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雷

摘要黄建新的城市电影所展示的城市空间是十分独特的，“空间”在他的电影里不仅仅只是背景，而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他在影片中所展示的城市空间实际上体现着他对中国城市及中国文化的思考。黄建新的作品始终着眼于从文化角度来表现传统文化积淀与现代化物质进程之间的矛盾，把深刻的文化思索与荒诞的喜剧形式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意味复杂的“悲喜剧”。

关键词黄建新，城市电影；城市空间；文化思考；悲喜剧

一、独特的城市镜像

黄建新的城市电影所展示的城市空间是十分独特的，之所以注意到影片中选择展示的城市空间，是因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也不仅仅只是背景，而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

作为城市电影的代表性导演，黄建新却很少在他的作品中展示其他城市电影中那些标志性的都市视觉形象：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喧嚣新潮的酒吧迪厅，流光溢彩的星级酒店……他的电影中，更多呈现的是中国传统城市的典型标志：高大厚重的山峡会馆(《背靠背，脸对脸》)，古老封闭的紫禁城(《求求你，表扬我》)，古色古香的西安城楼(《谁说我不在乎》)，拥挤而封闭的宿舍楼(《站直了，别趴下》)……纵观黄建新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里西安几乎成了固定呈现的城市背景，另外，南京、北京、河南南阳等这一类历史积淀深厚的“古城”也是黄建新十分偏爱的。最能体现黄建新空间环境设置匠心的是《背靠背，脸对脸》，在这部电影中，文化馆坐落在封闭的山峡会馆中，而会馆外环绕着厚重斑驳的高大城墙，每个段落之间，会馆的空镜头重复出现，并配以渐重渐强的音乐，不断强化着它的封闭与威严。《求求你，表扬我》这部电影中多次出现南京的城墙、古旧的牌坊，故事的很多片断都是发生在青灰色的城墙旁边。而在影片结尾，杨红旗父子有些突兀地出现在北京的紫禁城里，这些空间设置都是极富象征意味的。《谁说我不在乎》这部电影中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充满现代城市气息的海滨城市大连，但结局中的城市仍选择了古都西安，灰色的西安城楼、古朴的公园、传统的大秧歌等符号再次出现。“空间”有时在他的电影中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在谈到筹拍《背靠背，脸对脸》的过程时，黄建新就曾说：“如果在—个普通的办公楼里拍我就放弃了，因为找不到电影的支点。后来到了河南社旗的关帝庙一看，就知道这部电影可以拍了。”

二、深沉的文化思考

黄建新在影片中所展示的城市形象实际上体现着他对中国城市及中国文化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城市不同于西方发达成熟的工业化城市，“中国城市大量是农业思想基本构架的反映，是在农业文化基础上的相对商业的地方。所以说中国的城市电影应该表现的是中国城市向城市化迈进过程中中国城市的尴尬”。所以，黄建新的电影没有去关注光怪陆离的都市边缘人生；也没有热衷于表现花园洋房中俊男靓女的情爱故事，他的作品始终着眼于从文化角度来表现传统文化积淀与现代化物质进程之间的矛盾，展示和挖掘着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转型中的文化尴尬。

黄建新的近作《求求你，表扬我》选择了古都南京作为拍摄地点，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是远处高楼映衬下长满青苔的静静的古城墙，这个镜头出现在影片开头，有很明显的隐喻象征意义。电影中，无论是时尚漂亮的女大学生欧阳花、睿智深沉的记者古国歌，还是老实木讷的民工杨红旗，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围绕的一个核心是“面子”。欧阳花否认杨红旗在她遭受流氓猥亵时救了她，是因为她怕这件事传出去会使她的名誉受损；杨红旗找到古国歌要报社表扬他也是为了父亲的“面子”；古国歌在报道与不报道的选择间犹豫是为了“面子”；当地的派出所领导出面说的一番话：“我们这里治安很好，最严重的也就是夫妻吵架。”同样是为了“面子”。电影结尾出现了北京的紫禁城，黄建新说：“紫禁城从上面看就像棺椁一样，四面都是红墙围着，人永远也走不出去。”这一头一尾的空间设置清楚地揭示出现代都市生活中传统的文化观念对现代人思想和行为的禁锢。

