿元,而支出却高达四十三万亿元。内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发行量是三万七千亿元,而到一九四七年便猛然增到三十三万亿元。以至中国的印刷厂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印刷量,需要美国和英国的印刷厂协助印刷。货币的大量发行引起物价飞涨,物价平均价格已是抗战胜利时的六万倍。有人因此推算出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百元法币的购买力演变过程:一九三七年可以买两头牛,一九四五年可以买两个鸡蛋,一九四六年可以买六分之一块肥皂,一九四七年只能买到一颗煤球。

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抗议风潮四起,抗议的内容多是“反饥饿”、“反内战”。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舆论,谈论最多的还是国共双方军队的士气。

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蒋介石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的是士气问题。

而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问题有如下描述:

……当敌人是日本人的时候,不断的打仗似乎还有些道理,而这是打中国人的时候,就没有多大斗志了。这种士气的消沉,似乎反映军队中并不了解内战究竟为了什么。而在某些场合,他们就容易接受共产党要他们放下武器的呼吁。

美国记者葛兰恒访问了设在山东半岛深山里的一所“解放军官招待所”——实际上就是一所战俘营——“招待所”里住着五十多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到达“解放军官招待所”需要步行穿过许多险峻的山谷和隘口。这里是一个极其秘密的地方,也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犹如香格里拉的缩影”。八间房屋分布在两个院子里。还有一个院子里是俱乐部和食堂。窗户上都安了阻挡蚊子的纱布。这里吃的不错,每天有两斤四两粮食,两斤半蔬菜,每个月有四斤肉,而负责警卫这里的共产党干部和战士一律吃粗粮和咸菜。这里甚至还可以享受到“一个小小的奇迹”,即两个“与人体一样大的外国搪瓷洗澡盆”,澡盆是共产党官兵靠人力千辛万苦才运进山里的。这里禁止使用“战俘”或“犯人”这样的字眼儿,被俘人员一律被称为“解放军官”,他们的被俘日被称为“被解放日”。他们由一个自己民主选出来的委员会管理自己,“只要他们不捣乱不逃跑,就会享受到充分尊重,有充分的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这里的学习安排得十分紧张,内容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之比较”等等。——只有一位将领不愿意参加学习,他就是原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马将军除了学英语外,顽固拒绝学习任何别的东西。”

倔强的马励武将军终于愿意与记者交谈了。他首先对共产党在解放区搞土改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只要坚持搞下去,必会取得更大的社会成果。但他对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前景表示悲观:“蒋介石本人知道战争必须停止,但是我认为他不会放弃战争。即使是错误的政策,他也会执行到底。因为他认为他就是政府,他必须维护他本人和国家的共同威信。而且,战争结束,他的事业可能也就结束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蒋介石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图在内战爆发一周年之际再探询一下美国政府的立场。司徒雷登的具体立场是:中国的内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委员长绝不能再犹豫不决,要不宣布与共产党重新开始谈判,要不宣布共产党是武装叛乱集团已危害民族利益,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司徒雷登敦促蒋介石立即做三件事:一、采取紧急措施,发布宣言,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如果共产党人拒绝最近的和平建议”,应该让他们对中国人民负责;……二、政府应该尊重公民的自由,“危机时期需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无私的态度厉行改革。否则政府不得人心,将为人民唾弃;三、委员长本人应该“游历全国,发表演讲,唤起民众团结在新的运动周围”,一旦获得人民的支持,就不必“因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或其他行动而担惊受怕”,同时还能“赢得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充分同情”。

蒋介石接受了司徒雷登的建议。司徒雷登所建议的“新的运动”是什么?

随着国民政府连续宣布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个“新的运动”终于有了一个新名词:“戡乱总动员”。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对共产党“正式颁布讨伐令”的问题。结果与会者一致表示:“极应明令剿办,戡平内乱。”并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布了《励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训令》,之后,又颁布了《立即实施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大纲》和《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史事办法》。

至此,无论是国内舆论还是世界舆论,一直以来对中国前景的种种猜测,终于有了明确答案,那就是战争。从这一时刻起,国共两党已经没有任何和谈的可能,共产党军队为保卫解放区而进行的战斗已被明确定性为“武装叛乱”,共产党已成为实现民主和实施宪政的最大“障碍和敌人”。——蒋介石的心情畅快了一些,因为该明确的事终于明确了,这样一来,消灭共产党的战争“就简单多了,对于民众的号召也便利多了”。

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严重事件。

此刻,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又返回了靖边县的小河村住。七月二十一日,在小河村,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小河会议”。

天气热了,警卫战士在院子里搭起一个很大的凉棚,几乎把整个院子都遮住了。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之外,还有从前线赶来的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将领。所有人都坐在从百姓那里借来的板凳上。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一个考虑甚久的“战争时间表”,即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大约需要五年时间:“我们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这也用不着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三个月要解决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后来解放战争的历史证明,从毛泽东提出这个时间表开始,到共产党人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其进程仅用了不到三年。毛泽东主张从现在开始,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毛泽东认为尽管军事形势依然严峻,但改变形势的条件已经形成。战争不能按照蒋介石的计划继续在解放区内打下去,不能让战争使解放区民众的负担一日甚过一日,不能让土地改革后的解放区遭到彻底的破坏和毁灭。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共产党军队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这是一个惊人的决定。

此时,共产党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依旧处在劣势,国民党军队占有其广大控制区内丰富的人力和物力,美国政府继续对其进行着军事和经济的援助,战争所要的巨大资源的天平依旧在向国民党一方倾斜。国民党军队的三十一个旅压在陕北战场上,五十六个旅压在山东战场上,在东北战场也保持着相当规模的兵力,而在这些区域里的共产党军队正在与国民党军队艰苦作战。——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对于共产党一方来说,战况好转的迹象并没有显露。那么,毛泽东主张的进行全面反攻的依据何在?大兵团离开解放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这一大胆设想的令人担心之处是:自创建以来就依赖根据地生存的共产党军队,一旦离开解放区人力物力的依托,离开了解放区民众的支援,粮食弹药如何筹措?支前民工从何而来?官兵负伤安置在哪里?遭到包围后往何处突围?从战争爆发以来的态势上看,蒋介石不正在处心积虑地要把共产党军队从其控制区里赶出来加以消灭吗?

毛泽东站在被连绵的黄土高原所环绕的小河村里极目远眺。

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时刻就要来临了。

战略反攻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冀鲁豫大平原上皓月当空。

在黄河中下游河南与山东交界处,一声炮响之后,自临濮至张秋镇约一百五十公里的河段上,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余万人马开始由北向南强渡黄河。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的那天,国民党方面正在开会讨论是否对共产党“正式颁布讨伐令”。没有史料确切地表明国民党的高官大员们对黄河岸边发生的军事行动有过分的惊骇。蒋介石最初的判断是:“刘、邓向北流窜不成,企图向南夺路。”总参谋长陈诚的语气更是轻描淡写:“共军刘伯承回窜鲁西,对战局稍有影响。”倒是毫无作战经验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预感到了什么,他坚持认为共产党军队在这个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的行动“绝非好兆头”。

这确实是共产党人精心策划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军事行动。

为了“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共产党人制定了三军挺进,“经略中原”的战略部署: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由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从国民党军南线的中部实施突破,攻占鲁西南,跃进大别山,以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淮南铁路以西为作战范围。这路作战部队通称“刘邓大军”。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从晋南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以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以东为作战范围。这路作战部队通称“陈谢大军”。以华东野战军主力,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指挥,挺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边区,以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路以东、运河以西为作战范围。这路作战部队通称“陈粟大军”。

共产党军队三路大军呈“品”字形配合作战,目标直指国土腹地的国民党控制区域。

毛泽东致电刘邓大军:采取跃进的进攻形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建立革命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不要后方的军事行动是孤注一掷的行动。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黄昏,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寿张县蔡楼渡口乘坐一条大木船渡过了黄河。星垂旷野,月映中流。半渡时,天上来了飞机,投下的照明弹将黄河河面照得如同白昼。刘伯承和邓小平让船工们别害怕,说这是蒋介石怕咱们夜间渡河看不见特地来点灯了。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之后,为了堵塞共产党军队从黄河南线扯开的防御缺口,国民党军紧急做出应对部署:从豫北调整编三十二、六十七师,从皖西北调整编六十三师一五三旅,从豫皖苏地区调整编五十八师的两个旅,连同鲁西南地区的整编七十师,统一归属从鲁中调来的第二兵团司令长官王敬久指挥,分两路向鲁西南的定陶、巨野方向推进。

此刻,蒋介石并没有判明刘邓大军主力南渡黄河的真实意图。

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南渡黄河的总兵力:十二万四千一百四十七人。

十二万大军渡过黄河,向国民党军迎面扑来,发生于中原的剧烈战斗已是不可避免。

刘邓大军的意图是:利用东路来敌尚未到达作战区域之机,抢先攻击兵力较弱的西路来敌,以使突入中原的部队建立一个能够站住脚的战场。

七月四日黄昏,一纵队对郓城发起了猛烈而坚决的攻击。

七日黄昏,当接近城墙的交通壕沟全部挖好之后,总攻开始了。在炮火掩护下,一纵二十旅突击队突上了城墙,但是遭到守军的凶猛反击。一旅一团六连连续爆破,终于把城墙外的鹿砦炸开一个大缺口。八班班长温好然头部中弹,依旧抱着炸药包往上运动,冲到外壕边沿时,他的手部再次中弹。连长命令他下去包扎,他宁死不肯。在随部队登城时,温班长的腰部再次中弹,倒下去的时候他朝战士们喊:“赶快进去打敌人!进去千万不要犯纪律!”

一纵各旅相继突破后,进入城内沿着街巷顽强攻击,目标直指设在城中的教堂里的整编五十五师师部。

一纵攻击郓城之时,六纵开始攻击定陶。定陶国民党守军为整编六十三师一五三旅。七月十日晚,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从东门、十八旅五十二团从北门同时发起进攻,五个小时后,部队攻入城内将守军分割围歼。

郓城、定陶失守之后,国民党军收缩了战线。第二兵团司令长官王敬久判断:共军不是西取菏泽,便是东取济宁。于是,他将整编七十师调到巨野东南的六营集,将整编三十二师调到金乡以北的独山集,将整编六十六师调到金乡西北的羊山集,自己则率指挥所和炮兵营到达了金乡。国民党军在菏泽与济宁之间摆成了一条长约五十公里的长阵。

刘伯承和邓小平知道,王敬久摆出的长蛇阵是个容易被各个击破的部署,而且他为他的部队选择的集结位置同样危机四伏。除了整编六十六师所在羊山集外,其余各部队都驻扎在地形狭窄的村庄里,即使装备优势也无从发挥。于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决定对王敬久部展开攻击。

王敬久比自己的部队收缩得快,他很快就跑到济宁城里去了。

六营集是个仅有两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子,房屋多为土筑,根本无法抵挡炮火的攻击。时值酷暑,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的数万人马挤在一起,缺粮少水,未战先乱。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唐永良与整编七十师师长陈颐鼎商量,决定向嘉祥方向突围。但是,王敬久指挥部来电,命令“坚不准动”。十四日早晨,指挥部再次来电,命令“两师并进”,经独山集解整编六十六师羊山集之围。十四日整整一天,突围战斗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傍晚,王敬久的命令再次到达,这次是要求唐永良和陈颐鼎死守待援。然而,就在这时候,一纵和六纵的总攻开始了。

整编七十师接受美式装备训练足足一年半,刚上战场就陷入慌张混乱的调动中,它最终覆灭的时刻来临了。

天亮时,除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唐永良带领少数随从突出去之外,包括整编三十二师一三九旅旅长唐化南在内的三千五百名国民党军被打死,被俘者达一万五千人之多,其中有整编七十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和少将副师长罗哲东。

没过多久,惊魂未定的陈颐鼎和罗哲东接到了赴宴的邀请。宴请他们的是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王世英与他们两人是黄埔军校的同学。酒过三巡,罗哲东回忆起大革命时期的生活:“那个时候,革命军的士气是什么样子?与现在你们一样。革命军的人数很少,只有几杆破枪,把北洋军阀打垮了……那时候黄埔同学一见面,就问谁当了烈士,没有一个人怕死,以死为光荣。可是今天,这些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

侥幸逃出战场的唐永良被蒋介石以“临阵逃脱”罪关进了监狱。

接下来,攻击羊山集的战斗异常残酷。

蒋介石认为,刘邓部队连续作战,伤亡巨大,已是强弩之末。只要整编六十六师在羊山集把共军主力牵制住,待各路增援部队迅速到达后,就可形成与刘邓主力决战的态势。于是,他一面命令整编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死守羊山集,一面命令国民党军各路增援部队向羊山集快速集结。

整编六十六师进入山羊集后,连日的大雨使壕沟里灌满了水,依山环水的地势使这里易守难攻。对于刘伯承和邓小平来讲,迅速攻下羊山集就可掌握战场主动,如果久攻不克,就会面临被各路国民党援军围歼的危险。

七月十五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第三纵队开始了对羊山集攻击。

整编六十六师系国民党军嫡系部队,老兵多,作战顽强,火力强劲,当共产党官兵已经攻进村时,六十六师组织起猛烈的反击,很快就夺回了被占领的阵地。为了尽快解决战斗,二纵和三纵不断加强攻击力量,不顾一切地反复冲锋,部队出现巨大的伤亡。

负责打阻击的六纵十六旅被紧急调来山羊集。在向羊山集开进的途中,尤太忠旅长看见沿途的玉米地里躺着二纵的伤员没有转运下去,就命令部队组织抢运,而自己先去二纵指挥所向陈再道司令员报到。十六旅的官兵抢救伤员时心神不定,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攻击羊山集,干部们催促战士快走,战士们却舍不得把伤员扔下。尤太忠知道二纵和三纵这几天攻击受挫,但十六旅此刻的作战条件也不成熟,至少部队连地形都还没弄清楚呢。但是,当听说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就要赶到时,尤太忠毫不犹豫地决定当晚发动攻击,并指定作战能力很强的四十六团担任主攻。

四十六团对羊山集的攻击过程,成为这支部队幸存者终生都感到遗憾的一件往事。国民党守军的火力十分凶猛,没有炮管就只能用炸药包去炸。一营十几个人的工兵班轮番爆破,敌人的火力点没有炸掉几个,这个班很快就全班阵亡了。整整一个晚上,尤太忠的望远镜就没有放下过。

天像被连日的炮火打漏了一样,大雨数日倾泄不止。整个羊山集一片泥泞,壕沟里的水已经齐胸高。攻击部队的官兵只穿一条裤衩站在壕沟里,个子矮的只在水面上露出一个脑袋。伤员的伤口被雨水泡得发白溃烂。大雨令运送工作无法进行,那些战死者的尸体在积水中很快腐烂,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

大雨中,蒋介石的专机降落在开封机场。

蒋介石严令宋瑞珂死守羊山集,严令王敬久立即率整编五十八师和整编六十六师一九九旅北渡万福河增援羊山集。同时,从西安和潼关急调整编第十师、骑兵第一旅,从洛阳急调青年军二〇六师,从豫北急调整编四十师、从武汉急调整编五十二师八十二旅,从鲁中急调第五、第七师,整编四十八、五十五师,由第四兵团司令长官王仲廉统一指挥驰援羊山集。蒋介石知道战事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抓住刘邓部久攻不利的机会,就有可能制造一个将十多万共产党军队彻底歼灭的军事奇迹。

刘伯承和邓小平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在继续攻击羊山集的同时,抽调一纵十九旅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万福河北岸阻击援敌,适时放开一个缺口,让从金乡增援而来的整编六十六师一九九旅北渡万福河,然后立即切断该旅与随后跟进的整编五十八师的联系,集中主力将敌一九九旅全部吃掉。

国民党军各路援军虽多,但或被阻击,或尚在途中,或消极观望,而羊山集里的宋瑞珂部已是弹尽粮绝。蒋介石感慨宋瑞珂坚守山羊集整整两个星期,“实属党国中坚”。七月二十五日,深陷绝境的宋瑞珂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羊山集苦战,中正闻之,忧心如焚。……希吾弟赖上帝庇护,争取最后五分钟之胜利。”

二十七日,连绵的大雨骤然停止。傍晚,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对羊山集的最后总攻开始了。野炮、山炮、榴弹炮集中火力猛烈轰击,轰击的时间长达四十分钟,羊山集变成了一片火海。各路攻击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相继突破了国民党守军当面防线。整整一个晚上,交战双方的官兵纠缠在一起奋力厮打,咒骂声、呼喊声、呻吟声直至凌晨才稍有平息。天亮后,在飞机的助战下,国民党残余部队开始突围,但是,羊山集已经被共产党军队围得密不透风。

伤亡巨大的二纵六旅官兵抓到宋瑞珂。

羊山集战斗,国民党军整编三十二师距六十六师只有五公里,整编七十师距六十六师只有十公里,但是,友军临阵脱逃致使整编六十六师被歼。蒋介石下令将第四兵团司令长官王仲廉撤职查办,将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唐永良送交军事法庭。

历时二十八天的鲁西南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四个整编师师部及九个半旅,收复了黄河南岸的大片地区。

此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被称为“战略反攻的序幕”。

攻克羊山集的当日,刘伯承、邓小平鉴于部队连续作战,消耗很大,尤其是弹药消耗一时无法得到补充,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两个月左右,同时积累南下所需物资和经费,之后直下大别山。

一天以后,毛泽东发来一封被邓小平称为“极秘密的电报”,让他们颇为震动: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陕北不能支持”,共产党党中央将到哪里去?

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直线距离在一千公里以上。沿途必须通过国民党控制区,目的地是国民党控制区的腹地。

刘伯承和邓小平把可能遇到的困难预想了一遍,但是他们依旧没能料到他们即将开始的大军南下将是怎样一段艰辛而危险的征程。

破釜沉舟

在陕北的小河村,毛泽东问陈赓:“你听说过‘破釜沉舟的典故吗?”

陈赓回答:“我明白主席的意思,是叫我们过了黄河,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当然,打运动战是要大进大退,但不能退到黄河北岸来。”

七月二十七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对羊山集发动总攻的那天,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八纵队二十二旅、第九纵队、以及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共二十九个团八万余人,组成“陈谢集团”以执行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作战任务。

一旦陈谢集团出击成功,胡宗南不可能不调攻击陕北的部队回防,而这正是毛泽东试图解决陕北危机的最直接的办法。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晚,陈谢集团各部队从驻地向黄河岸边出发了。

部队刚一上路,便遇瓢泼大雨,本来常年干旱的晋南地区突降如此猛烈的大雨令官兵们惊讶不已。暴雨导致山洪突发,山路全被冲断,行军变得异常艰难,三天之后,队伍才走到阳城以西的一个镇子,这里距离黄河还有很远的路程,陈赓预定十五日赶到黄河岸边的计划已无法完成。

就在他们出发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催促渡河的电报到了,原因是刘邓方面压力甚大需要配合。

八月二十日,四纵和九纵先后到达河南济源县黄河北岸的官阳渡口,第三十八军和八纵二十二旅也到达了山西平陆县的茅津渡口。

陈赓选择的渡河地段,是黄河的孟津至潼关段。这里自古便是黄河要冲,河道狭窄,水流湍急,两岸地势险峻,陡壁高耸,沟壑纵横。古老的渡口原本往来密集,但自抗战以来,北岸成为共产党控制区后,国民党军封锁了渡口,在南岸加筑起河防工事,部署了长达两百多公里的防御线。同时,在洛阳至潼关之间,国民党军还有两个师外加一个旅的二线防御部队。当刘邓大军在黄河下游突破河防强渡黄河后,这一河段的国民党军急忙赶修堡垒和交通壕,并开始昼夜在南岸巡逻。

陈赓站在黄河北岸心急如焚。连日的大雨使黄河暴涨,河水流速更加迅猛。北方籍的官兵会泅水的不多,依靠小木船在如此汹涌的水流中强渡,一旦翻船,人船都难以自救。

二十一日,四纵情报科长从上游来电报告说:黄河上游的陕北和晋绥地区都没有下雨,因此涨水持续不了多久。陈赓下达了强渡的命令。

二十三日凌晨,大雨。左路先头部队四纵十旅的突击队员下河了。突击队乘坐的是小木船。跟随他们下水的,是一群由济源县民兵组织的“葫芦队”。这些身上绑着葫芦的青年农民,个个是泅渡好手,他们在湍急的浊流中游在木船的前面和两侧,用充满血性的年轻的生命为突击队探水护船。船到河中央时,南岸的国民党守军发觉了,但是船上突击队员的机枪响了,“葫芦队”员手上的枪也响了。霎时间,黄河黑暗的河面上火光迸溅,爆炸声大作。突击队员和“葫芦队”的青年农民们不顾一切向对岸靠近。

陈谢集团突破黄河天险之后,以伤亡千人的代价,将陇海铁路截断,开辟了洛阳至陕县之间的战场。

洛阳,古都老城,豫北重镇,此刻已被共产党军队包围。不论是陈赓还是谢富治,面对洛阳城,都不禁陡生攻占的欲望。

中央军委的电报连续到达。电报明确指出陈谢集团渡河后,主攻方向不应该向东,而应该向西,洛阳地区不应该使用主力。陈谢集团立即全力向西。

在东线留下了秦基伟的第九纵队,目的是给敌人造成主力仍在豫西的错觉,以牵制住国民党军东线李铁军兵团。

第九纵队的转战历尽艰难。对于共产党军队来讲,黄河以南完全是新区。

在伊河附近,九纵险些遭到灭顶之灾。九纵前指率二十五、二十七旅冒雨南渡洛河,并开始攻击宜阳,而秦基伟率领的纵队机关和数千民工正在伊河以北等待渡河。晚上,秦基伟亲自带人查看水情,夜间实在看不清楚,加上只有两只小木筏,于是只好在河边宿营,等待天亮。秦基伟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营。为了安全,秦基伟让警卫营营长任登仕派一个排前出三里之外,向洛阳方向侦察警戒。第二天,天还没亮,秦基伟就带着警卫员沿着河边查看水情,天上飞来了飞机让他骤然紧张起来。秦基伟正在琢磨,远处枪声响了,是警卫营派出侦察排的那个方向。

最不想与敌人接触的时候,敌人来了。秦基伟给警卫营下的命令是:“就地抵抗,一步也不能退!”

营长任登仕带着两个连钻进青纱帐,副营长王德远带着一个连上了北山制高点。很快,警卫营就与围过来的一个营的敌人接火了。

在黄镇的指挥下,机关、文工团和民工队不顾一切地渡河。

夜幕再次降临时,九纵所有的人都已转移到韩城附近,警卫营却一直没有消息。秦基伟派出寻找警卫营的人仍旧没有回音,秦基伟既焦虑又难过。半夜时分,突然有战士闯了进来,是警卫营的!战士刚喊了一声“司令员”,眼泪就掉了下来。不一会儿,营长任登仕也回来了,说伤亡一大堆,仗打得太窝囊。秦基伟说:“谁说窝囊?这是胜仗!你们掩护了纵队机关和这么多人安全过河,你们立了大功!”

九月二十日,陈谢集团主力向西安方向前进,计划夺取潼关、华阴、华县、渭南、临潼、蓝田、商县、洛南、商南和山阳诸县,建立陕东根据地。

该日,蒋介石到达西安。

到了十月,陈谢集团自南渡黄河以来,已连续攻占县城十二座,歼灭国民党军四万余人,控制了陇海铁路两百五十公里的地段,割断了国民党军胡宗南与顾祝同两大军事集团间的联系,调动了进攻中原和进攻陕北的国民党回援。初步实现了中央军委预定的作战目标。

胡宗南的侧后被彻底搅乱了。

蒋介石也许此时才真正意识到,刘邓、陈谢南渡黄河从解放区出击的行动,远不像一些平庸的军事参谋们所说的那样,是共产党军队走投无路的绝望逃窜,也不像一些军事将领们所分析的那样,是共产党为克服控制区内部的军事和经济危机而进行的攻城略地,这实在是一次带有战略意图的协同军事行动。尽管蒋介石对这一行动将导致的后果还无法清晰地判断,但排解不开的复杂心绪却是异常真实的:毛泽东是个极难对付和揣摩的人。一九三四年秋,他从江西瑞金的根据地跑出来,国军上下都说赤匪在末路穷途之时开始仓皇逃窜。可是,结果呢?结果让蒋介石至今想起来便心惊胆寒。

领导爬起来

酷暑七月,陈粟不利。

让陈毅、粟裕感到十分突然的,是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发来的电报:

……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邹县)、滕(滕县)、临(临城)、枣(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兵力,或以两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一个月前要求陈粟不要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

此时,就全国战场而言,山东依旧是国共两军对峙最严重的地区。就军事形势而言,陈毅、粟裕承担的压力最大。

陈毅、粟裕决定:将华东野战军主力分成三路向敌人发动攻击。具体部署是:由叶飞、陶勇率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组成左路兵团,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由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率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组成的右路兵团,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陈毅和粟裕直接指挥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在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北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此作战部署于七月一日开始执行。

这就是华东野战军战史上著名的“七月分兵”。

“七月分兵”导致了一系列作战不利的后果,因此也成为华野战史上颇具争议的军事行动之一。

从当时战场局势上分析,毛泽东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违反一贯主张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原则,冒着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而采取分兵出击的举动,无疑是配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出动中原所必须。山东战场的大规模作战势必牵制国民党军,抑或造成国民党军为增援而进行频繁调动,若能在机动中寻机大量歼敌将是对刘邓大军最有利的配合。但是,毛泽东担心的是时间:刘邓大军的出动时间已无法更改,必须按时对其进行强有力的军事配合,而陈粟大军目前还无法预测战机到来的时间。刘邓大军已是不能等待。

六月二十八日,叶飞、陶勇的左路兵团出发了。天降大雨,官兵在泥泞中向鲁南奔袭五百华里,深深地插入了国民党军的侧后。十天之后,左路兵团开始攻击费县,一夜之间便将国民党守军全歼。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密集的炸弹把费县炸得天翻地覆。轰炸给共产党攻击部队造成伤亡。

左路兵团接着攻击枣庄和峄县,叶飞和陶勇同时对两座县城实施攻击,导致本不充裕的兵力被分散,加上攻城器材严重缺乏,弹药也因连日大雨被淋湿而失效,结果持续了整整四天的攻击毫无效果。叶飞和陶勇决定放弃邹县,集中主力全力攻击滕县,但国民党军七个整编师已增援而来。左路兵团只有迅速撤离战场。

右路兵团的任务是攻击济宁和汶上。

济宁守军为国民党整编七十二师全部以及整编六十六、七十师各一个团,总兵力达两万余人。三纵八师奉命对内城实施攻击,守军的炮火出奇的猛烈,城中街道狭窄,共产党官兵缺少防炮经验,不会在街道中筑起防御工事,结果伤亡巨大。在东南角攻击的九师一度攀登成功,突进城内七个连,但很快遭到守军的猛烈反击,突进去的部队被压缩在城内一角。守军集中炮火封锁突破口,攻击的后续部队无法增援,结果突进去的七个连的官兵全部战死。

济宁一战,三纵伤亡达三千二百余人。

小小的汶上县城,十纵连续攻击六天未下。

作战严重失利的还有陈毅、粟裕亲自指挥的由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组成的正面部队。

南麻,鲁中山区的一个小小的盆地,一个令华野官兵刻骨铭心的地方。

驻守南麻的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十一师。全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中都曾与共产党军队交手,从未吃过大亏。师长胡琏以作战勇猛又工于心计闻名,胡琏作出十分周密的防御部署,在胡琏的命令下,南麻四周方圆五公里的范围内,所有重要据点都修筑了以子母堡垒为中心的工事。这些隐蔽而坚固的工事依地形呈不规则形状,各地堡之间都有交通壕相联,交通壕上盖有厚厚的土石足以抵挡炮火的打击。每一处阵地前五百米内,所有的树木和庄稼都被砍光。在子母堡垒外围,设有三至四道鹿砦和铁丝网,还埋下了大量的地雷。由两千多个子母堡垒组成的南麻防御体系筑成之后,胡琏还组织了一次抗攻击演练,演练结束后他致电蒋介石,声称整编十一师是一座攻不破、摧不毁的堡垒。

