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刚

[摘 要]《洼地上的“战役”》备受关注与争议,是因为小说在统一的显在主题下潜伏了错杂不一的裂隙。这个裂隙是政治话语、启蒙意识和古典结构分别影响作者的结果。笔者尝试从王应洪死亡事件的内相剖白,“战役”一词内涵的深沉性、悖反性,小说文本隐在的古典爱情模式,以及路翎在传统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创作转型等几方面入手,解析小说文本复杂性的表现与缘由。

[关键词]《洼地上的“战役”》;文本裂隙;政治话语;启蒙意识;古典爱情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5-0085-(06)

《洼地上的“战役”》送至《人民文学》编辑部后,艺术眼光一向挑剔的编辑部主任葛洛甚为认可,主编邵荃麟也很推崇,把小说刊发在头条。[1]巴金更欣赏邵荃麟推荐阅读的《初雪》。至于《洼地上的“战役”》,巴金读了“也还喜欢”,尽管后来写了批判文章,但文章是迫于时势经过“增改”的。[2]小说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一股阅读的热潮”,许多志愿军军官和战士深为触动,在大学生中,也有不少为之感动得落泪的。[3]在部分高校教师中,小说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4]37-42不久后,因为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日趋上纲,这篇小说也受到了持续不断的升级批判。进入新时期,小说作为50年代文坛的重要创获,曾入选《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许多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也给予了较高的肯定,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和批评。① 小说之所以能引起不同阶层和类型读者的反响和共鸣,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因为小说文本自身纠结了多重话语,以致小说的主题存在错杂不一的裂隙,从而使小说的接受表现为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复杂历史。这也是有论者把它归入20世纪中国颇具争议作品的重要原因。[5]

一、舍生取义与殉情而死

关于王应洪的结局,应该用“死亡”而不用“牺牲”来描述,是因为“牺牲”

含有意识形态意味,它所指的单一性无法涵纳王应洪之死的复杂性。在王应洪的显意识中,他担心负伤会拖累班长,于是与敌人同归于尽来掩护班长撤退,但在王应洪的潜意识世界里,他的死却有更隐秘的心理动机。直白地说,王应洪实际上是殉情而死。

为了证实以上的看法,不妨回顾一下,在金圣姬感到受了委屈而不再搭理王应洪时,王应洪“觉得很苦恼。她一点过错也没有,为什么昨天要那样对待她呢?……可是这种情况是不能这么继续下去的。……他于是希望快点上阵地去。”后来,部队离开金圣姬的村子,许多战士都“回头招手、喊叫”,“可是王应洪既不回头也不说话,跑得很快,几乎就奔下了山坡。”这些行为、心思表明,王应洪很想摆脱他应付不了的困境。他一方面深爱着金圣姬,心里涌动着“甜蜜而惊慌的感情”;一方面又不想违反他遵奉的纪律。所以只好以逃离来结束这“不能实现的爱情”,以求解脱。后来的事实是,离开金圣姬之后,爱情没有枯灭,反而更蓬勃——离别催化了爱情。执行战斗任务前,他发现金圣姬送的手帕,并没有向班长汇报,“把它仔细地折起来,放在胸前的口袋里。”随后的潜伏中,王应洪折了一朵金达莱花,“不知不觉地塞在衣袋里”,又想起“金圣姬在舞蹈”。这些充分说明,王应洪愈来愈深陷于爱情中。然而神圣的纪律凌驾一切,断然不会容许这种爱情。于是,他对金圣姬的爱越沉迷,他的“苦恼”就越深。弗洛伊德说过,人的潜意识里潜藏着生和死两种本能。两者体现为此消彼长的关系。当生的本能被压抑,死的本能会乘机抬头;生的本能压抑越深,死的本能就愈加强烈。王应洪的“生本能”在无法解决的困境里饱受压抑,在他的潜意识里,死的冲动便萌发了。