《背靠背，脸对脸》的空间设置极具文化象征含义，电影的镜头自始至终就在文化馆所在的那栋古色斑斓的山峡会馆及周边缓缓移动。在历史上，“会馆”是中国人的一种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乡土观念的产物。电影中的主人公王双立是文化馆代馆长，作为一个“文化干部”，他时刻铭记在心的“两大使命”却是想方设法谋取正馆长的位置和搞到一个二胎指标生儿子，以实现自己的“忠”“孝”理想。影片让一个小小的文化馆缩映转型期的社会生活，逼真而富有内涵。电影的最后以俯瞰的远景，衬托出高大古建筑的包围中，主人公渺小的身影，显示出传统思想仍然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思想产生着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站直了，别趴下》拍摄于古城西安，黄建新说西安“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国城市”。电影的镜头对准古城脚下，街市深处一幢封闭的单元房。从表面上看，这个“左邻右舍”的故事只是展示了几个同住一幢宿舍楼的普通城市百姓的日常生活境遇，而实际上，黄建新正是想通过普通城市人的生存状态表达自己的文化思考。黄建新曾说：“文化的根就在现在，就在每个人身上，或许就表现在琐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我要从文化的角度去看，今天，大家都在想什么，做什么，出了什么毛病。”在作品中，黄建新坚守着文化反思理念，对传统城市中变动的人际关系展开文化透视。单元房正是一种现代都市中人与人之间冷漠的物质隔离装置。这部电影不但成为上个世纪911年代中国城市变迁的典型缩影，也从深层揭示出传统的都市人在历史文化转型期的尴尬与焦虑。

黄建新被认为是“第5代中的一个个例”，因为他绝少书写第5代式的中国历史寓言，而是扎根于城市电影之中，但实际上，他与第5代在内在精神上是统一的。他与第5代一样立足于现实的历史、文化的反思，一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在瞩目于现代城市时，不满足于对城市生活浮光掠影式的表现，而是以一种真正关注现实的立场去发现、去披露我们当下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他的思考锋芒，往往能穿透现实生活的表层，深入历史与文化之中，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思想深度。

三、悲喜交融的影像世界

黄建新作品中“没有好莱坞式的暴力和性爱，没有精心设置的‘视党奇观”。他的电影之所以能打动我们，一方面是他勇于直面当下，直面普通百姓的生活现实。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非常善于从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和命运沉浮中发现荒诞意味和随之而来的喜剧感。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用一个荒诞的事件作为故事的核心，从而产生戏剧性，产生幽默感。可以说，对生活的荒诞性感受是黄建新电影的创作基调，这种荒诞和与之相对应的黑色幽默以各种变奏的形态延续在他的作品中。但是，与“无厘头”式的荒诞不同，他通过一个个荒诞的故事，表达的却是对中国都市生活现实的思索。黄建新从来不满足于用夸张的表演和俏皮的语言所营造出的“喜剧”效果来取悦观众，他的作品能把深刻的文化思

索与荒诞的喜剧形式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意味复杂的“悲喜剧”。

黄建新的处女作《黑炮事件》讲述工程师赵书信偶然丢失了一枚“黑炮”棋子，为寻找这枚棋子而发给朋友的电报，却引起了公安局以及赵书信所在公司党委书记的高度警觉，对赵书信的怀疑使得公司只能找非专业的翻译来代替赵书信的工作，最终使得耗费国家巨资引进的“WD工程”设备报废。“黑炮事件”与“WD工程”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被糅合到了一起。问题似乎不仅仅在于影片所表现的事件本身的荒诞，而在于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神圣的，都在勤勤恳恳地尽职尽责。人们严肃认真地做着可笑无聊的事情。《黑炮事件》的故事让我们在深感荒诞的同时又觉得出奇的真实，电影虽然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运用了许多充满后现代色彩的表现手法，但其内涵想表达的那种对传统文化和民族落后心理的反思与内省则是非常现实的。赵书信的悲剧，乍看是属于个人的，其实属于整个国家和整个时代。当这样的悲剧在影片中用幽默甚至滑稽的方式加以表现时，观众的笑声背后只有辛酸苦涩的滋味。