从兵力上讲,陈毅和粟裕占据绝对优势。

七月十七日,暴雨。近敌行动因恶劣天气而受阻。十八日晨,各纵队刚一到达指定位置,还未进行充分准备,攻击就开始了。

韦国清指挥的二纵奉命攻击南麻、吴家官庄的正面阵地。十七日上午,部队向攻击位置接近的时候,暴雨肆虐,地面上积水成河,二纵的全部人马、枪械和弹药全被泡在了水里。十八日,韦国清命令五师和六师肃清南麻外围之敌,两个师经过一天苦战逼近了守军的主阵地。

许世友指挥九纵奉命从西北山地攻击南麻,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个师冒着大雨发起进攻。九纵各师在各自的攻击方向上都未能突破,与国民党守军在战场上形成僵持。

王必成指挥的六纵奉命攻击南麻南面的马头崮,六纵十七师五十一团强渡沂河时遭到数倍守军的反击,敌人配合反击的火炮多达二十门,五十一团全团被迫卷入残酷的背水一战中。当交战双方都付出了五百多人的伤亡时,五十一团幸存的官兵开始后撤。王必成调来四百多副担架抢运伤员,担架队白天过河时遭到飞机的轰炸,伤亡人数再次陡增。与此同时,十八师各团向柴粮山的攻击也严重受挫。大雨滂沱,夜色漆黑,攻击部队被恶劣的天气和守军的火力所压制,天亮之后又遭到飞机的猛烈轰炸。攻击了整整三天,柴粮山高地四周到处是逐渐腐烂的尸体。

七月二十日之后,华东野战军主力对南麻的攻击已显露出失利的迹象。

南麻受到攻击之后,胡琏向徐州总司令部求援,国民党军整编二十五师和整编六十四的四个旅奉命向南麻增援。增援部队指挥官黄百韬记取了在孟良崮增援缓慢的教训,深知如果这次再不全力推进,必定受到严厉制裁,于是面对七纵的顽强阻击,国民党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采用三个营为冲击单位的滚动式战法,一批垮下来,另一批立即出动,持续不断,昼夜不停,导致七纵官兵每分每秒都陷于苦战之中。

此时,攻击南麻正面阵地的二纵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中。胡琏的子母堡垒给攻击带来的困难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想。这种堡垒的特点是外围利用鹿砦、铁丝网、照明设备以及大量的地雷和集束手榴弹给予攻击部队极大的杀伤,而在堡垒的中心则隐蔽着大量的反击兵力,当攻击势头减弱之后,以中心堡垒为引领的反击立即开始,与其相连的小堡垒则进行两侧的火力打击。二纵官兵在以往的战斗中从未遇到这样的子母堡垒,也很少遇到如此顽强的作战对手,一时间攻击面临着严重的困境,部队的伤亡远远超出歼敌数量。

南麻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代价十分惨重的一次战役。战斗结束后,九纵伤亡四千多人,六纵伤亡两千多人,负责正面攻击的二纵伤亡四千多人。

南麻战役进行了整整五个昼夜,歼灭国民党守军一个团。

七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突破华东野战军阻击部队的防线。晚,陈毅、粟裕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

撤出南麻地区的部队奉命转移到临朐西南地区休整。但是,此时临朐已被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师占领,陈毅、粟裕向胶济线以北转移的通道被阻断了。

情报显示,进入临朐的是整编第八师的先头部队,师主力尚未到达。而且,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构筑防御工事。陈毅、粟裕认为,应该抓住此一战机,将整编第八师先头部队歼灭,以鼓舞士气。于是,命令第六、第九纵队围攻临朐,第七纵队负责阻援。

一向作战周密谨慎的粟裕,在部队刚刚遭遇重大伤亡的情况下,决定再次发起攻坚战斗,这不仅具有相当大的冒险性,还显示出一种难以克制的急躁。

临朐成为又一个南麻。

“七月分兵”以来,山东战场各部队连续作战失利,导致国民党军占领了胶济线,作为共产党军队重要的物资基地和数万名伤员安置地的胶东地区也面临被占领的危险。特别严重的是,在持续近两个月的战斗中,陈粟大军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总计高达五万人,是华东野战军组建以来前所未有的损失。

八月四日,粟裕给起草了关于南麻、临朐战役的初步总结电报。电报详细分析了“七月分兵”后,华东野战军在战略战术上的不足之处;同时强调,对整个反攻局势和前途过分乐观的估计是造成失利的重要原因。陈毅和谭震林看后,都有不同意见,认为在战略上没有问题,是“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因为意见不一,粟裕起草的初步总结电报未能发出,他当即另行起草了一封短电发给中央军委。作为战役的主要指挥者,粟裕认为自己应对作战失利负责:

中央军委并华东局:

自五月下旬以来,时逾两月无战绩可言,而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如此,五内如焚。此外,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至整个作战之检讨,俟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作详报。粟

八月四日午时

陈毅为粟裕的自责深感不安,认为作战不利不能让一人承担责任,有必要和谭震林、粟裕坐在一起把这个问题谈清楚。

但是,谭震林要率第二、第七纵队去胶东休整。临走,谭震林给粟裕留下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粟裕“在军事上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同时认为“如果拿五仗未打好的主要原因放在乐观这点上去检讨是不能把问题彻底弄清的,也说服不了下面的同志”。

粟裕在给谭震林的回信中,承认军事指挥和作战部署上存在错误,但他坚持认为“过分乐观”是作战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野战军指挥部转移到郭店之后,陈毅与粟裕做了彻夜长谈。

陈毅只有一个目的:领导爬起来。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给陈毅、粟裕发来了一封绝密电报。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陈粟大军“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二十多天毫无积极行动”。而当前国民党军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陈士榘)唐(唐亮)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毛泽东的电报令陈毅和粟裕清晰地理解了此刻关系到战争全局的作战意图:除留下内线部队坚持与国民党军纠缠之外,华东野战军主力要和刘邓大军一样直插中原,搅乱国民党控制区,完成战争的战略转变。

华东野战军立即于鲁西南发动了沙土集战役。

沙土集一战,歼灭国民党军整编五十七师师部和两个旅共九千五百余人,其中俘虏七千五百余人。华东野战军攻击部队伤亡和失踪两千三百人。

沙土集一战改变了陈毅、粟裕部的被动局面,迫使国民党军从山东内线战场和刘邓大军周围抽调回四个整编师。此后,在中国辽阔的中原地带,一个影响到整个战争进程的新局面产生了。

“共军北渡黄河公算最大”

羊山集战斗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准备进行休整。

然而,战场形势突变。

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开始向鲁西南战场移动而来。国民党军大兵力快速推进,于鲁西南的一角,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形成钳形攻击态势。

更严重的是黄河南岸老堤即将决口的传闻。连日的大雨使黄河水位猛涨,滦口附近的水位已经由平时的两米猛增到三十米以上,每秒流量已达到两千零三十四立方米。

所以,跃进大别山必须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刘伯承催促参谋人员迅速了解黄河水情,确切了解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徐州、蚌埠段以西、平汉路郑州、信阳段以东地区的地形、河流、交通和道路情况,并在地图上准确地标示出来。

大雨还在下,刘伯承指挥部的院子里涨满了水。已经来不及与陈毅、粟裕详细沟通了,刘伯承只与他们通了一次电话:

“我们上马了。”

“牌怎么打法?”

“一张鹅牌。”

“鹅牌”,牌九中的一张牌,一边一点,一边三点。刘伯承的意思是:以少数兵力牵制敌人,掩护野战军主力出发。

为了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南下作战,毛泽东命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共五个纵队,暂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华东野战军的任务是:在刘邓大军跃进的反方向,坚持内线作战,以牵制国民党军。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黄昏,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开始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军事行动——千里跃进大别山。

为了保密,野战军各纵队都更换了代号,代号以纵队参谋长的姓加上村庄地名组成。

蒋介石接到刘邓部大规模南移的情报之后,命令各路部队迅速南追。但是,在徐州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判断却是:刘邓部要渡黄河北退。于是,命令各部队立即向北阻截。顾祝同的判断来自空军的情报:“黄河边有共军甚多,正纷纷北渡黄河。”——空军的情报无大失误,因为刘伯承特别命令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边架设浮桥,佯作大规模渡河之势。蒋介石和顾祝同一南一北的作战命令,让国民党军各路部队不知所措。八日,当顾祝同终于明白刘邓部北渡黄河是虚晃一枪的时候,急令部队掉头南下追击。但是,此时蒋介石又判断刘邓部主力南下必是佯动,隐藏着“北渡黄河北窜”的目的,因此下令各部队立即掉头向北,赶在共产党军队之前到达黄河岸边。

八月十二日,刘邓大军各路部队全部越过了陇海铁路。十六日十一时,刘邓大军开始向黄泛区前进。

此刻,蒋介石依旧认为“共军北渡黄河之公算最大”,而刘邓部越过陇海路不过是“北渡不成向南流窜”,下一步刘伯承的企图必是“越过平汉路西窜”。

造成蒋介石与顾祝同判断失误的根本是,国民党方面知道共产党人往往不按常规出牌。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刘邓大军的十万人马会不要后方,孤军从黄河边直下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国民党方面认为共产党军队还没有这个胆量与实力,况且这种类似自杀的举动也违背基本的军事常识。

刘邓大军陷入了黄泛区散发着腐烂气息的泥沼中。在豫东鹿邑至项城之间,出现了宽约四十里的沼泽地域,沼泽内,积水浅处没膝、深处齐腰,如逢雨季寸步难行。

夜晚,步兵、骑兵、炮兵、辎重、担架、大车一齐踏入泥浆里,官兵们在齐膝深的泥沼中艰难地移动,炮兵、辎重和担架队很快陷入困境。平日,野炮都是由大车拉的,最重的榴弹炮得用十轮卡车拉,现在官兵们只能把那些炮卸下拆散,再用人力扛着或抬着通过泥沼,但仍有十分沉重的部分无法移动。马匹嘶鸣,挣扎着往下沉,眼看着就没了踪迹。大队人马整整走了一夜,天亮时,发现仅仅前进不足十公里。在薄明的天色下,逐渐清晰起来的大沼泽让官兵们心惊肉跳:一眼望去,茫茫一片,除了泡在泥水中的三四棵枯树或一两个房屋的屋顶外,四野荒凉,空气中弥漫着从污泥里冒出的腐腥味。

十八日夜,刘邓大军走出了黄泛区,在河南东部渡过了南下途中的第一条大河——沙河。

刘邓的部队已经渡过沙河,蒋介石从地图上顺着河南、湖北一路看过去,他终于醒悟到:刘邓部并非在向南逃窜,而是有目的地在向湖北的某个地方奔袭,这个目标只能是大别山,因为那里是共产党武装的老巢。蒋介石立即部署各路部队火速赶往河南南部,以阻止刘邓大军渡过汝河。

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野战军指挥部跟随六纵抵达汝河北岸的黄刘营。

二十四日上午,河岸四野一片寂静。中午时分,汝河南岸突然烟尘滚滚,在西侧的公路上,黑压压的国民党军蜂拥而至。十八旅的官兵冒着敌机的轰炸在汝河上架起了浮桥。

国民党军把汝河南岸一线的村庄都点燃了,大火将夜空照得黑里透红。十八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岸敌情不明,不敢贸然打过去;可如果继续等待,一旦敌人在南岸布防完毕,后续部队渡河将面临巨大危险。深夜,刘伯承和邓小平来了,他们对十八旅整整一天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感到十分不满。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说:现在,我们的前面有整编十五师和整编八十五师,后面追击的是整编第七师和整编四十八、五十八师,敌人追击部队的前锋已经与我们的后卫部队四十六团接上火了。

刘伯承说:“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从现在开始,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阵地上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

邓小平说:“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我们决不给敌人以时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

子夜二时,十八旅的冲击开始了。炮火冲天,弹雨横飞。腹背受敌,决死一战。十八旅官兵攻下一个村庄,接着又向前面的村庄扑过去。一条长约五公里、宽约三公里的通路被打开了。

当十八旅不顾一切冲击的时候,在河边担负掩护渡河任务的十六旅承受着巨大的作战压力。

此时的汝河渡口一片混乱。机关人员、炮兵部队、后勤部队和大量辎重拥挤在狭窄的浮桥上。抢渡的队伍中还有野战军文工团的队伍。出发前,文工团员们每人发了一张面饼,并通知他们渡河后的集结地是彭店。指挥部怕他们把这个地名忘了或是失散后需要寻找部队,特别要求文工团员们把地名写在手背上。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十六点,刘邓大军后续部队四万多人和两百多辆大车渡过了汝河。然后,浮桥被后卫部队四十六团的工兵炸毁。

追击到汝河边的国民党军看见河边躺着不少共产党军队的伤员。

在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付出巨大牺牲的十六旅只带走了部分轻伤员。这里不是解放区,没有百姓跟随在部队的后面转运伤员,而部队还要长途奔袭作战,重伤员只能被遗留在战场上。——“部队要走了,带不上你们,只能靠自己,能回家的先回家,回不去的将来再去找部队。”那些身负枪伤、弹伤的重伤员躺在依然缭绕着硝烟的汝河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队伍迅速远去;而那些因鲜血即将流尽而奄奄一息的官兵,很快就长眠在了这条大河的岸边。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之后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比事先预想得要严重得多。

大别山一直是桂系的地盘。蒋介石一生除了无法战胜共产党人外,另一个心腹大患便是桂系。桂系经营大别山区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建立了周密完善的保甲联防制度,并培植起大量的地主民团武装组织。昔日共产党人在这一带创建根据地时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损失殆尽。

大军所至,必需粮草,自古同理。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数万官兵的吃穿将成为最紧迫的问题。因为共产党武装曾经四进四出大别山,这里的百姓不再相信共产党军队进来就不走了,所以刘邓大军每到一村,村中百姓皆躲避一空。不要说征粮,即使拿钱买都买不到。而如果进入敌占区买粮,官兵们的北方口音只要一说话就会暴露。更为严重的是,追击刘邓大军的国民党军也随即进入大别山。国共双方的军队在大山里来回周旋,当地百姓无以供给如此众多的部队,他们要活命就必须保护自己的粮食,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壁清野”。

面对部队在困境中出现的动荡,邓小平说:“我们必打几个大的胜仗,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群众才能真正发动起来。不然,你再说决不再走了,他也会怀疑的。”

十月初,三纵盯上了追踪他们的国民党军整编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并经过七昼夜地急行军把敌人围住了。战斗打响之后,美式装备的六十二旅拼命突围,共产党官兵拼死阻击,战斗从早上打到晚上。三纵打六十二旅的时候,桂系的整编四十六师前来增援,三纵七旅二十一团拼死阻击。攻击六十二旅的九旅和八旅加紧攻击,最后突进对方阵地,六十二旅副旅长唐家楫被俘。

接着发生的高山铺战斗战果巨大。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三千多人,其中俘虏了九千五百余人。

冬天到了,刘邓大军的十万官兵还没有棉衣。中央军委为他们筹措了十五万套棉衣、一百万银元和大量的药品物资,但是无法运进敌军围困的大别山。大别山区不种植棉花,部队就地筹措布时,不惜违反纪律向店铺“借布”。好容易有了布,但是颜色不一,就用稻草灰、黑锅烟或是黄泥水做染料,把布放在大锅里用染料煮。染出灰黑色的军装布,队伍中却没有人会裁缝。刘伯承要求官兵自己动手,并亲自给大家做示范,他用个碗扣在布上,画出个大圆圈,然后说:“这就是领口!”于是上上下下都照着裁,但还是有人把领口开在了胸口或者后背。

一九四八年新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官兵穿着自己做的各式各样的棉衣,在寒冷的晨雾中列队站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晨曦初露的时候,他们看见了身材高大的司令员刘伯承和个子矮矮的政治委员邓小平。邓小平面容消瘦,走路很快,穿着一件肥大的军棉袄,他对全体官兵们喊道:“紧紧把敌人拖住!坚持到最后胜利!给大家拜年了!”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吸引了国民党军近九十个旅的兵力,打乱了国民党军向山东和陕北进攻的计划。与此同时,陈谢大军挺进豫皖鄂边区,并向伏牛山完成展开;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直接威胁着陇海路沿线。至此,解放战争中“三军鼎立,经营中原”的局面已经形成。

解放战争刚刚进入第二年,无数共产党官兵为了战争的转折付出了生命。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时约十二万四千人,转出的时候仅剩下五万八千多人。但是,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依旧坚定这样一个信念:“建立一个爱国、民主、不贪污的政府”和“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富强的国家”。

第六章 朗照边区胜利花

“打他三个钟头再走不迟”

要说苦,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最苦。

西北野战军兵力约四万五千人。

陈毅过去曾有个疑问,为什么中央在一九四七年夏秋间的来电中常常表扬西北野战军?“好像中央对华野领导颇有不满,特意抬高西北压华东似的”。但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当陈毅辗转到达陕北杨家沟之后,才明白“西北野战军是作战条件最苦的一个野战军”。

西北野战军以数万兵力对付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为了配合陈谢、陈粟和刘邓三路大军出击外线作战,彭德怀还是决心不顾压力把胡宗南的部队尽可能牵制在陕北。

彭德怀选择的作战方目标是向北攻击榆林。依据榆林守军的防御部署,彭德怀攻击榆林的兵力达八个旅又两个团,总计约四万五千人,几乎是西北野战军的全部兵力,同时已是榆林国民党守军的三倍。

邓宝珊想不到共产党军队会攻击他,他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人的朋友。

邓宝珊,甘肃秦州直隶州(天水)人,十三岁父母先后辞世,十六岁即到伊犁从军。一九一〇年成为同盟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参与国民军西北军的组建,直奉战争中已升任师长。一九二四年,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开始在国民军中活动,邓宝珊自此收到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影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与共产党人邓小平、李子洲都有来往,与国共联军政治部主任、后任工农红军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更是有着深厚的友情。一九三二年,邓宝珊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面对省内武装林立、民生凋敝的景象,他决计整编军队,不扩一兵、专心生息、安抚百姓。由于军政成就显著,国民党元老于佑任、邵力子等人鼎立推荐他出任甘肃省主席,但因蒋介石对他猜疑很深未果,他被任命为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第一军的兵力只有两个旅。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邓宝珊部队一直与共产党人的陕甘宁边区保持着和睦相处的关系,他本人还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晤谈。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邓宝珊从西安返回榆林途中来到延安,因偶感风寒在延安停留半个月,毛泽东给他送去了十张狐皮让他做件大衣。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日,邓宝珊接到了彭德怀部主力正向榆林挺进的情报。他笑着对同僚们说:“共产党对榆林还用得着这样大的兵力?他们真的要进攻榆林也不一定要使用武力嘛。”邓宝珊确信共产党不会攻击榆林,如果真的要进攻,至少事先也会和他打个招呼。但是,情报连续到达,而他并没有接到共产党方面的任何解释。邓宝珊感到了一种严重的不安。——他不愿意和共产党打仗,但又不能不备战了。

八月五日,西北野战军逼近榆林。情况真的严重了。邓宝珊召集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固守榆林城。

八月七日凌晨,榆林已被包围。

蒋介石飞到了延安。

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以占领者的姿态进入共产党人的“巢穴”,这一事件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极具象征意义。于是,接到蒋介石来延安的指令后,胡宗南立即忙碌起来。飞机在西安与延安之间往来多次,洋瓷脸盆、澡盆、马桶、沙发、钢丝床、山珍海味、西餐用具以及西餐厨师等等一应俱全地被运抵贫苦的延安。八月七日上午,“美龄号”专机在延安简易机场内尘土飞扬的跑道上降落,蒋介石被安排在延安最好的边区外交宾馆里。

彭德怀部对榆林的攻击,令蒋介石深感不安。

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了旅以上军官军事会议,专门研究出兵增援榆林的问题。胡宗南表示接受这一作战任务,但他强调了两点困难:一是目前正值雨季,汽车运输补给困难;二是要集中主力与彭德怀部决战,咸榆公路的守备就会兵力不足,长途运输补给将面临危险。蒋介石当即表示,空军把运输机集中在西安机场,为作战部队进行空投补给。他要求胡宗南不要担心补给问题,尽快按照国防部的意图拟定作战计划。

晚上,蒋介石单独与胡宗南再次研究了榆林作战问题。当胡宗南说此次共军打榆林的真正意图,也许是准备在米脂以北伏击我增援部队时。蒋介石说,今后陕北作战,不必再强调稳扎稳打了,要用急进猛打的战法,弥补以前与共军作战显露出的缺陷。蒋介石告诫胡宗南:“陕北为主要战场,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本令七月底肃清,现延长一个月,八月底定须肃清。”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开始在延安城里转。没有人知道他此时此刻的感受。在枣园,蒋介石终于看见了他的对手毛泽东曾经居住过的那间窑洞,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任何区别,门窗是没有油漆过的陈旧的木头做的,窑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起来的。窑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树,树下有个石凳,还有架纺线的纺车。随从告诉他,毛泽东的窑洞旁边和下面,是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人的窑洞,这些窑洞无论外观还是内设都是一样的。

尽管从一九二七年国共决裂开始,蒋介石就知道共产党人已被逼进了山林和乡村。毛泽东与他的部队面临危境、身处绝境的情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可是,此时,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和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蒋介石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他无法想象毛泽东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挥着他的军队在全国的战场上与政府军对抗,并且能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尖锐刻薄而又文采飞扬。

蒋介石回到边区外交宾馆,审定了胡宗南送来的作战计划后,当天就离开了这个让他心绪不宁的地方。

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延安。

蒋介石离开延安的时候,榆林城墙上每一个垛口都悬挂起一只装满炭火的铁丝笼子。邓宝珊奉命固守待援,而他面前的榆林城已是烟火缭绕,满城通明。然而彭德怀部攻击两日后,榆林仍未打下。

八月十一日中午,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榆林非急攻可下,而钟松仍有可能迅速增援,似宜决心暂停攻城,集结部队,准备于十二日夜或十三日打钟松……”可是,彭德怀已无法执行这个部署,因为钟松的三十六师绕过彭德怀预设的阻击阵地,其先头部队已经接近榆林。

钟松,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师长,整编三十六师是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主力,下辖三个旅,每个旅三个团,全部美式装备,兵力达七万之众。三十六师以极快的行军速度长途跋涉,从榆林以北长城之外的沙漠地带绕道,于八月十二日到达距榆林不足十五公里的苏庄子、天鹅海子一带。

彭德怀对榆林的攻击以及围城打援的设想,都因三十六师的迅速机动和出其不意而失去战机。

十二日黄昏,彭德怀下达了从榆林撤围的命令。钟松进入榆林城,邓宝珊设宴款待。

榆林失利,给毛泽东带来了危险。

就在钟松的三十六师迂回榆林的同时,刘戡率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主力全力向绥德、米脂推进,虽然目标依旧是寻找毛泽东的行踪,但其行动已对位于无定河与黄河之间的西北野战军后方机关和野战医院构成威胁。毛泽东要求彭德怀立即控制归德堡与镇川堡之间无定河两岸。

一直盼望毛泽东在持久的军事压力下不得不东渡黄河的胡宗南,立即被贺龙、习仲勋率领的中共西北局、边区政府、野战军机关和野战医院强渡黄河的行动迷惑了。尽管大雨倾盆,但是通过电台测向,空中侦察和地面侦察,黄河上共产党人的庞大队伍确实在顶风冒雨地渡河,这一情景令胡宗南兴奋异常。他认定彭德怀北攻榆林不克,损失巨大,只有掩护着毛泽东一行东渡黄河,以免被歼。于是,胡宗南立即命令第一军军部指挥第一师守备绥德,第二十九军以及第一军九十师向葭县(佳县)急促推进,同时命令钟松的整编三十六师由榆林向镇川堡方向前进。

三十六师刚刚进入榆林城,官兵因为长途迂回跋涉,极度疲惫,原本打算在榆林城内休息几天。但是,胡宗南要求他们迅速从榆林南下的命令到了,并说将派飞机给三十六师运送给养。三十六师于十四日上午从榆林出发了。出发前,从西安飞来的四架飞机投下了一些因为天气炎热而发酸了的面饼,对于一万多人的三十六师来讲这无异于杯水车薪。钟松把补给的希望寄托在各旅团留下来的辎重营和运输队上。钟松命令他们接收到胡宗南空投的补给之后立即追赶部队。钟松不曾想到的是,胡宗南答应的补给直到他的部队被全歼也没有运到榆林。

此刻,指挥着百万大军的共产党中枢在国民党军的追击和围捕下,其颠沛之艰辛与危险,是当时各个战区的共产党将领以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将领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毛泽东的这段历史往事之所以令人感叹,是因为当这一小队人马在荒凉的山谷间由于命悬一线而来回转移之时,毛泽东仍旧指挥着分散在全国各个战区的共产党军队作战,而且,各战区的共产党将领不断地听到毛泽东发出“蒋介石很快就要完蛋了”的呼声。为了保密,他们的代号由“三支队”改为“九支队”。

八月一日晚,毛泽东到达靖边县青阳岔,这是自离开延安后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这个村子。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在闷热的天气里继续赶路,到达横山县的小水沟村。这是一个贫苦的小村子,因为窑洞很少,大部分人睡在了露天。毛泽东住进村长李文运的家里,战士们在李家的石炕上支起一扇门板给毛泽东当办公桌。但是,刘戡部队很快就接近了,于是再走。下雨了在一个叫石湾镇的村子里弄了点饭吃,没来得及烘烤一下衣服。就接着向肖崖则村方向行进。刘戡的部队始终跟在后面,毛泽东刚离开火石山,刘戡就进了村;毛泽东刚离开石湾镇,刘戡跟着进了镇。这个国民党军将领总是能在毛泽东睡过觉或者歇过脚的窑洞外摆出姿势留个影。八月三日,到达肖崖则村时,毛泽东已浑身湿透,鞋里灌满了泥浆。听说刘戡的部队在石湾镇宿营了,毛泽东说:“那好,我们也陪他住下吧。”他和周恩来挤在农民李俊成的窑洞里睡了一夜。第二天,走到子洲县的巡检寺村,寻找住处的人还没回来,毛泽东一行人就在雨中等着。这时候,西北野战军攻击榆林的战斗打响了。毛泽东盼望着攻击榆林的得手消息,但最终传来的是三十六师从北面的沙漠绕路增援,攻击榆林失利的报告。西北野战军从榆林撤退的那天,毛泽东一行急促地离开了黄家沟,因为他们必须赶在国民党军队之前渡过无定河,通过绥德城。在泥泞的路上走了大半夜,到达无定河边,一座九孔大桥横跨在河上,当时还有民兵守着。过桥之后,毛泽东听说要炸掉大桥,表示不同意,他说刘戡要用这座桥就让他用,他是暂时地用用,我们可是要永远地用。抢在刘戡前面通过了绥德城,八月十四日,毛泽东一行到达米脂县的井家坪。

这天,三十六师离开榆林,开始全速南下。

局势陡然间危机四伏: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南北约二十公里,东西约三十公里,在这样一片狭长地带内,毛泽东已处在国民党军十几万兵力的南北夹击之中。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了攻打三十六师的设想:“钟松本早在榆林接受投粮,估计本下午可能向南走二三十里,明日必向镇川前进,其目的是占米脂。刘戡五个旅十六日上午可到绥德。明日集中八个旅打钟松于归德、镇川线以东以北山地是好机会,不知部署来得及否。”

这时西北野战军主力正集结于榆林东南、沙家店西北地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面是无定河,虽然回旋的余地很小,但正处在三十六师南下的必经之路上。彭德怀当日回电,决心打三十六师。但是,富有作战经验的钟松并没有走鱼河堡至镇川堡的公路,而是改走无定河西岸,绕过了彭德怀预设的伏击阵地。共产党官兵眼看着国民党军从河对岸走了过去,无法展开攻击。

为了摆脱危险,九支队决定继续转移。原定的路线是渡过无定河向西,再次返回小河村一带,绕到敌人的后面去。但是,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无法徒涉,又没有找到船只,无奈之下只好向东北方向转移。毛泽东疲惫之极,但坚持不坐担架。在陈家岔住了一晚之后,第二天过乌龙铺,继续向东。雷电交加,白昼如夜,到达葭县西面的曹家庄时,百姓已睡,不便打扰,战士们把毛泽东安排在一个无人居住的破窑洞里,毛泽东立即召集会议。战士们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避雨。都说这里离黄河很近,看来很可能要过黄河了。但是,刘戡的部队已从乌龙铺出动。九支队立即再次上路。黑暗中只能借助闪电的光亮辨路,耳边是山洪暴发的隆隆声响。黎明时分,毛泽东到达葭芦河边,原来细小的水流现在已是一片汪洋,根本无法通过。河的两侧是高山,后面是刘戡的追击部队。毛泽东和任弼时商量了片刻,决定向西北方向前进,那里是绝壁山峰。毛泽东挥挥手说:“咱们上山!”汪东兴嘱咐战士上山不要留下任何痕迹。毛泽东说:“不用不用,竖块牌子,上面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山顶上有个小村庄,叫白龙庙。毛泽东往石头上一坐,说:“不走了!就在这里休息,等敌人上来,打他三个钟头再走不迟!”站在这里,可以看见远处的葭县县城,刘戡追到葭芦河边仍没找到毛泽东的踪迹,于是架起大炮开始猛轰葭县县城。

八月十八日清晨,九支队继续转移,雨下得更猛,天像漏了一样。下山的时候,被洪水推着走,大家挽着手,免得被水冲走。下到山谷里,向北走到葭芦河上游,找到河面相对较窄的地方开始架浮桥。警卫战士在湍急的河水中几次架桥都没有成功,毛泽东坐在河边石头上低头看文件,山顶上白龙庙方向枪声密集,是后卫部队与追击的敌人打上了。汪东兴建议将毛泽东设法弄过河去,毛泽东不愿意。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浮桥终于架成了,周恩来在桥上来回走了几趟,然后让毛泽东过河。毛泽东坚持让机要人员、电台和文件先过,自己最后才上了桥。他刚一过去,轰隆一声,浮桥被洪水冲垮了。

形势所迫,对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的作战,将决定共产党人在陕北的命运。

彭德怀决心集中主力,趁钟松与刘戡两部的夹击之势尚未形成,利用三十六师一字排开孤军深入的时机,坚决迅猛地插入两部之间狭窄的缝隙,在沙家店地区伏击三十六师。

大雨滂沱。四野汪洋,山洪暴发,向预定战场开进的官兵步履艰难。更严重的是部队已断粮多日。西北野战军之所以兵力很少,与中国西北地区无法养活大军有关。

八月二十日,彭德怀发布歼敌动员令:

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解放事业,继续你们无限勇敢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完成战斗任务!