小说中,王应洪受伤后在沟里做了一个梦,梦见金圣姬在天安门跳舞给毛主席看,然后站在毛主席和母亲面前,“贴着母亲的脸”,“给毛主席敬礼”。在这里,毛主席、母亲和金圣姬作为三个精神符号,很典型地分别意指王应洪人格中的“超我”、“自我”和“本我”。按照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解析,“显梦”是经过压缩、凝结、转移、润饰后的“隐梦”的伪装形式。“显梦”是“本我”在“检查力量”处于放松的状态挣脱束缚后的形式。这个“显梦”的内容是王应洪的愿望变成现实,他的爱情吁求获得毛主席和母亲的合法认同。而“隐梦”实际上就是“本我”的感情需求。在弗洛伊德看来,梦实际上具有保护睡眠的作用,[6]184但如果“欲望”的势力足够强大,与“检查势力”激烈交战,并最终胜出,就会破坏睡眠的和谐,形成“焦虑的梦”[6]185,最终使睡眠无法继续——人从梦中醒来。在王应洪梦的结尾,他终于“心里一惊,苦痛的感觉又恢复过来,他醒来了”,这证明,王应洪被压抑的“爱的愿望”非常强大,他的梦属于“焦虑的梦”。他的焦虑来源于本能(隐秘的感情需求)无法与“超我”(纪律)达成和解。这个焦虑的梦也使他更加觉得现实的无味和生存的痛苦。所以王顺听到我军精准而猛烈的炮击声非常振奋的时候,王应洪却“变得这样地沉着而安静,虽然他刚才还以他的全部的年轻的热情梦见过金圣姬,但在清醒的时候他却对这个很冷淡。”宋之的认为此时的王应洪是“苦痛的、冷淡的、阴郁的宿命主义者”[7]33-40,就是因为王应洪对生的渴求和爱的迷恋因现实的万难改变而渐趋消退。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与生本能一样,“力图重建被生命的出现所扰乱了的事物的某种状态”,[8]190“努力回到无机世界的平静状态中去”。[8]69王应洪的内心,孕育的即是这种回归“平静的状态”的念头,这就是王应洪死亡的“决心愈来愈坚强”的隐秘缘由。

实际上,王应洪把带血的手帕交给王顺的时候,死亡的决心就出现了。王应洪把自己珍藏的礼物交给上级(班长),就有点托付“遗物”的味道。试想,如果活下来,王应洪得不到他希望的爱情——这势必也伤害爱人的心——而交了手帕又难获理智上信守的纪律的认同,他必定处在“两面不讨好”的绝境。王应洪面临的是一个生不如死的境遇。生是一种“背负十字架”的罪恶[7]33-40,死反而成为有意义、有价值的行为。死可以掩护战友,向纪律出示忠诚,也可以向先前给金圣姬造成的无意伤害表示歉意;亦可以从难以经受的困境中挣脱,更能以一种“英雄为美人而死”的举措来向金圣姬表达最深挚的爱恋,从而给她以精神的抚慰,使这段“不可能实现的爱情”获得永恒,因为“金圣姬会永远记着他”。[9]1-7

因此,洼地上的这场“战役”不仅发生在敌我之间,也不仅是一场爱情与纪律、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在王应洪的精神深处,更是一种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的搏战,是“爱欲”与“死欲”之间的永恒的斗争。小说问世后,王应洪的悲剧能够深入人心,引起各阶层读者的唏嘘感叹,应该说,与小说在无意中触及了人的深层心理有较大关系。

1954年秋,随着对胡风为首的七月派的批判的逐渐展开,对路翎表现志愿军战士生活的短篇小说《战士的心》、《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也日趋严厉。《解放军文艺》先是在10月以“读者散论”的栏目形式批评了《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歪曲了志愿军战士的真实面貌。[10]后又于1955年春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座谈会,批判的对象涉及全部的三个短篇。[11]13-23与会代表全部来自路翎生活过的部队,目的很明显,意在以亲历者的身份“现身说法”,把小说情节与战时生活进行比照,借助其中的“纰缪”和“舛误”,从源头上来指斥这些小说是胡编乱造、主观主义的“虚假写作”。例如,有一位叫王林的副团长发难道:

