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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问题与命运:虎妞形象再认识

2009-12-01李城希

文学评论 2009年6期
关键词:晚婚虎妞性格

李城希

内容提要:对虎妞这一形象的认识一直存在着扭曲与忽略;负面评价;表面化;“重男轻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形象展开全面深入的认识,特别是:一、北方、都市与京城;虎妞性格的多重文化构成;二、晚婚与失身:虎妞的问题三、悲剧结局与命运:虎妞之死。这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共同构成了虎妞这一形象的全体,对这三个问题全面深入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虎妞这一形象。

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人指出《骆驼祥子》中的人物“写得最成功的,还该算到虎妞”,现在更是有人认为虎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光彩的女性形象”,不仅如此,虎妞还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重要市民女性形象。

但是,自五四以来启蒙与文化批判——后来演变成阶级与道德批判并延续至今——这一重要却越来越单一的视角直接阻止人们对这一形象的全面认识,主要表现在:一、扭曲与忽略。当阶级斗争占据历史舞台与人们的心灵时,虎妞这一复杂、生动、丰富的“人”的形象被扭曲为“阶级”与“道德”符号,认为“剥削者的意识已经渗透于她的灵魂之中”,阶级批判取代理性认识,而当阶级斗争退出历史舞台时,人们对这一形象的认识不是忽略就是无所适从;二、负面评价。时至今日,人们即便意识到了虎妞这一形象的重要性与丰富性,对其评价仍然呈负面,“虎妞是个有缺点的女人”,关注甚至歧视其先天的生理缺陷,“丑女”成为“共识”;三、表面化。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性格的表层即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豪爽,未能触及其深层与整体;四、“重男轻女”。受思维方式局限特别是男性中心意识等因素影响,《骆驼祥子》中的人物研究长期存在重祥子而轻虎妞这一现象,这不仅指关注的程度,更指长期存在同情祥子的命运而轻视虎妞的人生悲剧这一情感倾向。所有这些现象的存在实质上正是此前研究主体所处时代、思维能力与思维方式局限性的重要表现,对这一形象的认识也因此存在明显的局限。

由此,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展开全面深入的认识,特别是:一、北方、都市与京城:虎妞性格的多重文化构成,二、晚婚、失身及是否乱伦:虎妞的问题;三、悲剧结局与命运:虎妞之死。这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共同构成了虎妞这一形象的全体,只有对这三个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虎妞这一重要形象。

一、北方、都市与京城:

虎妞性格的多重文化构成

虎妞的性格是这一形象的重要表现与重要构成因素,也是认识和理解这一形象的重要起点,但此前的认识不仅有失全面,更未触及深层与核心问题。虎妞的性格不仅仅是我们此前所注意到的言语与行为的直率与豪爽,而是在多重文化影响下的多重构成。作为女性,虎妞是:一、北方、都市与京城文化环境中的女性;二、商人家庭与商业文化环境中的女性;三、传统文化环境中的女性。正是这三个重要层面共同构成了虎妞性格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对这三个方面的认识才是对虎妞的性格因而也是对这一形象的基础性认识。

(一)北方,都市与京城文化环境中的女性。虎妞性格的形成与她所处生活环境,特别是首先与她所处的北方、都市与京城这三个不同性质与层次的生活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这三者共同形成了虎妞}生格多方面表现,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她胜格的“男性化”,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重要方面:

首先是言语与行为的直率,豪爽,粗犷与倔犟。虎妞性格男性化的最明显表现是她言语与行为的直率、豪爽、粗犷与执着、倔犟。“她对谁都是那么直爽”,无论是面对她的父亲、样子还是车夫,都快人快语,不藏不掖;同时,她的言语与行为还具有男性的粗犷,“她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更多一些花样”,“一向野调无腔惯了”;再就是,她的性格中有着明显执着甚至倔犟的一面,这特别表现在她对祥子的态度上,她“喜欢这个傻大个儿”,一当选择就不再放弃,直至与父亲刘四发生冲突甚至决裂。