拂晓,攻击在瓢泼大雨中开始。

乌云低垂,大雨时断时续,天昏地暗之中,共产党官兵的攻击异常凶猛,一六五旅各团没来得及筑起工事,共产党官兵已经冲到眼前了。钟松不断地催促一二三旅赶快靠拢,可就是不见一二三旅的影子。战斗持续到黄昏时,一六五旅待援无望已斗志全无,官兵在泥泞中跑得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官兵忘记了肚子空空,大叫大喊地追击着,喊声和雨声混合在一起,让钟松听起来毛骨悚然。天黑了,钟松终于意识一切都完了。他和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脱下军装,换上早就准备好的老百姓的衣服,在大雨和黑夜的掩护下成功逃脱,但是他的部队彻底垮了。

沙家店一战,西北野战军毙伤国民党军三十六师两千余人,俘虏四千余人,总计六千余人。西北野战军伤一千四百三十五人,亡三百七十九人,失踪二十五人,总计一千八百三十九人。

沙家店战斗在危急的情况下扭转了西北战局,基本改变了西北战场上的敌我形势。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一行亲临沙家店战场,毛泽东对官兵们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半岛之争

陈粟大军出击外线之后,地主武装杀回沂蒙山区。地主武装对翻身农民实施的报复,暴露出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

毫无疑问,疯狂的报复来源于共产党人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土地问题远远超出了均贫富的范畴,它涉及到封建制度的破坏、民生权力的确立以及道德伦理的重建等一系列社会变革。成为这个国家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势力水火不容的阶级死结。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被共产党胶东军区授予“支前模范”称号的贫苦姑娘解文卿被地主武装捉住了。当共产党军队转移外线作战后,村里的大地主解保国带领保安队回来了,一口气活埋了八个人,说不把解文卿交出来就把全村人都埋了。解文卿站了出来。她被吊在房梁上,手指和脚趾被剪断,四肢被打断,牙被一颗颗撬掉。最后,大地主解保国在她身上绑满了谷草点着了。贫苦姑娘解文卿死的时候刚刚年满十九岁。

陈粟大军出击外线之后,山东解放区兵力空虚,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旨在彻底清剿山东解放区的“九月攻势”。

“九月攻势”是一次声势浩大、军种齐全的军事行动。参战的陆军部队有整编第八、第九、二十五、四十五、五十四、六十四师,共六个整编师二十个旅,配属重炮十三团,工兵第二、十五团,装甲炮兵营、战车营、宪兵十七团以及四个保安队组成的胶东兵团,由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范汉杰兼任司令。参战的海军军舰有“永积”号、“永顺”号和“长治”号三艘战舰和其他配属舰只。国民党军空军青岛、济南和徐州三个基地的部队几乎倾巢出动,其中青岛基地出动P-51型飞机十五架、B-25型飞机六架、C-46型飞机八架、C-48型飞机一架、PT-19型飞机两架;济南基地出动P-51型飞机十二架;徐州基地出动P-52型飞机四架、P-51型飞机二十四架。空军总部还派出一个侦察机中队参战。

无法理解蒋介石为什么要将如此规模的兵力集中在中国东部的一个半岛上,尤其是在共产党军队主力已经开始向国民党控制区实施大规模移动作战之后。

胶东地区,指的是山东胶河以东的半岛地域。胶东解放区拥有烟台、掖县、招远、莱阳和海阳等十几个县,这里的十几万民兵是华东野战军最重要的后备兵员。其中的烟台,是当时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少数几个城市和港口之一,烟台港口与仍在苏军控制下的大连港货物往来频繁,共产党人在东北地区组织生产的炮弹、炸药、枪支、药品和布匹等物资,都是通过大连与烟台两港之间的运输转运到内地的。山东战场上的伤员也大多集中在这里休养,连同后方机关和干部家属,共产党结集在这里有五万人之多。

“九月攻势”的最终目的是:截断烟台与大连之间的航线;完全控制胶东半岛,封锁渤海湾,断绝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的后方供给,断绝华东联系东北与华北的海上通道。

“九月攻势”令山东战场的形势又一次紧张起来。

八月二十三日,陈毅、粟裕致电谭震林、许世友:“胶东为我全军军事供应之主要基地,冀鲁豫亦部分供给,如果敌向胶东腹地进犯,对我战争供应影响甚大。因此我胶东兵团四个纵队及胶东、滨北之地方所有地武应立即紧急行动,齐心协力,单独负起保卫胶东基地光荣任务,以彻底粉碎敌人进攻。”但谭震林不同意在胶东内部作战。

位于胶东内线的许世友和饶漱石也处在困难之中。九纵正忙着补充新兵、恢复建制、鼓舞士气;十三纵队刚刚由地方武装组建,只有一个旅的编制,战斗力还未完全形成。因此,饶漱石希望谭震林率第二、第七纵队前来胶东会合,以加强胶东内线的作战实力。

而陈毅和粟裕也坚持认为,必须坚持胶东内线作战。他们在给谭震林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表示,胶东是唯一的军火、医药、电料和各种军需器材的补充地,兵员也比其他地区丰富,如果胶东遭到破坏,对今后的战争进程影响巨大。内线兵团的四个纵队,官兵基本上都是胶东人,眼看着自己的家乡被敌人占领而部队则要南调作战,对士气会产生很大打击。

二十九日,中央军委来电,令许世友的第九、第十三纵队不要南下与谭震林部会合,谭震林的第二、第七纵队也不进入胶东腹地与许世友会合。同时,不同意谭震林部南下打敌二十三师或八十三师,而是让他们根据饶漱石的指示,在诸城一线配合胶东内线的作战。山东内线兵团分兵两处的现状没有得到解决。

胶东阻击作战就这样开始了。

国民党军以火炮飞机轰炸开路,地主武装跟在后面一路狂杀。

许世友的第九、第十三纵队不但要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而且还身处密不透风的合围之中,无论阻击的决心如何坚定,作战的斗志如何果敢,结局似乎没有悬念。

九月八日,整编二十五师集中主力向平度城发动攻击,同时以优势兵力猛烈攻击蟠桃山、金花山、紫荆山。平度失守。

十六日,战况急转直下。国民党军整编五十四师一九八旅和整编二十五师的四十旅开始攻击莱阳。莱阳失守后,整编第九师进占招远以南的夏甸,整编第八师一六六旅到达夏甸以北四十公里的道头。道头一带是许世友的第九纵队主力集结地域。许世友部已经被逼到了东西仅七十公里、南北不足四十公里的沿海一角,如果道头失守就会被赶下大海。

九月九日,得知国民党军占领诸城之后,位于胶济路以南的第二、第七纵队发动了攻击诸城的作战。谭震林决定乘敌未稳发动反击,以调动胶东内线的敌人,配合许世友在胶济路以北的作战。十一日拂晓,二纵和七纵主力已经占领诸城城内的大部分阵地,并接近了一五七旅指挥部。眼看战斗就要取得最后成功了,但由于攻城部队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不清楚城内战斗进展的谭震林认为敌人的增援部队马上达到,城内的攻坚作战又一时结束不了,于是下令放弃攻击,部队撤退。

谭震林部的作战没能调动胶东的敌人,被压缩在海边的许世友必须突围自救。突围只剩了一个方向,就是与大海相反的道头方向。许世友决定,以十三纵阻击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师,以九纵队实施反击作战。

与诸城的战斗一样,许世友部对道头的攻击也没有达到全歼守军的目的。不同的是,道头一战令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师向后收缩了阵地,这使得它与整编第九师之间的距离被突然拉大了。

这是许世友部突围的最后时机。——部队处在国民党军重兵合围中,身边还有五万多伤员与干部家属,大批的胶东百姓为躲避国民党军跟在部队的后面,这一切都令许世友已经无法组织机动作战。许世友决定向敌人两军之间稍纵即逝的缝隙迅速插进去。二十二日黎明,先头部队将遭遇的整编第九师侧翼部队击溃,华东局和内线兵团机关人员及主力部队官兵一昼夜行军一百八十里,终于进入了大泽山区。

范汉杰的胶东兵团以伤亡近一万五千人的代价,先后占领了胶县、高密、平度、昌邑、掖县、荣城、栖霞、招远、龙口、黄县、蓬莱、福山、烟台、牟平、诸城等十五座城镇。至此,共产党人失去了胶东解放区的大部分地区。

从全局而言,这是共产党军队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蒋介石认为,他亲自制定的三个战略目标:占领延安、占领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和封锁共产党军队海上交通,现在都已实现了。

这就是胶东解放区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所强调的:“大约坚持一个月至多两个月,局势就会变化。”毛泽东的设想在逐步成为现实:在刘邓、陈粟和陈谢三路大军主力跳到外线作战的同时,留在解放区内部的部队只要顽强坚持,把国民党军的主力吸引牵制住,在国民党军不得不撤出解放区回援外线战场的时候,他们的被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共产党军队在战争全局上赢得主动权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朗照边区胜利花

晋察冀野战军所处的位置,是当时全国战场的中间地带。东是陈毅、粟裕的山东战区,西是彭德怀、习仲勋的陕北战区,北是林彪、罗荣桓的东北战区,南是刘伯承、邓小平立足的大别山战区。至少在一九四七年夏秋,相对于国共两军在各战区进行的大规模战斗而言,这个中间地带显得有些平静。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小河会议上,周恩来就歼敌成绩给各战区排了个队:华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陕甘宁和晋察冀。这次排队对晋察冀野战军来讲很丢面子。

晋察冀野战军决心打个翻身仗改变排名最后的现状。

只是,翻身仗不是那么容易打的。

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等人经过反复研究,于八月十九日向中央军委上报了两种作战方案,中央军委回电同意其中的一种,即以三纵攻击北平西南部的涞水、涿县和定兴,调动敌人主力西援;二纵和四纵进至保定东南的任丘以南地区待机,待敌人调动后,进至大清河地域歼敌。针对野战军官兵因急于歼敌而略显浮躁的情绪,朱德和刘少奇专门打电报给杨得志,“如多次布置无效亦不必灰心,下级亦不宜说怪话,能长此灵活运用,一年内能一两次收效亦可算成功,或可大量歼灭敌人。”

领受作战任务后,六日,郑维山率第八、第九两个旅抵进涞水城,当晚就发动了攻击。涞水是国民党军平、津、保三角防御体系西翼的重点警戒据点,也是平汉铁路保定以北的一个护路要点。八旅和九旅打了一个晚上,只占领了县城外围的两个据点。一天之后再次组织攻击,只占领了县城的东南两关。

但是,对涞水的攻击调动了敌人。国民党军增援部队蜂拥而来。二十四日,部队被迫撤离战场。

涞水之战正打得别扭的时候,位于大清河以北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军九十四师兵分两路渡河增援,晋察冀野战军认为战机已至,遂决定以第二、第四纵队主力和冀中军区部队全力向其发动进攻,试图吃掉该敌收复大清河以北地区。但是,当第二、第四纵队主力渡过大清河后,发现情报有误,当面只有九十四师的一部位于昝岗和板家窝。而国民党军第十六军二十二师主力到达霸县之后,在雄县和开口各前出了一个营,于是野战军指挥部决定改打这几处孤立之敌。敌人看似好打,攻击却均以失利告终。

晋察冀野战军出击涞水和大清河的战斗得不偿失。战后统计,歼敌五千二百七十八人,部队伤亡高达六千七百七十八人。

聂荣臻和杨得志都向中央军委发出了检讨电报。聂荣臻认为,战斗失利的原因是“决心太厚,包围敌人过多,兵力分散,不能速战速决”。杨得志认为,主要原因是战前侦察和搜集情报不够,对敌人工事的坚固和火力的猛烈估计不足。

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回电晋察冀野战军,显示出极大的宽容,甚至嘱咐他们不必顾及配合全国战局的问题。

秋日的华北平原一片金黄。

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日夜寻找着可能出现的战机。经过反复研究,晋察冀野战军决定再次出击保北。所谓保北,指的是涿州到徐水的那段铁路线。晋察冀部队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这里,是因为这一地段对于国民党方面十分敏感。关键是:对徐水的攻击一定要凶狠,否则无法调动敌人增援。增援的敌人可能来自两个方向:一是徐水以南的保定,一是徐水以北或东北的固城和容城。当然,如果能够把驻守石家庄的第三军调出来加以伏击则更理想,这样不但能够打击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主力部队,还能使孤立的石家庄防御更加薄弱,为今后攻打石家庄创造条件。

徐水守军是国民党军第十六军九十四师十五团和一些地方保安队,配有一个榴弹炮营。徐水城防经过多年修筑,防御工事十分完备,城墙上有碉堡,墙腰上还有三层射击孔,城角筑有地堡,形成了以城内钟楼为核心的严密的火力体系。在城墙防御线的外围,宽七米、深六米的护城河里灌满了水,护城河前设置有铁丝网和大量的地雷。

十月十一日,二纵在司令员陈正湘和政治委员李志民的指挥下,迅速清扫徐水外围据点后直逼城下。

二纵队对徐水不惜牺牲、意在必夺的反复攻击,令国民党军意识到再不增援徐水就完了。

孙连仲命令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李文率第九十四军的两个师和独立九十五师各一部共六个团,在战车第三团的配合下,由高碑店、定兴,经固城南下;第十六军的两个师共四个团从新城、霸县出发,向西经容城增援。

晋察冀野战军三纵、四纵和独立第七旅等部队奉命立即插入固城与徐水之间拦截。命令要求无论飞机大炮的火力如何凶猛,各部队必须死守阵地一步不退。

李文深知他的部队必须紧密靠拢,绝不能孤军冒进,更不能让共产党军队寻找到分割他的缝隙,为此,他宁愿与阻击的共产党军队打成僵持也不分兵。而这时,二纵对徐水的攻击举步维艰,伤亡不断增加,即使对城墙的突破也未能获进展,国民党守军表现出固守待援的极大的耐心和决心。

攻击和阻援都处在了僵持状态,这种状态拖延下去对晋察冀部队极其不利。晋察冀野战军迅速调整部署,决定二纵继续围攻徐水,主力则立即向平汉路以西地区转移,引诱北路援敌西进,迫使敌人分散兵力。关键时刻野战军负责情报工作的二局局长彭富九截获了孙连仲发给罗历戎的电报,电报要第三军派一师北上保定,另一师留守石家庄。

这一消息令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先是大吃一惊,接着便是喜出望外。——想把罗历戎的第三军从石家庄调出来,原来只是一个奢望,现在突然变成了现实,而这意味着整个战局也许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三军在国民党军中算是老牌部队,其前身可追溯到一九一五年护国战争时驻粤滇军序列。一九二五年八月该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从那时起,无论国民党军的编制序列如何变化,第三军始终保持着北伐时的番号,这在国民党军中独一无二。

罗历戎,四川渠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从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当见习排长开始,他就是胡宗南的部下,因此也是蒋介石嫡系军官中的一员,参加过蒋桂大战、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一九四二年升任第三十六军军长,一九四五年一月升任第三军中将军长。

第三军驻防石家庄后,罗历戎的日子很不好过。周围的县城被共产党军队一一攻占,他被迫放弃了石家庄外围据点,收缩部队固守市区和机场,准备应付共产党军队对他的最后一击。罗历戎曾请求孙连仲派兵增援,但由于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总兵力已经捉襟见肘,孙连仲对罗历戎说,现在全国各个战场都吃紧,没有多余的兵力支援石家庄,只能再加强一个团,剩下的事就只有靠你自己了。罗历戎又向他的老上级胡宗南求救。胡宗南的部队深陷于陕北战场且至今没能寻到毛泽东,他回电罗历戎:“增加兵力就近向北平请求,石家庄现有一军兵力如加强攻势,防守应有把握,否则只有毁灭。”罗历戎真正成了左右无援的孤军,当石家庄最后一个外围据点正定被共产党军队攻克后,他产生了离开石家庄搬到保定去的想法。

共产党军队攻击徐水,孙连仲命令第三军北上保定增援,罗历戎所盼望的离开石家庄的机会终于来了。

罗历戎知道,在这种时候,他率部离开石家庄不是没有危险性。因为从石家庄到保定,虽然只有一百八十公里的路程,但必须通过共产党解放区。孙连仲建议用空运的方式运兵,被罗历戎拒绝了,不是他胆子大,而是他想到了部队到达保定以后的日子。——空运可以把部队连同他自己安全地运走,但不可能把营具辎重全部带走。到了保定,部队要什么没什么,找谁去解决?罗历戎侥幸地认为,共产党军队主力此刻正在保定北面作战,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跑到他跟前来。

谨慎的罗历戎严密封锁了部队出动的消息,一时间整个石家庄城只准进不准出。十月十五日下午,第三军出动了,所有的营具都装上大车,连私人的箱笼也被全部带上,仅牲口大车就装载了两百多辆。罗历戎的保密工作起到了效果,第三军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石家庄整整一天之后,聂荣臻才得到了有关情报。罗历戎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本想离开共产党军队必定要集中全力攻击的石家庄,转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带去,结果他的出动使第三军这支历史悠久的部队遭遇灭顶之灾。

在空旷的乡村土道边,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三个人蹲在地上看地图。他们心里很清楚,部队必须停止西进,立即掉头向南,在运动中将罗历戎部歼灭。问题是战场应该选择在哪里?

耿飚选择的战场名叫清风店。

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仔细地计算了敌我双方的行军速度,因为新乐到清风店一路都是解放区,罗历戎部晚上不敢行军,他们携带着辎重和家眷,每小时能走五公里就不错了。如果再有解放区内民兵的袭扰,他们的行军速度定会被严重迟滞。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的计算结果是: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走完一百二十五公里左右的路程,必须赶在罗历戎的前面到达清风店地域。

耿飚蹲在地上起草了作战命令:除了攻击徐水的部队不动外,其余各部立即掉头南下,不惜一切代价赶往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

由于没有电台,参谋们骑马飞奔附近的部队,然后采取接力的办法传递命令。参谋们出发前,耿飚只强调了一个字:快!

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身边只剩下一个叫余震的作战参谋和三名警卫战士。他们开始骑马狂奔,一天一夜滴水未进,于十八日拂晓到达保定东面的一个小村庄,开设了野战军指挥所。

政治委员杨成武开始起草战斗动员令。数十年之后,这个动员令依旧令当时的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记忆犹新,他认为这个动员令写得“气势磅礴,火药味浓,鼓动性强,似乎千军万马就在眼前”:

一、集中一切兵力、火力,猛打!猛冲!猛追!发挥三猛战斗作风。狠打、硬打、拼命打,毫无顾虑地冲垮敌人!包围敌人!歼灭敌人!

二、不顾任何疲劳,坚决执行命令!不顾夜行军、急行军!不管没吃饭、没喝水!不管连天、连夜的战斗!不怕困难!不许叫苦!不许怠慢!走不动也要走!爬着滚着也要追!坚决不放跑敌人!全体干部以身作则,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

……

二纵四旅原来的任务是攻打徐水,之后奉命到容城一线去打阻击,然后又奉命撤离战场向西转移,现在的命令是不惜一切向南奔袭。这种急行军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八个昼夜,杨得志站在路边喊:“能坚持住吗?”官兵们回答:“胜利就在咱的大腿上!”九旅二十五团一营三连也已连续作战行军七个昼夜,连队向南奔袭后不久,有的战士跑着跑着睡着了,因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干部们只好队前队尾地来回跑。这不是平常的行军,不能顾及出现掉队,跑不动跟不上就不管了,让后面的官兵收容,能带上几个就带上几个。也不管什么建制了,跑得最快的战士放在全连的最前面,跑得最快的连放在全营的最前面,跑得最快的营放在全团最前面。

继续向南,绕过保定,就进入解放区的地盘了。天大亮的时候,官兵们眼前出现的景象让他们又惊又喜:乡亲们早就为部队做好了饭。“沿街两侧摆满了粗瓷大缸、陶瓷小盆、柳条编的挎篮、苞米叶子织的箩筐,农家所有盛食物的家什全摆开了,里面盛着新出锅冒着热气散发着油香的葱油饼、红皮沙瓤的红薯、香喷喷的烫面包子、不凉不烫的茶水、冒着腾腾热气的盐茶鸡蛋以及花生、核桃和红枣。”杨成武回忆说,“真难以设想,他们是以什么样的速度准备好早餐的,因为从冀中军区到基层,中间隔着那么多层次,就是把消息传到村一级,也得几个钟头啊!”

杨得志和杨成武遇到了冀中区党委和行署支前指挥部的吴树声,他们对这位共产党的地方干部印象极其深刻。吴树声说:“区党委书记林铁同志让我转告野司首长,冀中两千万人民决心做到,前线要什么,我们有什么,部队有什么要求,我们保证做到!”吴树生果然说到做到,仅仅一夜之间,冀中地区组织起支前民工十万,担架一万一千副,牲口九千六百头,大车三千四百辆,成千上万的支前百姓跟随在共产党军队的后面,连绵百里,浩浩荡荡。

杨得志接到情报:罗历戎已经接近定县。

史料显示,直到被包围的时候,罗历戎对共产党军队的动向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可共产党军队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共产党军队拥有数量众多的耳目,农民们给杨得志送来的情报内容丰富得五花八门:罗历戎部队的宿营位置,张三李四家各住了多少兵、炮架在了村东还是村西,士兵手上拿的什么枪,中午吃的是什么饭,做饭的锅看上去有多大尺寸,长官坐的小汽车停在谁家的院子里,大部队是几点出发的、走的是哪条路以及现在走到了哪里。

十九日,罗历戎自定县向清风店方向继续北进,中午,部队渡过唐河。下午的时候,他接到飞机接连投下的两封信件,信件的内容是一样的:“我们发现共军大批密集部队南来,距你们很近,请第三军紧急做战斗准备。”

罗历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无法理解所谓“共军大批密集部队”是从哪里来的。紧接着飞机又来了,空投下大量的弹药和饼干,这一下罗历戎觉得真的不妙了。他命令部队进入清风店附近的南合营、高家佐、东同房、西同房、东南合村、西南合村、小瓦房等二十多个村庄内,紧急构筑工事准备作战。同时,他急电北平行辕李宗仁和保定绥靖东署孙连仲派兵支援。

此时,虽然双方都无法确定对方的具体位置,但共产党军队以惊人的行军速度赶在罗历戎之前到达了清风店战场。到达战场的部队没有在预定位置发现敌人,战后才知道杨得志他们把罗历戎的行军速度计算快了。没有发现敌人的先头部队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向前搜索,摸索了十几里后与罗历戎的部队接火了。

驻扎在保定的孙连仲得知罗历戎部遭遇共产党军队后,也有点想不明白。也许共军不是仅仅冲着罗历戎的第三军来的,很可能是想攻打他的保定。所以,如果出动主力增援,保定就成了一座空城,这岂不正中共军的诡计?于是,接到罗历戎的请求后,孙连仲并没有马上派兵,而是派空军出动飞机对南下的共产党军队实施轰炸和扫射。

十九日晚,晋察冀野战军将罗历戎所在的村庄包围。

二十一日,战斗进入白热化。孙连仲乘飞机飞临战场上空,这里距离清风店只有一个小时的汽车路程,蒋介石在电报中训斥孙连仲无能,命令他必须全力增援第三军。飞机上的孙连仲一面骂罗历戎突围不利,一面埋怨李文指挥不利。但是,被共产党军队封锁的道路就是无法打开。三纵第八旅死死地卡在南下的道路上,敌人枪炮猛烈,阵地上硝烟弥漫,白天被遮蔽得如同黑夜。在国民党军攻击部队的后面,数百辆汽车上坐满了官兵,只等道路被打通后向第三军被围困的村庄急驰。

在清风店的西南合村里,罗历戎有点熬不住了。他用报话机直接向孙仲连喊话,说这里没有饭吃,如果援军再不来,他就准备自杀了。孙仲连回答说,只要再坚持两昼夜,援军必到,那时第三军就可以为党国立大功了。

二十二日凌晨,晋察冀野战军对清风店的总攻终于开始了。西南合村遭到空前猛烈的炮火袭击,然后就是从村庄四面响起的杀声。罗历戎跑到第七师指挥所,在那里他换上了一套士兵军服,然后与李用章师长一起向西南方向逃窜。

罗历戎没逃出多远,就被共产党官兵俘虏。罗历戎立即要求见聂荣臻。身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他曾是时任政治教官聂荣臻的学生。

聂荣臻对罗历戎说:你愿意留下,我们提供学习机会;愿意回家,我们放你走。但是,不管留下还是回家,都要认识过去的罪行。

罗历戎留了下来。经过十二年的关押,一九六〇年冬被特赦。后任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

清风店一战,晋察冀野战军以九千一百九十二人的伤亡,俘敌一万一千零九十八人,毙伤敌六千一百五十五。聂荣臻说:“这次歼灭战打得很干脆,从军长到马夫没有一个逃跑掉。”

