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爱玲

[摘 要]文学中的病人叙事视角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在纪实类疾病叙事作品中,病人视角是真实存在的。而在小说中,病人视角大都是虚拟和模拟的。就文学价值而言,价值较高的病人视角是小说中的虚拟病人视角。小说中的病人视角可分为精神病人视角和普通病人视角。精神病人叙述视角是文学价值较高的叙述视角。它对提高文本的诗性品格、增强文本的诗性含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病人视角;精神病视角;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5-0091-(03)

在中国文学史上,广布着很多以病人作为叙事者的文学作品,它们中的代表有鲁迅的《狂人日记》、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阿来的《尘埃落定》等。文学家之所以喜欢以病人为叙述者,与它所产生的独特文体特点和文学价值有关。病人叙事视角模拟的是处境改变了的病人的眼光和体验。病人视角是通过病人的眼睛观察世界,让病人担负叙述的角色,以病人的口吻,对世界做出符合病人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揭示和审美评价。小说的叙述调子、语言、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等均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病人叙述者。病人叙述者是作者采用的叙述工具和叙述面具。通过这个叙述者,世界以一种被过滤、被讲述的面孔出现在文本中和读者面前。病人叙事视角的作用在于它是“某种语言的透视镜、某种文字的过滤网,……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同时它也是读者进入这个语言叙事世界,打开作者心灵窗扉的钥匙。”[1]191以《狂人日记》为例,这部小说是病人视角叙事的典范。小说之所以取得了非凡的文学成就,除了其对封建文化吃人本质的主题揭秘而外,形式创造上的狂人视角功不可没。正所谓“有时一个视角的精心安排,会起到波诡云谲,甚至石破天惊的审美效应。”[1]194所以,叙事视角的选择直接关系着文本的主题表达方式、深度和文体审美效果。我们“实在不应该把视角看成细枝末节,它的功能在于可以展开一种独特的视角,包括展示新的人生层面,新的对世界的感觉,以及新的审美趣味、描写色彩和文体形态。也就是说,成功的视角革新,可能引起叙事文体的革新。”[1]195正是如此,作为一个独特的叙事视角,病人视角在文学作品中香火兴盛,子孙满堂。

文学价值较高的病人视角主要是指一种虚拟的视角。在纪实类疾病叙事作品中,病人视角是真实存在的。而在小说中,病人视角大都是虚拟和模拟的。因为纪实类疾病叙事作品中的病人视角文学意义不大,所以这里主要讨论小说中的病人视角。小说中的病人视角可分为精神病人视角和普通病人视角。普通病人视角包含有癌症病人视角(如《21克爱情》)、肺病患者视角(如《沙菲女士的日记》)等。精神病人视角包含有傻子视角(如《尘埃落定》)、白痴视角(如《九三年的后半夜》)、失忆症视角(如《万寿寺》)等。比较而言,精神病人叙述视角是文学意义较高的叙述视角。所以,在这里笔者想重点谈一谈精神病人叙述视角的文学价值。精神病人叙事视角对提高文本的诗性品格、增强文本的诗性含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历来文学家青睐精神病人叙述视角的重要原因。国外文学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以精神病患者作为叙述者,讲述精神病患者眼里的世界的故事。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以患呆小症的傻子奥斯卡的视角和眼光看世界。这使得故事“从一开始便使一切歪曲丑化合法化。”[2]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则有著名的白痴叙述者班吉。班吉是一个先天性白痴,他33岁了,智力却不如3岁孩童。他没有思维和理智,脑子里只有一片模糊的感觉和想象。班吉的部分被称为“白痴讲的故事”。法国作家莫迪阿诺的《暗店街》则以遗忘症患者为叙述者,讲述了主人公居伊•罗朗因为患了一场遗忘症,把前半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他利用自己的侦探经验,寻找“我是谁”的答案。现代中国文学也有数量众多的以精神病患者为叙述者的作品。有的以精神病视角笼罩整体文本,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冰心的《疯人笔记》、王小波的《万寿寺》、陆棣的《一个精神病患者眼里的世界》等;有的则仅限局部叙事,如张洁《无字》第三章中吴为的笔记颇像鲁迅《狂人日记》的笔法。

