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川

30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两个最重要的成就,一是制度创新,二是新阶层崛起。在制度建设上,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阶层分化方面,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阶层快速崛起。中国企业家产生于改革开放这一具有深刻变革的时期,他们既是这个时代的先行者和“弄潮儿”,又是推动时代变革、改变中国面貌的重要力量。

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则为中国企业家阶层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以及相关的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在理论认识上经历了三次大飞跃。第一次是从“资本主义的尾巴”到“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第二次是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到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每一次的理论突破,都推动着非公经济迅速发展,从而为一批批企业家的产生和成长培育了土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对不同所有制主体,在法律上要“平等”保护,经济上要“平等”竞争。“两个平等”是十七大非公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这将为企业家的成长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推动新的创业浪潮,催生新的企业家群体。

企业家代际的划分是以企业家生成和发展的时间为标准,以代表性人物为标志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和上世纪末至今几次创业浪潮,每一次创业浪潮都诞生了一大批企业家。而中国企业家可以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1992年之前创业的企业家,这一代企业家既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如柳传志,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能人——农民企业家,如鲁冠球,还有城市边缘人口创业的代表,如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到的“傻子瓜子”的年广久,他们大多属于被迫创业,所设立的企业也大多带着“红帽子”。这一代企业家敢想敢为、敢于挑战传统体制的束缚,勇于在坎坷中奋力前进,对当时的经济发展颇有贡献。

第二代企业家是1992年之后诞生的企业家。邓小平南巡是这个群体分化的基础,南巡讲话是强大的助推剂。1992年出台两个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之后,真正的中国现代企业才出现。正是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的篇章,真正地影响了中国企业,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开始催生真正的企业家。“92派”的重要特点是,它的主体都是过去社会的主流精英阶层,在“下海”进入商界之前,他们要么在政府机构,要么在研究机构。如陈东升、冯仑等。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企业的产权制度比较明晰,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三代企业家则诞生于2000年前后,是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如马云、张朝阳、李彦宏等。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更具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熟悉国际规则,创始人或管理团队具有“海归”背景,能够在全球竞争中搏击风浪。著名企业家柳传志曾这样总结中国三代企业家成长之路:上个世纪80年代企业家主要面临的是体制风险,进入90年代则主要面临经营管理风险,而本世纪企业家必须通过制定战略、塑造企业文化进行“基础管理”,这样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优秀企业家的作用会显得越来越突出,企业家资源会显得越来越稀缺,社会呼唤优秀的企业家,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升。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大国的崛起必须依靠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制度因素,二是人的因素。回顾过去,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单一所有制结构向多种所有制结构共同发展的转变;培育了一批富有冒险精神、不断开拓创新的企业家,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两大重要因素。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一是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需要创造各种良好环境,扶持和鼓励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