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震

“行乐图”是中国人物画的一种，皇家娱乐、休闲生活是其经常描绘的题材之一。在中国古代，“行乐图”一类的绘画出现较早。根据唐代《贞观公私画史》，中国最早的书画著录——《梁太清目》就记载了南齐刘填所画的《少年行乐图》。至迟在唐代，就有了以描绘帝王娱乐生活为主题的“行乐图”。此后，表现皇帝闲暇生活的“行乐图”逐渐成为一个较为常见的绘画题材。

根据清史和档案记载，雍正喜令画家为其画像。在《胤稹十二月行乐图·十月画像》轴中，就有一个画师给雍正绘肖像的场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帝王行乐图中，雍正的行乐图不仅数量众多，特点亦十分鲜明。

画中主要人物着装奇特，服饰类别丰富是雍正行乐图的重要特点。在行乐图中，雍正皇帝大多着汉服，扮为村夫、文士、官吏等。不仅如此，雍正还有穿蒙族、藏族和西洋文艺复兴后期、新古典时期服装的行乐图。这在中国古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一套可称之为“雍正扮装行乐图”的十三开册页中，每开描绘的人物分别是：提笔作诗的文士、岸边小憩的渔夫、身披袈裟的和尚、刺虎的西洋人等。这些看起来几位风马牛不相及的角色，但是把他们放到一块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人物的长相一律是长圆脸、高鼻梁、八字胡、小眼睛，他们都是同一个人——雍正皇帝。

从行乐图的背景来看，雍正时期的行乐图大致可以分为：日常闲居类、深山幽居类、诗意氛围类等几种，而具体到一幅画又常常是几种类型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很明确的界限。

从传世的雍正行乐图来看，宁静、恬淡是其营造出的主要氛围。在自然山水或园林景致的衬托下，雍正徘徊l其间，很少有前呼后拥的场面。这是雍正行乐图最鲜明的特征，不仅与他的诗中“长伴予游鹤与松，何烦扈跸得从容”(《湖际闻野寺钟声》，《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八)相吻合，还与乾隆行乐图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具有诗意氛围的行乐图中，雍正清流濯足、看云观山、观花听鹂、沿湖漫步、水畔闲坐、岸边独酌、临窗赏荷、停舟待月、乘槎升仙、园中折桂、采菊东篱、披风松下、松涧鼓琴、书斋写经、围炉观书、寒江垂钓。雍正沉湎其间，物我两忘，此番意境岂容人打扰，故无人扈从。深山幽居类是以山水房舍为主的行乐图，人物只是其中的点缀，同样传递出闲适安宁的氛围，给人以世外桃源之感。雍正或庭中闲坐，或园中漫步，或独坐书斋，或月下泛舟，或高阁观山，或临流观水，或林中清话，或游春赏花。身旁虽有僮仆相随，友人相伴，但决非帝王的排场，使人联想到古代文人雅士的各种隐居图。即使在日常闲居一类的行乐图中，如《十二月行乐图》轴中，雍正亦在多幅中离群独处，若有所思，显示出其卓然独立之气质。如一月，众人成群结队，观灯、猜谜、看戏，雍正独立门旁，静观稚子燃放焰火；二月，众人室内观书、清话，雍正漫步庭中，俯视游鱼；三月，众人曲水流觞，雍正室内抚琴等。总之，雍正虽以普通人的形象出现在宏大的场景中，却在众人娱乐的氛围中凸显出精神上的孤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雍正的行乐图与其所选编的诗文集——《悦心集》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行乐图中的一些画面若采用《悦心集》中的诗句来题跋非常适宜，也可谓是《悦心集》部分内容的图像化。如《胤稹行乐图像册·江边垂钓》中的雍正一身渔翁装束，头戴斗笠，背插一把破旧的芭蕉扇，临池而坐，双目微闭，全然不顾钓竿的沉浮，沉湎于优哉游哉的意境中。可以题“意钓忘鱼，乐此竿线，优哉游哉。”(苏轼：《江郊》，《悦心集》卷二)，《胤稹行乐图像册·临窗赏荷》题“梅雨霁，暑风和，高柳咽蝉多。小园台榭绕池波，鱼戏动新荷。薄纱厨，轻羽扇，枕冷簟，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周邦彦：《喜迁莺》，《悦心集》卷二)，《松涧弹琴图》册页题“鼓琴偏宜于松风涧响之间，三者皆自然之声，正合类聚”(屠隆：《考槃余事》，《悦心集》卷三)，《胤稹行乐图像册·清流濯足》题：“坐弄流泉，漱齿濯足。”(罗大经：《山居述事》，《悦心集》卷二)。