纵观上述文学作品中的精神病叙述视角,其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主题表达的遮蔽工具。

精神病人叙述视角的文学意义首先在于它文学作品主题表达的绝佳面具和工具效应。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表达主题时,如果过于直露,则会使作品略显单薄,缺少可以回味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所以很多情况下,主题需要一定程度上的“隐藏”和“遮掩”。所谓“小说家需要某种重要的形式上体裁上的面具,它要能决定小说家观察生活的立场,也要能决定小说家把这生活公之于众的立场。”[3]357而在可供“隐藏”和“遮掩”的面具中,病人叙事视角无疑是很合适的一个。文本是作者表达世界看法和生民体验的艺术结晶体,病人视角为作者提供了表达社会批判眼光的遮蔽工具。病人以疾病的名义获得了法律惩罚的豁免。如果将病人换成常人,那么惩罚将被附体。这就形成了一条暗地通道,即病人成为作者表达某些尖锐社会批判的眼光的伪装体。作者所深刻意识到和觉察到的为社会所不易接纳的观点就通过这条暗地通道表达了出来。正如巴赫金曾在《小说理论》中所指出的:“小丑和傻瓜的面具(自然是以不同方式加以改造了的面具)帮了小说家的忙。……在反对所有现存的生活形式虚礼,在反对违拗真正的人性方面,这些面具获得了特殊的意义。它们给了人们权利,可以不理解,可以糊涂,能够耍弄人,能够夸张生活;可以讽刺模拟的生活,可以表里不一……”[3]358

就精神病患者而言,他的突出特点在于以不理解者和局外者看待日常生活和人类世界。无论傻瓜还是白痴,都有与正常人社会生活的疏离感。他们处于被隔绝的状态。疾病导致的障碍使得他们对正常人的社会生活葆有了一种不理解的立场,如白痴的智障、疯子的疯癫等,他们是正常社会生活的外来者、被驱逐者。而“‘不理解这一形式(这种不理解,从作者方面说是有意安排的,在主人公身上是出于忠厚和天真),每当揭露陋习时,几乎总是一个起组织作用的因素。描绘这种被揭露的成规指日常生活中、道德中、政治中、艺术中等等的成规。所取的角度一般都是不参与其中也不能理解的人”。[3]359同时,“小说要负担起的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戳穿人与人一切关系中的任何成规、任何恶劣的虚伪的常规。”[3]357而白痴们由于“已经失去了与外界的现实联系而成为现实世界的旁观者,由于他们已经摆脱了正常人理解现实时所不得不运用的惯常的知识、逻辑、思维方式、推理程序……而完全凭着自己的感觉对外界做出判断,他们就有可能更真切地看清了现实世界。”[4]文学中不理解者家族成员众多,如疯癫者、傻瓜、白痴、失忆症患者、外来客等都是现存秩序的不理解者。失忆症患者是对现存秩序的遗忘者。对他们而言,现有社会秩序是陌生而新鲜的。如王小波《万寿寺》中的“我”是一位失忆症患者。而外来客则是现存秩序的不熟悉者和陌生者。王小波《寻找无双》中的王仙客闯入宣阳坊寻找表妹无双,对宣阳坊的价值标准产生怀疑。这种不理解者的怀疑是对宣阳坊价值体系和陈规陋习的批判。巴赫金认为:“小说则在更为深刻和原则的基础上,继续着反对陈规陋习的这场斗争。”[3]358《青春如歌的正午》中疯掉的陈生对身边的事情很不理解。比如他不了解人们为了赚钱,忍心把马累得淌眼泪。也不理解马能吃能睡只是淌眼泪,王来喜却要杀掉它。他也不明白自己没有把付大头扔到水里面淹死却被人们认为是他做的。他更不明白为了办洲际冬运会上级部门可以花费十几万去买雪,而几千块钱就可以救他女人的命却没有人管。这些现象既有人性问题,也涉及社会现象。作者通过陈生这个傻子的不理解来表达自己的不理解和独特思考。以上例子证明,精神病人叙事视角在主题表达方面确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病人叙事视角就好像是一个天然良港,既使主题得到良好地“贮藏”,又使主题表达富有回味。