“路翎写到王应洪牺牲时,是在距敌我之间开阔地十米远的地方;当王顺、王应洪与敌人打响时,看不到我方的火力支援。副班长带着俘虏回来了,他们能不向领导上报告我们还有两个同志在敌方吗?”[11]13-23另外,还有人质疑,王顺为什么单单命令没有战斗经验的新战士王应洪留下来担任阻击任务。[11]13-23从战事的角度看,这些质疑均很有道理。但从艺术的逻辑看,则是无伤大雅的小瑕疵。这种“找茬儿”式批评的荒谬本质不必多论,这里要关注的,是这些批评带出的“另类启示”。它供出了一条线索,从中可以探见作家的艺术构思,也即他是怎样处理素材的。以上这个例子就暗示出,路翎实际上是在为王应洪安排一个必死的结局,为此甚至无视作战常识。

王应洪的死,尽管罩上了掩护战友、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光环,但是因为爱情主脉的隐伏,却又染上了“情死”的感伤和忧郁。关于这一点,目光尖锐、嗅觉灵敏的批评者当然不会漏掉。侯金镜就注意到:“王应洪牺牲了,而同时鼓舞‘他们前进的爱情也破灭了,故事结束时的感情就不能不是阴暗的。”[12]43-49这种“阴暗”无疑是一种悲剧性色调,路翎让王应洪之死形成的“阴暗”色调,实质上是自己启蒙意识加注文学话语的必然结果。正如批评者纷纷指出的“路翎写出的志愿军其实就是作者自己”;[9]1-7“金圣姬和王应洪的种种设想,是路翎‘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结果”。[13]102-110因此,从路翎的写作构思可以看出,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映射着作者本人的人格和思维特征,这正是知识分子写作的特异之处,显然是一种启蒙意识的产物。作为小说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启蒙性话语以潜在的方式不断消解政治话语的遮罩。

二、以少胜多与寡不敌众

小说标题《洼地上的“战役”》在战役一词上加引号,是因为这是一场虚假的战役,实际上是一场战斗。这是一场规模不算太小的战斗,但只是敌军的规模很大,我方只有王顺和王应洪两名战士。在最表层,战役一词加引号,表明了一种讽刺,讥嘲敌人小题大做荒谬绝伦的战斗表现。小说中,王应洪和王顺掩护撤退,敌人显得非常愚笨,组织围剿既盲目又慌乱,一直不明所以,完全落入两名战士虚张声势、调虎离山的圈套中,随后两人又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包围:

“敌人在打了一阵机枪之后,忽然地停了火,而且还后退了几米。这奇妙的情

况马上揭晓了,原来敌人是非常隆重地在对待着这场战斗;空中出现了四五颗照明弹

,随即就是一阵迫击炮弹短促地呼啸着落下来,在这块洼地上爆炸了。……如果听一

听敌人在无线电报话机里说些什么,以及敌人的指挥机关在怎样吼叫,确实会很有趣

的——看到落在周围的炮弹,王顺不禁笑了。威风极啦,怎么不连榴弹炮也拿出来呀。

……因为这洼地上的‘战役的巨大规模而快活,王顺就着手来还击。这种快活的

心情是战争里最可宝贵的。从这种快活的心情,他就作出了一个聪明而大胆的决定:

从敌人阵线的正当中,就是从敌人的那挺机枪那里突破过去。”

从这段描写来看,这场“战役”绝对是以少胜多的胜仗,战斗的乐观结果似乎不言自明。路翎建国以前的小说创作,大都是“人们心灵中新旧思想痛苦交战的炼狱图,是一种残酷得有点令人窒息的精神悲剧”。[14]177像这样明朗轻快的叙述,在路翎的一生中,几乎绝无仅有。紧张激烈的战斗经过一系列极能渲染气氛的措辞(“奇妙”、“隆重”、“有趣”、“笑”、“快活”、“聪明”),变得趣味盎然而富有诗意。敌人是那么外强中干,人民战士是那么智勇双全,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果然是纸老虎,丑恶被痛快淋漓地毁灭在人面前——喜剧诞生了。在这里,路翎明显遵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在善恶有报、立场决定下场的政治伦理以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中建构自己的叙述。这里的叙述饱涨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溢着英雄主义的革命豪情。对于战争的浪漫想象成为小说叙述的内在动力。敌人是结构意义上的反面符号,没有思想和感情,他的作用仅在于反衬出人民战士的英勇无畏,以及作战方针的正确和政治思想的无敌。很显然,这场大快人心的洼地上的“战役”叙述,是属于政治话语或革命话语的范畴。

