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赓

一

新中国成立之日，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大典的地点选在哪里好呢?这个问题让开国领袖们颇费脑筋。时间到了1949年8月初，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的思维重心终于落在了天安门上。

天安门，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原名承天门，取“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后毁于兵火。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后改称天安门。它是旧皇城的正门，城门五阙，重楼九楹。从天安门广场整体布局上看，天安门城楼大有“横空出世”之象。在天安门广场放眼眺望，只见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显得无与伦比的庄严、雄伟。

天安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祥地。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们齐聚天安门，爆发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序幕。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古都获得新生。

1949年2月3日上午10时，在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指挥下，北平举行了盛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

入城式后，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的文化接管委员会接收了天安门，交接手续仅是一把锈蚀的铁锁头。

当时的天安门城楼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是荒冢般寂静。巨大的城楼砖残瓦断，金黄色的琉璃瓦顶蒿草丛生，大群的野鸽在上面筑起了巢穴，后来清除出的野鸽粪竟装载了几大卡车。红墙凋残，脱落的墙皮斑斑驳驳，雕花的门窗残破不全，东斜西歪，金水河中满是淤泥污水。在广场东侧，房屋低矮破旧：广场西侧，垃圾堆积如山；广场南面，小商小贩叫卖吆喝，嘈杂混乱；广场中间坑洼不平，积水发臭。

8月9日至14日，中共北平市委和市政府召开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会议作出了为迎接开国大典，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于是，北平市民怀着主人翁的责任感，投入到整修天安门的紧张劳动中，仅义务参加广场劳动的青年学生先后就有6000多名。在此之前，北平市政府已经发动了一场为时91天的清洁大扫除运动，现在又经过历时十几天的战斗，终于使破败不堪的天安门焕然一新。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城楼，八面鲜艳的红旗在城楼两侧迎风飘扬，朱红色的廊柱间红灯高悬，形神兼备的毛泽东画像悬挂在正中门洞上方，两侧是宽大的巨幅固定横标。这全新的装饰把天安门映衬得容光焕发，气宇轩昂。

二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洗刷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上。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有两条巨幅标语，内容是当时的新华通讯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拟定的。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条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建国1周年国庆时，又经胡乔木建议，把天安门城楼东侧“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两条标语的书写是出自时任中央办公厅科长的钟灵之手。早在延安时期，钟灵的字就誉满延安全城，延安城墙上的大标语，几乎都是出自他的手。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刷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开国标语，钟灵拿出了全部的看家本领。他丈量了天安门的尺寸，一个字有一间房子大(字高2米，宽2．2米)。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东边的标语比西边的标语多一个字，钟灵将东边标语中的“政府”二字紧凑了一些，使人们不易看出这两条标语尺寸的不同。

三

开国大典那一天，在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8盏巨大的红灯笼。说起诞生于开国大典之时的这8盏大红灯笼，其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副主席签署了“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的批示。负责大会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致祥接到批示后，将天安门的设计任务分配给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前身)。舞美队队长苏凡受领任务后，急令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艺术造诣在当时华北军区部队中属一流的两个日本籍的革命军人，一个是40岁上下的肖野，一个是30岁出头的森茂，要他俩用最短的时间，设计出最好的布置方案。肖野和森茂是抗战时期反战同盟的战士，抗战胜利后愿意留在中国，为中国人民服务。他们从日本民间保留的不少源于中国文化精华的艺术中得到了熏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陌生，在设计之初便想到了中国宫灯。他俩认为，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宫灯，既能体现出民族风格，又能充分显示出浓烈的节日气氛。

的确，中国宫灯的历史源远流长。民间传说，木匠祖师爷鲁班在营造宫殿时就制作了宫灯，早在周代就有掌管宫灯之官职，距今已有数千年历史了。肖野、森茂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在中国北方农村生活，深知张灯结彩是中国人民喜庆的传统形式。所以他俩确定了设计的基点——在天安门城楼的10根红廊柱中间悬挂8盏红色宫灯。

几天后，肖野、森茂用16开白橡皮纸画出了20张草图，呈送周恩来副主席审定。周恩来非常欣赏这8盏太阳般的宫灯。他仔仔细细地看过草图之后，删去了金水桥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他说，突出城楼就够了，金水桥上扎满彩球就不要搞了，大会会场既要喜庆也要严肃。

方案确定之后，苏凡便带着肖野、森茂跑遍北平城，购买灯笼。但偌大的京城压根儿就没有那么大的宫灯。

此时距开国盛典只有10天了，苏凡着了急，张致祥听了汇报也急得直上火。肖野急中生智地问了一句，能不能找一个扎灯艺人来?这句话提醒了苏凡，苏凡急奔故宫，可故宫里的人都做不了那么大的宫灯。最后，苏凡在清宫档案中找到了线索，通过走访老宫人，得知在西城区丰盛胡同住有一位70多岁的扎灯老艺人，苏凡赶忙叫上肖野、森茂，来到丰盛胡同拜访。

老艺人明白了他们来访的意图后，看了如此大胆而豪放的设计图，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要带上两个徒弟，在城楼上做灯。但宫灯的云头和金黄的流苏由你们做。”