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

将米糠、秕谷、瓜菜和几把碾压成片状的黑豆,加水熬煮,就制成了当地叫“糠菜糊糊”的粥状食品。沙家店战役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主要依靠这种食品充饥。

一九四七年夏秋以来,陕北先旱后涝,庄稼严重歉收。贫瘠的土地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份,也养活不了当地百姓,天候稍微有些变化便会导致饥馑遍地,更不要说供养军队了。于是,是否有粮食,决定着西北战场上数量不多的共产党军队能否打仗、打什么规模的仗和仗打得怎么样。

八月三十一日,彭德怀致毛泽东电:“本世(三十一日)以备战伏击姿态,积极筹带两天粮食,半月以来给养不定,艳(二十九日)遇雨,有些疲劳现象……”

九月三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敌人南进甚快,如东三县有粮,又有歼敌机会,则打一二仗再出去也好……”

九月四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如粮食情况许可,请考虑在九里山地区歼灭九十师一部……”

九月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延长一带有粮,利于我军在此地区寻机灭敌。”——作战地区有粮食甚至比有敌人还能鼓舞战斗力。彭德怀立即决定,向陕西北部靠近黄河的交口地区开进,在关庄、岔口一带阻击胡宗南部主力。

持续六天的阻击作战,毙伤敌人三千三百余人,自己伤亡一千五百零三人。

此时,毛泽东已在朱官寨停留快一个月了,他住在村边的一孔窑洞里。令人惊异的是,整日以糠菜糊糊口的毛泽东,此时却以飞扬的思绪和高涨的斗志,亲自撰写了一篇又一篇充满才智与激情的妙文。

因为朱官寨距国民党军盘踞的榆林很近,同时又难以搞到粮食,在佳县的县委书记张俊贤的建议下,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一行又南又向西,转移到佳县境内的神泉堡。

神泉堡村坐落在佳芦河以南,依山傍水,东面是条大川,南面有条又长又深的沟,全村只有三十多户一百五十多人,十分宁静。在这里,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

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有如下各项:

(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逮捕、审判与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

(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

(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乡村田地,由乡村人民按照人口及田地之数量质量,平均分配使用,并归其所有。

(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国联邦的权利。

(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时期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

周恩来说:“在去年七月就提出打倒蒋介石,行不行?还不行。当时提的口号是武装自卫,还不能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因为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现在为什么可以提而且必须提?“因为在全国他还占有四分之三的土地、三分之一的人口。只有战略进攻,才能彻底消灭他。口号一提出,战争行动就要配合,就是全国性反攻,就是打出去,突破解放区的界线,我们的行动是为实现这个口号的。”

下一步如何作战,王震建议挑选国民党军物资储存丰富的城镇打,以便解决部队急需的粮食和过冬的棉衣。十月十三日,王震、王世泰致电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并告中央军委,决心从韩城北上攻打宜川。

宜川并不好打,因为这座县城是国民党军封锁陕北的重要堡垒,多年以来始终驻有重兵把守,城防工事轮番扩大加修,县城内外堡垒层层叠叠,外壕、鹿砦异常坚固。

部队官兵对打宜川也顾虑重重。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保卫延安以来连续作战,部队已经相当疲劳,粮食严重短缺,伤亡还没有来得及补充,许多连队只有二三十人,最多的也不过四五十人。

打下物资丰厚的县城,解决部队急需的粮食弹药,这对王震来讲是头等重要的事。

十月二十日晚,二纵和四纵对宜川的攻击开始了。

王震集中了所有的火炮轰击掩护,他在炮兵阵地上挽起袖子亲自操炮。接着,王震又跑到独立第四旅十四团,与官兵们一起射击冲锋。政委杨秀山战后回忆说,“他到十四团,趴在那里射击,那真是冒险啊!可是谁把他也没办法。”

宜川打下来了。

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由延安向宜川急促赶来。由于没有战机可寻,王震决定四纵撤往固临地区休整,二纵东渡黄河进入晋南。缴获的大量弹药都给了四纵,这支新组建的部队顿时装备了起来。

就在第二、第四纵队在黄龙作战的同时,西北野战军内线部队第一、第三纵队开始了对延长、清涧地区的攻击。十月四日,他们包围了清涧县城。

清涧是榆林至延安公路上的要点。守军为国民党整编七十六师。

整编七十六师是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现任师长廖昂。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该师奉命驻守延长、延川和清涧一线。发现自己被围之后,廖昂向胡宗南建议放弃清涧,让整编七十六师转移到绥德,与驻守在那里的整编三十六师一六五旅会合。胡宗南不同意。廖昂又提出,驻守绥德的一六五旅南下,驻守瓦窑堡的七十二团西进,重兵集结于清涧共同防御共产党军队的进攻。这下胡宗南火了,指责廖昂是在有意为彭德怀创造打援的机会。

结果,清涧处于孤立之中,廖昂的整编七十六师四面无援。

十月六日黄昏,彭德怀下达了攻击清涧的作战命令。

秋雨连绵,攻城部队逐步扫清了清涧城的外围据点。尽管胡宗南派来飞机进行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但未能减弱廖昂的压力。廖昂给胡宗南发去一封充满绝望情绪的电报:“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走。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又不能走,唯死与降耳。”这封电报似乎起了作用,七日胡宗南回电称,已命令刘戡率五个旅火速增援清涧。同时还说要再派飞机前来助战,让廖昂注意对空联络。飞机真的来了,廖昂以为投下的是粮食和弹药,谁知道竟是三十亿元法币,既不能当弹药使用也不能当粮食充饥。但是,毕竟援军要来了。

十月九日,刘戡的五个旅到达距清涧不足三十公里的永坪,这里距清涧只剩了一天的路程。如果刘戡一旦突破共产党军队的阻击线,清涧之战就不是打廖昂了,而是一纵和三纵将受到县城内外之敌的两面夹击。彭德怀意识到战役必须速战速决,可是,清涧外围的重要制高点笔架山还没有夺取。

彭德怀一面命令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前去阻击援敌,一面命令一纵副司令贺炳炎立刻拿下笔架山。十日白天拿下笔架山,攻城部队十日夜晚发动总攻,十一日拂晓前一定解决战斗。

十日拂晓,清涧城里的廖昂没有听见太多的枪声,却看见城西的笔架山的防御部队蜂拥下逃。有人报告说,共军拂晓时爬上了绝壁,大喊“缴枪不杀”,守兵惊慌逃跑,军官们根本制止不住,笔架山已经丢失。

廖昂再次与援军联络,下午十六时传来消息,援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清涧西南高的地,并说明了联络号音,让廖昂派人前去联络。廖昂立即派人前往,结果人刚一出城,就遭到共产党军队的猛烈射击,接连再派出的人要么被打死要么负伤逃回。

天黑了,廖昂感到了恐惧。

一纵和三纵以连续爆破炸开了清涧城的东门和北门。攻击部队从这两个突破口潮水般涌入,激烈的巷战在一片黑暗中展开,整个县城里回响着枪弹声、刺杀声、奔跑声和呻吟声。

午夜,城内的枪炮声愈加激烈,而且越来越近。廖昂说只有拼死突围了,但参谋长刘学超认为突围的时机早已错过,不突围还可以凭借工事抵挡一阵子,眼下只要一出去就会立即被打死。刘学超说完,回到自己的窑洞,他的窑洞里已躺满伤员,根本无处容身,他只好转身又走出窑洞。刘学超先是看见廖昂已经换上了士兵的军装,接着看见廖昂开始烧东西。一开始他以为是在烧文件,但走过去仔细一看,廖昂烧的竟然是胡宗南空投的那三十亿元法币。在这个危机已经近在眼前的时刻,他竟然十分耐心地一张张地烧钱,这让刘学超感到了害怕。

拂晓时分,廖昂给胡宗南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大意是“所有兵力全部投入,但很难固守”。然后枯坐着一动不动。刘学超想着他的同事被共军俘虏受到优待的传闻,竟然倒头躺在炕上睡着了。

不一会,巨大的声响把刘学超惊醒,他听见廖昂喊:“赶快把门顶上!”

接着,门被撞开了,共产党官兵冲了进来。廖昂穿着士兵军装,面色惨白,窑洞的地上散落着他平时喜欢戴的那顶皮帽和他的私人牙章。

清涧一战,西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整编七十六师师部、二十四旅的两个团。

听说廖昂被俘后吃不下睡不着,彭德怀找他谈了一次话并留他一起吃饭。警卫人员端上来一盆面条,廖昂惊讶地说:“副总司令太艰苦了。早听说彭副总司令生活俭朴,万万没想到你就吃这样的饭,名不虚传!”彭德怀沉下脸说:“这样的饭不好吗?中国老百姓吃不上这样的饭有的是。我彭德怀吃这样的饭已经是享受了。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大惊小怪,觉得难以下咽,正说明国民党腐朽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

清涧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主力北上,对陕北重镇榆林发动了第二次攻击,可最终还是以失利告终。

毛泽东走进了佳县县城。正逢赶集日,街上很热闹,他在羊肉摊子上吃了碗羊杂碎,然后到白云山上的庙宇去赶庙会。他被一台山西梆子戏的唱腔吸引了,坐在板凳上看,后来人太多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就站在板凳上看。他对随行人员说:“这戏叫《三官排宴》,戏里的老生就是杨四郎,老旦是佘太君,都唱得不错!”

山上的道观香火旺盛。毛泽东对身边的汪东兴说:“神学把神的意志无限夸大,说什么上帝创造和主宰着世界,说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第七天造物完毕休息去了,你相信吗?”

毛泽东的口气显示出他是绝对不信的。

瑟瑟秋风中的反腐与作战

作为国民党党、政、军的“第二号人物”,陈诚在国民党内部始终处于毁誉参半的旋涡中。

陈诚早已认定自己的一生必定要与蒋介石共命运。因此,他要求国民党军各级军官听到“蒋总司令”或“蒋委员长”的时候,都要立即肃静立正。他在国民党军中呼吁“服从统帅,信仰领袖”。在长期的军事将领和高级幕僚的生涯中,他每每被蒋介石派往军纪混乱、战绩不佳的部队和战区去,所到之处皆全心全意尽心尽责,成为国民党军中唯一与蒋介石没有任何间隙的高级将领。

一九四七年八月,陈诚再次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这一次,蒋介石需要整肃的战区是东北。

蒋介石最初考虑,让华北和东北两个战区合并,让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兼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奉蒋介石之命数次到北平劝说,但是李宗仁坚决不干。

此时,陈诚正处在失意状态。多年来的得势使他在国民党内树敌颇多,特别是就任参谋总长以来,顾祝同、熊式辉、刘峙、汤恩伯、杜聿明等高级将领对他更添嫉恨,认为他目中无人,排除异己,偏重他的嫡系部队而对其他部队多有为难。内战爆发后,随着国民党军在全国战场的接连受挫,作为参谋总长陈诚不得不为作战失利承担舆论上的责任。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陈诚早存去东北之心,但是,这一年的四月间,他已秘密派人去东北调查熊式辉和杜聿明“贪污腐化”的证据。为此,熊式辉提醒杜聿明:“陈诚这个家伙现在窘极无聊,出坏主意。据可靠消息说,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都失败了,想来东北出出风头,挽回他的面子,现在正想打我的主意。我走了你也难顶他,我们两人要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

七月十二日,陈诚到达东北召集军事会议。当时,国民党军中盛传陈诚将要主政东北,但陈诚本人对此只字不提。在此期间,陈诚做了一件令熊式辉和杜聿明十分尴尬的事:在四平作战时,杜聿明曾请求蒋介石为坚守四平的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和增援四平的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分别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和云氅勋章。由于当时新六军没有按照杜聿明的命令完成任务,因此他唯独没有为廖耀湘的新六军请功。而陈诚这次来东北,专门亲赴铁岭为新六军举行了补授勋章仪式,拉拢部队的意图十分明显。同时,在记者招待会上,陈诚用刻薄的语气表明政治腐败和指挥失当,是导致东北国军成为“瓮中之鳖”的主要原因。

熊式辉认定自身难保,连续给蒋介石写了七封辞职信。蒋介石一再复信,安慰熊式辉“以国事为重,继续主政东北”,同时表示“决不更动东北人事”。收到蒋介石的回信,熊式辉踏实了一些,正准备整军备战,国民政府命令到了:撤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长官部机构与东北行辕合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行辕主任、郑洞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又过了几天,国民政府的命令又到了:撤销熊式辉的职务,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此时,杜聿明因病情加重已离开东北,熊式辉深感被蒋介石和陈诚所捉弄:“我历来认为蒋是一个权谋家,但未料到会这样整我,以后谁再为他卖命?”

八月初,陈诚带着从保定军校就一直追随他的亲信将领罗卓英到东北上任。没有人认为在治理东北军政事务上,陈诚会比熊式辉和杜聿明干得更好,尤其是东北籍的军官和士兵们。

但是,陈诚自己决心大干一场。他首先要“反腐败”。陈诚连续撤换了包括辽宁省政府主席徐箴,第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刘玉章的职务。有人提醒,撤换将领也许会导致部队投奔共产党。陈诚的回答是:“谁要投,就让他去投。他今天投,我现在就缴他的枪!”针对东北部队的纪律败坏,买卖武器,暗中经商,贪污勒索和滋事扰民的现象,陈诚派出督察组和点验组日夜严查,无一疏漏,最终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查了出来。这些人统统都被陈诚或是查办囚禁,或是拉到野地里枪毙。

整顿风气的同时,陈诚开始了整军。他砍了许多由被收编伪军组成的虚报编制坐吃空饷的保安队,把东北原有的九个保安司令部、十一个保安支队以及交警等部队扩编为新编第三、第五、第七、第八四个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并从苏北把第四十九军调入东北。这样,连同东北战场原有的八个军,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作战部队已达十四个军,而且经过大力抓捕壮丁,原来缺额的部队也基本满员。兵力总计约五十万。

“陈诚很好,无畏而正直……能干而廉洁的将军,可惜去晚了,一年前就该把他派去。”美国人魏德迈说。

“东北的败征已见,全部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能起死回生,陈诚更不是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之材。”李宗仁说。

陈诚对自己、对东北战局皆充满自信。陈诚良好的自我感觉的危险之处在于:他严重低估了自己的对手。

此时,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其实力远远超出了陈诚的预想。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从建制零散、兵力薄弱、武器落后的被动状况,仅仅经过两年的艰苦时光,就已发展成为一支无论兵力、装备和作战能力都已具备惊人实力的部队,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堪称奇迹。

就在陈诚在扩充军队的时候,林彪也在迅猛地扩大着他的部队: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拥有二十七个步兵师,另外还有八个独立师、两个骑兵师、五个炮兵团,总兵力已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军队的扩军一发不可收拾,其兵力增长速度十分惊人。

陈诚无法拥有的,是林彪部强大的后备兵员。在整个东北,拥护共产党政权的所有翻身农民,都是东北民主联军潜在的士兵。在中共东北局的指导下,共产党地方政权组织训练了大量的二线部队,数量达到七十多个团二十万人之众。这些二线部队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参加战斗或补充兵员。同时,东北乡村广袤而肥沃的土地为共产党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官兵们个个新军衣、新棉袄、戴着暖和又神气的皮帽子。一旦与国民党军队接火,国民党官兵对共产党军队几乎使不完、用不尽的炮弹子弹感到十分奇怪,他们无法想象,共产党人在东北地区已建立起强大的军用物资筹集、生产和供应体系。

八月,陈诚调兵遣将准备作战,以实现他对蒋介石的承诺:“用六个月时间恢复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优势地位。”陈诚知道,如果不把北宁路锦州至沈阳段以西的共产党军队彻底肃清,关内关外的联系就随时有被切断的危险,所以作战首先要从扫荡北宁路开始。

林彪、罗荣桓决定发起秋季攻势:首先以冀察热辽军区主力向北宁线发动攻击,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然后趁国民党军西援之机,出动北满和西满部队主力攻击中长铁路,在长春与四平之间寻找歼敌战机。

辽西走廊,一片狭长的丘陵地带,北宁线和锦承线穿越而过,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交通要道。一九四七年九月六日,陈诚为“确保辽西走廊之安全,彻底解除北宁铁路之威胁”,以暂编五十师(欠一个团)为左路;以暂编二十二师(欠一个团)为中路;由暂编六十师为右路,分别从绥中、锦西、义县向建昌方向攻击前进,以肃清北宁线上锦榆段附近的共产党军队。

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前线指挥部决定,以第八纵队歼灭暂编二十二、五十师,吸引锦州方向第九十三军增援,然后投入第九纵队,合力围歼第九十三军主力。

到九月二十二日,从梨树沟门村到杨家仗子,八纵和九纵连打三仗,总计歼敌一万两千多人,除了各种物资之外缴获的武器足够装备两个团。战斗结束后,他们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采取铁路大翻身破坏法”,彻底破坏了锦州至山海关之间的铁路,再次切断了国民党军关内与关外的联系。

本想使北宁路更安全,没想到现在反被截断了,愤怒的陈诚再次部署打通北宁路,与共产党军队于辽西地区进行决战。但是,部署还没有落实完毕,林彪部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十纵突然开始了突袭中长路的战斗。就在第八、第九纵队在辽西发动攻势的时候,陈诚命令驻守铁岭的新六军的两个师乘火车增援锦州,同时请求华北的傅作义派兵北上。新六军主力的出动,造成了中长线的兵力空虚,林彪认为战机已至,遂命令各部队轻装向中长线奔袭前进。

国民党军开始迅速收缩,收缩的速度十分惊人,新六军主力一天之内返回了铁岭,林彪随即放弃了攻击开原的计划。

在陈诚的请求下,蒋介石将原驻守华北的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第九十四军四十三师,第十三军五十四师,暂编第三军十、十一师以及骑兵第四师调出增援东北。

十月中旬,国民党军重新打通了北宁路。

十一月九日,林彪下令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结束。

林彪在一九四七年秋发动的一系列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三个师部、两个师、九个团总计四万七千余人,非正规军一个师部、两个师、十个团加三个营,总计两万两千余人,合计六万九千余人。共产党军队再次把控制区域扩大了近四万平方公里。

一九四八年元旦,陈诚在他发表的“告东北军民书”中说:“目下国军已经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期已过。”他的话音未落,林彪部的新一轮更加猛烈的攻势又开始了。

也许陈诚真的不清楚,此时不仅仅是东北地区,在整个中国的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的“危险期”已经来临。

陈诚不会想到,这是他在中国东北的第一也是最后一个冬季。在林彪大军的席卷下,他很快就丢了东北军政最高指挥官的职位,然后被蒋介石派到遥远的台湾去建立“后方基地”了。

“他们未必愿意永久打仗”

一九四七年冬天来临的时候,共产党人萌生了攻击和占领一个国民党军设防坚固的大城市的念头。令聂荣臻产生这一念头的那座大城市是石家庄。

石家庄那时候名为石门,它犹如楔进华北解放区腹地的一颗钉子。可以说,自正太战役开始,共产党军队在华北地区发动的每一场战役,都有孤立它的意图。聂荣臻对夺取这座城市几乎到了朝思暮想的程度。那样一来,华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就真的可以自由驰骋了。

清风店战役刚刚结束,聂荣臻立即意识到,石家庄四周全是解放区,这座城市已经成为深陷于解放区内部的一座“孤岛”。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他与萧克、罗瑞卿、刘澜涛四人联名向中央军委发出了攻打石家庄的电报。

但是,石家庄终究是国民党军自内战爆发以来重点防御的大城市。对这样规模的城市发动攻击,共产党军队并没有十分的把握。

更重要的是,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店战场上缴获了一份《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从要图上看石家庄的防御不是想象的那么薄弱。

内战爆发后,石家庄成为国民党军在华北战场的重要战略依托。驻守城中的第三军连年修筑城防工事,虽然该城没有城墙,但第三军还是围绕城市边沿修筑了三道防御体系,碉堡总数达到六千多个:第一道防御体系,是当年日军修筑的封锁沟,沟深三米、宽两米、周长约为三十多公里,沟外设有地雷群、铁丝网、鹿砦等防御设施,沟内设围墙、电网,每隔数十米筑有碉堡一座,碉堡、暗堡和交通壕、散兵坑彼此相连。第二道防御体系,是以环绕市区的大建筑物和北兵营为依托构成的内市沟,内市沟宽五米、深五米、周长为十八公里,沟内修筑有碉堡和地堡组成的工事,还筑有一条周长二十五公里的铁路,上有铁甲列车昼夜巡逻,成为活动的堡垒。在外封锁沟和内市沟之间有大量的碉堡和暗沟。第三道防御体系,是以市区的正太饭店、大石桥、铁路工厂、电灯厂和火车站构成的核心阵地,阵地上部署着严密的火力网和通讯系统。

虽然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已率主力离开了石家庄,但城内的留守总兵力依然高达两万五千多人。守城部队由三十二师师长刘英统一指挥。

刘英认为共产党军队没有飞机、坦克和重炮,就连山炮和野炮都不多,想攻下石家庄这样的大城市,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刘英的自信还来自蒋介石对他的承诺:“共军若敢进攻石家庄,兄当亲率陆空大军前去支援。”——刘英也知道这种承诺不可能兑现,但这无疑是一个小小的师长能够得的最高礼遇了,他已经受宠若惊。还是身在保定的孙连仲做了点实在事,给他空运来了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排以及八吨的弹药。

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毛泽东复电晋察冀野战军,设想的是“围城打援”,与聂荣臻的设想有出入,但是聂荣臻下定决心要占领石家庄:“我们也知道石家庄是设防城市,可是设防再坚固,也要兵来守,兵不多是不行的,再说即使打不下来,也没有什么危险,四周都是解放区。何况不论从兵力上、士气上看,打下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决心打石家庄是对的。”

十月二十五日,晋察冀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和部署攻打石家庄的作战计划。三十一日,年过六旬的朱德亲自来到会上,他对野战军的干部们说:“打下石家庄,可以学会打攻坚战,学会打大城市。”为了加强攻击时的炮兵力量,他还特地从华东野战军调来一个榴弹炮营。

晋察冀野战军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攻击石家庄后,如果国民党军抽调主力南下增援,就在半路歼灭他一部,将其击溃后继续攻城;如果国民党军不增援,则一举攻克石家庄。

此刻,同样在进行作战准备的是解放区内几十万的百姓。不到十天,近十万民兵、民工和万余副担架、万余口牲口、四千多辆大车,八万多发各种炮弹、一百五十多万发各种枪弹、六万多斤炸药、二十多万斤各种攻坚器材以及二十四万斤主副食被送到了前线。

六日凌晨,外围攻击战开始。

石家庄外围据点被肃清之后,攻击部队采取土工作业的办法逐步迫近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外市沟防线实际上就是石家庄的外围地下城墙,环行的开阔地沟里布满了地堡和电网,并有地面和空中的交叉火力配合拦截。八日晚,三纵七旅首先在西兵营爆破成功,将外市沟炸开了一个大缺口,二营一路突击进去夺取了守军的前沿阵地。至九日,除了少数据点之外,石家庄外市沟防线全部被突破。

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命令,派少数兵力继续围困和攻击剩下的几个据点,其余所有部队迅速向第二道防线推进。

无法得知蒋介石如何看待毛泽东关于战胜他的军队的战略战术。不久前,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出席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时,呼吁美国政府承认他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之合法政府,并呼吁必须以经济援助给与中国国民党政府。——马歇尔的呼吁让蒋介石心情复杂:美国人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呼吁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盟友明确地感到自己的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了,而共产党人也许会赢得胜利。第二,没有美国人的援助,自己面对的局面会迅速恶化。

毛泽东终于决定离开陕北了。

毛泽东要去的地方,是河北境内一个名叫西柏坡的村庄,村庄距离共产党官兵刚刚攻占的石家庄很近很近。

以往,毛泽东的电报里常常出现“南线”和“北线”,这只是毛泽东心中以黄河为界的战场划分,毛泽东不在乎黄河是如何弯曲流淌的,他把黄河以北以东的东北、华北、山西等地区皆称为北线,把黄河以南以西的山东、河南,直至长江北岸,乃至包括黄河以西的西北战场都称为南线。毛泽东离开陕北去河北,等于从南线战场转移到了北线战场。

“他们未必愿意永久打仗。”

共产党人渴望结束战争的愿望空前强烈,因为他们渴望着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第七章 “凡同情共军者请

退出去!”