虎妞这一性格的形成与她所处北方这个大环境密切相关,是北方文化奠定了虎妞性格的基调。受制于地理环境及人文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的南方与北方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都存在明显差异,“吾国疆域辽阔……好分为南北两派之言”,这样的差异今天依然存在,对人的性格与行为构成直接影响。总体而言,无论男女,北方较为率直、豪爽、执着、倔犟,而南方则较为细腻、含蓄、柔和、委婉、变通。因此,虎妞性格的男性化倾向在北方具有普遍性,只是在她身上表现更为集中突出而已。

其次是不加掩饰的优越感。如果说北方文化形成了虎妞性格的直率与豪爽,那么,都市特别是京城与乡下的差异以及自身所处家庭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则形成了虎妞特有的优越感,性格的男性化使她不加掩饰地予以表现。

虎妞之所以不假思索地把祥子当作自己人并打定主意与祥子结合,除了她直率的北方性格外,其重要原因就是她在祥子面前所具有的优越感。她明确意识到了祥子与她在意识、观念与行为之间存在的无法跨越的距离,在她看来,样子是“地道窝窝头脑袋……乡下脑颏!”,当祥子执意要去拉车时,她脱口而出,“告诉你吧,就是不许你拉车!我就不许你混身臭汗,臭烘烘的上我的炕”,她后来在自己租住的大杂院更是有意识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这样的杂院里,虎妞觉得很得意。她是唯一的有吃有穿,不用着急,而且可以走走逛逛的人。她高扬着脸,出来进去,既觉出自己的优越,并且怕别人沾惹她,她不理那群苦人”。

由于优越感具有极强的相对性,人们会谨慎对待。虎妞处在都市的底层,其优越感极不稳定,不假思索地表现成为她性格的又一显著特征。

再次是“居高临下”的气势。虎妞的性格男性化还表现在她的行为带有明显“居高临下”的气势,阳刚有余而阴柔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她与祥子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之中。如果说她接触并喜欢祥子是她的权利,那么,她在祥子面前情感与行为的主动就有些居高临下了。她一再对祥子表达并要求样子接受自己的感情,“不屈心,我真疼你”,同时“警告”祥子“跟我犯牛脖子,没你的好儿,告诉你!”,再到后来明白告诉祥子,“我就挑上了你,咱们是先斩后奏”。虎妞居高临下的气势还表现在对祥子行为的善意支配上,“我给你出个好主意”不是偶然的行为指导,而是虎妞面对祥子时一开始就具有的居高临下的心态与气势,在她看来,祥子集乡下人、进城者、车夫于一身,对他的支配也就自然而然。

之所以如此,与北方文化环境所养成的直率性格有关,更与身居都市,面对乡下进城者无条件的主人意识,特别是京城的唯一性所习染的俯视天下的心态有直接关系,同时还与她长期跟处于社会底层的车夫打交道所养成的支配行为密切相关。

(二)商人家庭与商业文化环境中的女性。如果说虎妞性格的男性化是她所处北方、都市与京城生活环境与文化铸就,带有北方性格的普遍性,那么,她性格中明显存在的精明干炼、利益优先、经营意识、善抓机遇、行为决断、深通世故等性格的形成,则与她所处商人家庭与商业文化环境有直接关系,正是这些因素极大丰富了虎妞的性格并

成为这一形象特殊性的重要表现。

日常生活中的虎妞精明干练。她“帮助父亲办事是把好手……刘四爷打外,虎妞打内,父女把人和车厂治理得铁筒一般”,“打外”是建立人际关系,“打内”则是切实的经营管理,精明也就是把管理的各个细小环节都纳人自己的视野之中并予以有效协调是管理的首要条件。为自己办理婚姻的过程中,从租房、装修到自己出嫁全程一人操办,“事情果然办得很快”,显出她能够用最简洁的手段或方式达到目的的极为干练一面。

虎妞有明确的商业意识,深知经营的意义。当祥子执意要有自己的车时,她想的则是“也能弄上两三辆车,一天进个块儿八毛的”,结婚之后直接对样子提出经营的要求,“咱们买两辆车赁出去,你在家里吃车份儿行不行?行不行?”,从她多少有些焦虑的语气中可以看出,她已感觉到经营对这个新家的重要与迫切。

