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炜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从此进入个崭新的时代。当时的人们对眼前的新世界充满着期待，因为在历经战乱之后，国民们都希望有一个安定繁荣的国家出现，让饱经苦难与贫穷的人们过上自己最终想要的生活。经过中央的规划，一幅恢弘而庞大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所有国人面前。当时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全体中国人开始了新历史的书写，各行各业的人投身到历史的创造中去，用自己的行为书写了一段新中国的发展史。

最能凸显这60年变迁的是中国的经济变迁。从呆板的计划体制转到市场主导宏观调控为辅的市场体制，从濒临崩溃的经济边缘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说明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抗争里，写下了不能磨灭的辉煌篇章，而人们的就业问题是这个篇章里不可绕过的问题。

从服从组织分配到全民经商，再到多样化的就业观念的变迁，中国人的就业观念变迁客观上展示了经济的变革，也展示了社会思潮在60年内的变迁。

第一阶段：全民所有制

为革命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的早年间，除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不再集中于个别土豪地主之外，中国城镇依然沿用战前的经济体制，存在大量私营企业也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个体经济，他们构成了当时经济的活力个体，丰富着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就业问题也存在于社会中，城市中依然存在着从农村来找工作的人，以及失业的产业工人。

但是，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私营经济体，加上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对等传播，部分资本家对于中国共产党存在偏见，而共产主义者对于资本家也并没有好感。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是，观念信仰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发生在上海的哄抬物价事件，是一种侧面的表现，但这件事客观上也让新政府觉得有必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国家领导层决定走苏联模式，而这也正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历的路线。为了避免出现过大的动荡，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三大改造计划，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公私合营赎买的方式收并。1956年，整个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但这仅仅是个过渡。随后在中国农村开始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在城市中企业全部化为国有，这样就并行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人不再是单个的入，生老病死都成为国家的部分。

在这种计划体制内，人们并不存在就业难问题，只需要服从国家安排分配，当时流行在社会上的话是：我是革命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正是因为国家包揽一切，为了安排人员就业，使得部分工厂人员超编，工作效率明显降低，而政府也因此背上了不必要的沉重包袱。

■第二阶段：转移城镇就业压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大跃进”的失败之后，领导层着力解决大跃进遗留下来的问题。社会经济明显好转，工厂也开始正常运行，但是这时的就业情况依然较为单一，以重型工业为主，产业工人多于服务业从业人员。

但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将社会；中击得七零八落，由学生开始的揪斗逐渐发展为全社会的癫狂。整个社会秩序被破坏，上海等地的工厂出现武装暴力事件，导致工厂停工，生产一度陷入瘫痪境地。同时，学校停课，导致大量学生荒废学业，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增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中国政府高层决定，将195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进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进行扩大化。在党的号召下，约有1500万城市里的知识青年走进农村这个广阔天地。

这件事在当时客观上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稳定了社会秩序。

■第三阶段：改革早期的计划体制

遗留父业子承的兴废

1970年代的早中期，中国“文革”高潮逐渐过去，大量被滞留在农村的城镇青年开始谋求返城，到“文革”后期，大量的知识青年返回到城里，但是他们已经与城市脱节，成为城市里的闲散人员。

“文革”结束，邓小平开始力推改革开放措施。计划经济体制相对松动，个体经济也有初步发展，这就为一部分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市场的活跃，经济的发展总是能给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然而，在这个时期内，为了解决一部分闲散人员就业问题，当时社会推行了一种子承父业的制度，在当时社会被称为“接班”，这个词的来源是革命化的，寓意为接革命的班。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导致部分岗位成为家族世袭制，阻碍了很多非本系统的、有工作热情和能力的人投入工作，也在客观上恶化了当时的就业环境，阻碍了经济改革的发展。因此，很快这个制度在1980年代被废除，社会开始引进竞争机制。

中国人在1980年代开始体验到，曾经只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就业问题也在社会主义中国显现。

■第四阶段：高考成为就业的另一出路

1978年以来，虽然中国最高领导层确定了改革的方向，但是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导致一种惯性思维，改革推进并不迅速。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下，农村青年与广大农民一样还不能自由流动，1950年代建立的城乡二元制依然限制着这部分人的流动。

城市中的青年可选择性也相当有限。当时从事个体经济的人，往往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或者挖社会主义墙脚。由于高等教育仍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就业实行的是“统包统分”，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并且享受国家干部同等待遇，所以，城市中的青年可以选择就业和上大学后就业，以期改变自己的命运。该阶段中国青年的择业观念比较被动、单一。

其实，当时并行的中等教育也是城市青年们可以选择的一种就业思路。因为进入中专院校的学生，同样享受国家包分配这样的待遇，因此，当时社会上青年就业的两个流向是中专和大学，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形成了大中专院校的说法。

稍微有些区别的在于，中专院校出来的学生较多从事了技术员或技术工人等角色的职位，大学培养的学生，分配到党政机关部门较多。正因为“高考”有这样种职能，使得大部分青年开始投身到高考的洪流中，而农村青年也将高考视为跳出农门的机会。

■第五阶段：改革在全中国风行

全民经商时代到来

进入1990年代后，经济改革的步伐加速。同时，久未接触市场经济的热情开始在民间燃起。个体经商、私营企业开始出现。全民向“钱”看成为一种风潮，导致很多政府机关人员停薪留职，下海经商。

全民经商热潮的到来，创业成为主流，客观上有效缓解就业问题。私营企业的发展也让更多农村青年有了出路，农民工开始出现。

经济的膨胀让城镇化速度加快，人们涌到城市中的时候，也就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虽然竞争更加激烈，但是毕竟机会要大于从前，可以选择的就业面越来越宽。

而激烈的竞争也导致人们观念的变化，以前人们抱有偏见的第三产业也开始被重视起来，并被专家学者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此阶段的就业问题也很突出，主要表现在，改制后的国企，大量下岗员工成为当时社会就业的主要压力。如何解决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是当时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六阶段：遭遇就业难压力

就业方向多元化

高考制度及高校的改革，让198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感受到了幸福也感受到了痛苦。

年年递增的大学生毕业人数，与就业岗位的相对减少，使得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跃居就业问题的首位。屡次见诸报端的百名大学生争抢一个搓澡工职位等新闻就反映了这一难题。而每年都在增加的考研、考公务员大军，更说明这个社会中高端就业难题凸显。

压力虽然存在，但问题总要解决。该阶段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知识青年择业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在择业标准方面，看重发展前景、施展才干机会、薪酬福利和工作环境。其次，在就业认识上，逐渐打破机关、事业、企业和国有、集体、个私单位之间的等级观念，“创业也是就业”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第三，是在择业意向上，由“重工轻商”转变为“工商并重”，往日不被看好的服务行业也成为择业的热门。第四，是在职业评价上，政治色彩更加淡化，向往适合自己兴趣的职业，把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结合起来。第五，是在就业地点与父母所在地的距离上，对父母和他人的依赖心理淡化。“考证热”、“外语热”、“出国热”正是这种自主意识强化的证明。第六，是勇于创业，由被动就业向自主创业转变。2002年共青团中央青工部主办的中国青年就业创业网正式运行，各地方团组织也相继成立并出台了青年就业与创业的支持平台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