陈诚末路

东北民主联军结束秋季攻势后,十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提出了更大规模的冬季作战设想:

林:

十二日十时电悉。关内除李宗仁系统可能抽调少数出关外,各战场蒋军均感兵力不敷应用。很难抽援东北。胶东整八师及某部前有抽调说,是否实行,尚待证明。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

毛泽东

十三日十六时

但是,林彪很快就意识到目前他的部队出关作战是不现实的,他回电毛泽东,建议将出击冀东的作战推迟到一九四八年春天:“我军拟利用锦州到沈阳一带河流皆已结冰,便于大部队行动,投入最大兵力,在锦州和沈阳间作战。为适应打大据点和打大增援作战的需要,‘我们拟明年四、五月,再扩大一百个新兵团。关于到冀东和平绥路作战,林(林彪)、罗(罗荣桓)、刘(刘亚楼)认为:‘目前如去大军,则补充供给困难,去不大的部队,则分散兵力,打小仗仍不易找,打大仗感兵力不够。故暂时不去,拟在明年开冰后,再看形势动作。”

东北战区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状况,迫使林彪只能打大仗,即集中四至五个纵队发动城市攻坚作战,或集中六至七个纵队打大规模运动战,因为可供攻击的小的据点已经不存在。此时,经过整训和扩充,林彪部的兵力比秋季作战时多了近二十二万人,总兵力已经达到近七十四万人,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地区的兵力首次超出了国民党军,而且一超就是近二十万人。

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秋季攻势后,因为铁路交通都被切断或是时通时断,盘踞在大城市中的国民党军,不但陷入了断粮断电的困境,兵员补充也面临极大的障碍。而最令人担忧的头等问题是部队普遍士气低落。

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也说到士气问题:“士气都是饱满与旺盛的,一部分部队因四平一仗,元气损伤过大,略见减退,但不久即告恢复,现部队已建立起一种好的斗争意志与战斗作风,在连续作战、远距离的奔袭、气候严寒与大兵团行动、给养、住宿困难等情形下,已养成忍苦耐劳的习惯,过去顾虑伤亡、喜欢叫苦、不愿走路、不愿待机、不习惯于大踏步进退的心理与现象,现在是一般地消失了。现在没有打上仗或未能担负主攻的部队,常常表示不快意,每一战斗开始,部队争相请命,要求给予艰巨任务,以担负艰巨任务为荣。”

等待河流结冰是令人焦急的。

十二月初,东北地区气温终于降到了零下二十多摄氏度。河上的冰冻结实了,载重车可以通行了,东北民主联军官兵穿上厚厚的棉衣,脚上是垫着新鲜乌拉草的靴子,在一尺多深的积雪中出动了。至十二月十五日前后,二纵和十纵包围了沈阳以北的法库,七纵包围了法库以西的彰武,八纵包围了彰武以南的新立屯,一纵、三纵、六纵进至法库、新民与沈阳之间,四纵逼近沈阳,九纵到达沈阳西北方向的新民附近。

东北民主联军已全线出动,陈诚骤然紧张起来,他立即命令驻守铁岭的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增援法库。新二十二师的出动给林彪带来了战机,他命令十纵二十九师围困法库,不得使守军逃窜;二纵和七纵主力迅速转向法库东南,从侧翼发起进攻;三纵迂回至铁岭,切断新二十二师的退路,割断其与新三军十四师的联系。

十二月十六日,新二十二师进至铁岭与法库间的镇西堡、娘娘庙一线,向法库以东的二纵阵地发动了进攻。二纵当即反击,并以五师向敌人侧后迂回。新二十二师发觉自己成为攻击对象之后,急忙趁后路未断之际向铁岭回撤。

新二十二师的被打,再次调动了国民党军。十二月二十日,陈诚急调驻守长春的新一军五十师和暂编五十三师、驻守四平的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和九十一师、驻守开原的第五十三军一〇三师和暂编三十师、驻守辽南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师赶赴沈阳和铁岭地区,以解除林彪部对沈阳构成的军事威胁。

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调动,是林彪一直等待的,他决定声东击西,出敌不意,放弃攻击四面环山、工事坚固的法库,以二纵和七纵向西攻取彰武,进一步调动并分散国民党军。

彰武是沈阳以北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由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的三个团据守,兵力约万人。

十二月二十八日,总攻开始。五个小时后,彰武城万余守军被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少将副师长李佛态以下官兵近七千人被俘。

这是林彪部第一次在白天发动城市攻坚战。自此以后,东北民主联军对城市的攻击大多在白天。

彰武战斗刚刚结束,林彪即命令一纵、八纵、九纵继续向北宁路前进,准备彻底切断锦州至沈阳之间的交通联络。

陈诚认为,林彪部伤亡过大难以再战,于是部署了在法库以南地区与林彪部主力作战的计划:国民党军共五个军东起铁岭,西至新民,沿着辽河两岸百公里的正面呈扇形全面出击。

陈诚大军出击的那天正是一九四八年元旦。他不知道,自这一天起,他的对手的称呼变了。

十二月三十日十七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出通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于一日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其简称‘东总亦改为‘东司。”

就在这一天,林彪发现陈诚的三路大军中,左路的新五军因推进快,位置已经突出出来,且新编第五军力量相对薄弱。东司立即部署:六纵在路上阻击新五军并诱其深入;二纵、七纵火速到达新立屯以北、以西地区集结,待命攻击;三纵插到新五军的右翼,切断其向新民的退路;十纵、一纵、独立第二师、四纵共同切断国民党军右、中两路与左路新五军的联系;八纵、九纵从辽中地区返回新民以西待命参战。

新五军军长陈林达,黄埔第四期毕业,他率部出动的时候,绝对想不到自己将成为东北战场上第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军军长。

元旦那天,新五军从沈阳乘火车出发,到达巨流河车站了下车。寒风凛冽,陈林达向四野望去,雪原茫茫,他深为陈诚命令他的部队在新年之际出动而不快。陈林达的理解是,这次作战顶多是一个驱逐行动,把沈阳附近的共军主力赶得远一点而已。临行前,陈诚调拨给他十天的粮食弹药,而驱逐行动根本用不了十天。于是,陈林达命令各部队临时雇佣当地老百姓的大车,拉上三天的粮弹上路,剩下的都存在巨流河车站,必要时再用汽车往上送。

准备完毕后,新五军沿着公路向巨流河北面公主屯方向推进。

第二天,陈林达的军部到达安福屯。这时候,已经推进到公主屯和黄家山附近的前锋部队报告说:遇到了共产党军队的阻击。

阻击新五军的就是负责诱敌深入的六纵。为了给包围新五军的主力部队赢得调动的时间,六纵顽强地抗击着新五军不断发起的集团冲锋,阵地上厚厚的积雪很快就被灼热的枪弹融化了,共产党官兵在泥水中滚来滚去,前沿阵地上的拉锯反复进行着。

三日的阻击战至关重要,因为正是这一天,二纵、三纵、六纵、七纵和炮兵第一、第二、第四团开始急促地向公主屯开进。四日,新五军对六纵的阻击阵地加强了攻击力度,数次攻击之后,依旧没有进展,黄昏又至,陈林达猛然发觉附近有林彪的大部队正向他接近,他立即命令用重炮攻击当面的阻击阵地,然后严令各部队迅速地突击过去。但是,当面的阻击不但越来越强硬,而且六纵还向他发动了反击。

五日拂晓,新五军被包围在了公主屯及其西南地区。陈诚命令新五军固守待援,是因为他不相信林彪能够吃掉他的一个军。

而这正是林彪所期待的战场态势。——共产党军队的将领们都知道,无论是关里还是关外战场,但凡国民党军下达“固守待援”的命令之后,鲜见哪支被围部队最终能够等来增援而将其解救出去。——尽管有四个军的兵力距离陈林达仅咫尺之遥。

“固守待援”的命令决定了新五军覆灭的命运。

这天上午,困守安福屯的陈林达接到报告,说存放在巨流河车站的粮弹已经装上卡车和大车,但是公路已被共军切断,如果这些物资出动肯定要被共军截获。陈林达开始后悔没把粮弹全部带上,而此时各师阵地不断被突破压缩,共产党军队的炮火已经打到安福屯了。陈林达被困在一个孤零零的村庄里。

是守还是撤?到了这时候,陈诚仍是犹豫不决,原因是各路增援部队都报告说他们在“顽强前进”。

林彪把攻击闻家台村的主攻任务交给了二纵。二纵前指副司令员吴信泉认为晚上攻击容易让敌人跑散,遂与副政委李雪三决定天亮后发动总攻。

六日晚,陈诚终于下达了让新五军向沈阳撤退的命令。

但是,一切都晚了。

七日,天亮起来的时候,共产党军队的总攻开始了。攻击部队集中了六十多门火炮,向被压缩在闻家台、黄花山两个村庄里的新五军残部进行猛烈的轰击,接着二纵和三纵从不同的方向发起了最后冲击。

苦战一夜的三纵官兵直接冲击陈林达的军指挥部。二十团一营一连三排副排长李永凤踢开大门,举着一枚拔出保险针的美式鸭嘴手雷,大声喊:“谁动一下,我就撒手!”

新五军指挥部里一片惊慌:“别撒手!我们投降!”

李永凤问:“谁是陈林达?”

角落里走出来一个换上了士兵军服的小个子军官:“鄙人就是陈林达。”

与陈林达一起被俘的,还有一九五师师长谢代蒸、四十三师师长留光天等一万三千余名官兵。加上被打死打伤的七千多人,新五军全军两万余人全部被歼。

陈诚心力交瘁,在把驻守辽阳的第五十二军主力和驻守四平的第七十一军主力紧急调回沈阳后,他就因胃病病倒了。

一月十日,蒋介石到达沈阳。

国民党东北行辕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谁都知道这种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只能是追究责任和处分将领。行辕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很快知道,蒋介石一下飞机就与陈诚谈了话,陈诚已把新五军的覆灭归咎于众将领不服从他的指挥,并要求蒋介石惩办新六军军长廖耀湘。郑洞国立即找到随同蒋介石前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请他必要时为廖耀湘说几句求情的话。距离开会时间还有两分钟的时候,大家看到蒋介石在陈诚的陪同下脸色铁青地走进了会议室:

会议一开始,蒋先生便大发脾气,痛责在东北的众将领指挥无能,作战不力,把好端端的队伍都一批批送掉了。他愤愤地责问众人:“你们当中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当年的黄埔精神都哪里去了?简直是腐败!像这样下去,要亡国了!“蒋先生的浙江口音本来略显尖细,此刻由于过于愤怒,声音都有些发颤了。在场的人吓得无一人出大气。蒋先生足足骂了约十几分钟,大家以为骂也骂得差不多了,岂知他话锋一转,又接着大骂起廖耀湘将军和李涛将军来,切责其不服从命令,拥兵自保,见死不揪,致使新五军全军覆没。

出乎在场的人的预料的是,廖耀湘和李涛突然站起来,申辩说他们根本没有接到增援陈林达的任何命令,他们不能为新五军的失败承担负责。陈诚立即反驳说,他曾让罗卓英将军给廖耀湘打电话,命令新六军就近解新五军之围。双方在罗卓英是否打过这个电话上针锋相对,措辞激烈,争吵不休,而其他将领一声不吭。这种高级将领们当面吵架的情形以前并不多见,蒋介石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争吵到最后,陈诚将军在无可奈何中,神情沮丧地站起来说:“新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先生原本打算惩办廖、李二人,现在见陈氏自己承担了责任,只好改口说:“仗正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吧。”说罢即离席而去。蒋先生离席后,陈诚将军接着又说了几句自我检讨的话。最后表示:“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党攻到沈阳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言毕即宣布散会。

会后,蒋介石做出重大决定:将第五十四军的两个师由山东调往沈阳,同时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并在锦州成立冀热辽边区作战机构,以连接东北和华北两个战区。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陆军副总司令卫立煌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陈铁、孙渡任东北剿总副司令,赵家骧任参谋长,彭杰如任副参谋长,范汉杰同时兼任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蒋介石刚回到南京,就接到了东北战事恶化的消息:在新立屯被林彪部围困了近一个月第四十九军二十六师共九千余人,在弹尽粮绝、冻伤很多、士气低迷之时突然受到猛烈的攻击。一月二十六日,师长彭巩英率部分路从新立屯东北、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实施突围,但除彭师长带领的五百余人逃到了阜新之外,其余全部被共产党军队围歼于突围途中。国民党军二十六师突围的方式出乎预料,全体官兵学着共产党军队的样子:反穿大衣,头裹毛巾,一声不响,秩序井然。往外走的时候,遇到共产党哨兵询问,回答说是八纵的。后来居然在途中与八纵的一支部队擦肩而过。他们过去了好一会儿,八纵的干部们觉得有点不对头,怎么仗还没怎么打就有部队往外撤?这才醒悟到是敌人想跑,于是各部队掉头便追,追出去几十里终于追上了。二十六师的官兵也没有乱,数千人呼啦一下坐在雪地里缴枪投降了。

陈诚寝食不安,如坐针毡,他一反矜夸自傲的态度,开始与东北的高级将领们亲近起来。他劝说郑洞国陪他去了南京,面见蒋介石时,再次陈述国军在东北的失利确实由于各将领不服从命令所造成,而不是他的指挥无能。他着重申述东北的高级将领们如何难以调动,如何自私自利只求自保,和如何腐败堕落等等。其间又不断地说“不信可以问郑副司令”。郑洞国面带难色,“垂首不语”。——陈诚终于知道自己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了,因为蒋介石在听完他的陈述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安心养病,别的事就先不要管了。”

当众发誓“同沈阳共存亡”,否则“以手枪自杀”的陈诚以病重为由,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呈。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陈诚黯然离开沈阳,此时他主持东北军政不足六个月。在国民党内一片“杀陈诚,谢天下”的呼声中,陈诚住进上海陆军医院,同时辞去了国防部参谋总长职务。

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第一阶段作战结束。

此战,歼灭国民党军五万八千余人,切断了北宁铁路,致使国民党军据守东北的要地沈阳门户洞开。

天寒地冻,气温常常降至零下四十摄氏度,共产党官兵在野外作战,身体暴露的部分很快就会冻伤,手一摸到金属枪管就会被粘下一层皮。即使穿着大衣和棉鞋,也会在雪地里冻得爬不起来。加上很少能吃上热饭,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出现大量的冻伤:“自冬季攻势以来,不到半月,已冻伤八千余人。其中很重的约三分之一,有一部分将成残废。”除了非战斗减员外,战场上的减员的数字也显示出战斗之残酷,仅在歼灭新五军的战斗中,东北野战军伤亡高达一万多人。

军事危机将至,将领各有所思,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讲这是致命伤。

如果卫立煌迅速执行了蒋介石的决定,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具体地说,就是后来决定国民党政权命运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是否能够如历史已经呈现的状态发生,从而使战争在一九四九年基本结束,将很难预料。当然,历史无法预料。

卫立煌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指令,执意将国民党军置于林彪的枪口下,并最终导致其全军覆灭于东北地区。

郑洞国回到沈阳,向卫立煌报告了蒋介石的态度,卫立煌立即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大家都觉得没有把握打通锦州,何况也不能丢下长春和四平等地的十几万部队不管,于是一致同意卫立煌的主张。

蒋介石见东北的军事将领都不想撤,被迫同意卫立煌“暂保现状”,但还是强调待条件许可,“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至锦州”。

但是,林彪没容卫立煌喘息,东北野战军接着就向四平下手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四平保卫战和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四平攻坚战,给林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惨烈印记。现在,他虽然准备再次对战略要地四平发起攻击,但不能否认依旧心存顾虑。林彪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能打下来更好,打不下来就改打援。

东北野战军对四平的再次攻击,改变了国民党军两个高级将领的人生命运,这两个人是郑洞国和曾泽生。

卫立煌与蒋介石的争执令郑洞国倍感前途渺茫,因为在撤与守这一战略决策上拖延时日,“势必要将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葬送掉”。郑洞国萌生了从东北战场脱身的愿望。他以治病为借口,向卫立煌请假,得到了准许。但是,林彪部主力向四平的集结使卫立煌改变了决定,他担心四平失守会导致长春和永吉吉林相继失守,于是取消了准许郑洞国离开东北的决定,苦留他与剿总参谋长赵家骧一起去长春维持局面,同时命令永吉吉林守军第六十军撤至长春。郑洞国自觉身为军人,在这种时刻“不容讨价还价”,遂决定先飞赴永吉吉林部署撤退事宜。临行,他面见卫立煌,恳切建议“在放弃永吉吉林的同时也放弃长春”,因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很大。”

三月八日清晨,郑洞国、赵家骧秘密飞抵永吉吉林,向曾泽生军长传达了撤至长春的命令,并要求第六十军当天晚上开始行动。曾泽生有点不知所措,希望时间稍微宽限。赵家骧说:“曾军长,永吉距长春二百余里地,周围都有共军出没,万一走漏风声,第六十军就出不去了。兵贵神速,还是出其不意,马上就行动好些。”曾泽生只好服从命令,为了避免引起混乱,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第六十军官兵散居在民房里,撤退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全市。军队还没有完全撤出,吉林市区已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军官家属、地主商人拖家带口,汽车或马车把出城的道路完全壅塞。军特务营奉命维持秩序,以保证部队通过,但是路上积雪很厚,行进依旧缓慢。曾泽生没有按照上级的指令炸毁小丰满水电站,城外响起的巨大爆炸声只是在销毁不能带走的弹药。冰天雪地,在长达上百公里的路上,撤退简直成了一场灾难。先头部队过了河就炸毁桥梁,根本没人顾及后面的部队。跟随逃亡的地方官员和家属哭天喊地。财政厅长携带着大量钞票,由于桥梁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钞票被路上的官兵一抢而光。第六十军的突然出逃使林彪大为吃惊,他立即命令东满独立师火速追击。追击的部队兵力有限,曾泽生亲自组织掩护战斗,结果只有落在后面的运输团遭到共产党军队的打击。

第六十军侥幸撤进长春的时候,重武器和大量辎重都已损失殆尽,被长春守军新七军接应进城后,官兵们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包括曾泽生军长在内,没有人知道,第六十军自进入长春起便开始了他们噩梦般的日子。

尽管第六十军出逃了,四平还是要打。

四平坚固的城防还在,但国民党守军气数已尽。年初的时候,陈诚把第七十一军军部和八十七、九十一师调走了,四平城里只剩下八十八师和一些保安队,总共才有一万八千多人。八十八师师长彭锷对自己拥有的精良武器和坚固工事很有信心,但官兵们的议论还是时不时地传到他的耳朵里:“四平是口没有盖上盖子的棺材,共军早晚要来打。”彭师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长春和沈阳的增援上。

卫立煌根本没有增援四平的打算。

东北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发动的四平之战没有任何悬念。三月十二日清晨,猛烈的炮火把四平城防打成一片火海,竟然连二十四小时都没用就结束了战斗,一万八千守军被打死打伤四千余人,其余的全部缴械投降。

有确凿的史料显示,到东北上任之初,卫立煌接到过一封绝密电报:

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达到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乃至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偕夫人出国旅行考察,在英国见到了夫人的表妹弟汪德昭。汪德昭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他一九三三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的学生,也是居里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学生。受法国共产党员郎之万的影响,汪德昭成为中国留法学生中的左派领袖。令汪德昭感到意外的是,卫立煌对蒋介石的不满竟然不加掩饰,他们之间很快就无话不谈了:

卫立煌说:“将来回国,蒋还是要用我的。”

汪德昭问:“那你就起义么?”

“我决心这样干!”卫立煌说,“现在感到难办的就是我的意见,没法传到延安方面去。”

汪德昭说:“回到巴黎,我可以找到适当的关系,取得联系,寻求配合。”

卫立煌上任东北后,邀请汪德昭回国到他身边工作。身为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舍弃优厚的物质条件,跑到遍地战火的东北,去做自己并不了解的军事工作,汪德昭究竟为了什么?汪德昭的职务是:东北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可惜的是,汪德昭多年旅居外国,和中国的共产党素无来往。返国之后,找不到解放军这一方面的线索,倒不如以前在巴黎找外国共产党方便。”但是,卫立煌和汪德昭都清楚曾经有过的“回音”:“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此段史料出自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的回忆,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赵荣声是共产党派往卫立煌司令部的,那时他的名字叫任天马。

历史真是让人摸不透。

唯一明朗的是,自卫立煌上任之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军事局势急转直下。

国民大会

毛泽东这次向东移动,不再是与追击他的国民党军兜圈子,而是要离开他住了十多年的陕北。两天后,毛泽东看见了黄河。当地的百姓把他送到河边,他顺着黄河西岸向下游方向走了大约十几里,在吴堡县川口以南河神庙附近一个叫园则塔的渡口上了船。船靠东岸之后,毛泽东回头朝西望了好一会儿,他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那一天,是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春天温暖的阳光照射着中国西部连绵起伏的黄土沟壑。毛泽东此生再也没有回过陕北。

在遭受一系列挫折与失败后,国民党军开始检讨和反省,并制订出名为“总体战”的新的战略。——不知在各个战场都已手忙脚乱的蒋介石如何观察出“总体”来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国民党军“华中绥靖会议”在南京召开,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对“总体战”进行了说明:共产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以党的力量控制政治军事,“可称是党政军一体化”。“‘总体战方案,在军事方面,要国军主力进行机动作战,以一部分兵力扼要固守,来对付共军的窜扰。这就要求政治方面,实行坚壁清野,使敌无从掠夺。这样密切配合起来,就可以打击共军求兵、求食、求战的‘三求政策了。”

“总体战”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在军事上,将西北、中原和华东战场重新划为二十个绥靖区,撤销原来战区的司令长官,绥靖区司令长官统一指挥辖区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党务,实行自卫自足政策,彻底控制辖区内兵员粮食等物资,大力组建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清查户口,实行联防。

其次是政治战,其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组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经济战内容的有趣之处在于,国民党决定仿照共产党的做法实行土地改革。国民党执政中国以来,不但没有实行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反而使土地更加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国民党决心进行土地改革。蒋介石说,可以由国民政府贷款给佃农,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本,若干年后佃农即可领得耕地成为自耕农。问题是,这个暗藏陷阱的“土地政策”会使佃农更加贫困,心知玄机的地主们当然愿意接受,但是佃农们呢?

渡过黄河之后,毛泽东骑马沿黄河东岸南下,又循湫水河上行,三月二十四日到达山西临县交镇三塔村。虽然国民党“总体战”战略已隆重推出,但是毛泽东依旧对共产党人赢得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时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仅仅十三月后,共产党军队渡过长江,一路向南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那时候果真是“根本不用打仗”了。

当毛泽东离开陕北,向全国战场的核心地带走去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开幕了。国民党决定要以“民主国家”的惯例,为中国人民选举出“合乎民意”的“总统”和“副总统”来,“使整个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谁当总统?没人怀疑蒋介石是当然人选,但蒋介石本人却提出他不愿意当总统,他主张首届总统应该由一位党外人士担任,并且应该符合下列标准:一、在学术上有成就;二、在国际上有声誉;三、对国家有贡献。蒋介石当众宣布自己无意竞选总统,之后就退出了会场,结果与会者的思维顿时陷入混乱。有人揣测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推选北大教授胡适当总统,甚至揣测也许蒋介石已经事先征求了胡适的意见。混乱之后,出自黄埔的多数国民党军政大员认为,蒋介石实在不愿当总统也好,但是要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院长。而戴季陶等国民党中的强硬派坚决主张由蒋介石来当总统,认为除了蒋介石之外别人都没有这个资格。争论的结果是:“一致推举蒋做总统候选人”,由陈布雷打电话向蒋介石说明。

陈布雷的电话打了,蒋介石还是推辞。

十分棘手的问题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蒋介石到底当不当总统候选人?两种对立的意见开始重新争论。可是,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争吵了,行政院院长张群索性道破了天机:“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高官大员们恍然大悟,当即推举张群、陈立夫和陈布雷三人去面见蒋介石,转达中央常委会的意见:如果他愿意担任总统,就在宪法外另立条款,赋予他以必要的特殊权力。

蒋介石立即同意了。

所谓赋予总统必要的特殊权力,就是“国民大会”后来通过的《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根据这个条款,未来的“总统”将被“授予总统采取紧急措施之权力”,从而拥有一切军政大权,而只要共产党还没被彻底扫清,都可以算作是“动员戡乱时期”。

果然,蒋介石顺利“当选”为“总统”。

四月十三日,走过艰辛的路途,毛泽东到达河北阜平县一个叫城南庄的村庄,他准备在这里住些天歇歇脚。——就是在这里,毛泽东电请陈毅、粟裕前来共商“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问题”。而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几个大仗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最终覆灭。

南京的“国民大会”仍在轰轰烈烈地开着,总统的选举搞妥之后,副总统的选举开始险象环生。副总统的主要竞选者是李宗仁。李宗仁是国民党军桂系的领军人物,是蒋介石一生最大的政治夙敌。抗战结束后,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这是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虚职,因此副总统选举对他来讲无异天赐良机。有充分的史料表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方面授意的。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竞选活动。为了筹集竞选经费,李宗仁、白崇禧都贡献了自己的部分私产,而凡是以往借助桂系势力发财的那些门下故吏,如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安徽地方银行行长张岳灵等也都纷纷解囊。桂系起家之地广西,更是把省政府的大部分公款拨到了李宗仁的竞选事务所,以支持庞大的活动开支。桂系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中的所有文武官员全体出动,拉票声势之浩大弄得蒋介石与他支持的孙科寝食难安。李宗仁将竞选主张整理为:实行民主主义、清算豪门资本、征用外国存款、实施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战士授田、保障人民四大自由。很快,整个南京城开始盛传“李宗仁通共”。李宗仁在宴请千余名“国大”代表时慷慨声称他“不怕戴红帽子”,此话出于此人此时此种场合着实令人吃惊,在场的中外记者们纷纷感到中国的政治颇有些光怪陆离。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就攻打长春乃至锦州的问题致电东北野战军,同时要求晋察冀野战军做好一切准备配合东北野战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作战。——聚集在南京的国民党高官大员们并不知道,令国民党政权开始倾覆的战役已在中国的东北蓄势待发。

就在这一天,“国民大会”的副总统选举开始了。所有候选人得票都没有超过半数,只有让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和程潜进入第二次选举。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副总统选举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是:李宗仁得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的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得六百一十六票。还是没人超过半数。

四月二十九日上午,第四次选举开始。唱票的时候场面热闹,每唱到孙科的时候,孙派代表就热烈鼓掌;唱到李宗仁的时候,李派的代表就热烈鼓掌;当李宗仁的票唱到一千四百张时,孙科和支持他的代表纷纷离开了会场,会场里只剩下李派代表更加热烈地掌声。投票结果是:李宗仁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一千二百九十五票。

李宗仁当选国民政府首届副总统。第一个上门祝贺他当选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国民大会”闭幕,蒋介石在闭幕词中说,我们现在正处在戡乱建国最艰难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沉重的门板

一九四七年底,拖着病体的徐向前把攻击目标对准了山西南部的运城。

徐向前对这座城市耿耿于怀,因为共产党军队曾经打过两次,都没有把这座城市打下来。

第一次攻击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当时运城的守军是整编十七师四十九团,外加四个连的炮兵和保安团,共约四千余人。胡宗南急令整编第十师十旅和青年军二〇六师的一个团由韩城东渡黄河增援,共产党军队被迫放弃了对运城的攻击。

第二次攻击是在这一年的十月,担任攻坚任务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运城城墙坚固,堡垒密布,堑壕连绵,防御纵深达十余里,守军为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三六九团、整编十七师八十四旅二五〇团以及阎锡山的保安部队等,兵力已达万人以上。

十月八日,王新亭指挥攻击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将运城包围。艰苦的攻坚开始了。他们采取挖坑道迫近城墙实施炸药爆破的办法,这使得作战进行得十分缓慢,攻守双方皆伤亡很大,战斗始终在运城城墙外壕外围胶着拉锯。徐向前不断地给王新亭打电话,希望攻击部队不怕伤亡,专心致志地攻城。这种“专心致志”的外围战斗竟然持续了一个月之久,但只将攻击前沿推进到距运城外壕一百米左右的地方。

共产党军队攻城的时候,老百姓给予了大力支援,不但运送粮食弹药和转运伤员,听说攻城部队需要木料,运城周边几十里的百姓家家都把门板卸下来送上了阵地运城后,这些门板在运城守军发动反击时全部被烧毁。

战后统计,老百姓送上阵地的门板总数达到十七万之多。

门板没有了,家还能叫家么?

