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占红

叛国前的投机生涯

殷汝耕，号亦农，原籍浙江平阳县，生于1889年。其父靠经商富家，后用钱捐了一郎中官职，但由于身有“铜臭之气”，受到同僚的鄙视。后因八国联军侵华时“扈驾”有功，而赢得湖北安陆府知府之职，但到任不久即病逝。殷汝耕的大哥殷祉穆便带着他和另两个兄弟迁往他乡。在大哥的培植下，年轻的殷汝耕学业顺利，并取得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

1905年，17岁的殷汝耕开始在日文学院专攻日语，三年后进入第一高等学校接受中学教育，最后毕业于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当时的日本，聚集着大批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中国留学生中间积极宣传民主思想。受这种氛围的熏陶。殷汝耕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开始参与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批留日学生回国支援革命，殷汝耕也激情澎湃地加入这一洪流，参加了守卫汉阳的战斗。革命的成果却被袁世凯窃取了，他占据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倒行逆施。恢复帝制。由此，引发了反对其称帝的“二次革命”。鉴于种种原因，革命以失败告终。殷汝耕再次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此次留学，殷汝耕没有把精力放在学习上。而是到处结交朋友，拉拢关系。当时，在日本的大多数国民党员也都是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孙中山创办了“中华政治学校”，聘请日本的一些大学教授给国民党人讲课。但是，当时的大多数党员不懂日语，造成了无法沟通的状况。于是，日语流利的殷汝耕便担任了翻译一职。殷汝耕以“日本通”自居，结交了大批日本浪人、特务，这为其以后服务于日本提供了便利。

1916年，殷汝耕自日本留学归国，担任了众议院的秘书。第二年，受中国银行委托，赴日调查金融。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殷汝耕被委任为驻日特派员，并在1920年与日本人合作，建立了“新农垦殖公司”。由于殷汝耕的肆意挥霍，公司不久就破产了。公司虽倒，却给日本留下了大量关于这一地区的资料，这为日本以后侵略此地打下了基础。1924年，殷汝耕南下云南，在唐继尧处担任财务顾问。不到一年，再次回到北京，担任了关税会议顾问。1925年，郭松龄反奉，殷汝耕担任郭军的外交处长。由于郭军战败，他不得不躲到日本在新民县的领事馆，后在日本人金井房太郎的帮助下，逃亡日本。日本此次的鼎力相助，进一步加深了殷汝耕的亲日情结。

1926年lO月，国民革命军攻陷南昌。殷汝耕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到达南昌，投靠了蒋介石，两者各有所需，殷汝耕顺利地担任了蒋介石对日交涉事务中的翻译。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殷汝耕历任驻日特派员、航政司司长、总司令部参议及上海市政府参事等职。“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积极抵抗，结果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殷汝耕在其中担任了翻译一职。1933年。日本又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军民英勇抗击，但长城抗战仍以失败告终，国民政府再次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殷汝耕始终参与其事。

通过《塘沽协定》，国民政府将日本侵占过的冀东22县划为非武装区，并分为“蓟密区”和“滦渝区”。两区均设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殷汝耕担任“蓟密区”专员，后又兼任“滦渝区”专员，这样两区都控制在殷汝耕手中，方便了其与日本的接触。在两区内，殷汝耕一切以日本旨意行事，极尽趋附献媚之能事。

叛国投敌

1935年，日本加紧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把势力延伸到关内，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为此继续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扶植汉奸政权。殷汝耕实际并非其十分中意之人，但是由于殷汝耕的善于逢迎又恰巧一时难以寻觅到合适人选，日本便决定利用殷汝耕，策动其在冀东实行“自治”。1935年11月24日，殷汝耕发表宣言，自称“委员长”，扬言“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召开会议，决定缉拿殷汝耕。对此，日本方面表示，冀东事件属于中国内政，日本不应该插手，但如果国民政府对殷汝耕采取行动，可能会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由于日本的警告，加之国民政府本就只想做做表面文章，于是，通缉令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又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以后，正式为日本服务的机构建立起来了。殷汝耕秉承主子旨意，经济上对富庶的冀东地区大肆搜刮，政治上打压风起云涌的抗日运动，教育上推行奴化政策。主要表现为，经济上：日本商界大批人士趁机而人，大肆掠夺金矿、铁矿、棉花、煤炭、食盐等资源。日本还积极进行走私贸易，一些廉价工业品，如：人造丝、食用糖、日用品等，均以低税率源源不断进入冀东市场，对中国民族工业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的发展。为掠夺之便，更在日本扶持下设立“冀东银行”，发行伪币。由于随心所欲滥发，造成物价上涨，冀东伪政权借此大量搜刮民脂民膏。同时他们还与日本特务机关相勾结。在冀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贩毒活动。当时，国民政府正在推行“三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然而，殷汝耕在日本的卵翼之下，却大肆进行贩毒活动，给冀东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政治上，在冀东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清查户口”和镇压抗日的活动，凡有通共和抗日嫌疑的都惨遭杀害。教育上，为从根本上防止人民的反抗，殷汝耕在日本的授意下取消中小学校的中国历史课，要求学生必须学习日语，同时还向学生灌输“中日友善”、“东亚和平”的奴化思想，通过奴化教育削弱人民的反抗情绪。