《黑炮事件》所表现的这种对文化的思考一直贯穿在黄建新的创作中。《黑炮事件》是用荒诞形式揭示严肃的现实和社会问题，《背靠背，脸对脸》却是用写实的笔法描摹人生中无处不在的荒诞境遇。电影中的主人公王双立是—个被塑造得相当有深度的人物，他是个温和善良的“好人”，同时又对官场中的逢迎、倾轧等种种心计手腕运用自如的“滑头”，却没想到他在玩弄权术的同时自己也逃脱不了受人摆布的命运。在既定命运之前，他的心机、他的热隋、他的踌躇满志都荒诞得可笑。在“文化馆”这样一个背景下，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也就建立起来。在这一空间里人们对“权力”的追逐，对“文化”的漠视，清晰地显现出“官本位”思想对中国民众的巨大影响。剧中的很多片断让观众捧腹，但却不会有让人一笑而过的轻松。通过这个充满喜剧色彩故事，黄建新让观众把思考的触角探入久远的历史痼疾与心理浮尘，逼迫人们在笑声中追索思考。

《谁说我不在乎》中女主人公谢雨亭为领取单位发给“模范夫妻”的一条毛毯，开始寻找被遗忘多时的结婚证，处于更年期的谢雨亭翻箱倒柜，非要找到结婚证以证明婚姻的存在，使得丈夫不胜其烦，离婚的结局对寻找行为与“结婚证”本身构成了最大的嘲讽。故事似乎要以离婚为结束时，却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顾明和谢雨亭因没有结婚证而无法办理离婚手续。于是在影片中，结婚、离婚与结婚证的关系被纳入一个荒诞的连环套中。如果没有结婚证，就意味没有婚姻关系，要想没有婚姻关系就必须正式离婚，而办理离婚又必须用结婚证证明曾经存在过婚姻关系，于是问题又回到了起点，成为一个“二十二条军规”式的怪圈。在电影中，荒诞幽默的情节常使我们忍俊不禁，但在电影荒诞的故事背后有中国现代人真实的生活困境。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价值多元化和道德伦理的危机，使人们普遍对生活、对家庭产生一种不稳定感。谢雨亭对寻找结婚证的偏执其实正是这种不稳定感的极端表现。《谁说我不在乎》所展示的荒诞现象折射的是当下许多中国家庭的生活现状。电影中不但有幽默与滑稽，更有对剧变中的中国现实的思考。

黄建新的作品带给我们的感受永远是复杂的，它把滑稽和痛苦、荒诞和真实奇特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电影几乎每一部都带有喜剧色彩，但它带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单纯的快乐，黄建新说：“我的电影往往是很混杂的形态……它不是一个纯种的什么东西，它总可以让你笑，但笑着笑着就不笑了。”黄建新的作品从来不是一种纯正的悲剧或喜剧，而是一种颇具混杂意味的“悲喜剧”。它不同于具有喜剧因素的悲剧或具有悲剧因素的喜剧，它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将悲剧感与喜剧感带给人的乐趣“加以捣碎并混合在一起”；它非常类似卓别林的电影风格，永远披着喜剧的外衣，却裹着一个悲剧的灵魂。在我们为电影中的荒诞而发笑时，这些可笑的故事中所包含的人生的悲凉和现实的无奈往往在这时蛰痛我们的心灵，使这种微笑变成一种“含泪的笑”。别林斯基在论及“真正的喜剧”时曾说：“笑不是带有快乐的味道，而是带有痛苦的味道。”黄建新的电影正是这样的喜剧，它从来不是轻松的搞笑。实际上，荒诞的故事只是黄建新电影的外壳，他更为关注的是这些荒诞的故事中所包容的时代、社会症候。评论家贾磊磊认为：“黄建新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电影艺术家。”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使黄建新在当下消闲消遣式的喜剧潮流中成为一个个例。在别人试图以简单的“滑稽”和“搞笑”来取悦观众时，他却坚持用喜剧来表现他对都市生存现实的关怀和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洞察。他的电影往往让我们在会心而笑的同时陷入深深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