部队撤离战场的时候,官兵一路看着百姓家家不能闭户,低落的心情难以言表。晋冀鲁豫官兵坚持认为,必须打下运城,不然无颜见父老。——共产党军队一再期望打下运城的另一个原因是:“城内物资极丰,武器弹药甚多。”

第二次攻击运城失利之后,王新亭和王震的部队都在运城以北地区休整。十二月一日,他们一起去了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武安县冶陶镇,向徐向前提出了第三次攻打运城的请求。

此时,运城及其周边守军已达一万三千多人,由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三六〇团的团长覃春芳指挥。

王新亭和王震将他们能够指挥的三万多兵力全部投入了战场。

十二月十六日,大雪纷飞,晋冀鲁豫部队第三次攻打运城的战斗打响了。

攻城依旧采取的是人工爆破的办法。敌人的外围碉堡巨大而坚固,负责主攻的二纵接连受挫。这一次,共产党官兵决心拼到底,前赴后继的爆破一直持续到二十一日,独立第四旅十二团把十二号大碉堡炸毁了,负责从城西南发起攻击的三五九旅也把九号大碉堡炸哑了。运城守军急忙向胡宗南和阎锡山去电,形容共军攻击兵力与火力异常强大,他们只能“绝对殉城,以报国家”了。

总攻时间原定为二十五日黄昏,但是,二十四日这天,胡宗南四个旅的增援部队已在陕县渡过了黄河,王新亭和王震遂决定总攻提前至二十五日拂晓,争取在援敌到来之前突破运城城防。

接敌的坑道还没有完全开辟,坚固的城墙还没打开缺口,攻城突击队拥挤在外壕边缘,掩护火力不足以压制守军密集的枪弹,尤其是城墙下守军的重机枪阵地事先没有被发觉,导致突击部队伤亡巨大。两天两夜之后,攻击仍没进展。这个时候,如果时间拖延,致使增援之敌过于靠近,就必须抽调攻城部队前往迎敌,攻城很可能面临再次失败。徐向前给所有攻击部队下达了死命令:“坚持到最后五分钟,一定要把运城拿下来。”但是,缺乏炮弹的火炮根本无法把城墙轰开,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把坑道挖到城墙下,然后进行大规模爆破。王新亭和王震研究的结果是:在火力封锁下强行接近城墙外壕,在外壕下挖掘放置炸药的坑道。

负责挖坑道的是二十三旅七连。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行动。他们每人不但要带上土工作业的工具,还要背上一块铺着湿棉被的沉重的门板,以抵挡国民党守军密集的子弹。

到了预定的联络时间,张国斌团长拼命拉联络绳,但就是没有回音。第三小组战士车元路请求让他去看看,张团长答应了。车元路中了五处枪伤爬回来。他报告说:在外壕里挖掘坑道,不断受到炮火射击,挖好的坑道被炸塌了,现在正用门板支撑坑口拼死往里挖。

再次上去,车元路遭到猛烈的射击拦截。子弹围着他呼啸,手榴弹在四周爆炸。他终于滚进外壕的时候,身上不知道哪里又负了伤。在城墙外壕下挖坑道的人几乎全部负伤,国民党守军知道这些跑到外壕里的共产党士兵在干什么,因此所有的火力都射向这里,坑道不断地被炸塌,人员不断地负伤,但坑道依旧在顽强地向前延伸。作业工具坏了,战士们就用手挖,每个人的指甲都掉了,血淋淋的双手不停地在坚硬的冻土上抠着。

车元路在这片开阔地上往返了五次之后,依旧活着,他让六十九团所有的官兵感到十分惊讶又十分崇敬。最后一次回来时,他给指挥所带来了好消息:坑道已经挖了近六米深,可以容纳三千公斤炸药。为了运送炸药的人的安全,在通往坑道的交通壕里,每隔几米还挖了避弹坑。

增援的国民党军距运城仅有一天的路程了。

二十七日黄昏,八纵二十三旅爆破队仅用四十分钟就把三千多公斤炸药送了上去。十七时三十分,一声天崩地裂般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运城城墙被炸开了一道二十多米宽的缺口。八纵的突击队员乘势涌入,与守军在突破口上展开拉锯战。二十八日拂晓,国民党守军终于支持不住了,开始从东门和南门向外突围,四千多人的一股在永济附近被追歼,三千多人的一股平陆县七里坡附近被追歼。

蒋介石获悉运城失陷的消息,认为有碍整个晋南战局,命令胡宗南立即“从速收复”。但是,胡宗南得知运城失守后已经收缩了增援部队。

国民党军在山西南部固守的城市,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临汾了。一九四八年三月,徐向前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开始攻击那座孤零零的城市——临汾。

共产党军队对晋南重镇临汾的攻击,成为解放战争中耗时最长,伤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战斗的残酷显示出共产党军队将作战重心转向城市之初所遭遇的艰辛。

临汾位于汾河谷地中的同蒲铁路线上,是晋南著名的军事重镇。依自然地形砌在黄土高坡上的城墙周长约十公里,基部厚达三十米,倾斜的墙面高达十四米,顶部宽达十米,可以并行三辆大车。临汾城防工事经过日军和阎锡山军队的逐年加修,成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

临汾守军,由胡宗南的两个团加一个炮兵营和阎锡山的六十六师组成,加上各种杂牌武装、还乡团、保安队、保警队约八个团,总兵力三万余人。守军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

晋冀鲁豫军区组成了以徐向前为司令员的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第八纵队的三个旅、第十三纵队的三个旅、太行军区的两个旅、吕梁军区的两个旅、太岳军区的八个团,总兵力五万三千余人。据说,临汾自建城之日起还没有被哪支军队攻破过。

这是国民党军在晋南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如果攻击得手,便可以使晋冀鲁豫和晋绥、吕梁解放区连成一片,徐向前的部队就可以北上晋中直指阎锡山的老巢太原了。

攻击临汾的时间定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但是,接连发生的两件事令徐向前警觉起来:首先是十三纵队奔袭阎锡山的六十六师一个团的时候,竟然扑了空,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率增援部队绕道汾河西岸,最终带领一个团的正规军和三个团的保安部队顺利进入临汾城;接着,胡宗南为加强西安守备,决定将他的三十师三十旅从临汾撤出空运回西安,而且已经运走一个营了。

徐向前决定将攻击时间提前三天。

三月七日,共产党军队首先用炮火封锁了机场,使得胡宗南的三十旅无法继续撤出临汾。接着,八纵和十三纵在雨雪交加中开始了肃清外围的战斗。梁培璜将主力逐渐调回主要城防阵地,用杂牌武装在外围各据点与共产党军队拼死纠缠,这使得外围作战进行得缓慢而艰苦。

至三十日,攻击临汾的战斗进行了二十二天,攻击部队已付出伤亡近四千人的代价。徐向前不得不改变攻击战术,各攻击部队奉命即刻转入隐蔽挖壕作业。

十天以后,四条通向临汾城防外壕的坑道挖好。

四月十日,八纵二十三旅被调过来攻击东关。两小时的火力准备之后,一万六千斤炸药被点燃了,霎那间,整个关东砖石横飞,火光冲天,临汾城外壕被炸开两处大缺口。

临汾守军陷于危机。三十旅伤亡了四百多人,六十六师也只剩下七百多人。阎锡山告诉梁培璜:“依现有力量死守,不要希望援兵解围。”梁培璜只有强令临汾市民参加战斗,男女老幼日夜加固碉堡工事。由于长时间处于被围状态,临汾城内物资严重匮乏,更危险的是满城无论兵民皆人心慌张。让梁培璜心惊胆战的,是共产党军队大规模的挖掘。他登临城墙看见四野泥土翻飞,但却不见一个人影。他命令在城墙下挖防御坑道,坑道底部放置水缸,监听城墙外面挖掘的声音。结果,水缸一个接一个被放置在城墙下,“吭吭”的挖掘之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梁培璜听后寝食难安。

攻击临汾的战斗正处在艰苦的僵持中时,战局陡变,傅作义和阎锡山集中兵力准备偷袭石家庄。中央军委认为必须保住石家庄,询问徐向前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攻克临汾,是否能抽出两至三个旅的兵力北上,在太谷附近阻击进攻阎锡山的主力部队。徐向前坚持认为,对临汾的攻击已经持续一个多月,部队伤亡已经近万人,如果放弃攻击不但功亏一篑,更重要的是损害攻击部队的斗志,还会使晋南战局陷入复杂化。徐向前坚持攻击临汾的决心得到朱德的支持。

四月底,十五条进攻坑道和四十条掩护坑道都已经靠近城墙。国民党守军开始近乎绝望破坏行动,炮火轰击、飞机轰炸持续不断,挖壕的坑道一次次被炸塌,共产党官兵们一面反击一面修复,一个连全部伤亡后就再换上去一个连……还是门板!还是需要大量门板!这种近乎原始的攻城方式,需要如此巨大数量的门板,实为解放战争中的战争奇观。临汾城附近数十里的百姓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不但日夜做军粮,抬担架,护理和转运伤员,输送弹药补给,而且人人都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送上前沿,数量和打运城时一样达到了十几万块之多。

五月初,八纵二十三旅的三条主坑道与巨大的爆破洞终于挖掘完毕。从政治部主任到战士,长长的队列开始传送炸药。为了防止炸药潮湿,所有的人都把衣服脱了盖在炸药上面。炸药的堆积数量十分惊人,看来徐向前和他的官兵决心把临汾城炸上天。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傍晚的那场爆炸是古城临汾从未经过的。

惊天动地的巨大爆炸声还未停止,临汾城墙已被炸出了两处近四十米宽的大口子,八纵突击部队蜂拥而入。

五月十八日,天明时分,临汾城被攻占。

临汾攻坚战斗之难,时间之久,消耗之大,战况之惨烈,在晋冀鲁豫军区战史上前所未有。在历时整整七十二天的攻坚中,部队伤亡一万五千三百余人,临汾城周边百姓动员支前民工二十万人,运送门板二十六万块、梁木十万根,粮食几百万斤。当付出巨大代价的百姓看见徐向前的队伍向北开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包括自己孩子的性命、自己家的粮食和门板在内,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

第八章 把汉江变成内河

烽烟起洛阳

南线局势依旧不乐观。

问题的核心还是大别山。

大别山位居中原,中原地跨河南、江苏、安徽三省,平汉、津浦与陇海铁路贯穿其间,对于全国战场而言,中原的战略地位异常重要。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立即遭到白崇禧的大军围攻。历来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的白崇禧,这次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异常坚决,因为华中地域是他的老巢。白崇禧动用了三十万兵力,攻击的势头十分猛烈,随着包围圈逐渐压缩,刘邓大军面临严峻的局面。

令刘邓和他们的官兵们痛苦的是,生存下去的唯一的办法不是作战而是避战。因为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上讲,他们都无法与合围而来的国民党军抗衡。

在大别山里到处转战的日子危机四伏。

为了不至于陷入国民党军的合围,重要的军用装备就地掩埋,轻装下来的东西都给了老百姓。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把指挥机关分成前方、后方两个指挥部,邓小平与野战军指挥部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带领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在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兜圈子,刘伯承与野战军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带领第一纵队争取跳到包围圈的外面去,扰乱国民党军的进攻阵形。

白崇禧的大军已占领大别山的所有县城和重要村寨,但始终没有追上刘邓部主力,于是对这一带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封锁策略。刘邓部长期处在敌人的追击中,官兵日日都在辗转跑路,得不到休整和补充,战斗力与供给都面临巨大考验。

中央军委要求刘邓大军从大别山区转移出来。

此时,在全国战场上,共产党军队已转入全面反攻。——“现在南线最要紧的战场是大别山,该区是否能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毛泽东认为,战争发展到这一阶段,不打大的歼灭战,是不能解决中原问题的;而要打大的歼灭战,就必须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协力。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邓小平率前方指挥部北渡淮河,在安徽临泉县南部的韦寨与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部会合。四月初,他们开始一路向西,至五月下旬,移动到河南中部的宝丰县境内。与此同时,二月二十八日,陈再道率第二纵到达河南新蔡以南的谢家集;三月二十七日,陈锡联的第三纵队九旅和王近山的第六纵队渡过淮河达到安徽阜南一带;二十八日,第三纵队司令部和第七、第八旅进至安徽西北部与河南交界处的双碑湖地域。至此,刘邓大军主力全部转出大别山区。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一举突入国民党统治区纵深,使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他们拖着国民党军辗转作战行军,部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九四七年八月,大军南渡黄河时,全军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总兵力十二万四千余人。七个月后,一九四八年三月,总兵力仅剩五万八千六百人。

刘邓部主力顺利转出大别山,令蒋介石十分恼怒,他认为几十万部队追击合围,即使不把刘邓部全歼,至少关在大别山里饿死冻死是可以做到的。蒋介石立即命令胡琏兵团(即整编第十八军)一部自漯河向东压缩,对分遣休整中的刘邓部主力进行袭扰;同时命令张轸兵团配属整编四十八师进驻豫东南的固始、潢川一线,控制淮河,切断刘邓部主力与大别山区的联系。

为了掩护刘邓部休整,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的部队以及陈赓、谢富治的部队采取行动:“目前两星期内你们的任务是钳制十一师及其他平汉郑(郑州)信(信阳)段之敌,使其不能威胁刘邓主力在沙、淮间集结及补上新兵。”

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提出攻打洛阳。

国共双方都知道这座城市对中原战局的影响。对于共产党军队来讲,夺取了洛阳,就意味着在国民党军中原战线上撕开了缺口,从而切断国民党军中原与西北两个战场间的联系。同时,还能把中原解放区与山西解放区连在一起,使中原战场有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后方依托。而对于国民党军来讲,洛阳是连接郑州与西安的枢纽,枢纽一旦失去,中原和西北两个战场都将陷于孤立,两个战场如需相互增援就要绕行秦岭,如此一来不但中原被动,西北也将陷入危境。

青年军二〇六师,洛阳国民党守军主力,配属有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的榴弹炮连、战防炮连、野战炮连和重迫击炮连,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约两万余人,总指挥为青年军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所谓“青年军”,是蒋经国根据蒋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在抗日战争期间动员知识青年参军组建的几个师。蒋经国组建青年军的目的,一方面是国民党军扩军的需要,一方面是要与共产党争夺中国青年,因为当时许多中国青年纷纷跑到延安去了。蒋氏父子试图把青年军办成培训干部的学校,青年军各师师长均由蒋介石亲自挑选。二〇六师是内战爆发后在洛阳新组建的,官兵大部分是从中原各城市招来的青年学生,嫡系将领邱行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师长。邱行湘,黄埔第五期毕业生,曾给参谋总长陈诚当了十九年副官,率部驻守洛阳前是第九十四军五师师长,在国民党军中以作战凶悍著称。当时,二〇六师只有三个团,邱行湘到任后,从郑州、开封、许昌等地又招了三千多名青年学生,将部队扩充为六个团。他效仿共产党军队的做法,在全师上下进行连队评比以励斗志,还办了本名为《革命青年》的师刊。

蒋介石用专机将邱行湘接到南京谈话,着重强调了“军事的成败,关系党国的安危。如果打不败共产党,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当听邱行湘说洛阳没有警备司令部时,蒋介石当即写了张字条加封邱行湘为“洛阳警备司令”。蒋经国也在南京亲自宴请了邱行湘,并表示“装备方面,你可以与愚兄我经常联系”。返回洛阳时,邱行湘说他准备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邱行湘知道自己兵力有限,学生兵又吃不得苦受不得累,这样的部队实在不适合打野战,而优势则是学生兵政治性强,不会轻易缴枪投降,可以依靠坚固工事顽强坚守。因此,邱行湘决定在城内修筑火力覆盖周密的城防体系,让每一处地方皆成为能够独立作战的“小而坚”的据点,让洛阳全城堡化。邱行湘认真勘察了洛阳城的地形后,请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新闻处长赖钟声绘制图纸,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他的第一道防线是城边的九龙台、潞泽会馆、大王庙、发电厂、周公庙和火车站一线。在这条防御线上,邱行湘修筑了一系列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的堡垒,堡垒的周边是犬牙交错的壕沟和铁丝网,主要功能是护卫城墙,保卫城门。第二道防线是守备城垣,在城墙上下、瓮城内外,邱行湘修筑了无数明碉暗堡,射击孔密如蜂窝,构成的立体火力网可以阻拦来自任何方向的攻击。第三道防线是核心阵地,以洛阳中学为中心,除了更为坚固的碉堡之外,还修筑了一个水泥钢筋的大隐蔽部作为指挥所。邱行湘把每一个重要据点都设计成三层:上层俯瞰射击;中层与地面齐平射击;下层则在地下,专门对付攻击方的架梯手、爆破手和挖坑道者。他还下令拆毁城墙外的一千五百多间民房,以防共产党军队用这些民房作为进攻掩体。满城百姓哭跪,邱行湘说:“事关洛阳的存亡,顾不得那许多了。”他下令将存放在郑州的弹药全部搬运到洛阳,并把二〇六师的军官家属也从郑州统统搬迁到洛阳,以此断绝军官们临阵脱逃的后路。该做的事全做完后,邱行湘亲笔写下“固若金汤”四个大字,悬挂在洛阳东城门的正中央。

蒋介石的指令是:“固守一个月。”

陈赓、陈士榘担心的是久攻不下:部队缺乏攻坚大城市的经验;攻城打援的老办法已被国民党军熟知;小部队佯攻洛阳敌人会不为所动,而我久攻不下将给敌人增援的时间;大规模的援军一旦到达,我军打援是否能得手很难预料。如果要避免攻城失利又打援不成的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趁敌还未形成增援态势的时候,迅速攻下洛阳。

陈赓、陈士榘认为,必须投入优势兵力攻城,力争三至五天解决战斗。因为胡宗南的部队已经西去,无力东顾;孙元良兵团固守郑州,虽然靠洛阳很近,但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且孙元良一向只求保存实力,所以估计不会孤军出动积极增援。在这种情形下,一旦洛阳战役打响,蒋介石只能调动他的嫡系胡琏自漯河北上增援。胡琏兵团是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的重要机动部队,但是他要么途经郑州与孙元良兵团一起西进增援,要么孤军自临汝、登封沿道路崎岖、易遭伏击的小路直驱洛阳,而无论胡琏兵团如何行动,以最快速度到达洛阳至少也要五天时间。

三月七日,陈士榘、唐亮的洛阳战役作战部署: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应于九日二十四时前完成对洛阳车站、北关、东关之敌的包围,力求首先解决洛阳北站和东关之敌,以便主力迫近攻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主力于“九日二十四时前完成对洛阳西宫及飞机场及西关、南关之敌的包围,应首先切断西宫与洛阳城之间联系,或首先解决西宫及西关之敌,使其不能退缩城内”;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除以一部夺取并控制黑石关至偃师之间的两侧阵地之外”,主力于八日黄昏前进至郭镇、堤东、府店镇一带做预备队,“负责阻击可能由郑州西援洛阳之敌”;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一部攻占新安、宜阳一带,监视潼关方向的敌情。部署规定:“十日开始攻击,力求于十二日午前解决全部战斗。”

三月九日黄昏,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强渡伊河、洛河,在一〇五榴弹炮和八五山炮的掩护下逼近洛阳城。入夜,三纵八师二十三团偷袭城关东,九师同时攻击北关方向的东西车站。三纵在占领西车站后,继续突进,在九龙台据点受到挫折。九龙台是洛阳城东北的一个土台子,面积不大,顶部面积不过一百多平方米,传说在洛阳建都史上,九个皇帝曾到上面游玩,土台子因此得名。八师对九龙台发起连续冲击失利后,决定监视这里的守军,集中主力攻击东门。陈谢集团第四纵攻击周公庙和发电厂时也不顺利。周公庙是袋形双层工事,是邱行湘发明的“小而坚”的典型堡垒,由于这里是攻击西门的必经之路,因此国民党守军达一个团之多。四纵十旅三十团在攻路线上,遭到来自地面堡垒和地下暗堡的猛烈阻击,没有任何隐蔽物可以利用,即使付出了巨大牺牲冲进碉堡群,也如同进入迷魂阵一般,不知何处可进可退,攻击部队的官兵大多被火力射杀。发电厂是洛阳城防体系中最复杂的外围防御阵地,四纵十一旅多次攻击未能得手,也决定改为监视,然后集中主力攻击西关和南关。占领两关之后,十旅回头再打周公庙,官兵搭起人梯攀上壕壁,连续爆破,工兵排除了所有的地雷,山炮摧毁了两个最大的堡垒,周公庙守军终于支持不住,千余名官兵缴枪投降。至此,洛阳城的第一道防线外围除几个坚固据点之外,大多数堡垒基本肃清,洛阳城外与城内的联系已被切断,共产党军队准备攻打城墙。

邱行湘不断致电蒋介石发,号称洛阳守军“士气旺盛,连挫凶锋,斩获甚众”。

蒋介石严令孙元良和胡琏昼夜兼程驰援洛阳。

陈赓鉴于未扫除的外围据点会威胁攻城部队的侧后,建议将攻城时间推迟一天。陈士榘不同意,因为国民党援军已在急进洛阳的路上。陈赓不再坚持。陈士榘、唐亮决定三月十一日开始攻城。

三月十一日黄昏,三十多门火炮的炮火准备开始了,早有准备的邱行湘立即命令炮火反击,洛阳城内外顿时成为炮战战场。国民党守军炮火猛烈,且有位置极佳的炮兵观察所,因此共产党攻击部队的炮兵阵地很快就受到猛烈轰击。但是,攻击的炮兵也测出了国民党守军炮兵阵地的位置,轰击的准确度逐渐提高,不但压制了守军的反击炮火,还把各个城门前的防御碉堡轰掉不少。

炮火准备之后,雷声滚滚而来,天地间一片昏暗,洛阳城的四个城门同时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攻击西门的四纵十旅处境困难,因为他们身后还有没被占领的发电厂据点。山炮运不上来,只能用轻武器掩护爆破组对城墙实施爆破。但是西门的外壕又宽又深,只有一条通道可以接近城门,通道被国民党守军的火力严密封锁,致使爆破小组的接近多次受阻。陈赓下决心先把身后的发电厂据点拔除了。半夜,发电厂终于被攻占,山炮开始上运,但大雨倾盆,道路泥泞,牲口无法使用,人力推炮十分艰难。直到天亮,才把山炮推到西关,此时部队的伤亡已经十分巨大。

担任东门主攻第一梯队的是三纵八师二十三团。二十三团决定以一营为突击队,二营、三营继后。营长张明不断观察地形,与官兵们反复讨论。一营的一个年纪很小的理发员很想为战斗做点什么,他到老百姓中间搞了个调查,竟然画出一张东门敌情图,图上画满了各种奇怪的图和符号,甚至还画着一条死去的狗,这张图被送到营指挥所,把张明营长看糊涂了,他找来小理发员询问,小理发员解释说,长线条是外壕,上面的短线是桥,老百姓说上面有座桥可以过去。桥头的圆圈是百姓们说的“大坟包”,可能就是敌人的暗堡。张明营长特意问到那条狗,小理发员说,百姓们说前几天有条狗跑上去莫名其妙地死了,估计是碰上了电网。张明最后的计划是:三连负责爆破火力点和铁丝网等障碍,一连攻击城门,二连攻击瓮城。突击开始后,张明带领二连向前运动。爆破员马景春在弹雨中抡着用缠着绝缘胶带的大铡刀猛砍电网,连续破开了三条通道,后面的爆破员抱着炸药包扑上去,炸毁十三道障碍物和数座碉堡后,二连接近了瓮城。大雨倾盆,天地漆黑。二连侦察员回来了,说小理发员画的那座桥果然在。张明立即命令二连发起攻击,命令刚一出口,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背,鲜血顿时染红了军衣。二连迅速通过小桥,在炮火和机枪的掩护下,十三名爆破队员前赴后继,连续爆破,终于把城门炸开一道三米宽的口子。排长宋苍富率第一突击组冲向缺口。已经负伤的张明趴在冲击阵地上,他知道必须迅速突破东门,强占城楼,准备迎击国民党守军的反击,如果动作稍慢,部队很可能被压制回去。他果断地命令预备队投入战斗,与二连一起扑向第二道城门。即使在大雨中,敌人的炮火仍旧十分猛烈。一个爆破队员在冲击的时候,怀里的大炸药包被铁丝网意外地拉响。后续的爆破队员拼死向前运动,把四个大炸药包放在了城门下,一声巨响之后,东门的第二道城门被炸开了。副连长沙培琛和七班副班长陈福才率先冲进城门,投弹组和爬城队跟了上来,东门的城楼终于被占领。凌晨四十分,陈士榘在指挥部接到三纵的报告:“张明这个营攻得好,东门已被炸开突破了!已占领城楼,城里电灯还亮着呢!”但是,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后续部队受到火力压制,无法及时跟进,张明的一营只控制着城楼左右百十米的阵地。

这个时候,邱行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除了命令炮火封锁被突破的东门之外,他并没有组织预备队进行大规模反击,以及时封堵城墙防御线上的突破口。漆黑的雨夜中,洛阳四面的城门同时受到攻击,邱行湘无从判断哪个方向最危机。更严重的是,平时表决心很有一套的青年军此时陷入了极度的惊恐之中,学生兵纷纷偷偷逃跑躲进城中的民房里,邱行湘已无法有效地指挥他的部队。

坚持在东门的一营终于迎来了大部队。十二日凌晨,攻入洛阳城内的共产党军队已达六个团。

十二日黄昏,“固若金汤”的洛阳城四门已全被突破。

蒋介石给邱行湘发来电报:“已饬外围兵团兼程驰援,希激励三军,坚守阵地。”邱行湘遂带领残部五千余人退守核心阵地,他希望自己创造第二个“四平街奇迹”:战至一兵一卒,等待援军到来。

大雨越下越猛。

十三日晚,对核心阵地的攻击开始。国民党守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火力之猛,特别是重武器火力之密集,出乎共产党官兵的预料。各部队都受到猛烈阻击。十四日,战场局势复杂起来。尽管孙震曾反复陈述增援的困难,但是,蒋介石严令必须不惜一切增援洛阳,甚至命令三十八师停止西调,归孙元良兵团指挥,孙震只好一面命孙元良的部队快速增援,一面命胡琏的整编第十八军由登封附近跃进洛阳。

陈士榘决定十四日下午对洛阳城内的核心阵地做最后一击。这是最后的时刻,也是最后的机会,如果攻击失利只能撤军,否则,时间拖延下去等来的只能是敌人大规模的援军到达战场。

邱行湘将青天白日旗高高地悬挂在核心阵地大楼的楼顶,以示坚守到底的决心。

攻击部队把所有的火炮集中起来,包括刚刚从外围阵地缴获的火炮,不下达轰击目标,不规定发弹数量,只是命令“各炮急促射击一小时”。邱行湘的核心阵地是一个不足两百平方米的正方形小圩子,南北两面排列着五座楼房,四周是高大的围墙和深壕,邱行湘在共产党军队发起炮火准备前曾登上楼房观察,发现共产党官兵正在抢运城里的物资,汽车、大车与大量的官兵和百姓满街走来走去,像搬家一样,其阵势如同要把整个洛阳城搬走。除此之外,一切寂静,这种寂静令他害怕,他正准备看看共产党军队是否在挖地道,炮声响了。猛烈的炮火持续了四十分钟,万余发炮弹被打到不足两百平方米的圩子里,工事炸塌,碉堡炸飞,楼房点燃。邱行湘的头部被弹片击中受伤,身边的一个团长被当场炸死。狭窄的小圩子里面拥挤着近五千人,在炮火的打击下血肉横飞,呼喊惨烈,整个核心阵地成为一片火海。

三纵八师和四纵十旅从两个方向向核心阵地突击。一小时地激战后,核心阵地成为废墟,守军全部被歼。

在洛阳守军即将覆灭的时候,一架小型飞机飞临洛阳上空,这是蒋介石命令南阳绥靖主任王凌云派来的,想把邱行湘师长接走。但是整个洛阳火光冲天,浓烟蔽日,飞机根本无法降落,于是盘旋了一会儿,飞走了。

四纵十旅二十八团十连的官兵冲进了一座楼房,里面还活着的国民党官兵都举起双手。共产党官兵问:“师长在哪里?”其中一个军官说:“这里没有师长,我是参谋长符绍基。”十二连官兵在一个暗堡里俘虏了五十多人,又在一座楼房里俘虏了八十多人,集合俘虏的时候,其中一个头戴士兵帽的俘虏突然逃跑,立即被十二连指导员按倒在地,他就是青年军二〇六师赫赫有名师长邱行湘。

邱行湘被押送到四纵十旅的司令部里。陈赓把手里邱行湘的照片与当面的这个人对照了之后,说:“你是邱行湘吧,黄埔五期的?我是陈赓。”

邱行湘说:“久仰,久仰。”

陈赓说:“你是哪里人?”