虎妞还有精打细算甚至重利的一面。这首先表现在她与父亲经营车厂上,虎妞帮父亲“打内”,如果没有她对经营过程与细节特别是钱物的严格管理就不可能有车厂的兴盛。结婚之际的租房以及求人办事,结婚后的日常生活同样表现了虎妞的精打细算。虽然有吃“零嘴”的习惯,但与样子的日常生活未见铺张。她的重利则从她与小福子的关系中可见一斑,“每次小福子用房间,虎妞提出个条件,须给她两毛钱。朋友是朋友,事情是事情”,她能把朋友与利益关系轻松联系又区别开来。

虎妞深知人情世故,对世俗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及心态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这特别表现在她通过婚姻问题对自己父亲认识。她深知父亲存在等级观念,在自己与祥子的婚姻问题上“不肯往下走亲戚”;她还深知父亲对自己财产的担心,“谁给我说媒也不行,一去提亲,老头子就当是算计着他那几十辆车呢”;她还深知血缘关系非同一般,当因婚姻问题与父亲不愉快过后,她说,“爸爸到底是爸爸……咱们服个软,给他陪个‘不是,大概也没有过不去的事”,这是对人情世故的明确认识与理解,由此也可以看出虎妞极其成熟的重要一面。

虎妞还有善抓机遇,行为决断的重要一面,这充分表现在她与祥子的关系上。祥子的到来对于已近四十的虎妞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年龄与自然条件决定了她几乎与婚姻无缘,而祥子除了乡下人的身份之外,无论是身体还是内在品质都能满足她的需要。因此,她一开始就抓住祥子不放,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认真思考的结果,“他是理想的人:老实,勤俭,牡实。以她的模样年纪说,实在不易再得个这样的宝贝”。不仅如此,祥子一心要有自己的车,这在虎妞看来正是他的优点,“他并不是个蠢驴”,虎妞因此才没有简单行事,“她颇得用点心思……她得松一把,紧一把,教他老逃不出她的手心儿去”,这是虎妞在认识到现实之后对自己行为的自觉把握,由此也可以看出她对生活的美好希望与期待。

虎妞还有行为决断的重要一面,这在帮父亲打理车厂的过程中有无数表现,特别表现在她与祥子的婚姻问题上。当父亲因观念问题成为自己婚姻的直接障碍且一时没有转机,她选择离开,与祥子独立生活。虎妞的善抓机遇和行为的决断是商人家庭与商业环境影响的结果,商业行为需要善于抓住机遇和善于决断,虎妞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上面。

因此,在商人家庭与商业文化环境中的形成的性格特征是虎妞形象特殊性的重要表现,合弃这一层面虎妞就不成其为虎妞。

(三)、传统文化环境中的女性。虎妞性格的男性化倾向掩盖了她性格中最基础和最本质的构成因素及其表现,这就是作为传统女性所表现出的意识、观念与行为,此前的研究对此毫无察觉。

从生活经历来看,虎妞当是一个跨世纪、跨时代、跨文化的人物,这对她的性格与命运有重要影响。她死时已四十出头,当是19世纪末出生,跨越了19、20两个世纪,从时代来看,她跨越了晚清与民国两个不同时代,并且晚清生活的时间当占据了她人生的大半,从文化来看,她正处于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交替的重要时期,其意识、观念与行为都在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入民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就立即发生本质性改变,妇女解放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虎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一个传统女性,面对两性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时所表现出的意识、观念与行为无一不在传统文化规定的范围之内,这主要表现在:

1、强烈的婚姻与家庭观念。对婚姻与家庭的强烈渴望与追求是虎妞作为传统女性的首要表现。“男大当娶,女大当聘”的传统婚姻观念在虎妞的意识中早已存在,虎妞与样子相遇的时候已人近中年,当婚姻与家庭的可能性向她显现的时候,立即表现出对婚姻与家庭的强烈渴望并及时抓住机遇。当婚姻障碍来自于她的父亲时,她不惜牺牲父女以及由此而来的家庭与社会关系。虎妞结婚是在与父亲决裂之后,“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话,没有弟兄的护送,没有亲友的祝贺”,更没有母亲的关爱,喜庆中透着凄凉,由此可以看出虎妞对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向往与执着,实质是把婚姻看作自己人生的归宿。