然而,随着叙述向前推进,政治话语并未得到顺延。起初,这场洼地上的“战役”是以少胜多、令人鼓舞的,完全算得上是漂亮的拖延战和阻击战,但到了最后的突围战中,情形发生了变化。小说在王顺和王应洪突破了敌人初步的铁壁合围后写道:

“王顺在前面奔跑着,他的左胳膊负了一点伤,这时才觉得有些疼痛。他听着跟在他后面的王应洪的脚步声,他忽然听出来这脚步声有些沉重,正在这个时候,

右腿负伤的王应洪栽倒了。”

对小说的叙述色调而言,这脚步声之于前面“战役”叙述,是一个鲜明的转折:“沉重”替代了“明快”。“右腿负伤”透露了死亡的气息,因为对于急于迅速撤退的士兵而言,腿的重要不言而喻。小说从此开始了压抑而悲剧的叙述。战争美妙的面纱和迷人的光环正在消失,而战争的背面,即污陋血腥的伤痛、死亡登场了。

小说接着写道,由于行动缓慢,天亮后他们被迫潜伏在“离自己的阵地还有两百米”的“不到四十公尺宽”的山沟,两边山头布有敌人可以覆盖山沟的火力网。这个地方成了他们闯不过去的天堑。他们潜伏的山沟也是洼地,但不再是先前从容毙敌的洼地,而是拦在突围路上的屏障。显然,这里的洼地离开作者的有意想象和渲染后,不再是人民战士大显身手的表演舞台,恢复了它军事上“不利地形”的本来面貌。洼地由作为一出喜剧的背景而变为悲剧上演的场所。最后王应洪葬身于此,即喻示出“以弱胜强”掺夹了主观的美好幻想,寡不敌众是势单力薄者不可逃离的真实结局。尽管路翎意图以王应洪与敌同归于尽的英雄壮举来给他的死涂上肃穆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仍不免给人以生灵涂炭的悲剧性体验。这表明,对战争的浪漫粉饰逐渐淡化,而清醒深刻的理性眼光开始现出。由此可以看出,小说后半段的叙述藏匿着作者——也许是不自觉——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它即便在政治或革命话语的重重覆盖下,也依旧若隐若现。

三、“硝烟恋歌”与古典爱情

《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关于金圣姬,宋之的有一个颇可玩味的观点,在他看来,金圣姬并不像朝鲜少女,而像中国“往代的闺秀”。[7]33-40无独有偶,巴金也认为她“倒更像过去的某些中国少女。”[9]1-7 金圣姬在小说中第一次亮相时,那种率真的大笑,很容易让人想起《聊斋志异》里的婴宁。从金圣姬的天真、善良、温柔、用情脉脉而专一的性格看,她确实如两个论者指出那样,十分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少女形象。而王应洪与金圣姬的爱情,虽然发生于当代,而且还是一场跨国恋情,但却没有任何现代气息,散发的是浓郁的古典味道。弗莱说得很清楚,文学的原型会积淀在一代代的文学作品中,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流传下来。因而,王、金两人的爱情无论从情节结构、人物关系还是从精神内核看,都是古典爱情模式的经典复现,意识形态不过是加在古典爱情上的一层面纱而已。