邱行湘说:“江苏溧阳。”

陈赓说:“那里是我们新四军的老根据地。”

邱行湘说:“是的。我家是贫农,陈毅将军在我家住过,你问陈毅将军就知道了。”

陈赓说:“你的家庭成分倒还不错,可惜你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

陈赓对二〇六师的那些死去的学生兵感到非常惋惜:“这次战斗,你们打得很苦,死伤很重。我们本来不需要使用这样大量的炮火,但你们固执不放下武器,而我们又想早点解决战斗,想使洛阳人民早点过安定的生活,所以不得不把这样猛烈的炮火加在你们身上。现在你们大概体验到了,你们工事做得再好,也无法阻挡解放军的进攻。”

南京很快获悉洛阳失陷,立即宣布邱行湘“殉国”,并派人到邱行湘的老家去要照片,准备给他开“忠烈追悼会”。此时,邱行湘正在被送往共产党太岳解放区的途中。邱行湘在路上给家人写信说:“旧的邱行湘已经死去。”

增援的国民党军到达洛阳城郊的伊河和洛河。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渡河器材没有着落,一整夜没能渡过一兵一卒,胡琏打了工兵团长一个耳光,但架桥速度依旧缓慢。十七日,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和整编三十八师终于到达洛阳。

共产党军队已撤到洛阳以西休整待命。洛阳已是一座空城。

洛阳之战,是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共产党军队在南线战场夺取的第一座城市。为了攻占这座城市,六千多名官兵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此时,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影响未来解放战争进程的重大决定:再建中原军区和组建中原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由刘邓部和陈谢集团组成,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纵队。

中原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以原属刘邓大军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组成第四兵团,李先念为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锡联为第一副司令员,陈再道为第二副司令员,苏振华为副政治委员;以原属陈谢集团的第四、第九纵队成立第三兵团,陈赓为兵团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

第十一纵队仍归华东野战军序列。

中原军区的重建以及中原野战军的编成,形成了南线战场的指挥中心。

一九四八年春夏之交,洛阳战役的结局令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上出现了不可弥补的漏洞,而随之发生的是共产党军队中原野战部队指挥系统的调整的完毕,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原大战的先兆。

只准活着打下去,不准活着退下来

客观地说,从一九四八年开始,“解放区”这一名称就已经成为历史。共产党军队已深入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域作战,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军队渡过了必须盘踞一方以求生存的艰难时期,共产党的将领们已经把作战目光移向更广阔的战场,共产党军队对“解放区”的依赖逐渐减弱。昔日生死攸关的“解放区”,已经变成一个“实际控制地域”的普通军事概念,甚至成为一个钳制国民党军主力的“拉锯地带”。

令人不解的是,国民党军仍热衷于对“解放区”的清剿和占领。国民党方面认为只要占领共产党人的根据地,就是赢得了与共产党军队较量的胜利。这一思维定势令国民党军的行动在一九四八年春天呈现出一种古怪的偏执状态。

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军重新划分了山东战场的绥靖区,除原有的第二、第三绥靖区外,又增加了第九、第十、第十一绥靖区,使山东战场的总兵力达到十三个整编师。

国民党军占领山东共产党解放区后,分散驻守在解放区内的城镇里和铁路沿线。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决定组建山东兵团。

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兵团总兵力八万一千六百七十四人。

山东兵团成立后,许世友捕捉的第一个战机是:袭击济南至潍县间的胶济铁路西段。

在这段铁路线南北两则,分散着桓台、邹平、周村、张店、淄川、博山等地,而居于中心地带的周村显然是关键点。对于如何作战,大多数纵队指挥员主张逐渐推进,一层一层地打进去,最后集中主力攻占周村。只有九纵司令聂凤智主张不在外围与敌纠缠,而是以主力直接攻击周村,揳入敌人内部来个中心开花。许世友和谭震林采纳了这个看似有些冒险的方案,因为虽然中心突破容易四面受敌,但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逢城必守,逢镇必防”,造成兵力部署“活像一只岔开八只脚的大螃蟹”,这里搁一个营那里放两个营,周村由于处在外围防御的腹地,因此守备松懈,只部署着整编三十二师的五个营。

三月十日,山东兵团各纵队在大雨中从胶东向西急速开进。但是,本该于十日午夜主攻周村的九纵,直到十二日才抵达攻击出发地,他们耽误在了泥泞的路上。大雨淹没道路,无法分辨方向,九纵一夜只走了十几里。就在他们艰难开进的时候,国民党军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察觉到了威胁,立即命令三十六旅和一四一旅放弃邹平、长山等地,连夜收缩至周村,从而使周村的国民党守军由三千人骤然增加到一万五千余人。战场局势的突变令决心打个“中心开花”的聂凤智陷入两难之中。有人认为,敌情已发生变化,要打也要等重新调动其他纵队到达后再打,不然万一打成消耗战兵团要追究责任。电台被大雨淋湿无法使用,与兵团的联系处于中断状态。聂凤智思考甚久,天快亮的时候,他终于做出决定:“打他个立足未稳措手不及!错了我负责!”

十二日凌晨四时,九纵对周村发起了攻击。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仓促召集军官会议,但是部署异常混乱,急忙赶至周村的各旅、团之间的联络电话线瞬间就被炮火打断了,周庆祥的指挥就此失灵。七十三团七连攻击周村北门,因梯子被打断,攻击两次受挫,在连长刘奎基的率领下,爆破手用炸药炸塌了北门,部队突了进去。七十五团在东门突破顺利,开完军官会后还没能返回指挥位置的团营长们被截在了半路,周村内的守军因没有指挥,抵抗一阵后便失去了斗志。战场上到处是共产党官兵“缴枪不杀”和“我们优待俘虏”的喊声。七十九团八连四班的喊话让三百多名守军放下了武器。敌四二二团团长决定投降后,让勤务兵把共产党官兵叫进驻地的院子里,满院子的国民党兵竟然呼叫起来:“解放军长官来啦!可好啦!”

二十二个小时后,周村被攻占。除师长周庆祥化装逃跑外,周村国民党守军一万五千余人全部被歼。

关于聂凤智决定连夜对周村发动攻击一事,在战后的总结会上有人认为“仗虽然打赢了,但军事上是冒险的”。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坚决地表示:“打是对的!我怕的是你们不打!”政治委员谭震林表情严肃:“军事斗争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兵团就是让你们打!谁要是不打,我就送他四个字:机会主义!”

张店和周村被攻克后,胶济线西段的国民党军防线全线动摇。许世友期待的“中心突破,四面开花”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蒙阴、沂水、莱芜、博山等地的国民党守军惊悉张店、周村、淄川、桓台一一失守,纷纷望风而逃。

驻守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判断:共产党军队很可能趁势南下,攻击济南附近的兖州,切断津浦线上徐州至济南间的联系。出于重点防卫济南和津浦铁路的需要,他抽调胶济线上的兵力,向兖州方向增派了两个师。这样一来,胶济路中段的潍县县城孤立地暴露了。

山东兵团请示中央军委:东进攻占潍县。

三月九日,蒋介石偕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第三厅厅长罗泽闿、第四厅厅长杨业孔等人到达徐州。在听取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郭汝瑰的汇报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地说:“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郭汝瑰听后,“顿觉毛骨悚然”。

自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以来,坚持在山东内线战场的共产党军队,一直处在艰苦的移动作战中,由于兵力和武器都与国民党军相距悬殊,面对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侵蚀和占领,被迫的周旋作战令他们十分迷茫,因为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官兵都是当地贫苦农民的子弟,他们对父老乡亲因为他们的离开而遭受苦难倍感痛苦。而解放区内贫苦农民遭受的蹂躏,其残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一旦他们开了口,就很难制止那泉涌般的痛苦回忆”,美国女记者葛兰恒记述道,“即使表情冷漠的农民,也会泣不成声,没法再接着往下讲。”山东兵团九纵接到潍县百姓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被许世友保存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七〇年,那时,他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位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共产党将领把这信重新拿出来给部队官兵看,是想让在和平时期生活甚久的他们知道,军队在任何时候的作战都具有“复仇”的含义,军队的作战意志永远不能消沉——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悲又喜,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大灾难。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精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妇救会长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一个妇救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利,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要求你们坚决彻底消灭蒋匪军和“还乡团”,要求你们像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这种激愤的请求尚无前例。

第九纵队发布的攻打潍县的命令,其措辞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为保证战斗的胜利,要求所有进攻的部队只准进不准退,有我在,不准敌存,发挥你手中武器的最大效能,大量的杀伤敌军……只准活着打下去,打到胜利,不准活着退下来。……同志们!攻城令下了,立功的时间到了,报仇的时间到了,各按照你的战斗计划,按照你的立功计划,在统一命令下,行动起来吧!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只准胜利,一定要胜利!胜利地歼灭潍城守军万岁!……

潍县号称“鲁中堡垒”,是国民党军重兵设防之地。潍县城防经过长年修筑,已形成三道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防御体系:城壕深五米、宽八米,城墙全部由青石砌成,高达十三米、厚达六米。城墙外,筑有约两米高的矮墙,距城墙最远处二十八米、最近处六米,其间设置了密集的火力点,并以交通壕连接。矮墙外,挖有宽、深各六米的护城河,在距离城墙两千米的距离内,九十多座堡垒密布,碉堡前附设有地雷、鹿砦等设施。潍县城内分为东西两城,之间有白浪河穿过,河宽约十米,上面有五座桥梁贯通。两城的突出部或制高点,已全部筑有火力堡垒和炮兵阵地,城垣里挖了大量的屯兵洞。其中西城高出东城五米,是整个潍县的城防重点。此刻,潍县仅西城留有一个小洞,其他所有城门都被堵死,西城与东城联系只能靠城关把文件扔下来,外围守军几乎没有逃回城里的后路。

潍县国民党守军指挥官,是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四十五师师长陈金城。总兵力有两万四千余人。

四月一日,王耀武飞抵潍县与陈金城商讨防御问题。王耀武没敢进城,只在机场与陈金城匆匆见了一面。王耀武强调:放弃不重要的据点,实施兵力集中;多做城墙下的地堡,以利“地平线以下作战”;一旦潍县受到攻击,济南和青岛会两路增援。陈金城头疼的是兵力不足,因为在他指挥的部队中,除正规军之外大多是杂牌武装。王耀武说:“到必要时我可空运一个旅来。”陈金城的回答是:“等到必要时机场也就无法保持了。”

就在王耀武抵达潍县的时候,二一二旅旅长汪安澜与张天佐吵了起来,张天佐曾是国民政府昌乐县县长,现在是潍县地主武装的头目。汪旅长不愿意和杂牌部队一起作战,主张他的部队与张天佐的杂牌武装各守一地,打起仗来相互不发生关系。东西两城,汪旅长大度地让张天佐挑选一地。平时总是吹嘘“保安总队对于打共产党军队比国军的正规军有经验”的张天佐已经吓坏了,坚决要求他的部队完全听从陈军长的统一调遣。两人争吵到陈金城那里,陈金城偷偷给汪旅长写了张字条,汪旅长看后不吭声了。陈军长的字条上写着:“我们现在的军粮非完全依赖他不可,否则目前就有断炊的危险。”

此时,山东兵团已向潍县开进。

关于东西两城,先打哪一个的问题,第九纵队指挥员提出先打西城。潍县的东城低于西城,守备力量相对薄弱,易于攻城部队突破。但是,许世友也明白,潍县的东西两城相距很近,如果先下东城,攻击部队就会处在西城国民党守军的瞰制之下,将在极其不利的态势中再攻城墙高大、工事坚固的西城。于是,兵团决定:集中兵力先攻西城,打掉陈金城的指挥机关,然后以西城为依托,居高临下攻击东城。

四月十日,九纵二十六师开始扫清城关外围据点的作战。七十六团采取炮轰母堡、爆破子堡、小组突击的战法,连续扫清了一系列碉堡群。七十七团出击城外北面的北宫据点失利后,迅速转入土工作业,挖掘坑道逼近守军据点的核心。白天看见共产党官兵拼命挖掘,晚上不断有报告说地下有挖掘声,恐惧逐渐蔓延,北宫据点内的国民党守军营长决定逃跑。命令一下,一个营的官兵一哄而散。天亮的时候,七十七团顺利占领北宫。七十八团同时攻占了东北关。潍县外围的敌人据点基本肃清。

接着,为逼近敌人重点防守的西城,攻击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从十五日开始,共产党官兵拼命挖掘。一连挖了八个昼夜,挖掘交通壕七万多米,坑道两百多米,地堡四百多,防炮洞两万多个,总作业长度达到七十多公里。国民党守军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大规模的挖掘,心惊胆寒之中使用各种火炮猛烈轰击,但是眼前的坑道还是在不断地向城墙接近。

陈金城体味到了共产党军队打下潍县的决心。然而,共产党军队挖掘八天八夜之后,不但没有发动攻击,反而向后撤退了,至少站在城墙上已经看不见共军的影子。陈金城认为,共军在他的炮轰之下“伤亡惨重”,定是已经“无力攻城”了。这个消息被报告给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王耀武立刻在济南召开庆祝大会,宣称“潍县十里内已无敌踪”,“昌乐之围预计日内可解”。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大喜过望的陈金城竟然命令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下开始“追击”。但是,整编四十五师刚一出城,就遭到猛烈的火力打击,部队仓皇地逃了回来。这一下,陈金城迷惑不解了:共军到底是撤了还是没撤?正在迷惑的时候,四月二十三日晚,潍县城外炮声骤起。这不是一般的炮击,而是他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以来听到过的最惊天动地的炮击。共产党攻城部队埋设在坑道里的几千斤炸药将潍县城垣炸出数个缺口。

陈金城知道,潍县的最后时刻来临了。

潍县城墙的上面很宽,可以并行两辆汽车。首先登城的四连和八连拼死阻击扑上来企图封堵突破口的敌人。所有的官兵都已负伤,弹药接济不上,他们使用了砖头、石头、铁锨和铁镐。八连副连长已经六次负伤,浑身是血,但仍站在指挥位置上,所有的战士都能听见他的呼喊。九连终于突上来了。接着,七十九团参谋长丁亚跟着五连也上来了。城墙很高,下面很黑,国民党守军发现他们要下城向城内突,机枪子弹狂风一样扫射过来。放下去的梯子被打断了。他们又放下软梯,但还是不够长,五连副连长已经顺着软梯下去,这会儿悬在半空,正在软梯上接绑腿。丁亚参谋长很着急,因为如果不迅速下去,后面的部队上不来,天一亮就前功尽弃了。五连连长孙端芝把驳壳枪一插,喊了声:“跟我往下跳!”官兵们不顾一切地跳下去。西城城墙有五层楼高,五连半数官兵严重摔伤,那些还能站起来的官兵,立即在城墙下开始了殊死的战斗。他们连续攻占二十多幢房屋,最后,近两个排的官兵被国民党守军压缩在一所学校里。干部大多已经负伤和牺牲,三排长杨学良站出来指挥战斗,这些官兵在潍县县城内孤军坚持了近二十个小时。

此时,二十七师的后续部队已经上来了五个连。陈金城判明突破口的方位后,调集一个团的兵力开始猛烈反扑。这是七十九团的关键时刻,城里的五连仍在孤军坚持,城墙突破口已经拥上敌人,而且天亮了。敌人的六架飞机加入战斗,掩护步兵营轮番进攻。七十九团政治委员陶庸在城墙上高喊:“七十九团就是打完了,也要守住突破口!”二营营长孙宝珍率领官兵冲上来,三营教导员孙洪文也带着一个排上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七十九团团长彭辉。敌人还是成堆地往突破口上拥,炮弹落在二营指挥所,指挥战斗的团参谋长丁亚被砖头瓦块埋起来,警卫员把他扒出来后,电话铃响了,他只听见一句“主力快上来了”,电话就断了。

七十九团坚持到了纵队主力登城的那一刻。

西城防御大势已去。随着巷战的开展,陈金城终于弃守西城,率部进入东城。

蒋介石亲自打来电报:“吾弟固守名城,激战兼旬,备极艰辛,已饬王司令官率队和青岛派队星夜驰援,务望坚守阵地,并须多控制机动部队以便夹击,而竞全功……”本已绝望的陈金城顿时感到莫大的荣耀,他立即复电:“……钧座若能速派大军前来东西夹击,不难歼灭鲁东南共军之主力。生等将战至一兵一卒,奋斗到底,以报党国……”回电以示效忠之后,陈金城意犹未尽,召集旅长汪安澜、专员张天佐、县长张哲等人肃立于孙中山和蒋介石像前宣誓:“我等受党国培植多年,丁兹大难,甘愿以身献国,决心与城共存亡,如有偷生怕死,畏缩不前,愿受党纪国法严峻处分,此誓。”宣誓完毕,陈金城认为还不足以表达他的心情,他将誓词誊写出来让在场的每人具名盖章,然后电告了王耀武和蒋介石。

但是,东城的防御很快就瓦解了。

二十七日凌晨三时,“决心与称共存亡”的陈金城电告王耀武,说他准备突围:“战局危急,拟即向仓上转移,希即转饬青岛方面即时派飞机来潍县掩护突围。”然后,他跟着汪安澜和张天佐率领的约三百人的队伍冲出东门。预伏在潍县东郊的西海部队开始了追歼,旷野里四面响起杀声,炮弹密集地在身边爆炸。天亮的时候,三百人的队伍被兜堵聚歼。张天佐死于乱枪,汪安澜逃到济南,陈金城躲在铁路边的洼地里,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昏迷,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俘虏群里了。

四月二十七日,潍县战役结束。

潍县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巨大的政治影响。首先,国民党军在山东仅剩下济南、青岛、兖州等为数不多的据点,共产党军队控制了山东的广大地域,山东战场的军事优势已完全倒向共产党军队一方。同时,张天佐等地主武装头目被打死,对被他们残害的山东贫苦百姓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其意义甚至超过了蒋介石主力的被歼”,因为以张天佐为首的反动地主武装“给以山东的灾难是十分深重的”。

潍县战役刚刚结束,军民正忙着打扫战场,突然有命令传来,通知所有的军民离开城墙附近,然后就传来了轻重机枪的射击声、火箭筒和炸药炮的爆炸声,潍县城墙再次笼罩在硝烟烈火之中。潍县的百姓很奇怪:这是干什么呢?难道又打上了?——九纵司令员聂凤智请示许世友同意,举行了一次真枪实弹的攻城演练,目的是巩固部队攻坚战的作战能力。而这种需要消耗大量弹药的事情,在共产党军队中,以往的任何时候都不曾发生过。

聂凤智说:“这就是攻克济南城的预演。”

泾渭河谷

把西北地区归于南线战场,在地理概念上是勉强的,但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这一概念专指陕西境内发生的战事。

在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之前,西北野战军已经开始战略反攻,部队逐步发展为五个纵队,总兵力七万五千多人,装备也得到一些改善。但是,在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仍有四十四个旅,总兵力达三十多万人,其中有十七个旅分布在陕甘宁解放区周围,其他各旅分布在豫西、晋南和陕南,国共两军的兵力对比仍是五比一。

但是,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召开的杨家沟会议上,彭德怀还是提出了开辟西北外线战场的建议。毛泽东也认为:“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我军主力都要转入外线作战,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打它、吃它,不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

打出去,就意味着迎战西北的胡宗南乃至青海的马步芳的数十万大军,就意味着西北野战军必须在脱离后方的情况下孤军作战。

最大的困难还是官兵吃什么?

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提出打宜川。宜川只驻守着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的两个团,如果战斗打响后胡宗南出兵增援宜川,黄龙山道路曲折便于打伏击战。更重要的是,打开南进的通道,不但可以威胁西安,而且沿途多是产粮区,可以解决部队紧迫的粮食问题。二十四日,第三、第六纵队形成了对宜川的包围态势。

彭德怀电告第三总队司令员许光达和第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以逼敌呼救求援。”

宜川守军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万万没料到宜川会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张汉初认为彭德怀部这次非把他消灭不可,于是十万火急的求救电报一封接一封发出。

胡宗南终于沉不住气,下达了增援的命令:“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即率整二十七、整九十师(实共四个旅十个团)沿洛川、永乡、瓦子街向宜川疾进,歼灭犯匪,并解宜川之围。”

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是一个苦命的将领。自从胡宗南大军占领延安以来,他的任务好像就是专业救援:救蟠龙,救榆林、救清涧,无论何时何地哪个部队被围,都是他带兵前往救援,但是至今还没有成功援救的先例。刘戡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蒋介石极为欣赏的一名战将,抗日战争中曾率部北上冀晋,在紫荆关、阳泉等地与日军血战,后转至晋南中条山一带与日军周旋作战。抗战结束后,一九四五年八月,刘戡被提升为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奉命驻防陕北,在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指挥下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刘戡的苦日子由此开始了。

接到增援宜川的命令时,刘戡正在西安过春节,与他同在一起的还有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和副师长邓钟梅。命令一来,大家都很扫兴,但都认为彭德怀就那么点部队,不会有什么大仗可打。

刘戡约两万人的增援部队二十五日由洛川出发,按照整编二十七师、军部和整编九十师的序列,沿着洛宜公路向宜川急进。这正是彭德怀判断的敌军增援的那条路。

第二天,整编二十七师到达永乡附近。侦察员报告说,在东北方向约二十五公里处的观亭发现大量共军。刘戡在西北战场上与彭德怀交过手,十分熟悉共产党军队的战法,他不愿意为宜川把自己的部队葬送掉。因此,他致电胡宗南说准备先打观亭。刘戡等着胡宗南的回音,在永乡附近停了一天。

这让彭德怀很是焦急,他担心刘戡退回去使打援的作战计划落空;更焦心的是刘戡走得太慢,而西北野战军的粮食已经不多,多等一天就多消耗一天,万一刘戡三天不动,即使最后他进入了伏击圈,官兵饿着肚子如何作战?

二十七日晚上,刘戡等来了胡宗南的回电。——回电如此迟缓的原因是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跳舞去了,命令是由一个处长转达的:不准停留,兼程推进。刘戡虽然预感到危机四伏,但是他无法抗拒命令。第二天,在向公路两侧派出掩护部队之后,整编第二十九军的主力上路了。

天空开始飘落小雨,雨中夹杂着雪粒,天地间潮湿而阴冷。

部队刚走出不远,前面就响起了枪声。当整编九十师师部走到瓦子街附近时,来自南面的枪炮声和手榴弹声开始密集起来,看来后路是否通畅成了问题。不一会,北面也枪声大作,部队在公路上拥挤在一起走不动了。刘戡命令接通与二十四旅的电台联络,张汉初旅长报告说:“围城之敌分向西北和西南方向逃窜”了。这个报告令刘戡恍然大悟:彭德怀的主力冲这里来了。

雨夹雪已经变成了漫天大雪,四野一片迷蒙。

王应尊主张趁公路南侧尚未发现共军,部队可向黄龙山撤退,然后绕路去宜川,这样不但不违背胡宗南的命令,也可以跳出眼前的包围,解救宜川。刘戡比较认同这个建议。但是,如果绕路的话,本来打前锋的整编二十七师就成了后卫,雪大路滑,大部队走出去之后,谁也无法预料整编二十七师是否会遭遇危险。刘戡对王应尊师长说:“要待深夜十二点以后才能行动。天降大雪,道路泥泞,等打部队走完了,恐怕你的部队走不出去,因为你的部队正在前面打,势必你要担任掩护任务,走在最后。”王应尊当即表示:“我走最后没关系。”这让刘戡颇有些感动。

暗夜里,雪落无声,刘戡思索良久,最后决定:“明日拂晓前继续沿公路前进,一举突到宜川。”

彭德怀部已经完成了对整编第二十九军的包围。彭德怀不能再等了,因为部队已经断粮。无法想象彭德怀的官兵在大雪之中如何度过饥寒的长夜的。二十九日凌晨六点,一纵独立一旅在旅长王尚荣的率领下开始攻击瓦子街,堵塞了刘戡部的退路。战斗一打响,刘戡立即指挥部队突围。

这是西北野战军军史上罕见的一场混战。天色昏暗,大雪纷飞,两军搏杀,分外眼红。彭德怀在当天的一份电文中写道:“每攻一山峰,须反复数次,用刺刀才能取得。”

入夜,刘戡发现经过二十九日一天的战斗,整编第二十九军已经损失了一半的兵力,特别是已经没有可以机动的部队了。刘戡认为明日共军将继续猛攻,趁夜突围尚有逃生的可能。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如果部队突出去了,只能撤往西安方向,那么谁对胡宗南的增援命令负责呢?刘戡希望师以上指挥官共同负责,可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坚持要刘戡下达命令。结果是,全军原地不动,等到明天再说。

三月一日拂晓,彭德怀部发动全线攻击。整编九十师各旅都已失去控制。师长严明和参谋长曾文思撤退到一个高地上给胡宗南发了封电报:“部队已损失三分之二,战局极为严重,我等团长以上决心成仁,以报校长及钧座培育之恩德。”曾文思认为师长过于悲观,严明说:“现在谁肯为我拼命?赶快把电稿传到团,团长以上人员一律要坚决自杀!”电报文稿被传给了部队,此时,各个阵地的厮杀已进入白热化,团长以上人员似乎用不着自杀。下午,随着各个阵地相继瓦解,刘戡的军部和师部都已处在被攻的境地。

严明不断地逼迫曾文思和他一起自杀。曾参谋长借口观察战局,始终与他保持十米以上的距离。曾文思对严明当通信营长的儿子严守礼说:“你要特别注意,防止师长自杀!”严守礼说:“咱们突围吧!”曾文思说:“你们把师长拖到山下军部去,我随后也下去。”于是,严守礼和副官架着严明下山,曾文思也跟了下去,两人在山沟里会合了。严明埋怨说:“你真害死人!在山上我手头还有几个连,可以找机会冲出去,现在叫我怎么办?就在这里动手自杀吧!”曾参谋长说:“为什么?到军部去,要死大家死在一块!”这时,公路上人头攒动,混乱不堪,只见人流向西涌,一阵激烈的枪响之后,人流又像潮水一般向东涌去,很快又被挡了回来。严守礼将严明扶上滑竿(严明去年三月率部进攻延安时,翻车腿断,愈后行动不便,随身备着一乘滑竿),曾参谋长有意慢慢落后在后面,然后他与严师长脱离开,自己到公路边的山岩里藏了起来。严明乘坐滑竿往山上行进时,被机枪子弹打死。

刘戡烧毁了机密文件、砸毁了电台之后,准备自杀,但手枪被军参谋长刘振世夺了下来。刘振生要求军长突围,刘戡在突围中捡着一颗手榴弹,他看了一眼随即拉响了手榴弹上的拉环。

也许除了刘戡本人,整编第二十九军并没有哪位团长以上军官自杀。

三月一日早晨,固守宜川县城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听见“瓦子街任家湾方向炮声隆隆,清晰可闻。五个小时后,炮声慢慢沉寂下去,接着机枪声也听不到了”。张汉初判断刘戡部凶多吉少,宜川更是危在眉睫,遂决定率部突围。三月二日晚,西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击,战至三日上午八时,全歼宜川守军五千余人。

宜川一战,西北野战军以伤四千一百九十三人,亡一千零五十九人的代价,歼灭胡宗南一个整编军军部、两个整编师师部、五个整编旅的十个团,总计两万九千余人。

共产党新华社通过广播通知国民党方面:刘戡和严明的遗体已经妥善装殓,希望派人前去接收。

胡宗南派人把两人的遗体运回西安。刘戡和严明被蒋介石追认为陆军上将。

国民党军准备放弃延安。

驻守延安的整编十七师师长何文鼎多次来电,请求他的黄埔同窗胡宗南放弃延安。如果现在不主动放弃,说不定哪一天整编十七师就会让彭德怀包了饺子。

何文鼎已是度日如年。彭德怀攻打宜川时,他曾奉命派出一个旅增援,但是部队刚一出动,就传来了刘戡自杀的消息,他立即把自己的部队撤了回来。宜川距延安咫尺之遥,何文鼎心惊胆战地等着大战降临。但是,彭德怀没有攻打延安,而是西进宝鸡了。何文鼎立即再次打电报给胡宗南,认为这是从延安安全撤退的最后时机。

他的请求终于被胡宗南批准了。

胡宗南没有批准的是他绕道撤退的建议。

四月二十八日,整编十七师开始渡洛河。前天就命令工兵营先行到渡口架桥,但是由于河水上涨,架桥有困难,那个工兵营长居然带着部队跑了。愤怒而无奈的何文鼎命令十二旅掩护,主力部队徒涉过河。虽然没有共产党军队的追击,但部队还是笼罩在形同溃败的巨大恐慌中。下午,河水突然暴涨,重武器和车辆都已无法过河,正在北岸商量办法的时候,侦察飞机投下信件,说有共产党军队追击而来,催促整编十七师赶快渡河。此时,共产党军队已接近北岸,洛河渡口乱成一团,国民党兵扔下重武器纷纷抢渡,不少官兵在踩踏中被淹死,几乎所有的重武器和各种车辆辎重全部被共产党军队获得。

五月一日,整编十七师撤到蒲城之后做了清点:三千人被俘虏或者自动投降,负伤五百人,死亡三百七十人。重炮两门、山炮十三门、野炮八门、坦克八辆、汽车四十八辆、吉普车七辆全部丢失。

几天以后,蒋介石来西安,见到何文鼎,蒋介石给了他四个字:“怕死!无耻!”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时间是:一年零一个月又三天。

与此同时,彭德怀部攻击宝鸡的战斗可谓势如破竹。

防守宝鸡的国民党军,除地方杂牌部队外,主力是整编七十六师师部和一四四旅,师长徐保。徐保的部队残缺不全,二十四旅在宜川战役中受到重创,正在整补之中。新一旅此时也正在汉中整训,徐保能够指挥的作战部队极其有限。徐保的大名在胡宗南的部队里人人皆知。他嗜赌如命,当团长的时候,刚领到全团的军饷,一夜之间就输个精光。被提升为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后,徐保根本不住在宝鸡,所有的事务都由参谋长袁致中处理,而他则远在西安的公馆里醉生梦死,除了赌钱就是招妓。二月里的一天,他突然想起自己是师长,于是到宝鸡的师部去了一次,对师直属部队的官兵讲讲话,算是履行了一次职责。

四月二十四日,宝鸡陷于危境。

晚上,胡宗南来电,命令徐保固守,并告诉他国防部已令马家军星夜驰援。

天亮的时候,共军已经开始进攻城关了。徐保没有料到他的部队就这样让共产党军队进了城,统统没有任何抵抗的决心和斗志。他的指挥部在全城地势最高的金台观,徐保放眼看去,宝鸡城四周已全是共产党军队。这时,从西安开来的铁甲列车队长向他建议,把师部转移到铁甲车上去,铁甲车上有火炮和机枪,弹药充足,还储存有三天的给养,坐在里面不但安全,还可以横冲直撞。徐保立即采纳了这个建议,上了车徐保就命令往西开,但没开多远就发现了共产党军队,前面铁轨也被拆了,于是又往回开,开到车站以东的木桥附近,桥东的铁轨也被拆了,铁甲车陷于既不能退也不能进的危境之中。徐保向窗外看去,看见一群共产党官兵跑了过来,把他的铁甲车围住,有的爬上车顶,有的钻到车底,他还听见了“欢迎投降!优待俘虏!”的喊声。

这是徐保师长的最后时刻:徐保匆忙换了一身士兵服装,又给胡宗南拍了电报,大意是:“我决心尽忠……”然后令无线电排将密码烧毁,又将身上带的党员守则、军人读训一本一本地都撕毁,他手持手枪,刚走到铁甲车的门口。一颗炮弹轰的一声,他就倒在车厢内,满身是血。战斗结束。被炮弹击伤的徐保经急救无效,于数小时后死亡。徐保的尸体被解放军送到北边山上掩埋了。

占领宝鸡的西北野战军官兵被堆积如山的物资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多的战利品,从生活物资到武器弹药应有尽有,而且物资多得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搬运完。

就在共产党官兵在宝鸡城内忙着搬运物资的时候,不利的消息传来让彭德怀大吃一惊:从君宜增援而来的裴昌会兵团突破了四纵的阻击,四纵未向上级请示,也没通知友邻部队,自行撤退到岐山县东北的山里去了,从而使裴昌会兵团正向宝鸡长驱直入,现距野战军司令部仅十多公里了。同时,青海马步芳的整编八十二师的四个骑兵团也突破了六纵教导旅的阻击,已经到达彬县,正向宝鸡急速推进,而且还切断了野战军向陕甘宁解放区撤退的退路。

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彭德怀为四纵阻击不力震怒,也为眼前足够西北野战军使用两年的物资弹药不能搬走而十分痛惜。他下令将搬不走的物资弹药全部销毁,然后各部队迅速撤出宝鸡。

彭德怀部艰苦转战,终于在五月十二日回到关中地区,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合围。

五月二十六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对第四纵队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有电台,完全可以请示报告,敌人力量大抗不住也可以报告,而你既不抗击于岐山之东,又不抗击于岐山之西。你撤,既不通知友邻部队,又不告诉我们,总该打个招呼吧?部队在行军路上住老乡的房子,走时还给房东打个招呼,你们的组织纪律性哪里去了?”

