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汲取毛泽东农业思想的精华

2009-12-01杨承训咏梅

中州学刊 2009年5期

杨承训　咏　梅

摘要:作为擅长研究农业和农民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大师,毛泽东关于农业的一系列论述是他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说的新鲜血液,有多方面的重大突破。我们应当科学地汲取并弘扬毛泽东农业思想的精华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后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它发展的脉络,进而升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使得中国农业科学发展的思想系统化。

关键词:毛泽东农业思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农业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A4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5—0008—06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宝库,内容十分丰富,应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作为擅长研究农业和农民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大师,毛泽东关于农业的一系列论述是他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体系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②尽管受到建国以来前30年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系统经验的缺乏,在认识与实践中出现过诸多失误,但是我们应当科学地汲取并弘扬毛泽东农业思想的精华部分,在此基础上梳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其农业思想发展的脉络,进而升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使得中国农业科学发展的思想系统化。

一、提出“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形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科学观点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好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各个重大部门的关系,这不仅是我国建国初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是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五”期间,我们主要参照了苏联工业化的做法,优先发展重工业。经过几年实践,很快提出“以苏为戒”,从中国实际出发,重新认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然后又多次论述,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等重要思想及以“农、轻、重”排序的战略方针③。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创新在于:

其一,中国人口多,尤其是农民多,土地资源少,粮食短缺是中国几千年所没有解决的心头大患。毛泽东多次强调:“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此话在1959年——引者),吃饭是第一件大事”。④第一,农业关系到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⑤。他认为在粮食、钢铁、机械三件最主要的事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又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是一个十分形象而响亮的训条。这就指出了农业的基础性和公益性,尤其在中国更有特殊意义。60年来,我们以世界9%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人类22%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了不起的奇迹。

其二,汲取苏联的教训。苏联“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一向不重视。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使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结合。这是一条腿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手扶拐杖,比较偏颇”⑦。后来,农业落后成为苏联的政治问题。事实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也是偏颇的,农业同样是一条短腿,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严重缺粮(约十多亿人挨饿)。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

其三,辩证地分析工业与农业互相依赖的关系。比如,“农业是轻工业原料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业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还可利用农产品换来国外的设备等等。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持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⑧。毛泽东进一步把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提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工业化的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⑨修正单纯“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模式的偏颇。

其四,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需要经常“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依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⑩这是农业弱质性的一个根源,必须认识。

其五,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关系到国家经济主权的安全。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自力更生为主的路子,粮食不能靠外国,否则就会受人控制,甚至丧失经济主权。所以,“主要靠国内市场”(11)。

历史地看,毛泽东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思想,揭示了我国的一条经济规律,影响了我党我国几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不同时期继承和弘扬这一重要观点,并且变成了一条基本战略方针。今后我们更应当坚持和升华,决不能动摇。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还面临越来越大的粮食风险,不能仅仅满足于“紧自给”的状态,必须从根本解决这一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二、强调农民同盟军的支柱作用,巩固两个历史时期的两个工农联盟

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无论在中国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从五个方面讲了农民的重要性,适用于革命和建设历史全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中心。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同样重要。农民的情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12)进城以后,他一再提醒:不要忘记农民。在处理城乡关系上,他提出城乡兼顾。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发挥这一重要观点,告诉全党:“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13)

领会这一思想,有四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在认识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上,必须把占人口多数的广大农民作为依靠,如今社会阶层变化甚大,切不要忘记或削弱工农联盟,不能因为出现许多新的富有阶层就忽视、抹杀农民的地位和利益。这涉及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社会基础,最终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第二,在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不以牺牲农村、农业、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发展城市、增加财政收入。这既涉及政治问题,更是经济协调发展的根基。毛泽东要求,工业发达地区也要发展农业,争取粮食自给。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了这个思想,进而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工作,首要一点就是统筹城乡关系,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对农村实行少取、多予、放活的政策。

