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鹏

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盈余,导致两国摩擦不断增加,美国及西方国家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频频施压。但是,其中关系比表面所观察到的更为复杂。通过对中美贸易相关数据进一步的结构分析:两国的贸易额,包涵了中美两国从世界进口的中间投入,中美两国,尤其是中国,为生产出口货品而进行的巨大的中间投入比重,以及为维持外来加工微薄利润所付出的庞大的隐性代价,从而提供了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中美之间贸易逆差的角度。

贸易流通环节的二次剪刀差

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波特,寇佳特等为代表的价值链学说,他们认为国际间的商贸交往实质上为国际比较优势与企业能力的一种均衡。国际间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国际区际间的配置,企业能力则决定了技术层面上的二次配置。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来加工基地,贴牌生产成为其的最大特点。由于自主品牌的与自主知识产权的缺失,中国以巨大的资源,能源,廉价劳动力的巨大消耗,维持着微笑曲线最低端的微薄收益。于此相反,中国制造再被冠以相关品牌之后,其的价值往往是原有产品价值的几十倍之巨。以2007年的相关数据为例:中国接受美国的加工订单为900多亿,而这样的低附加值的反手品牌价值在美国却为16000多亿。美国出售他国的高附加值的商品有百分之六十的加工基地是中国。但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考虑这种巨大的贸易周转环节的剪刀差,片面强调相关的贸易数据统计,着眼于中美之间的显性贸易往来的低端价值额度,致使中国的出口额度单方面予以膨胀。

这种明显不平衡的全球生产分配格局与单方面的计量格局成了中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价值链的片段化

克鲁格曼提出的价值链片段化学说,全球的经济现状是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在地理位置上的能力配置。价值链各个环节在全球的转移形成了当前的经济现状。

中国的经济现状是什么?东部沿海支撑起了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六十还多,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尚待进一步的开发与发展。但这百分之六十是怎么来的呢?他们源于20世纪80年代全球产业的大转移,准确的说是发达国家产业链低端行业的进一步剥离。中国以巨大的资源,能源,劳动力的巨大消耗为代价换来的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整体的巨大的产值优势迈向了世界经济大国的位置。

中国的显性GDP数额是巨大的,但其中的隐性数额呢?他同样的巨大,也许早已超过现行的GDP。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恶性开发,能源的短暂性使用,劳动力的低值运用等等其的代价是难以进行准确的估算的,它们的低端开发所造成的惯性影响将是长远的,难以准确计量的,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未来经济转型的思维阻力。

美国呢?通过了全球的产业优化,进一步提高了其的经济质量,进一步巩固了其位于全球产业顶端的优势地位。将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纳入其的世界工厂体系,坦而言之,中国就是美国的初级加工厂,就是价值链的最低端;美国就是价值增值的核心与顶端,掌握着加工贸易的主动地位。

全球的商品链(GCC)理论认为,购买商品作为全球商品生产的最终驱动力,分销处于价值实现体系的终端。中国作为美国的订单生产基地,其的被动地位是显而易见的,金融危机下的东南沿海加工业的现状就是最好的证明。

价值链的片段化进一步成为加剧了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成为中国未来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升的阻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难以估量的。

跨国公司的价值转移

阿尔斯特与凯尔科斯的片段化理论进一步认为,生产过程在全球的分离是一种全新的现象。统一价值链的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通过跨界网络彼此组织起来,是同一链条的生产过程通过更为广泛的网络来予以完成,导致了企业在全球的进一步分工。

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企业入驻中国的本土,致力于中国本土市场的进一步开发,实现其全球的最低资源配置战略。其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所创造价值额年以百亿计;但这些往往还只是价值创造的原始阶段,进一步的升值仍在母国进行。据相关的数据显示:美国公司每年在华所创造的价值额高达570多亿,而这些庞大的资金又通过各种途径进一步的回转母国创造出高达原有价值几十倍之巨的价值增值额或者进一步的投资于中国本土,实现其价值的在中国本土的就近二次增值,然年回转母国。

但由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庞大的美国企业在华所创造的价值额被包含进了中国的世界贸易额度,跨国公司的进一步盘剥被予以淡化,中国的资源消耗被予以忽略,甚至予以负的计量,成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进一步原因。

中国价值链的升级

中国应立足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与维护,加强民族品牌的建设,树立品牌战略,改变价值链的低端现状;致力于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着眼于上游的技术与研发,重视下游的市场渠道的开拓与维护;建设创新型国家,改变加工贸易的现状,实行走出去的战略,完成由中国制造向中国销售的转变,掌握经济的主动权,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建设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合理的经济度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