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岳

看到不少媒体报道，竞相显示灾后重建对口建设的学校、医院、社区等公共设施规格是何等的高、投入是如何的大。据传，仅北川地震博物馆投资预算就达23亿之巨。在此之前，在四川灾区投资的希望小学教室约达6000万元的报道已不鲜见。这些建设的规格高到一个程度，让很多想表现点爱心的人士与民间机构对自己出手的寒酸感到惭愧。由此，我不禁提出一个问题，灾后重建非得以奢侈建设方才能体现爱心么?

四川地震灾区原来多为相对落后的山区与半山区，重灾之后许多居民建筑需要重建。许多产业需要恢复。我以为，在灾区重建中扶持产业提供就业岗位应属第一，帮助居民尽快建设新居为第二，帮助灾区培训人才恢复正常的公共与商业服务秩序为第三，继续提供后续的心理辅导服务为第四。

在这种恢复与建设中，适当地改善建设质量、提升水平是可以的，有些没有的增加，有些过去考虑不到的加强，这些大家都很支持(比如加强建筑对残疾人通行的便利性、适当加强文化娱乐设施)。但以下做法则极为不妥：在大量公共设施上进行超标的建设，让大家产生了某种攀比效应；短期内对口单位提供了过度支持资源，而在撤出后导致善后不良；对口建设单位把灾区人群拉至对口城市参观，过度刺激了灾区人群对外的依赖期望及随后的失落心理。且不说这类高预算的建设项目中可能隐藏的公共项目通常具有的不廉之嫌，仅以其过度超越灾区民众原有生活和服务习惯与预期过高而形成的膨胀心理，就是对灾区社会生态的严重破坏。更何况不少建设项目过度重硬件而弱于软件与能力建设，过于重建筑形象而轻社会重建的问题，也彰显着我们建设中一向存在的重泥瓦而轻人文的特征。

灾难是不幸的，但是灾难也不应成为我们奢侈的理由，何况这些奢侈还与灾区失业、后期心理障碍、社区关系重建、产业援助这些相对急需也相对棘手的问题的滞后连在一起，它并不会简单地得到灾区人民的喝彩。

行政主导的建设模式导致这样的结果一点也不奇怪，一刀切、一窝蜂、一阵风地造楼需要用的脑子最少，露的面子最大。很多细活见效慢、呈现难，尽管本应动员更多人力、财力去一同面对。但遇到好看又好说的面子式的奢侈型项目建设，能整合的各方政治积极性会更强。但这些奢侈工程，好看是好看，实际上既不能直接帮助解决灾区急需解决的那些问题，更可能出现一些因之而起的新问题，而且看着灾区建设的奢侈化，其他地区公众曾经为之沸腾的公益热情至少会凉了半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