中国古代民间话语系统中的爱情悲剧,最为经典的是牛郎织女、焦仲卿和刘兰芝、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文人话语中,最为有名的则是宝黛爱情故事。民间传说中的爱情悲剧,无一例外地贯穿着“两情相悦—棒打鸳鸯—非现实相聚”的情节结构: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却不能结合,因为有无法违抗的阻挠力量(或是上天的意旨,或是礼教观念,或是家长意志),最终在超乎现实的幻想形式中达成厮守的愿望。文人的爱情叙述在前两个情节结构中,完全与民间叙述相同,只是在最后的情节上与其分道扬镳:宝黛爱情以一种缺憾的结局违叛了民间爱情的浪漫团圆,保存了深长的悲剧意味。王应洪和金圣姬的爱情是民间和文人两种爱情叙述的综合,在爱情的萌生、缠绵以及起落的过程中,是一种民间叙述;在爱情结局的悲剧叙述中,则是一种文人的话语方式。对此,魏巍在其批判文章中说:

“如果读者允许我打一个比方的话,读了这篇小说,真不由使人想起我们民族最有名的悲剧——‘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不过遗憾的是,在这里代表人民最高利益的纪律,却被作者推上了封建魔鬼——祝员外的地位,忍受着强大的有血有泪的冲击!”[4]37-42如果以学理的眼光忽略作者的立场错误,就会发现,魏巍其实从反面揭出了一个事实:《洼地上的“战役”》隐现着古典爱情悲剧的原型结构。这个原型结构包括的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即男女双方以及阻挠的反面势力,在小说中均已具备。小说遵循的也是“男女相爱—棒打鸳鸯”的情节套路(一段浪漫美妙的恋爱,因为不合时宜,为不可违逆的纪律所不容许),至于爱情的结局,路翎有意以王应洪的牺牲来使这场爱情变得合法,且提升出意识形态所力赞的崇高。但在事实上,崇高只在表层,深层是美好爱情无法实现的隐痛。可见,在结局的处理中,路翎接续的是宝黛爱情悲剧的文人(知识分子)话语,在清醒尖锐的理性立场上,揭示人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障碍。

小说与古典爱情悲剧的相似不仅体现在总体的故事结构中,甚至连人物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也类同于古典爱情中的人物形象。古典爱情悲剧中,女主角除了传统女性具备的特性,如温柔、善良、美丽、聪慧、纯情等外,还须有一个鲜明的个性特征,即在恋爱中非常主动。她们往往先爱上男主人公,无私地施与爱,不求回报,忠贞不贰。祝英台爱上梁山伯,因为她女扮男装,梁并不知情,爱的主动无疑在祝一边。仙女对董永的爱也属于很明显的“投怀送抱”。《聊斋志异》里的人鬼恋与人狐恋中,贫穷落魄的书生都是幸运地收受女性的垂怜和爱情的馈赠。王应洪与金圣姬的爱情萌动之初,后者大胆“撩拨”,前者不解风情,蒙在鼓里,经王顺教示后方才觉晓。有意思的是,许多论者都留意于此。侯金镜说,路翎“把爱情的主动爱放到金圣姬那一方面”[12]43-49,张文浙道:“路翎巧妙地把王应洪安排为爱情的被动者”。[15]陈涌同样指出:“作者把恋爱的主动放在金圣姬身上”,[13]102-110巴金也认为:“作者竭力去写一个朝鲜少女对志愿军战士主动的爱情”。[9]1-7这些论者从政治批判的视角出发,虽然推出的结论是路翎意图为王应洪开脱,从而掩盖自己胡编乱造的主观主义错误。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一爱情行为是小说情节的重要“关节”,是不可忽略的存在。同时,他们的“阅读聚焦”,也反映出这个情节颇能吸附人的阅读欲望。从批判的视角看,男性获赠爱情故事的写作和阅读,反映了创作者和阅读者虚幻飘渺、自欺欺人的“白日梦”心理,隐匿着男性中心意识。但这类故事依然广为播布,流传久远,是因为其中寄存了浮生落魄、哀告无门的天下寒士冀求慰藉的无奈渴望;精神的抚慰凸现出人性压抑的深重,以及人文关怀、人性解放的迫切,因此,总体而言,这类故事包含了尊重人性、同情弱者、批判现实的人文意义。考虑到《洼地上的“战役”》发表的20世纪50年代,是国家公共话语统领一切、私人感情空间难以存留的环境,就不难理解,为何路翎能在无意识中延续古典爱情故事的谱系,使小说充满了“深厚的人情”的原因,[16]进而不难理解它被指斥为“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12]43-49的根由。