第三,“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近代大城市,就需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14)。我国近20年中出现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工潮,正是这一个过程的具体化,农民工是工人积极的新鲜血液,又栖居于广大农村,作为特殊人群(有人称为“第三元”)有着特殊的利益。需要以特殊政策和特殊方式加以照顾和引领。

第四,“农民——这是工业市场的主体(15)”。在目前和长期内,农村市场将是扩大内需的主体,必须大幅度地使之增加收入。这些都是新时期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重要内容。

有人把毛泽东歪曲为“民粹主义者‘(代表农民的落后意识),这是对伟大马克思主义大师的恶意亵渎。毛泽东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全面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并且要求用先进生产力武装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同民粹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结晶是不容抹杀的。

三、以价值规律为准绳,多方尊重和增进农民的经济利益

“不能剥夺农民”,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条原则。然而,在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却没有认真贯彻,长期以不等价交换的形式剥夺农民,作为工业的积累,这也是苏联长期农业落后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地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16)事实上,这个问题虽有注意,但长期未彻底解决,在前30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提供了大批资金;以后,价格虽有调整,适当提高了农产品价格,至今仍未达到其真实价值的水准。

辩证地看,毛泽东关于农产品价格必须尊重价值规律、以价值为准绳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土地价值的问题上大大发展了马克思的论点,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有这样的论述:“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17)受此影响,在农产品成本中长期不计算土地价值的份额。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他说:“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从古以来,没有不被破坏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坏的土地。我国现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绝大部分是古人留下来,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18)这就告诉我们,实际上耕地也是劳动的产品,又具有自然产品双重属性,计算农业的有机构成必须把土地价值打进去。

从实际出发,未被垦殖的土地(例如戈壁、沙漠、荒滩以及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可以说它不是劳动成果。然而,农田耕地(老百姓俗称“熟土”)则不能说不是劳动的产品。事实上,我们现在耕种的田地虽然也属于自然资源,但主要是通过人类劳动多年(有的上千年、上万年)垦殖、灌溉、保养、不断增肥的产物,既是自然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产品,也是一种能够交易的特殊商品。毛泽东对土壤学有较深的研究,并在农业“八字宪法”中把“土”摆在第一位。我们可以从自然科学特别是农学的视角重新认识“土壤”。农业土地功能的主要载体就是土壤。土壤是固态地球表面具有生命活动,处于生物与环境间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疏松表层。土壤是对农作物提供和调节营养、环境条件的基质和物理支撑基础。它是各种陆地地形条件下的岩石风化物经过生物、气候诸自然要素的综合作用特别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而发生发展起来的。土壤是一个复杂而多相的物质系统。它由各种不同大小的矿物颗粒、各种不同分解程度的有机残体、腐殖质及生物活体、各种养分、水分和空气等组成。所谓“生土”与“熟土”的区别就在于所含有机物的多少、形态,以及物理结构。长期大量研究表明,人类耕作、土地加工、施肥对于熟土的形成和发育起着关键性作用,良好土壤是在自然过程的基础上人类合理加工(劳动)长期积累的结果。我们认为,农田耕地具有两重性,既是长期的劳动产品,又是“难以再生”的稀缺资源,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它的价值。这并不违背劳动价值论,相反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和运用。按照这个观点,应当重新认识和发现耕地的价值,并以“折旧基金”的形式加入到农产品的价值之中。

与土地的价值相关,毛泽东深化了对级差地租(Ⅱ)的认识。他说:“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条件相同,经济条件相同,一个地方‘人为了,结果就好;一个地方‘人不为,结果就不┖谩！…这里可能有土地利于或不利于改良的原因,也可能有不同的历史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事在人为。……河南省计划在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以后再用几年,治理黄河,完成几个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也都是‘事在人为。实际上,精耕细作、机械化、集约化,都是‘事在人为。”(19)这表明劳动(包括宏观的劳动)也可以改变土地质量、增加土地的价值。

综上所述,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价值形成和结构可用下述函数式表示:

W=f(C₁,C₂,V_p,N,G,E,S,M_a)