西府陇东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为“泾渭河谷战役”,并且认为国民党军取得了“大捷”。就在西北野战军艰苦进行战场牵制的时候,刘邓和陈粟大军在中原打响了一场大仗。

把汉江变成内河

国民党军方对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曾有如下记载:

刘伯承匪部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下辖三个旅:十六旅旅长尤太忠,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十八旅旅长萧永银。该纵,长于攻坚,指挥及纪律均佳,匪称之为主力纵队。

当豫东硝烟未落之时,在湖北的北部,“长于攻坚”的六纵开始攻击“有山有水有坚城”的襄阳和樊城了。

襄阳和樊城于汉水中游隔水对峙。两城地处桐柏山、武当山孔道,北通关中、洛阳,东连武汉三镇,西扼川陕大道,南接沙市、宜昌。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称襄樊为“天下之腰膂”。“膂”者,脊骨也。这是一座可以俯视疆土之城,——“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也”。

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从大别山中转战出来中原野战军在河南南阳彰新庄召开纵队干部会议,刘伯承说,从战争进程的角度看,国民党军五个最重要的军事集团(卫立煌集团、李宗仁集团、胡宗南集团、顾祝同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中,白崇禧集团将是国民党军的最后防线。现在,国民党军有三怕:怕林彪入关,怕打过长江,怕大军入川。在这“三怕”中,中原的国民党军就占了“两怕”,因为这个区域既可渡江也能入川。而在中原国民党军的防线上,汉水区域是其最大的弱处:

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长江、淮河、黄河、汉水)。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应背靠武当山向东南发展,白河、汉水流域是古战场。将郧阳、均县、房县划归鄂豫陕,南漳、保康、谷城划归桐柏,当阳、远安、荆门划归江汉,就是将汉水变为我们内河的开始。长江也会像黄河一样变为我们的内河。

刘伯承的“内河理论”,是个把拓展地盘的咄咄逼人与山水情怀的豪迈热情融合在一起的战略设想。——“我们中原区的任务就是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设想,刘伯承认为将战场选择在豫鄂陕交界处为最佳,因为这里既有伏牛山、武当山为依托,又有桐柏、江汉可做前进阵地,而国民党军因长江、汉水和大巴山的阻碍,机械化大军难以快速调动。

六月十三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襄樊战役作战部署。襄樊战役,将举中原野战军全军之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指挥第二、第四纵队组成西兵团,奔袭豫鄂边界处的老河口和谷城,控制汉水西岸,直趋襄阳和樊城;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指挥军区主力部队以及第六纵队组成南兵团,奔袭襄阳,并在汉水西岸形成对敌兜击。第一、第三纵队组成东兵团,或向北面的南阳移动,或尾击可能从南阳南犯的国民党军王凌云兵团,或侧击可能从信阳西犯的国民的军张轸兵团,或转至驻马店地区作战策应襄樊。

襄樊战役正在准备,粟裕部在豫东与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开始鏖战,中央军委两次致电中原野战军要求他们出兵策应。

刘伯承、邓小平除命令第九、第十一纵队直接归粟裕指挥外,立即停止了襄樊战役的实施,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赶赴河南上蔡地区,全力阻击从驻马店北上的胡琏兵团,以消除粟裕部侧翼的威胁。

就在中原野战军全力支援粟裕部作战的时候,由于中原战场上的国共两军主力全部集中在了豫东和豫中,国民党军在汉水流域的防御突显薄弱。始终盯着襄樊和襄阳两城的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重新实施襄樊战役计划。

一直被刘伯承“藏”在桐柏山解放区腹地的王近山的第六纵队出动了。

刘伯承决心以六纵的六个团、桐柏军区二十八旅的三个团、第三军分区的两个团、陕南军区十二旅的两个团和两个地方武装独立团,共十五个团约两万兵力,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先打老河口,再攻襄阳和樊城。

七月二日夜,六纵在瓢泼大雨中自豫南与鄂北交界处的新野出发,向老河口奔袭。官兵一个昼夜奔跑了近八十公里,当先头部队抵近老河口时,国民党守军一六三旅正向谷城撤退。六纵渡过汉水追击,追至谷城以北,一六三旅又放弃谷城向南逃跑。此时,陕南军区十二旅已经攻占谷城,截断了一六三旅的退路,并随即发动袭击,歼灭了一六三旅的一个营。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八十五、八十六团歼灭一六三旅的一个连后,强渡汉水,截击并全歼一六三旅辎重营。四日,六纵和陕南军区部队沿汉水两岸向襄阳和樊城逼近。

襄阳和樊城是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的防地。

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副司令长官郭勋褀。

康泽在国民党内是一个名人。他虽然毕业于黄埔,却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南京《中国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兼组织处长等职。他出身贫苦,学习勤奋,性情刚强。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选派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后来成为共产党将领的邓小平是同班同学。回国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中爆发,蒋介石成立宣传大队,他被任命为大队长,在战争中显示出出众的宣传才华,得到蒋介石的特别信任。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忙于国民党的青年干部培训。一九四五年,受蒋介石指派赴欧洲考察,一九四六年秋回国,年底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一九四七年夏,当共产党军队进入全面进攻作战之后,国民党军按防御区设立绥靖公署和绥靖区,康泽于一九四八年一月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隶属武汉行辕,归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指挥。

康泽实战经验不足,也没有嫡系部队,能够指挥的部队只有一〇四、一六三、一六四旅以及炮兵十四团七连和三个保安团。其中,一〇四旅几乎全是新兵,虽然武器好但战斗力差;一六三和一六四旅老兵多,有一定的战斗力,但这两支部队原属川军将领刘湘的旧部,与川军没有任何渊源的康泽根本指挥不动。

为此,康泽特别推荐原川军将领郭勋祺来当他的副手。

郭勋祺在国民党军中也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十七岁入川军,二十六岁已升至旅长。一九二二年,陈毅自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在四川万县与郭勋祺结识。由于和陈毅来往密切,郭勋祺政治上逐渐倾向共产党,与吴玉章、刘伯承等人也交谊日深。一九二七年四月,陈毅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去重庆寻找郭勋祺求助,郭勋祺让陈毅在自己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送给陈毅三百块大洋和一套西服,并派副官和卫兵护送陈毅上船离开重庆。一九三一年,郭勋祺被川军将领刘湘启用,率独立第二旅参加围攻共产党洪湖根据地的战役。他与共产党人最激烈的一次作战,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当时,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贵州北部,试图西进四川,然后北渡长江,与位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严令刘湘出兵入黔堵截。刘湘左右为难,他既要能应付蒋介石,又必须保存实力;川军没必要与红军硬拼,但如果红军真的进了四川,还必须能打硬拼把红军赶出去。刘湘考虑再三,选定了郭勋祺,他认为郭勋祺对自己忠诚,同时又有些同情共产党。郭勋祺率教导师第三旅进入贵州,当中央红军来到赤水河边的土城时,遭到郭勋祺部的猛烈阻击。——眼看着红军要入川了,郭勋祺决定死打硬拼。在此之前,中央红军从未与川军交过手,川军的凶狠令红军官兵记忆深刻。

郭勋祺的阻击令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抗日战争中,郭勋祺是国民党军中著名的爱国战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率一四四师在武汉与日军血战,左腿重伤后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战斗结束被抬到医院时伤口已经溃烂。战后,郭勋祺升任第五十军军长。国民党第五十军与共产党新四军驻扎在同一地区,因为他与新四军军长陈毅的旧谊,两军相处甚恰。郭勋祺的“亲共”倾向逐渐引起蒋介石的警觉,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以“作战不力”为由撤掉了他第五十军军长一职。一九四七年,应康泽的请求,蒋介石命他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长官。郭勋祺不去,朋友劝他说,不去蒋不会放过你,去了可以掌握自己的军队,于是他答应了。

康泽孤军驻守襄阳和樊城,最大的苦恼是兵力不足。一六三旅守老河口,一六四旅守樊城,一〇四旅守襄阳,襄阳的防守兵力显然不够。他请求白崇禧把吴绍周的整编八十五师二十三旅调来,以加强襄阳防御,可是二十三旅仅在襄阳待了两个月,就被吴绍周调走去与粟裕作战去了。康泽只好从一六三、一六四旅中各抽一个团来加强襄阳。

一六三旅已经遭受重创,这是康泽实战指挥经验不足的证明。当一六三旅报告说他们受到袭击,并说袭击他们的部队多是晋南和豫北口音时,康泽判断可能是刘邓部的主力从豫东战场回来了,而且很可能是陈赓的部队。于是,他命令一六三旅向襄阳收缩。这一命令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草率作出的,结果导致一六三旅一撤就停不下来了,不但中途受到严重打击,而且残部最终竟没敢回襄阳,而是往沙市方向跑了。——本来就兵力不足,这一来又损失了大半个旅。

六日,共产党的攻击部队还没有到达,驻守樊城的一六四旅不知为什么开始往襄阳城里跑。渡过汉水的官兵混乱地拥挤在襄阳北门,要求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去。根本没有下过撤退命令的康泽询问郭勋祺,郭勋祺说这是一六四旅的擅自行动。康泽勃然大怒,严令一六四旅回去守城。一六四旅官兵终于重新回到樊城,但是很快旅长就打来电话,说樊城已经无法守了,因为就在他们撤出去的这么一会儿,城里的民心变了:“他们准备了很多慰劳品,原来是慰劳我们的。我们一走,不管他们,他们就准备拿这些东西去欢迎匪军啦!我们回来以后,老百姓对我们很冷淡,民心已经变了呀!”

襄阳城是刘邓部攻击的重点,也是国民党守军防御的重点。

襄阳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山是城防居高临下的据点,筑有大量的防御工事。城南和城西南的凤凰山、羊牯山等高地以汉水为屏障,可以俯瞰全城,控制通向城南和城西的通道。城垣和大山都修有坚固的地堡和碉镂,城垣四周的开阔地、道路和死角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康泽的防御部署是:一〇四旅十五团加十四团的一个营守城南和城西的羊牯山、真武山、琵琶山、虎头山、凤凰山、文笔峰、铁帽山等高地;十四团(欠一个营)守襄阳城垣;十三团一营担任河防和前哨部队,主力集结在东门机动;一六三旅四八八团残部守万山和大山头等阵地;一六四旅的一个营守老龙堤。

对于襄阳,必须“先攻山后攻城”,因为不占领城外的诸山,就连城墙都接近不了,更谈不上攻城。

王近山决定先包围襄阳,断其水陆退路,然后攻占城南诸山。

七日,六纵十八旅袭占南漳和宜城后,没有发现增援的迹象,于是六纵十七旅、陕南军区十二旅和桐柏第三军分区部队对城南诸山开始了轮番攻击。尽管对强攻工事坚固的山头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因没有远射程火炮的支援,攻击还是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十七旅五十团二营攻击的琵琶山,山上的防御兵力是康泽守军的一个连。八日,二营的攻击受挫。九日。经过一个白天的准备,旅长李德生命令四十九团三营再次实施攻击。在有限的炮火支援下,七连副连长率突击队冲过两百米的开阔地,三班长赵存虎挥动铡刀去砍铁丝网,铁丝网又粗又密无法砍断。七连的两个排已经上来了,敌人的火力集中在这里,每一秒钟都有人伤亡。赵存虎急了,轮刀猛砍支撑铁丝网的木桩,砍倒数根木桩之后,铁丝网整体倒下。突击部队冲过铁丝网,分两路冲向山头,与守军展开近距离肉搏战,最后以伤亡三十多人的代价占领山头阵地。敌人发动反击的时候,三营官兵冒着飞机的轰炸和火炮的轰击连续打退六次冲锋。到第二天黄昏时,坚守主阵地的九连仅剩十六人,但琵琶山主阵地仍旧在手我军之中。战斗中,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触雷身亡。

与此同时,四十九团二营向真武山发动了攻击。真武山是外围城防的主阵地,山上大庙里有敌人的一个团指挥部。二营趁真武山守军抽出部分兵力增援琵琶山之际,经过猛烈的火力准备,六连在连长胡玉海的率领下,迅速突破了第一道防线。指导员郭松珍带领二排冲击地堡,六班长指挥正面火力掩护,副班长许心喜带着爆破小组迂回到地堡侧后,炸哑了地堡的机枪,刺杀了反抗的守军连长,活捉三个士兵。在不到半个小时地时间里,二排连续解决十八座地堡,占领了第二道防线。接着,跟上来的五连和六连一起集中力量向上头的大庙攻击,官兵每占领一处就点火为号,两条火龙最终会合于大庙,真武山被攻占。

但是,国民党守军依旧占据着虎头山、羊牯山等山头阵地,敌人工事坚固,炮火猛烈,王近山各部的攻击进展艰苦而缓慢。

九日,白崇禧电令康泽:“匪众我寡,守备襄樊则更单薄,着即放弃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阳待援”,并告“已令整编第七、第九师主力分道兼程来援,因抽调兵力需时,务须能固守到七月二十二日”。

一六四旅在飞机的掩护下放弃樊城,于九日下午十六时渡过汉水进入襄阳。

可以看出,王近山的兵力也是捉襟见肘。不然,他决不会让一六四旅轻易渡汉水移至襄阳,一六四旅的到达令对襄阳的攻击更加困难。

王宏坤提出“襄阳作战须重新考虑”,王近山不同意放弃攻击。

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

攻击部队的顾虑是:国民党守军的策略是凭借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固守,待增援部队到达后出击反攻。敌人以主力部队守大山,就是要与攻击一方拼消耗,只要拖延足够的时间,援军必定到达,守住襄阳城不成问题,对于王近山的部队来讲,不夺取城南诸山,就很难接近城关,但是与敌人逐一争夺外围山地,既消耗时间又损耗弹药和兵力,这样攻下去似乎正中守军下怀。

此时,交战双方都已到了体力、物力和心理即将消耗殆尽的时刻,这种时候制胜的关键只有战斗意志。刘伯承命令王宏坤继续攻击:“不许顾虑伤亡,不准讲价钱,以求彻底胜利。”

十二日,襄阳作战命令下达,其核心要义是:绕过尚未攻占的虎头山和羊牯山等山头,使用地方部队对这些山头进行佯攻钳制。主攻部队六纵攻击西门,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攻城东南,陕南军区十二旅攻城东北,三路攻击部队最后会合于城内的康泽司令部。

这是王近山的建议。

这个建议意味着不攻山先攻城。

王近山认为,根据襄阳城的地形特点,如果坚持攻城必先夺山的战法,只会扬敌之长露我之短。襄阳城西南高地与汉水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直通西门。这条走廊距虎头山和羊牯山的距离超出了守军火力封锁的范围,襄阳城内的守军火力也不足以完全封锁。六纵如果把主攻方向放在西门,就可以避开敌人山头主阵地的火力,直接打击康泽守军的要害。总而言之,要断然改变攻襄阳必先夺山的惯例,采取猛虎掏心的战术,打开城西走廊,从西门一竿子插进城中。

王近山宣布,打襄阳开特例,为三件事设三个特等功:登城第一名,缴获四门迫击炮,活捉康泽。

十三日,六纵四十九、五十团控制了攻击西门的唯一通道大石桥。六纵十八旅同时攻占了城东北角阵地,将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接应过汉水,从而对襄阳城形成了钳形合围攻势。

就在襄阳城岌岌可危的时候,蒋介石给康泽发来电报,命令康泽把城外各山头全部放弃,守军退入城内坚守待援:“共军必无远射炮和重武器,弃山守城,固守待援。”蒋介石的这一命令给襄阳守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令人吃惊的是蒋介石不但认为襄阳的“危险期已将过去”,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信赖余言”定会逢凶化吉:

南北两方援军最迟必于二十日前赶到襄阳,中正负责督促,勿念。至电中(指康泽致蒋介石电报)所述匪部装备与战况,以余判断,认为危险期已将过去。匪逼至襄樊外围各据点,激战恶斗已达数昼夜。匪部攻势之损失,将比我军伤亡更大。而且对方作战皆无后方,弹药之接济,照屡次战役之经验,匪部弹药决不能持久三日至五日时间。尤其各种炮弹之补充更为缺乏。在过去数日之激战,其枪炮攻势虽甚凶猛,但其炮弹必因争夺外围山地消耗殆尽。何况山炮之威力并不能轰破我坚固城墙耶!故此次如我决心退守城内,集中全力防御匪部来攻之办法,则必能击退匪部,确保安全;有时且可乘机转为攻势,歼灭疲乏之残匪;况且有我空军昼夜来助战,非匪之可能及也……只要信赖余言,坚忍镇定,匪虽凶横,其如何乎!

白崇禧坚决反对弃山守城,认为有违“居高临下、恃于形势”的军事原则。他严令康泽立即夺回丢失的真武山,恢复城南山头的防御阵地。但是,康泽是蒋介石的亲信,是蒋介石专门派来坐镇襄阳的,他没有理会白崇禧的命令,于十四日中午将外围虎头山、羊牯山的守备部队全部撤进了城内。

导致襄阳城防最后瓦解的致命决策生效了。

战后,白崇禧司令部的战役总结将矛头直指蒋介石:“襄阳城西南各高地能瞰制全城,羊牯山离我城西南角仅四百公尺,轻重机枪及火炮可以纵射西南城垣,瞰制南面城垣,诚为阵地之锁匙部。自放弃西南各高地之次日晚,匪即突破城防工事。守山地几十日匪攻不下;退守城内一日即被攻陷,足证放弃西南高地之失策。”

但是,襄阳终究是白崇禧的地盘,一旦失守会对他的后方构成威胁,因此他还是决定派兵增援。就白崇禧的兵力部署而言,驻守南阳的王凌云兵团距离襄阳最近,所辖整编第九、第十五师也有战斗力,但是白崇禧顾虑刘伯承围点打援的惯用战术,担心刘伯承的主力正在某个地方等待王凌云出动呢,于是不敢从南阳出援。唯一可以出动的是驻守信阳整编第七师和驻守确山的整编二十师。这两个师如果出动,从信阳向西北走沁阳,再折向西南走唐河、新野,五天即可到襄阳,但是这条路线要经过共产党解放区,且中途还有唐河和白河阻隔——敌前渡河乃兵家之忌,白崇禧认为十分危险。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怪异的增援路线:由河南的驻马店、确山和信阳乘火车到湖北的孝感,然后从孝感一路向北,步行经应城、京山、钟祥,过蛮河,由宜城到达襄阳。——这条路线乘车至少两天,步行至少七天,即使衔接迅速,行军急促,到达襄阳也需十天。白崇禧对这个决策的解释是:远敌渡河出乎共军预料,且增援部队沿途只过他的控制区,定会十分安全。其实,白崇禧的真正意图是:一旦襄阳失守,增援的部队可以控制宜昌一线,以防共产党军队南渡长江。——襄阳是白崇禧的地盘,守军长官却是蒋介石的人,想守地盘又不愿意救人,白崇禧在这种矛盾中很难下定必救襄阳的决心,也许这才是导致他的增援路线怪异的根本原因。

刘伯承命令江汉军区部队在钟祥一带发动攻势,致使白崇禧的先头增援部队一七二旅不敢孤军冒进,在京山、钟祥一线停了下来,等待整编二十师的主力。——这种散漫行军式的增援,几乎等于放任共产党军队攻击襄阳。

十五日黄昏,襄阳的总攻战打响。六纵十七旅由旅长李德生指挥担任第一梯队,四十九团一营从西关经大石桥攻击西门,其余兵力为预备队;十六旅由旅长尤太忠指挥纵深战斗,其四十七团三营为主攻,由城西北配合十七旅攻城。四十六团为第二梯队,由西门攻击;十八旅为第三梯队,准备巷战;陕南军区十二旅攻击东北角,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攻击东南角,策应西门主攻。

二十时二十分,火炮抵近轰击西门城防工事。爆破组在炮火中连续爆破,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洞。突击队员趁硝烟未散迅速跨过大石桥,竖梯登城。梯子很快就被守军炸断了,第一批攀梯的官兵全部摔下,其中的一部分官兵牺牲。一营三连李发科排长发现炸开的大洞距离地面不太高,他蹲下身让战士踩着他的肩膀上去,战士岳秀清和冯秀林两人因此率先登上城头,后续部队不顾伤亡在突破口击退守军的数次反击,将突破口牢牢控制。战后,四十九团因打开西门的战功被授予“襄阳特功团”称号。

西门被突破后,在西北角攻击的四十七团也转由西门突入。

巷战在黑暗中开始了。四十九团向十字街,四十六团向十字街东南,四十七团向西北角,五十团向北街,五十二团向米花街,五十四团向南门里。攻击部队不与少数守军纠缠,迅速分割穿插将城内守军割裂。天蒙蒙亮的时候,守军阵地只剩下东街杨家祠堂内的绥靖区司令部和鼓楼两处了。上午十点鼓楼守军投降。攻击部队把康泽的绥靖区司令部包围得水泄不通。杨家祠堂是个四进院落,四角筑有坚固堡垒,中心是一座三层主堡,互相有坑道相连。此时,康泽在坑道里,郭勋祺则在中心碉堡里负责指挥作战。康泽司令部里的特务营和宪兵队数百人在郭勋祺的督战下拼死顽抗。僵持至下午十六时,共产党军队开始了最后的攻击,炮兵射击、工兵爆破、步兵冲击,杨家祠堂的围墙被轰垮,塔楼工事被炸塌。八十三团三营教导员张景纯和五十四团二营副教导员要秉仁率部冲进了康泽指挥部的核心区。

五十四团二营六连指导员王秀斌跟着俘虏找到康泽进入碉堡的坑道口,战士高鸿岭和杨凤臣钻了进去,他们沿着狭窄潮湿的坑道,想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中寻找康泽,但是没有找到。二营副教导员要秉仁决定再细找一遍时,看见陕南军区十二旅三十四团的官兵押着一个微胖的军官过来了,战士们说他是康泽,但被俘的军官说话了:“我不是康泽,我是郭勋祺。”

要秉仁带领战士又下了坑道,他觉得没有捉到康泽,战役等于白打了。他们扒开每一具尸体辨认,当他拉开一具尸体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洞口,洞里面有四五具尸体,尸体有人为摆放的痕迹。要秉仁踢了一脚,一具尸体的腿抽搐了一下,战士们一拥而上将这具“尸体”拖了出来。要秉仁认定这个人不但活着,而且和康泽有点像。“尸体”来到院子里后,集合在那里的俘虏们说:“康司令也来了!”要秉仁这下松了一口气。

襄阳攻坚战于七月十六日黄昏十八时结束。

刘伯承命令将郭勋祺护送至河南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自一九二六年在重庆分别,刘伯承与郭勋祺已有二十二年未见了,刘伯承见到郭勋祺不禁感叹道:“从那时分别到现在,这中间的变化多大啊!”郭勋祺没有忘记一九三五年的土城战役,他慨叹那一仗令红军损失惨重,于是对刘伯承说:“过去战场上的对抗,我很惭愧。”刘伯承说:“明打不算,不要介意。”陈毅收到了郭勋祺要求见面的信,信封上写的是“仲弘兄”收。参谋们不知道“仲弘”是谁,陈毅拿过信说:“鄙人也。”接着,他专程从山东赶到宝丰来看望郭勋祺。一见面,陈毅便对郭勋祺说:”你呀你,大炮是没有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刘伯承和陈毅共同劝郭勋祺“从现在做起,为人民立新功”。刘伯承要求他回四川,做川军上层将领的工作,为日后解放四川做准备。

康泽于十五年之后的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作为第四批特赦战犯从北京昌平秦城监狱被释放。此后,他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七年六十三岁时病逝于北京。

襄樊战役历时十四个昼夜,中原野战军以伤亡三千七百人的代价,毙伤、俘虏国民党军约两万一千人。

襄樊战役不仅令共产党军队控制了汉水中游,更重要的是威胁了国民党军的总后方,对国民党军主力白崇禧集团形成了牵制,这一战略重要性在未来的淮海战役中将真正显现出来。

但是,刘伯承严厉批评了攻占襄阳之后,六纵与地方部队之间为抢夺俘虏和战利品发生的冲突。在这一事件中,两支部队甚至相互开火,出现了伤亡。刘伯承责令六纵向陕南军区和桐柏军区部队写信认罪,并通报全军。刘伯承特别表扬了桐柏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入城之初他就命令部队不得争夺战利品,并带领官兵们去城垣阵地捡国民党军丢弃的子弹,竟然捡得子弹二十四万发、黄色炸药几十箱。

对于共产党军队来讲,攻占大城市还是新鲜事,他们不但缺乏攻打的经验,更缺乏占领的经验。

但是,无论如何,“长江也会像黄河一样将变成我们的内河”。

共产党人,此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就要开始大规模地攻城作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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