关于小说爱情叙述的潜在结构,除了上述分析的总体框架上的古典模式外,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实际上还镶嵌着一个“英雄美人”的叙述结构。巴金在文章中提到:

“我第一次读完《洼地上的‘战役》以后,我曾设身处地地揣摩过几个人物的‘思想心理。王应洪把金圣姬的绣花手帕放在胸前口袋里去参加第一次的战斗,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手帕,最后这个纪念品又回到了姑娘的手里。这个故事使我想起了某一本外国书的一段话:‘中世纪的骑士出发到远方去参加殊死的战斗的时候,照例要向他们心爱的小姐要一件纪念品放在胸前后藏在盔里,他们把这种永恒的女性的诗的象征放在心上或戴在头上英勇地战斗,英勇地死亡。”[9]1-7巴金这段话表明,王应洪与金圣姬的爱情叙述里,藏有中世纪骑士文学的结构模型。在路翎的构思中,王应洪“英勇地战斗,英勇地死去”为的是抗击美帝的民族正义事业,维护中朝人民的和平生活。个人的爱情在这里并没有私人的性质,试图被升华到纯粹的政治高度。但作者显在的用意却因为隐在的故事结构而蜕变,在很多读者的眼里,其不过是“英雄为美人而战”的古老爱情话题——庄严悲壮的政治义举为感伤悱恻的个人感情所替代。骑士与贵妇人的爱情曾深受恩格斯的颂赞,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其张扬了人的个性和权利,冲击了腐旧的封建婚配观念。中国古代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雄美人”故事在精神实质上与西方的此类故事并无二致。英雄弃绝功名眷恋红颜的人生追求蕴蓄着恩格斯礼赞的自由精神,在英雄崇尚本体生命冲动的人生志趣里,潜伏着朦胧的个性觉醒意识,隐现出庄禅一脉的人生态度。在小说前半段,王应洪与金圣姬在村子里的日常生活那么和谐优美、恬淡怡人,洋溢着隐逸情趣,如宋之的说的那样,村子像“世外桃源”,王应洪是“遁世”的隐者[7]33-40。这些与小说后半部分的“英雄美人”叙事,在精神内涵上是一以贯之的。这又是小说为什么“充满人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四、古典、民间结构与政治话语

路翎建国以前的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的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财主底儿女们》接受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史诗的写作风格,也借鉴了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擅长表现人物复杂内心世界的写作方法。这种 “心灵辩证法”的写作手法也是路翎20世纪40年代所有小说的共同特征。路翎正是以表现人物“锐角式”的内心冲突,[14]176来写出他所洞察的“人民底精神奴役的创伤”。然而,《洼地上的“战役”》隐现的古典结构却与他以往的创作大相径庭,这使人不禁要追问,路翎由西而中、由今而古写作转移的内驱力是什么?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影响。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中强调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进行创作,写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为胡风“七月派”的重要成员,路翎在建国前后主流文学规范的持续压力下,有意实践《讲话》的创作指示,他主动申请往朝鲜战场“深入生活”,意在涉入政治、功利色彩最浓厚的“部队题材”,写出主流的作品,从而靠拢意识形态规范。起初两个短篇《战士的心》、《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虽在权威杂志《人民文学》发表,但并不是成功的、为当时尚较开明的文艺环境所肯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其中保留了过多的静态心理描写,人物(战士)形象并不生动,个性也不鲜明,体现出路翎调和两种创作方法(旧有与时行)尝试的失败。在后来的小说《初雪》,尤其是《洼地上的“战役”》中,多余的、概念化的、浅层的心理摹绘汰除了,人物渐趋真实丰满、生动感人。这得益于路翎在无意识中承接了传统的美学结构。在不经意间,路翎经由古典的、民间的文学意识趋近了意识形态规范,或者说,在传统化的叙述中,路翎成功地整合了两种创作意旨。然而,出乎路翎以及50年代众多称赏其作的读者(包括巴人和邵荃麟)的意料,《洼地上的“战役”》所体现的路翎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主流批评界的认可,反受越来越严厉的责难。表面上是因为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升格而祸及路翎,实质是因为,建国以后文艺体制的规约诉求,已不再停留于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的程度,进入了更严密和纯粹的阶段——这与路翎滞后的文艺思路必然发生冲突。换言之,路翎以类似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调和“自我”与“主流”两类文学话语诉求的意图已经明显落伍。路翎的悲剧在于,他对主流文学规范的认识始终不够彻底,以致在具体的创作中,运用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古典形式”和“民间形式”很不得力。他不明白两类大众形式所负担的纯然的政治使命,以一贯秉承的“五四”文学话语(实质是西方启蒙话语)来统领大众形式,难免落得备受訾议的处境。《洼地上的“战役”》遭到群起围攻后,路翎在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中诉诸数万言的滔滔辩辞,驳斥对方无视文艺创作的规律,鼓吹“无冲突论”,是教条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创作观念,[17]124-176其依据的实际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但反批评的结果没有迫使对方检视自身的理论错误,反而招来更为严厉的批判。这充分地表明,路翎所追趋的文艺创作方向,已是“明日黄花”。有人感叹路翎与主流文学界是“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的关系[18],堪称的论。