结婚之后的虎妞表现出强烈的家庭观念。这首先表现在她对作为丈夫的祥子处处表现出的传统女性特有的爱与关怀。虎妞在与祥子相处的过程中,不是追求现代的平等相爱,而是无私奉献自己近乎母爱式的情感与关怀,她不止一次地对祥子说“我惦念着你,疼你,护着你”,结婚时她操办一切事务,婚后她“变法儿给他买些作些新鲜的东西吃”,等等,这些都是虎妞作为传统女性的重要表现。

虎妞的传统家庭观念还表现在她自觉的两性传统分工意识。婚后的虎妞自觉“主内”,操持家务,有限的条件下不断丰富家庭生活,让样子感受到了家的温馨与快乐,“她作饭,收拾屋子;屋子里那点香味,暖气,都是他所未曾经验过的。不管她怎样,他觉得自己是有了家”,乡下进城的祥予因为虎妞才有了归宿。在祥子看来,婚后的虎妞“不像个新妇。她的一举一动都像个多年的媳妇,麻利,老到,还带着点自得的劲儿”。虎妞还有不少生活常识,如祥子在外面淋雨感冒,“虎妞给他冲了碗姜糖水”。虎妞长期生活在单亲家庭之中却一开始就扮演了“贤妻”的角色,这正是虎妞传统家庭意识与观念的突出表现。

2、男性中心意识。作为传统女性,虎妞还有非常突出的男性中心意识与观念,“男女平等”与她无关,更不要说女性意识的觉醒。虎妞的男性中心意识主要表现在:一是自觉维护男性在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虎妞有非常独立的生活能力,与祥子结婚时一切事务基本上是她一手操办,但在婚姻生活中对祥子却表现出特有的依恋与依附性,如要祥子带她“出去玩玩”,这正是男性中心意识作用的结果,“在娘家,她不缺吃,不缺穿,不缺零钱,只是没有个知心的男子,现在,她要捞回来这点缺欠,要大摇大摆的在街上,在庙会上,同着祥子去玩”,这正是传统女性对男性依附性的重要心理与行为表现·再就是她深受“三从四德”思想影响,这是虎妞男性中心意识最重要表现。当得知父亲以悄悄离开的方式表示对虎妞婚姻的反对时,她对自己的选择有过动摇,“她几乎后悔嫁了样子”,但她很快放弃了这

一想法,她“舍不得祥子。凭他去拉车,他去要饭,也得永远跟着他”,“嫁鸡随鸡,什么也甭说了”,虎妞恪守传统婚姻观念,婚姻的快乐根本原因正在于她找到了生活与精神的依托,尽管祥子并不是她的真正依托。

3、对传统婚姻形式的严格遵循。作为传统女性,还表现在虎妞对传统婚姻形式的严格遵循。传统婚姻形式实质上是传统文化对女性行为与价值的规定与显现方式,对传统婚姻形式的严格遵循实质上就是对传统文化关于女性价值与行为方式规定的自觉认同。虎妞对传统婚姻形式的遵从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首先,她严格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城乡差异是虎妞与祥予婚姻的重要条件也是难以克服的障碍,虎妞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对祥子说过,“你看,你要是托个媒人去说,老头子一定不答应。他是拴车的,你是拉车的,他不肯往下走亲戚”,于是,她在自己的父亲面前一有机会就替祥予说好话,“还是祥子,别人都差点劲儿”,同时提醒祥子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要好好表现自己,“精神着点!讨老头子的喜欢!咱们的事有盼望!”她这样做,是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婚姻要经过父亲的同意才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传统已深深置入虎妞的意识之中。她最后与父亲“决裂”并不是突破了这一传统的限制,而是她所说的“咱们是先斩后奏”而已。其次,虎妞“出嫁”时完全尊从传统仪式。虎妞与父亲“决裂”之后,独自处理自己的婚姻大事。在这一过程中,她完全遵从传统的要求:首先是追求婚姻过程的吉祥与喜庆。租到房子后“马上找裱糊匠糊得四白落地;求冯先生给写了几个喜字,贴在屋中”,同时,她特别重视传统结婚的程式,“屋子糊好,她去讲轿子:一乘满天星的轿子,十六个响器,不要金灯,不要执事。一切讲好,她自己赶了身红绸子的上轿衣”,再次,她还特别注意民俗的种种规定,如吉日的选择,“喜日定的是大年初六,既是好日子,又不用忌门”,做嫁衣时她“在年前赶得,省得不过破五就动针”,由此可以看出,不仅直接的婚姻观念在她的意识中稳定存在,就是已经民俗化了的婚姻形式她也早已了然于心,婚姻生活完全在传统规定之下。