其二,荒诞变形的文体美。精神病人叙述视角带来的重要文体特征是荒诞与变形。精神病视角如同哈哈镜,将整个世界扭曲变形,放大缩小。然而,惊人的真实不离其宗。无论是《狂人日记》中狂人眼里的世界,《癫妇日记》中癫妇眼里的世界,《一个精神病患者眼里的世界》中精神病患者方医生眼里的世界,还是《疯子日记》中疯子眼里的世界,《尘埃落定》中傻子眼里的世界,《万寿寺》中失忆人眼里的世界,都表现出相同的模糊、多变、怪异、陌生、变形、荒诞的特点。如《狂人日记》中狂人眼里的街上跑来跑去的狗、无知的街坊小儿、自家的哥哥、村里的医生等在狂人眼中都变形为吃人的怪兽恶魔。《一个精神病患者眼里的世界》中的精神病患者“我”眼中的正常人都有精神病:冷漠麻木的钢厂工人患有“心因性木僵症”,厂长患有“躁狂型精神分裂症”,抓病人时说着相同话的刘医生等人患有“强迫性神经症”,那些披着长发、吃着话梅零食的男人则被“我”断定为患有“异性装扮癖”。在精神病视角笼罩下,日常生活景象都影显为精神病态。而现实生活在“我”的眼中,变形为一架选圆机。每个人是选圆机上的一个钢珠。在机器的选择和打磨之下,原本面目各异的个体,逐渐变成同一的人化机械和物体。小说所构筑的艺术世界荒诞变形,却又有着较高的真实性。它揭示了工业时代人类日常生存的病态状况。《黄金洞》中傻子“二憨”叙述视角的运用导致了叙述文本中世界的混乱变形。和《尘埃落定》一样,二憨眼里的世界也是一个傻子眼里的世界。如果说《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眼里的世界除了权力之间的争夺和血腥的行刑外,还有边地美丽的风土人情,那么《黄金洞》中傻子眼里的世界则充斥着乱伦、弑父和怪异意识的流动。老大为了黄金洞和桃,差一点掐死爹。桃为了金钱不惜做父子的双料情人。傻子二憨眼中的爹和哥哥都是猪。爹有时是一头老猪,有时是一头老羊。因为傻,所以他不能准确判断眼前事情的是非曲直,只能按照自己的本能直觉和需要来进行意识活动。他对桃想入非非,并以桃是否来抚摸他的脸来判断事情如何解决。整个小说笼罩着怪诞的氛围。孙健忠的《梦游症患者》中梦游症患者眼里的世界扭曲变形,迷离恍惚,亦真亦幻,真假难辨。《雪坝下的新娘》中傻子刘曲眼里的世界看似合情合理却荒诞可怕:刘曲被县长公子当众打傻无人劝阻,妻子公然与情人偷情,儿子冷漠刻薄像是冤家,村人势利无情。

其三,“我”的独特叙述学价值。

精神病人叙述视角产生的叙述人称“我”具有独特的叙述学价值。精神病叙述者往往采用第一人称“我”叙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阿来的《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万寿寺》中的我,《一个精神病患者眼里的世界》中的我,《癫妇日记》中的癫妇,《疯子日记》中的我,《黄金洞》中的二憨,《雪坝下的新娘》中的刘曲,《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的来发等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些文本中的“我”不是一个单纯的叙述者。“我”既包含着叙述者的我,也指称着主人公的我。自我的分裂和多义是第一人称特有的现象。里蒙•凯南将第一人称的我分为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经验自我即作为主人公的自我,叙述自我即作为叙述者的自我。《狂人日记》中的我既指称叙述者“我”,也指称狂人。《尘埃落定》中的我既指称叙述者“我”,也指称傻子二少爷。《万寿寺》中的我既指称叙述者“我”,也指称失忆人。《一个精神病患者眼里的世界》中的我既指称叙述者的“我”,也指称方医生。《癫妇日记》中的我既指称叙述者的我,也指称主人公癫妇。《疯子日记》中的我既指称叙述者的我,也指称作为主人公的中学生。叙述者的我与主人公的我产生了两种眼光,“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5]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君特•格拉斯.《铁皮鼓》译本序[M].胡其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9.

[3]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王彬彬.余华的疯言疯语[J].当代作家评论,1989(6):39-45.

[5]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8.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