W为价值;C₁为土地报酬;C₂为其他物化劳动;V_p为活劳动;N为自然属性(稳定的和不稳定的)和作为生产主体(植物、动物、微生物)的不同生物属性;G为农业的基础作用;E为农业的生态功能;S为“安全指数”即危害性风险量值的倒数(以正值表示);M_a为农业的超平均利润。(20)

毛泽东一直主张对农产品应当尽可能实现等价交换,要求干部“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21)。今天为增加农民收入,应当在认识和发现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真实价值的基础上构建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四、以全新的视角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综合性、前瞻性

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最早就是毛泽东提出的。1957年3月提的是“现代农业”,同年10月进一步明确:“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22)后来就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完整提法。毛泽东认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形成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力,“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23)对于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毛泽东也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1.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24)。为此,当时做了分步实施的详细的规划,旨在从根本上节约劳动力、减少劳动强度、实现农业规模化,并与其他措施配套。

2.注重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融合。“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搞科学技术不行。”(25)“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系统地建立、充实和提高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26)这与他关于“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27)的整体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并不丢弃中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28)根据当时中国农业发展水平与科技的发展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尽管这种排序今天看来未必都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但其要素的综合性是值得研究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运用科技“集成”的方法,充分体现了将现代高科技与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融合。

3.综合配套,走广义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比如,他特别注重水利,早在江西苏区就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著名论点,建国后多次论述和部署兴修水利的工程。暂时困难时期,他做这样的总结:“一九五九年我国七个省遇到很大的旱灾,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要不减产而能增产,是不能设想的。”(29)历史地看,前30年农业合作化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开展了兴修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至今许多工程还发挥着作用。特别是他的广义农业思想很值得弘扬,倡导农、林、牧、渔、副(业)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开展多种经营。他说:“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30)并且认为,“五业中农林牧三结合对于土地的合理利用最为必要”(31)。其中包括重视发展林业实施绿化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后来农业综合开发的认识基础,符合农业发展的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其实质就是构建现代农业的产业链,形成农业现代化的立体化架构。

4.不盲目追随西方的时髦提法。当时最明显的就是流行一时的农业“化学化”的口号,实质上就是“石油农业”。毛泽东说:“对农业,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若干年内还不可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的一点化肥,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和充分利用农家肥料了。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32)又说:“光靠化学化来得到稳定的丰收,有危险。无机化肥要有,但是如果只靠它,而不同有机肥结合起来,会使土壤硬化。无机肥不如有机肥好。”(33)纵览历史,农业化学化或“石油农业”,无论从资源消耗还是从环境污染上,都是死路一条。可见,当时毛泽东的有机农业思想极富远见性,符合生态规律。

上述毛泽东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思想具有综合性、先进性,十分宝贵。后来,邓小平提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34)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总体上说,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靠社会主义优越性“向生产的深度与广度进军”(35)的创新思想,而不照搬外国模式。

五、以多种形式分步骤地组织农民实现农业社会化

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化的道路,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建国前夕,他就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而“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36)。建国后他领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直到实现人民公社化,有经验有教训,我们应当汲取他的思想精华。

1.揭示了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他的出发点是:(1)只有实现合作化,才能解决个体农业与工业化的矛盾,依靠农业和农民支持工业化,包括提供粮食、原料与资金积累。(2)个体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战胜自然灾害,摆脱贫困状态,争取共同富裕。“一切劳动农民,不论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自然灾害的。”(37)(3)只有个体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所以提出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思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38)。(4)只有合作化方可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否则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就可能发展起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破裂的危险”(39)。

2.实行土地改革后,“趁热打铁”,抓紧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业合作化实行土地公有化。前30年,尽管发生许多失误,但建立了土地公有制,将广大农村很快纳入社会主义制度整体中来,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基础,这是农民合作化的另一大功绩。