二、晚婚与失身:虎妞的问题

虎妞这一形象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她的性格上,更为重要的是她身上还存在这样几个与中国文化传统甚至人类道德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一是晚婚一二是失身,此外还有学者断言她还存在乱伦问题,只有对这几个直接关系到虎妞作为女性价值与命运的重要问题作出明确回答,才能深切理解虎妞作为女性所受到的精神压迫。

虎妞的晚婚是个问题,要理解虎妞就必须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这是因为不要说虎妞所处的时代,即使是在时代与传统发生重大变异的今天,“男大当娶,女大当嫁”依然是人们普遍遵循的生活原则,晚婚,尤其是女性晚婚会受到人们特殊的关注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究其原因,其原因往往是负面,这反过来会给当事人构成无形的心理压力。虎妞的晚婚已到了几乎与婚姻无缘的境地,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注意。从主观上来看虎妞不存在晚婚这一要求,“男大当娶,女大当娉”的观念在她的意识中早已存在,不仅如此,从后来对样子的态度可以看出她长期以来所背负的精神压力并急于通过祥子予以解决,因此,她的晚婚当另有原因。历来关于虎妞晚婚原因的解释主要有这样两点:

一是虎妞自然形体的丑及性格男性化。虎妞“长得虎头虎脑,因此吓住了男人……没人敢娶她作太太”,这显然难以成立。自然形体与性格确实会对女性的婚姻构成影响,但充其量只会导致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不会对婚姻构成根本性影响。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宗法观念影响下,女子结婚的首要任务是满足生殖即所谓传宗接代的需要而不是爱情,因此,女性的外表与性格不是婚姻的决定因素。二强子的女人从外形上看比虎妞更丑,“二强嫂是全院里最矮丑的妇人……看着令人恶心”,可她不仅成家而且生了几个孩子,其原因正在于此。虎妞的外表没有妨碍她与外界的交往,倒是对交往有帮助,她的性格虽有男性化倾向,但没有对她的行为构成任何负面影响,相反,从她婚前帮父亲打理车厂,婚后与祥子独立生活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性格倒对她的生活有很大帮助,她从未悲观过。因此,自然条件的不足及性格的男性化不是虎妞晚婚的原因。

二是父亲刘四的耽误,这更不成其为理由。此前的研究者们把虎妞的晚婚乃至人生悲剧归结为父亲刘四对她的“剥削”,这显然是阶级斗争观念直接作用的结果与表现。首先,刘四年轻时虽然有些行为不端,但他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家庭,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他没有放弃女儿,更重要的是,从前到后没有看到刘四对女儿有任何虐待行为,其次,进人民国后,与女儿一道经营车厂,目的是为了家,为了生活。他不会靠女儿来生存,他有自己很强的生活能力,这从他广泛的人际关系可以看出一再次,当他进入晚年时,家的意识表现更为强烈,对虎妞的未来更为关心。在为自己祝寿的时候,触景生情,一是想到自己的处境,“忽然感到自家的孤独,没有老伴儿,只有个女儿……自己什么也不缺,只缺个儿子……不管自己怎样改了良,没人继续自己的事业,一切还不是白饶”,这实质上是对圆满家庭的强烈向往。二是想到虎妞的归宿。在刘四看来,祥子显然不是女婿的合适人选,“祥子的确不错,但是提到儿婿两当,还差得多呢;一个臭拉车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四对虎妞婚姻所存有的理想,受等级观念影响,希望虎妞能有一位合适的人选,然后能继承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在今天也没有错。因此,虎妞晚婚与父亲刘四无关,刘四作为父亲并没有阻止虎妞的婚姻,而是没有他心中理想的婚姻。

