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宁

由中贸圣佳公司自台湾征集的恭王府铭紫檀宝座是否曾被清帝赐于恭王，而作为恭王使用之物藏于恭王府呢?

王府能否使用宝座

宝座是家具中等级特征最为明显的器物，只有贵为“天子”的皇帝使用，因此宝座的装饰基本以龙纹为主。那么作为清宗室成员的王府主人可否使用宝座呢?《清会典》中有这样的规定：“凡府第各颁其制。亲王府制……正殿中设座。高八尺，广十有一尺。修九尺。座基高尺有五寸，朱鬃彩绘五色云龙。座后屏三开。上绘金云龙均五爪。”这就证实王府的正殿设有宝座，亲王府宝座的座基只能有“尺有五寸”，纹饰可用“朱榘彩绘五色云龙”并可“五爪”。当然这样的规制只适用于亲王府，郡王、贝勒、贝子等府邸享用的等级就要低于这个规制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王府正殿通常是设有宝座的。

恭王府宝座的来源

恭亲王府的正殿按大清会典的规定必须放置宝座。那么恭王府宝座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种可能是来自皇帝赐予。据《清官恭王府档案总汇——奕訢秘档》记载：咸丰二年三月二十九日(1852年5月17日)，咸丰皇帝赏赐恭亲王奕訢安府用木器，“旨将紫檀木宝椅一张，紫檀木纹榻一张，紫檀木宫椅十张，著传添补垫子送至恭府。钦此”。这份清官造办处活计清档中的“紫檀木宝椅一张”应即为宝座。四月二十日(1852年6月7日)咸丰帝再次下旨，赐给恭亲王紫檀家具47件、黄花黎家具4件、楠木家具1件、金漆家具4件，黑漆描金家具1件、洋漆描金家具2件、文竹家具1件、红雕漆家具l件，共计6l件。由于这批家具全部为清官旧用(咸丰皇帝前任或者前几任皇帝使用过的)，故难免有破损之处，咸丰皇帝特旨：“以上木雕活并玉镶嵌钢面叶合扇套筒均有不全之处，相应找补齐整，见新为此。”这就证实恭王府确有紫檀宝座，来源于咸丰皇帝恩赐，而且是前朝旧用之物。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王府自做的。据清宗室后裔载涛、恽宝惠在回忆录《清末贵族之生活》中所记：“(王府)各屋皆有靠背椅，两边有拐栏，或镶螺钿，或于后背镶大理石蕊，或雕花枝，以上木器大多数用花黎、紫檀或硬木(即南方所谓的红木)，若用柴木者，则群嗤其寒俭矣!”这说明王府的大部分家具还是自己制作，但贵重的木材除自己购置外，还可申请皇宫拨给。咸丰二年三月初九日(1852年4月27日)，清官档案记载拔给恭王府“所需楠木板一百九十六块，内长六尺八寸……”。虽然未见记载恭王府曾自做宝座，但偌大恭王府中难道仅有咸丰二年皇帝所赐的两座宝座吗?这需要进一步探究。

恭王府家具缘何流失?

目前已知恭王府旧藏家具成批流失的共两批。一批在北京戒台寺，共计64件；一批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计33件。北京戒台寺收藏的恭王府家具是在1884年恭亲王奕訢被慈禧皇太后撤销一切职务后，奕訢借养疾为由，避开政治漩涡，隐居戒台寺时带去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恭王府家具是1983年经一位至今也不知其名的收藏家以台湾东吴大学的名义卖给故宫。台北故宫由社会征集的这批家具全部为清宫造办处制作的紫檀、黄花黎家具，经与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所藏紫檀宝座比对，其材质使用、纹饰风格等方面大体一致。

宝座铭文的目鉴

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所征集宝座的靠背素板正中镌刻隶书铭文一段，以刀作笔，颇具书法韵味。全文曰：“民国四年仲秋，余自江夏入京，与友人风溪先生晤于东兴楼饭庄。先生素知余之所好，无非尺木寸简，而为引见此器，悉其为恭亲王府旧物也，余嘱凤溪先生以重金求之。未复。辗转十数日，终得之矣!欣慰有余，铭此文记之。江夏陆羽平。”

“江夏”初为郡名，始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1912年为纪念辛亥革命，改江夏为武昌县。东兴楼饭庄创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坐落在东安门大街路北。

这篇铭文简炼而生动地记述了1915年陆羽平从武汉到北京购得这件宝座的全过程。从阴刻铭文的氧化程度来鉴别，无人为作旧痕迹，包浆自然，完全排除近期后刻之嫌。综合以上凶素，该铭文的雕刻时间与其内容所述年代相符。在珍贵而稀见的清宫紫檀定洋洋洒洒地雕刻94字的长篇铭文，如果仅仅为了说明该宝座出自恭王府，似乎有添足之嫌。因为标榜宝座出自清官远比出自恭王府更具价值。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购藏者并非为以此获巨利而愚弄人，只是记录了亲历者对宝座出处的确认，以及购藏后的欣慰之情。

通过上述分析后可以得出结论：恭王府自咸丰二年(1852年)就已拥有来自皇帝恩赐的前朝旧用宝座，而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征集的宝座很可能就是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中记载的紫檀宝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