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新

中国的古代文化，其实就是士大夫的文化。这个独特的阶层，是封建社会的精英，是文化的创造者、推动者和传承者。在千百年来的沉淀中，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全面的生活格调与精神典范，在纷乱而易于沉溺的现实中向往道德与人格的升华，似乎是历来的文人们最孜孜不倦的追求，而艺术，恰好是这两个矛盾中间最好的寄托与过渡的方式。

一手好字、两句歪诗、三斤黄酒、四季衣裳——这是古代文人的最基本的素质要求。为了功名和事业，十年寒窗苦读当然也是人人必须经过的，所以每个文人的书房，自然就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书案上作锦绣文章固然是大事，但书房中的使用与陈设物同样不可马虎。这些器物统称文房雅玩。与普通居室里的器物不同，它们因为主人的文化成就与追求而被赋予了特殊的艺术趣味与人格象征。从书柜到画案到琴桌，从笔筒到秘阁到水孟，这些琳琅满目的器物，统统被打上了主人的思想与品味的烙印，体现出最纯粹的个人价值与独立的精神思想追求。

与批量生产的官窑瓷器不同，从材质、设计到制作手法上，没有两件文房器物是一样的，所以文房雅玩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独特性。而它承载的丰富的艺术个性内涵与匠心巧思，也是其他艺术品所无法比拟的。一件上佳的文玩，其灵魂就是“情”“趣”二字。首先是主人怀有高雅的艺术品味与审美情趣，再通过严谨的法度去制作。这些默认的法度，包括顺应制作材质的天然特性来挑选制作的题材、造型与手法，从而使人性与物理自然融合，达到物我一致的境界。所以无论是华贵还是质朴的材料，无论是新奇还是简约的手法，无论是用于自娱还是馈赠，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表达和体现主人独特的精神世界。

历代留存下来的各式文房器物数量惊人，但是能称得上为艺术精品的，仍然是凤毛麟角。

从明朝晚期开始，江浙一带蓬勃发展的手工制造业与商贸活动，也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广泛参与其中。他们在物质与技术发达完善的条件下，尽情地创作与营造自身居住游玩的居室环境与陈设赏玩的器用，并迅速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艺术理论，借创作与品鉴生活中的物品，来彰显个人的人格与理想。因此，文房器具的设计与制作，由书案上的书写绘画用的器具，延伸到书房整体的装潢设计陈列，再扩展到室外环境的呼应与配合，甚至延伸到文人们游玩、收藏、品茶、美食等等一系列生活活动中。这种由内至外的贯通一致的生活态度与理念，寄托在琳琅满目的文房器具上，形成了一幅晚明以来最富有创造性与精神性的文化与生活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