虎妞之所以晚婚,其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等级观念影响。虎妞晚婚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等级观念影响。刘四作为一个“有六十多辆车,至坏的也是七八成新”的车厂厂主,在京城至少也算是中等社会生活,他因此看不起处在底层社会的车夫。而年轻时的人生经历及人生修养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上流社会打交道,等级观念让他处在中间状态,不上不下,虎妞的婚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因此延误。虎妞本人也是如此,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得她与车夫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外在形象和男性化性格决定了她无法引起上层社会的注意,婚姻由此延误。

其次是直接生活环境的影响。虎妞一直生活在自家的车厂这个相对狭小的生活环境里,一直在和车夫这个社会底层的人群打道,很难从这个群体中找到合适的对象。作为女性,她所处的时代还不允许她走出家门与男性独立交往。同时,父亲刘四虽然是个厂主,但他的“土混混出身”背景之下的个人社会关系无法给虎妞的婚姻带来便利,虽然为自己祝寿的时候来的人不少,但涉及婚姻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

再次,单亲家庭的影响。从刘四爷“过惯了独身的生活”这一情况来看,虎妞在单亲家庭生活当有相当长的时间,母爱温暖与关怀的缺失毫无疑问影响了她的性格、心理与行为,对她的生活特别是她的婚姻更是产生了直接影响。儿女婚姻大事通常由母亲来张罗,最后谁来决断是另

一回事。由于失去母亲的关心,父亲又有诸多不便,因此,年轻的时候虎妞不一定能意识到婚姻的重要与急迫,而当她意识到的时候为时已晚。同时,即便意识到,女性在婚姻中表现主动总不是件好事,她也一定有所顾忌。与祥子相处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动则是在最后的机遇面前“奋不顾身”,由此更显她对“男大当娶,女大当聘”婚姻传统的遵从。

第四,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虎妞的“失身”即贞洁问题的影响。虎妞在和祥子同居之后才暴露出不知隐藏了多少年的秘密,“她已早不是‘处女,祥子在几点钟前才知道”,乡下进城的祥子尚且在意这一问题,就不必说城里特别是京城中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贞洁问题有严格要求,“程朱理学的出现和传播,把女子的贞洁问题推到至高无上的程度,对两性关系的束缚进一步严格”,贞洁不仅是对女性婚姻对象与权利的限制,要求从一而终,而且是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严格限制,要求婚前保持纯洁。尽管虎妞所处时代与社会已有所不同,但传统对女性贞洁问题的要求并没有改变。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虎妞曾经的行为显然越过了女性应遵从的道德与行为规范,她自己一定清楚,这也许是虎妞晚婚最隐秘,最重要原因,也是她最后突破等级观念,突破父亲的限制,下嫁给祥子的根本原因。

虎妞的晚婚、失身本不是问题,更不是过错,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诸多特殊要求在虎妞所处时代仍未改变,这些问题直接决定了虎妞作为女性的人生意义与价值。

此外,有学者以十分肯定的口气断定虎妞存在乱伦行为”,这对谁都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她的人生就完全失去意义,她的死亡与悲剧命运就很难获得人们的同情。因此,必须对这个关系虎妞人生价值的问题作出认真合理的解释,不可轻率作出结论,如果以此哗众那就更成问题。

三、悲剧结局与命运:虎妞之死

长期以来关于《骆驼祥子》中人物形象的研究可以说一直存在着“重男轻女”这一现象,这在对待祥子与虎妞的命运这一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人们对祥子的命运给予极大关注与同情,对虎妞的死特别是她作为女性的命运则漠然置之,这不是认识能力问题而是潜在的性别歧视在文学研究中的直接表现。然而,不对虎妞之死及其原因进行分析,不对虎妞作为女性的命运加以深层认识,对这一形象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成。