殷汝耕的叛国投敌行为及其为敌服务的丑恶嘴脸引起了冀东人民的极度不满，其部下中的一些人也不屑与其为伍，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便是其中的两位。二张原是于学忠的部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被迫出任“冀东保安队”教导总队总队长。但是，他们从未甘心附逆。在取得日本信任之后，1937年7月28日率部起义，即“通州事变”。他们封闭县城，逮捕汉奸头目，殷汝耕成为首要目标。在起义军的严密搜查下，殷汝耕落入法网。日本在“通州事变”发生后，派出飞机对通州地区进行轰炸，起义军为与北平的二十九军会合，进行转移。但是，北平此时已为日军占领。军队在行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押送殷汝耕囚车的士兵被冲散，殷趁机逃脱。(也有人说殷被逮捕后，欺骗二张说他可以说服日军缓出兵，二张信以为真，释放了他。)

殷汝耕逃到日本方面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而是被关进了大牢，主要是因为在此次事变中有日本人被杀害，日本对此十分恼怒。日本军方有些人主张将其处死。但是，考虑到殷汝耕一直以来的媚日态度。日本没有做出极端的行为，怕招来为其“服务者”的恐惧。后来，在日本人头满山的担保下，殷汝耕被拘五个月后释放。释放时殷汝

耕被迫答应日本人的三个条件，其中有一条为“不许作政治活动”，于是殷汝耕不得不闲居起来。

晚年的落寞

对于投机了大半生、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殷汝耕来说，让其过寓公生活，自是另有一番难以忍受的滋味。他一直寻觅机会，希望能够东山再起。但是，日本在其之后已在南方扶植了梁鸿志，北方扶植了王克敏，他已经失去了当初的“显赫”地位。然而，由于他与日本的许多朝野知名人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凭借此渠道，他得知了日本由华北进而侵占华南的计划。考虑到日本的这一战略，他认为到那时，南方的军需会增加，这就必须解决运输难题，而运河问题就会突显。于是他闭门谢客，遍览运河图籍，研究水利工程，希望借此达到再次媚日的目的。

蛰居五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殷汝耕应筹备处，殷汝耕担任主任一职。经过三个月的策划，他编成了《治理运河刍议》和《治理运河计划纲要》，“雄心壮志”，一心要实施自己的计划。但是，汪伪政府内部派别林立，就汪精卫自己的班底而言，就分为“公馆派”和"CC派”，更何况一个“外来户”，想要在汪伪政府中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当他一提出这个计划，就立即遭到了陈公博等人的反对，他们不想让其在河上独树一帜，只是让他担任治理运河工程局的局长，负责管理治理工程。殷汝耕认为陈公博给他的职权太小，便愤然辞去所兼各职，又回到了北平，自己几年的“心血”都付之东流。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开始搜捕汉奸，殷汝耕在华北被捕。由于殷汝耕在汉奸中的“特殊地位”，政府为体现重惩汉奸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的邀请，担任中日合办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重新开始从事他的叛国投敌活动。4月，他又应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邀请，出任伪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但是，这些职务权力不大，未能满足他的贪欲。不久，他借给头满山祝寿的名义去日本，向日本政府兜售他五年来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日本的支持。1944年、1月，在日本的授意下，汪伪政府成立了伪治理运河的决心，行政院饬令最高检察署将其押解南京受审。1946年5月27日，殷汝耕被押解到南京。6月27日，首都高等法院对殷汝耕进行初审，10月31日，首都高等法院作出判决：“殷汝耕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而首谋暴动，减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但是，殷汝耕不服判决，提请上诉，1947年7月31日，首都高等法院改判为“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殷汝耕再次上诉，1947年11月8日，最高法院作出“原判决核准”的决定。12月1日，殷汝耕被执行枪决。在行刑前，他还提出“念几声佛”的要求。一个靠投机为生的人，居然希望与佛结缘，不知是殷汝耕的荒唐，还是佛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