雍正的行乐图大多在当时没有装裱，可能很少张挂出来，具有显著的私秘性，表现了这位皇帝的审美情趣，折射出他的宗教信仰、理想追求、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等。

雍正帝是清朝诸帝中崇奉道教最为突出的一个。做皇子时，他就对道家药石产生了兴趣，作《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仙胎热，天符降紫鸾。”(《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七)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炼丹有相当的兴趣和研究。据清官档案记载，雍正帝参与道教活动比较频繁。他在太和殿、乾清官等主要宫殿安放道神符板；在寝宫养心殿设斗坛，在苏州定做道家法衣等，还接连向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等近臣发出秘密朱谕，要求向他推荐良医术士。有神仙之称的贾士芳，被封为妙应真人的娄近垣等道士遂应召入宫，他们曾在圆明园建炉炼丹，以异方丹药深得皇帝恩宠。雍正本人也多次服用丹药，有不少学者根据档案史料推测，雍正暴卒与服用丹药有直接关系。

北京故宫现藏有多幅表现雍正帝扮成道士或与道士交往的绘画作品，《胤稹道装双圆一气图像》轴乃其中之一。此图表现雍正帝身着道装与道士炼丹的场面。雍正帝命宫廷御用画家将自己绘成超脱世俗的道士形象，表现了皇帝对道家生活的向往，可能也隐含了他延年益寿的愿望。

而《胤稹行乐图像册·喇嘛装》是清人佚名所绘雍正帝身着喇嘛活佛衣帽的形象，反映雍正帝尚佛的一面。雍正帝一生好谈佛法，自比“释主”，佛学修养颇为深厚。《啸亭杂录》云“(雍正)善禅机。宪皇旧邸与柏林寺相近，故上同迦陵上人朝夕谈禅，颇通释理。临莅后，尝告近臣日：‘朕欲治世法十载，然后开明释法，故于十一年稍讲禅理。所著《悦心集》及谕诸寺院等谕，皆直达上乘，非浮泛之士所可解者”(昭梿：《啸亭杂录》卷一)。雍正从小熟读佛教经典，在王府内举行法会修练禅定和藏传佛教密法，曾经得到过禅定大师迦陵性音、弘素和二世章嘉的指点，自言亲证到很深的境界。即位以后还在宫中组织法会，与亲信大臣和皇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一起修习禅宗。他与二世章嘉关系最为密切，又得到他的指点，有师徒之情。二世章嘉圆寂后，雍正帝又将转世灵童接到北京加以培养，让他跟皇子弘历一同学经。此图即是雍正帝着喇嘛佛装坐于山洞中，颇能反映雍正帝对藏传佛教的感情。

在雍正皇帝的多重性情中，宁静、恬澹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是其本来面目之一。因此，雍正在宫廷生活中则多闲情逸致，不喜扈跸而独行独乐，沉湎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雍正在《悦心集》中收录了多篇与山居、园居有关的文

赋，如仲长统的《乐志论》、白居易的《池上篇》，僧明本的《幽居自适》等。雍正在《山居自怡》诗中写道：“生平耽静僻，每爱住深山。百卉从荣谢，双丸任往还。朝廷容懒慢，天地许清闲。睡起三竿日，仙踪似可攀。”(《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四)他非常喜爱园居。在传世的大量雍正行乐图中，最为常见就是山居题材，其几套行乐图册页大多即为幽居、山居。而其休闲生活一类的行乐图的背景一般都是圆明园。如《胤稹十二月行乐图像》轴、多幅《胤稹行乐图像》轴，也包括其年轻时制作的《朗吟阁图像》轴。朗吟阁在圆明园内，胤稹在做皇子时经常在此居住。胤稹所作《秋日登朗吟阁寓目诗》云：“缥缈遥峰带夕曛，晴光历历望中分。桥移虹影当溪卧，风度蝉声隔岸闻。数片晚霞三径菊，一潭秋水半床云。高亭避暑才吟罢，又听金飙送雁群”(《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三十)，勾画出亭阁周围富具诗情的景象。《胤稹朗吟阁图像》轴描绘胤稹在朗吟阁内端坐的肖像，周边是鹿、鹤、嘉木，环境静谧优雅。从画中人物年龄看，胤稹此时应是皇子。全图画风细致工整，色彩明丽，富有装饰性。画作很可能描绘了胤稹在这个时期生活的一个场面。此幅也是目前存世为数不多的雍正皇子时期的画像。《胤稹行乐图像》轴也是一幅表现胤稹在圆明园闲居生活的画。绘深山幽谷，林木掩映，溪流环绕，胤稹着便装坐书阁内，若有所思。全幅构图繁密，画法谨细，设色绚丽，意境幽静淡远。