虎妞短暂的一生几乎集中了女性的所有不幸:形体的丑,性格的男性化,生活在单亲家庭,失身,晚婚,在刚刚有了家,特别是即将有了孩子,要成为母亲的时候,“在夜里十二点,带着个孩子,断了气”。虎妞的一生,特别是她的死显然是不折不扣的人生悲剧,是女性的悲剧,也是社会悲剧。她的难产而死与她的身体素质无关,与个人生活习惯也无本质关系,而是深层的社会与传统问题。

如果说虎妞生存时的悲剧性被她的男性性格与相对优越的生活状态所掩盖,虎妞之死就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人间悲剧。她没有也不可能想到她的生命与人生会在她对家庭,对即将来到人世间的新生命满怀喜悦与希望的时候悲剧性地结束。虎妞临产之前经历了:长时间的折磨,从“灯节左右……一直闹到月底……她已经不象人样了”;难产的恐惧:“收生婆又来到,给祥子一点暗示,恐怕要难产”;临产时不堪忍受的痛苦:“祥子,小福子,收生婆,连着守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后,“虎妞只剩下了大口的咽气,已经不会出声”;绝望:“她把一切的神佛都喊到了,并且许下多少誓愿,都没有用。最后,她嗓子已哑,只低唤着‘妈哟!妈哟!”最后的死亡挣扎:“虎妞拿出最后的七八块钱来:‘好祥子,快快去吧!花钱不要紧!等我好了,我乖乖的跟你过日子!快去吧!”,她是在这样一个不堪忍受的痛苦过程中,带着另一个生命离开人间。虎妞的痛苦看得见,而在母腹中的幼小生命跟着母亲一道经历了何种痛苦就永远无法想象,这样的痛苦与死亡无论如何都值得深深的同情,迫使人们追问其死亡的原因与意义。

虎妞的死显然是人间悲剧,有多重意义:作为妻子,她的死是对刚刚开始的家庭生活的无情中止。她是带着对丈夫的无限牵挂,对生活无限美好意愿离开人间。她的死意味着在人到中年时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的破碎,家背后的生活愿望的永远不可能实现。同时,从乡下进城的祥子因虎妞的死重新回到进城时的生活状态,从此不再有人接纳,而此时他已开始步人中年,有限的生存能力使得他后来的“堕落”成为必然,作为准母亲,她的死是对母爱的痛苦中止。虎妞带着她寄予无限喜悦与希望的幼小生命离开人间,她满怀的母爱还没有来得及施与给孩子,她的死没有换来另一个生命的新生,这样的遗憾与痛苦只有作母亲的才知道,常人无法想象,作为女性,她的死是历史与女性命运的重演。虎妞死后,“没有人送殡,除了祥子,就是小福子的两个弟弟”,活得简单,死得凄凉。虎妞之死不仅是女性悲剧性生命过程本身的重演,即女性到作母亲这个特殊人生阶段就面临死亡威胁,“在这杂院里,小孩的生与母亲的死已被大家习惯的并为一谈”,更为重要的是女性悲剧命运的重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生价值,生存不被关怀,死亡难得重视,这样的生存状态在虎妞身上再一次重演。

虎妞之死的原因作品有一句简短的交代,“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作品把她的死亡原因归结为怀孕期间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导致的难产,这样的结论值得讨论。虎妞在怀孕期间确有一些不“科学”的生活与行为方式,难产时试图通过民间流传的迷信手段解决问题,但都没有发展到“愚蠢”的程度。当最后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她从这样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就是“收生婆”也告诉祥子“想法子到医院去”,其意识最终都指向科学。

虎妞难产致死有多种看得见的原因,其中有些曾被看作是虎妞的性格缺陷:首先是大龄,而且是“头胎”。虎妞怀孕的时候已是45岁左右,这在什么时候都是问题,而第一次生育对女性来说本身就存在风险,这不是虎妞个人的问题;其次是缺乏生活常识。如缺少运动,虎妞自从怀孕之后,“大家都得早早的起来操作,只有她可以安闲自在的爱躺到什么时候就躺到什么时候”,这对她的难产会构成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影响。还有饮食不当,这被看作是虎妞的性格缺陷,“饭菜而外,她还得吃零食……她一吃便是两三大碗,她撑得慌”,虎妞的形象因此进一步丑化。实际上虎妞在此期间的吃喝并不是为满足个人的欲望,而是对腹中生命的关爱,再次,缺乏科学意识。怀孕期间,虎妞“一向没经过医生检查过,胎的部位并没有矫正过”,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她确实缺乏这一方面的意识,另一方面则与她所处家庭、时代和社会缺乏关心有直接关系。