路翎潜藏古典结构的作品原本以其单纯明朗、通俗易懂的特征可能实现《讲话》的真正意旨,但其愿望的最终落空,除了路翎启蒙思维的惯性作用这一原因外,古典、民间文艺形式本身“顽固”的美学效能也是重要原因。陈思和、李扬等已经指出,传统的文艺形式虽然与意识形态的功利特征和纯化特征有同构关系,却也潜伏着解构意识形态的可能。许多意识形态化的文艺作品(包括许多红色经典)虽然承载了浓厚的政治内涵,但因为民间和古典形式所携带的审美惯性,读者在接受的过程往往忽略其中的宣传和说教,为这些文艺形式中长期积淀的审美意趣所吸引。《洼地上的“战役”》也存在这样的情形。路翎的初衷,是想以一场动人的战地恋情的破灭来激发一个政治化的主题:批判“血腥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朝人民美好生活的毁坏;颂扬志愿军战士把“个人感情”融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自觉意识;朝鲜人民勤劳奉献、深明大义、“个人命运服从祖国命运”的精神风范。[17]137但是因为一个潜在的民间和古典故事结构的存在,使得小说导向了传统爱情故事反复吟叹的主题: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而小说的感人力量,表面来看,虽出自显在的战争悲剧,但在更深的层次,却是古老的爱情悲剧在扣击读者的心弦。 有些作家经由传统文学话语,曾经或彻底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部,但是路翎因为固有文艺习性的“流毒”,始终被排挤在主流文学的门外,并受到沉重打击——传统资源在路翎这里成了伤及自己的“双面刃”。路翎于1949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段冀求转型的真诚表白:“对于过去我无所留恋,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着毛泽东的光辉的旗帜而前进,不再像过去追随得那么痛苦。”[19]现在看来,路翎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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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论生活的真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关于路翎几篇作品的座谈记录[J].解放军文艺,1955(3).

[12]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J].新华月报,1954(8).

[13]陈涌.我们从《洼地上的“战役”》里看到什么[J].人民文学,1955(5).

[14]杨义.路翎——灵魂奥秘的探索者[M]//杨义,等.路翎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15]张文浙.《洼地上的“战役”》的反革命实质[J].西南文艺,1955(8):136-142.

[16]华中师范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7.

[17]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M]//张业松.路翎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18]朱珩青.路翎:未完成的天才[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101.

[19]路翎.《在铁链中》后记[M]//张业松.路翎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213.

注释:

①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在精省简约的文学史叙述中,给了多达两页的篇幅评述这篇小说。在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小说也得到了较高的评价。而在孟繁华、程光炜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小说的重要性得到认可,同时也被认为存在艺术缺陷。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