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中国经济转型50年》。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主编。蔡昉建议，只有把福利内容从户籍上剥离掉，或者把福利上的差距缩小到无须借助户籍即可共享，则可以打破改革面临的两难处境。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多年来，提出户籍改革首先要剥除附着在户籍上面的“含金量”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很多，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认为，改革户籍制度只是治标之策，而取消附加在户籍之上的种种不合理的规定才是治本之举。只有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发展、稳定等社会问题，才能水到渠成地出台一部统一的户籍法。

但从全国各地过去十多年大规模的户籍改革(主要是指各地废除二元身份制，以“居民身份”代替以往的“农民身份”和“城市居民身份”，以及“土地换社保”、“地换住房”等的实践)和零散的“农民变市民”及市民在城市间户口迁移等实践上看，“户籍福利”基本上是个伪问题，几乎没有人因为身份转换而直接获得城市的住房、医保、社保等福利保障。至于义务教育保障，则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原本就应该都是免费的，城市学校以非户籍所在地为名收取的借读费，原本就该属于乱收费行列。就连那些“土地换社保”的进城农民，表面上其中的一些老人是获得了每月很低的一笔退休金，但那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以牺牲更大的土地权益为代价的。城市新移民表面上获得了购买经济适用房、租住廉租房等资格，但需要旷日持久的排队和严格的收入等资格限制；至于社保、医保等，更非城市户籍的恩赐，而是直接跟个人的缴费额和缴费年限挂钩，总体算账是个人缴费多而最后回收少，可以说是个人在为社保作贡献而不是城市在为个人做福利。

把子虚乌有的“户籍福利”翻来覆去拿出来炒作，不知专家学者们是何居心?是为了故意遮人耳目，还是真的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谬种流传的“户籍福利论”还给了户籍管制以合法合理的理由：因为我的城市户籍上附着有许许多多的福利，“外来者”不该凭空享受这些福利，因此，如果我“给”你户口，是对你的恩赐；不“给”你户口，是理所当然无可非议!

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现行的户籍包括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户吐面，并没有附着任何无须代价的免费的“户籍福利”，只有完全彻底地抛弃户籍福利论，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户籍管制的本质，并非一度宣扬的给不给福利的问题，而是对公民应有权利的不正当剥夺问题。这些被剥夺的公民权利至少包括：孩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和平等、就地参加高考的权利；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现的权利；用脚投票实现自由迁徙的权利；在哪里纳税就在哪里行使公共权利的权利。如此等等。

“户籍福利”其实只是拒绝户籍改革的一个幌子，背后更真实的理由是决策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并且对户籍管理寄托了不现实的人口调控功能。就像王太元所认为的那样：户口改革不能一下推到底。如果所有人都不限制，就业马上就会出奇地紧张。城市里面会有大量的人涌入，必然造成城市资源等方面的问题。宁愿慢一点，不让北京出现贫民窟。而实际上，是先有就业机会后来才有人口流入，而不是相反。在这里，笔者要再次疾呼：歧视比贫穷更可怕。歧视足以摧毁一个人的信心，而贫穷未必；歧视是时人的自由、尊严和存在价值的践踏，而贫穷不是；歧视会激起人的仇恨，而贫穷未必。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环境里，贫穷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而歧视则是社会强加的铁的枷锁，个人的力量难以挣脱。正因此，因歧视激起的仇恨远大于贫穷本身。尤其对于“移民第二代”来说，更是如此。

我们需要一个充满仇恨和敌对的未来城市，还是需要一个虽然有贫穷但仍然相对和谐的未来城市，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