3.农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多样,分步骤进行,设想的初衷是防止农民感到突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组织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便于从多方面为农民服务。后来,尽管生产组织形式有较大变化,但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还保留下来,经过多次改革,现在还继续发挥一定功能。就生产组织形式来说,依靠农民群众创造,采取了互助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初级合作社——全部公有化的高级合作社。历史地看,前两种形式比较适合当时农民的要求,后一种形式发展快一些,形式比较单一,尤其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这是一次历史的曲折,造成了许多重大损失,不过也有可吸取的有益成分。

回顾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应当说,基本路子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不过,即使那时,也没有弄清什么样的合作经济形式更有利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高级合作社的设计上,照搬了集体农庄的模式,追求公有制“纯粹化”,“人民公社化”则走向极端。20多年的实践效果证明,靠这个模式、这种办法不但不能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甚至连农民的温饱问题都很难解决。当然,用历史的观点看,20多年的合作化也是有成果的:一是积累了一定的公有财产,特别是土地公有化;二是兴修了很多水利设施;三是成长出许多先进的集体经济样板(如刘庄);四是培养了农民集体观念。我们当然不应全盘否定,但付出的代价太高昂。

邓小平的重大功绩是在合作化奠定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中提出“两个飞跃”的理论。他说:“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40)这是对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一个“大思想”(李先念)、“大政策”(江泽民)。就基本方向而言,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与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六、总结历史经验,学习毛泽东农业思想中方法论的精华

建国60年的历史,粗线条可划分两大历史阶段即两个30年,前30年是建设初期艰辛而曲折的探索,后30年是改革开放中深化而成功的探索。前30年是后30年的发展基础,不仅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提供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认识的理论基础。在农业、农村、农民方面的两个30年,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今天的农村改革和发展还在继续深化,应当从毛泽东那里学习科学的方法论,除了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有益思想需要汲取。可试举若干方面。

比如,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吸取国外经验,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和后来的几代领导集体一直坚持的。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路子来说,中国决不能照搬西方,必须独辟蹊径,发展以科技为支撑、高度集约化与适度规模化相结合的多元有机生态农业,经过产业革命使得传统的农业成为潜力巨大的朝阳产业。

再如,综合平衡、统筹兼顾,是前30年的重要经验,也为科学发展观所吸纳。毛泽东提出不仅对工农等各个产业综合平衡,而且要综合平衡地发展农村经济,把农、牧、林三业联接起来;统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不要只顾一头。这都是我们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应当吸取的。

再如,系统调查研究和“种试验田”的做法。毛泽东一直主张把“走马观花”与“下马观花”结合起来,要以“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为根基。对于重大政策,要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毛泽东说:“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41)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应当分阶段分地区以不同形式进行,其中重要的是先试点后推广、再普及,而不可盲目地一刀切、追求一步到位。各种政策也是如此。

还有,毛泽东提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尤其要敢于承认自己的过失,从中提高认识水平。在今天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时更应特别注意。前30年的后半段的重要教训是头脑热、折腾大,对此毛泽东作过检讨。他曾对外宾讲过:“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42)他明确提出“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43)。这就启示我们:越是在大家情绪热时越要保持冷静头脑。

今天我们总结60年的历史经验,既不能苛求前人,也要善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允许对实际问题进行反思。毛泽东不是完人,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完人,都有一个认识过程。由此可以更深切地理解毛泽东所总结的认识客观规律的进程:“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只看胜利,没有看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44)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我们应当用这样的态度和方法来认识我国农业现代化、社会化的历史经验。

注释

①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求是》2007年第2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6页。

③④(19)(21)(24)(29)(30)(4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84、第49、第127—128、第228、第101、第127、第73、69、第104页。

⑤⑧⑩(16)(21)(22)(23)(25)(28)(35)(41)(4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9、第199—200、第32、第29—30、第228、第310、第307、第309、第307、第457、第309、第107、50页。

⑥⑨(11)(12)(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80、第641、第641、第223—224、第576页。

⑦《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23页。

(13)(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78、第275页。

(14)(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7、第1077页。

(17)《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2—703页。

(1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579页。

(20)详见杨承训、杨卫:《农民大幅增收:价值回归系统工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