然而,这些原因导致虎妞难产却并不一定导致虎妞的死亡,虎妞最后走向死亡的直接或表面原因是陷入贫困。难产之际请“陈二奶”的时候,“虎妞拿出最后的七八块钱来”,而到医院去,其花费已远远超出她的能力范围了,“医生来一趟是十块钱,只是看看,并不管接生。接生是二十块。

要是难产的话,得到医院去,那就得几十块了”,在现实面前,她已毫无能力,从乡下进城的祥子除自然力之外一无所有,当虎妞向他哀求的时候。他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只好等着该死的就死”。

虎妞之死的直接原因是最后陷入贫困,但陷入贫困与虎妞的个人能力无关,相反,虎妞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只是那个时代和社会没有给女性生存的空间。因此,虎妞死亡的深层或根本原因是时代与传统对女性现实与精神压迫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多方面歧视性要求。这不仅首先表现为对女性自然形体与性格的多方面要求,更重要的是对女性的道德如贞操的要求,这两个现实要求不仅直接妨碍虎妞的生活,更对她的精神构成沉重压迫。虎妞的外表不符合男性的审美要求,仅此就几乎被拒绝于生活的大门之外,她的男性化性格同样难以被男性所轻易接受,这给她带来的精神痛苦不言而喻。不是处女不符合男性对女性“从一而终”的要求,对她构成了沉重而隐秘的精神压迫。这两个看得见的原因首先决定了虎妞作为女性命运的悲剧性。

其次,经济与社会地位不平等。就经济与社会地位而言,女性不管有多大能力都不能与男性一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由此经济不独立,对男性具有极强的依附性,虎妞最后陷入贫困是对男性依附性的重要表现。虎妞具有很强的生活能力与经营意识,但女性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登上社会舞台。她先是依附于父亲,当她离开父亲时便失去个人能力表现的空间。婚后想依附样子,但从乡下进城的祥子除自然力外一无所有,虎妞彻底失去个人能力施展的空间,陷入贫困成为必然。

再次,社会对底层特别是对女性生活与命运漠不关心。虎妞长期以来与她的父亲相依为命,他们的性格与生活状态掩盖了父女俩生活的悲剧性。单身本身就很是问题,让他们各自陷入不同的生活与精神困苦之中,他们的性格让人们忽视了这一点。除了生活相对宽裕之外,他们同样处在社会底层,一切都要靠自己,自生自灭,虽是民国,但整个生活过程没有看见政府或某种社会组织的影子,底层社会千百年来的生活状态在虎妞父女俩这里重现。作为女性更是如此,生与死都与社会无关。虎妞临产之际,除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小福子之外,没有任何人,更没有任何政府组织对虎妞的生活表现过关心。虎妞临近死亡的关头,小福子到医院,得到的不是对生命的关怀而是“报价”,本是生命关怀的地方却把生命与金钱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直接反映了社会对底层,特别是对女性生活与命运的态度。

因此,虎妞最后走向死亡,直接的原因是她陷人生活的贫困,根本原因则是千百年来女性命运在她身上的重演,虎妞的死是对社会底层,特别是女性悲剧命运的又一次诉说。

虎妞不仅是一个在多重文化背景下具有多重文化构成的复杂性格的女性形象,更是一个作为中国女性命运象征的重要形象,对这一形象的深层理解是对中国文化中女性命运的理解。仅仅止于她的性格甚至是性格的表层不可能理解这一形象,更不可能触及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深层意义。只有当我们从虎妞自身,虎妞所处的直接生活环境,特别是她所处的时代与文化传统来理解她时才有可能进入她的生活与精神世界,从而较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虎妞并理解虎妞所在的底层女性的性格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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