老艺人和他的两个徒弟来到了天安门城楼，苏凡、肖野和森茂也上了城楼，日夜陪伴着老艺人，给老艺人打下手。连续三天三夜，他们吃住全在城楼上。

9月30日，8盏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制作成功了。它高高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每个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80公斤。

四

开国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是由徐悲鸿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专(建国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的讲师、画家周令钊绘制的。任务之所以交给周令钊，是因为早在1949年4月上中旬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的国共和谈中，布置会场的周令钊画的一幅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油画就悬挂在会议室，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好评。

时年30岁的周令钊接到任务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他带着他的学生陈若菊(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紧张地投入了工作。这幅画像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东山墙下完成的。他们把木板竖在墙上，工人们为他们搭起了三层高的脚手架。作为绘制

摹本的照片是新华社摄影记者郑景康在延安时拍摄的，也是当时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人民领袖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像。周令钊、陈若菊和几位油漆工人站在高架子上，认真地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用画笔形象地把伟人毛泽东内在的精神表达出来：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仰，洋溢出慈祥的笑容。他们把毛泽东的衣领画为敞口式样，想以次来表现毛泽东开阔的心胸，也表达全国人民喜庆的心情。

经过20天的努力工作，在即将完成的那一天，一向以严谨的军容风纪著称的大典筹委会副主任聂荣臻将军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看到画像，老远就发出了赞叹声：“蛮像的，可以!”等走到近处，聂荣臻发觉毛泽东画像的衣领是开着的，觉得不妥，因为开国大典要严肃一点儿。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扣好了毛泽东的衣领扣。

9月底，绘制工作完成了。9月30日夜晚，工人们把巨像挂上了天安门城楼正中央。这天夜里，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审查，一眼就发现了问题：画像下沿有一行毛泽东手体字：“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着了急，对身边的人说：“毛主席怎么会那么不谦虚呢?在挂像下面写自己的名字?”在场的人们赶紧动手搭脚手架、开聚光灯，周令钊遵照周恩来的要求，挥动刷子抹掉了白边黑字，涂成中山装的颜色，又加了一只扣子，看上去天衣无缝。周恩来满意地笑笑，握着周令钊的手说：“谢谢!”

五

诞生于开国大典之时的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8盏巨大的红灯笼，与人民共和国一同走过了45年的岁月，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9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45岁华诞，天安门城楼将要进行装修。城楼上的8盏大红灯笼将被折叠式新型灯笼所代替。四对宫灯被卸下来了，其中的三对交由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和有关博物馆收藏，而另一对，即东二和西二位置的灯笼则交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拟将拍卖所得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饮水问题和“希望工程”。

1995年2月17日，将被拍卖的两个大红灯笼，装上了一辆超长卡车，运到了北京朝阳区体育馆地厅入口处，并被吊装高悬起来。这是46年以来这对宫灯第一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以外的地方。

2月19日，拍卖如期举行。这是建国以来最具政治影响的拍卖，此次拍卖仅限于境内机构。众多的文物爱好者和新闻记者闻讯而来，整个拍卖大厅座无虚席。

9点15分，拍卖开始，首次报价10万元……第4次报价30万元，第5次报价50万元，紧接着100万、150万、160万。这时一个瘦弱的中年人，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手举18号牌报出300万1300万，这完全出乎天安门管委会领导班子的意料，不能不使他们惊奇。300万之后，320万，350万。手举18号牌的同志报出500万，持38号牌的同志喊出了680万。18号牌位立即跟出800万，随又追加到1000万。38号牌位不甘示弱，报出1280万。拍卖大厅一片寂静之后，18号牌位又报出了1380万的天价。拍卖大厅又是一片寂静。短暂的寂静之后，拍卖师高德明开始高声问道：“1380万，有没有再叫价者?”高德明连续追问了几遍，终于敲下拍卖棰。

此时，时针是9点21分。从9点1 5分拍卖到9点21分结束，前后不到7分钟，从10万元起价，在7分钟之内升到1380万元，这在嘉德拍卖公司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国人不禁要问，手持18号牌位、以1380万获得大红灯笼的是何许人也?这位中年人的身份是“中华百亭鱼乐园”的总经理宣国宜先生。宣国宜时年38岁，浙江宁波人，农民出身，曾在农村搞过种植棉花的试验，后来从事共青团工作，来到北京之前在宁波市政府工作。由宣国宜经营的“中华百亭鱼乐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温泉乡，距颐和园10公里，在香山北侧，是浙江省宁波市“金鹰集团”在北京投资的旅游、度假、垂钓、娱乐中心。鱼乐园内有江南风格的亭台楼阁一百多座，故名“中华百亭鱼乐园”。

宣国直立刻成了“焦点”人物。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他，众多的新闻记者围住了他。

一位记者抢先问道：“宣总，你觉得这对宫灯值1380万吗?”

宣国宜非常严肃地说：“值!中国文物是无价之宝。这对与人民共和国一同诞生并共同经历了45年风雨的宫灯，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象征。这不是能简单的用钱来衡量的。”

另一位记者问道：“宣先生，你打算将这对宫灯安置在哪儿?”

宣国宜说：“这对宫灯仍将留在北京，挂在鱼乐园的门楼上，让全国人民和海外人士参观，这对宫灯将继续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

责编张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