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在记忆深处躲躲闪闪,待我细想时,那个身影已走远。

有一天,月光格外皎洁,在月光下我终于记起那个曾经很蠢很蠢的女孩。那个蠢女孩是我。其实,起初我并不愚蠢。

记得7岁刚上小学时,教室很大,稀稀拉拉地坐着20多个同学,梳辫子的只有7个。老师看了看那怯生生的“半边天”,点名让大一些的琴做了学习委员,却选不出文艺委员在课前领着大家唱歌。后来慧眼识珠,发现我嗓门儿挺大人又挺大方,便委任了我。老师们都很愿意做我们班的班主任,理由极简单——学生少,操心事少;女生少,操心事更少。所有的班主任都说我们班女生最友好,总和和气气的。她们却忘了,女孩子天生会掩饰。

其实,文艺委员与学习委员之间很格格不入呢。我不知道嫉妒心是何时潜入体内并随着身体一天天长大的。我知道琴也一直嫉妒我,因为我们的成绩太相近了。每次读完考试分数,老师如果表扬女生,就会表扬我们俩或者我们其中的一位。势均力敌就有了敌意,有了敌意的琴先拉帮结伙,她拉着那5个女生高高兴兴地玩,放学亲亲热热地走。而当我形单影只地呆在操场或闷头回家时,恨琴恨得咬牙切齿。

有一天傍晚,我和高年级同学玩跳格,跳到天黑才想起书包,结果书包被锁在教室了,我急得团团转。忽然发现教室玻璃刚好坏了一块,于是拨开门闩就进去。拿了书包正要出来,我突然想到琴,说不定偷着锁门就是她干的,因为那天她值日。她肯定是想让我拿不出书包做不成作业挨老师训。旧恨新仇忍无可忍,我想到报仇。一回身看到讲台上有截粉笔头儿,给她起个绰号骂她一下吧。少年时代给人起的绰号往往并无道理,想了半天胡乱起了一个,借着教室里最后一点儿微亮把它写在琴的书桌里。写完了就算报了仇,走出教室就把这事丢脑后了。

第二天早自习一进门,琴正在骂人,看到我音量提高了一倍。我知道我的报复手段不仅不光明正大,而且还惹了麻烦。在放学路上,琴用她的骂声对我实行围追堵截,我像灰溜溜的小老鼠,琴成了打鼠的英雄。琴很能骂人,指桑骂槐、破口大骂全会。在她的骂声中,我来不及想自己的愚蠢,原有的嫉妒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恨。

五年级时新转来两个女生,其中一个是我的表姐,为了考入市重点中学特地从林区转来复读。加入了新成员,“半边天”不但没有多云转晴,反而阴雨密布了。表姐的成绩遥遥领先,琴很不服气,私下里便说她是复读生。话被传开,表姐便立场坚定了,女生阵营里从此有了两个帮派,彼此虎视眈眈。我们常在一起挖空心思贬低对方,以示敌弱我强。

我们(包括琴)都以为自己很聪明,认为那时的所作所为都是理所当然。结果,发布成绩时大家都傻了:老师认为最有希望的几个(包括表姐),都没有考入自己所向往已久的重点中学。

也许是因为那次惨败,琴比我们先长大了。有一天陪妈妈逛街,远远看到琴,我早早扭过头去,却听见琴问:“大娘上街呀?”妈妈说:“嗯。琴,有时间到我们家里来玩儿吧。”

“欸!”

我那时混沌未开,等琴走远便责问妈妈:“你理她干吗?你不知道我俩不好吗?”妈妈瞪了我一眼说:“琴这孩子到底是大了两岁,懂事了,人家想和好。”

“我才不和她和好呢。”虽然妈妈开导了半天,我却忘不了琴的那些恶骂,几次碰到她探寻的目光都以冷漠拒绝了。

多年以后,我慢慢聪明过来:无论在哪儿,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会遇到对手。我们太喜欢把对手列为敌人,太喜欢嫉妒甚至诽谤。一个人的真正长大却是从真诚地欣赏对手开始的。

童年那些事儿:孩童时,也许很多人都喜欢在书本里夹几片树叶做标签。不经意间,我们把童年的故事也随着树叶一起珍藏了起来。多少年后,当我们再翻开书页时,那些记忆犹如缤纷的树叶软软地飘落在心上。我们情不自禁地想与孩子分享,想让他们知道,爸爸妈妈也曾有过和他们一样灿烂的童年。“童年一叶”栏目欢迎大朋友的参与哦!

张爱玲,著名作家。童年时,曾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张爱玲对色彩、音符和文字都极为敏感。她曾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我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赤地之恋》。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喜欢张爱玲作品的人说:“如果说她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因为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地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