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患上严重的投资依赖症的情况下，如果大力调整结构，很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如果放任这种结构，政策继续集中于保增长，则结构的恶化同样会导致相当严重的经济乃至社会政治后果。

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7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为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了调子。按照惯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是在12月份召开。当前的经济形势处于一个极为微妙的时机，如何进行抉择，考验着决策者的治国智慧。

从2008年底开始，面对经济衰退的趋势，“保增长”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政府也全面采取了各种财政、货币甚至政治措施。至少从宏观层面来看，效果还不错，“保八”已经不成问题。

然而近来，经济学界和市场刚刚形成的乐观心理又蒙上阴影。综合起来，目前决策者面临两个两难困境。

首先，从国内看，各界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越来强烈。实际上。按照另外一种经济学理论，大规模扩张性货币政策本身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的开始，并且，从年初开始，这种通货膨胀就已经在股市、房市等資产性市场清晰地表现出来，各地房屋价格的疯狂上涨就是通货膨胀的表现。随后，价格上涨蔓延到水、电、气等公用事业领域，也蔓延到食品、农产品等领域。接下来会不会蔓延到其他领域?

从国外看，迪拜债务危机爆发，引起全球对于第二次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的担心。尽管中国金融监管层和相关机构再三澄清，这场危机对其没有直接影响，但无人能够排除间接影响。事实上，这种间接影响可能很大，假如它确实引爆全球、哪怕只是美国的第二次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因为，今年以来，中国的出口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如果出口再度萎缩，则经济增长的压力就会陡然加大。

这两个动向，对决策层施加的是完全相反的压力：后者要求政府继续维持宽松的经济政策，但这就意味着，价格上涨将会蔓延到更多领域，从而导致大面积通货膨胀。而如果为应对通货膨胀压力，过早地收紧货币政策，则经济有可能第二次探底，全球可能出现的第二次衰退将使问题更为严重。

第二个两难困境指总量增长与结构恶化的同时存在。中国经济之所以陷入本次衰退，与外部的结构失衡有关系，但主要还是内部的结构失衡所致。这就是人们广泛谈论的投资、出口与消费的失衡，而导致这种失衡的根源则是在经济过程中，不同人群参与经济剩余分配的权利也就不平等。在这种制度环境下，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而急剧地扩大了收入差距：首先是各级政府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民间；其次，民间财富急剧地向高收入群体倾斜，中低收入群体的相对消费能力日趋低下。而这样的收入结构是无法支撑消费型增长的，经济只能依赖出口和面向出口与基础设施的投资来维系搞增长。

2008年底后，政府为应对经济衰退出台种种保增长政策，反而让这种失衡的结构更为突出。从2008年11月份确定4万亿救市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金融机构开始投放数量惊人的货币和信贷，其中大部分都流入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手。由此而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现象，由此也出现了投资增长一枝独秀的现象，投资相对于消费的比例达到创纪录水平。当然，在此过程中，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分布不均状况也就更加恶化了。

增长目标与结构恶化之间也是一个两难。在中国经济已经患上严重的投资依赖症的情况下，如果大力调整结构，很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尤其是在目前宏观经济本身比较脆弱的时候。但如果放任这种结构，政策继续集中于保增长，则结构的恶化同样会导致相当严重的经济乃至社会政治后果。

面对这两个两难困境，决策者其实已经有了基本应对策略。在此之前，中共中央11月24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和建议。而11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宣布，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过，会议也提出，要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和可持续性，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对于投资，会议确定的方针是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完善和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相关政策。

应当说，这套政策组合还是比较均衡的，但可以预料，在惯性作用下，结构调整不大可能有实质性动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仍将会在保增长上大做文章。这是祸是福，无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