在生活态度与审美情趣上，雍正皇帝与古代文人同样有相通之处。如欧阳修以为“明窗净几，笔墨纸砚皆极精良，自是人生一乐。”(欧阳修：《学书为乐》，《悦心集》卷二)。雍正特别讲究文房用具精良的乐趣，无论是对砚台、墨罐还是水丞、笔架的造型、颜色、纹饰乃至配座都有着非常具体入微的旨意，制造的工艺品亦有文雅精细的特点。雍正从不在古代文物一上题咏，也绝少在本朝所制的器物上题咏，在文玩鉴藏上，具有文人典型的含蓄而不喜张扬的个性。

古人云：“写字当写经书，不惟学字又得经书不忘”。《胤稹行乐图像册·书斋写经》描绘的就是雍正着文士服饰，展纸执笔写经的场景，门窗案几刻画工细严整，人物面部采用“墨骨法”，而略加渲染，毫发毕现，栩栩如生。室内设书案，两旁分列小松盆景和装饰宝镜，墙上悬挂山水巨幅，门外兰花吐香，清幽淡雅，正是明末清初文人书房的设置。在雍正所编选的《悦心集》卷三中，有赵孟淆的诗作《即事》：“古墨新研满几香，研池新浴粲生光，北窗时有凉风至，闲写黄庭一两章”。而此情此景，正与诗意相合。此图抒发了雍正理想的生活情调。

在《胤稹行乐图像册·围炉观书》中，雍正穿着汉族文人服饰，手捧书册，专心读书，脚下是热气腾腾的火炉。画幅引人注目的是左侧的多宝柜，内置文人雅士喜好的古鼎彝器、珍本书籍和字画手卷，于此可见主人公高雅之情趣，画面右侧的茶具、食盒则暗示了其此时安适松闲的生活状态，桶门外迎寒绽放的梅花，不仅寓示了主人不凡的品味，亦反衬出小暧阁内的温暖舒适。全图工整精细，色彩明丽，立意十分别致，可用《悦心集》卷二罗大经之《山居述事》题之，“雪满中庭，月满中庭，一炉松火暖腾腾，看罢医书，又看丹经。”从本幅亦可以看出，雍正对雅士闲居生活之向往和审美情趣之清丽典雅。

雍正皇帝大力倡导改革，喜爱西洋舶来品——眼镜等奇巧玩意。从雍正的行乐图中亦可透析出其内心追求新奇之一面。《胤稹行乐图像册·刺虎》画胤稹在悬崖山洞旁，举叉刺虎。狩猎刺虎是清初满族皇帝的常见之举，清中期的乾隆皇帝亦有刺虎图。画作奇特的是雍正的穿着，雍正戴西洋假法，着西洋装，俨然欧洲人的装束。本幅的人物画法明显具有肖像画的特点，面部五官刻画生动逼真，和本院藏另一幅半身肖像画如出一手，十分近似。据学者的研究，本幅绘画的表现方式，是受到了欧洲当时流行的“扮装舞会画像”的影响。无论画法如何，本幅的制作揭示了雍正内心标新立异的一面。

此外，雍正时期的行乐图，反映了当时肖像画和人物画、山水画融为一体的趋势。从这些行乐图中可以看出宫廷山水，人物、肖像画的水平。此外，因为不少行乐图背景画法工细而写实，这些行乐图会有助于增强对清代的居室陈设、社会风俗的了解。例如，根据学者的研究，《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描绘的正是清代京城皇室根据时令风俗，如元宵节观灯、端午节的龙舟竞渡、童子研药捣药、六月六日天贶节晒书等活动。

总之，这些行乐图为更加立体、全面地了解雍正的个性、信仰、理想、审美、情趣和宫廷绘画，乃至了解当时的风俗等等，皆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雍正这些情趣盎然的行乐图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满族人关以来，为防止本民族被汉族快速同化，清政府多次明令禁止满人穿汉装。而行乐图中的雍正皇帝多穿着汉装。雍正行乐图中的一些人物像究竟是扮装还是想象?这些行乐图描绘的场景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理想的，哪些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行乐图究竟有什么功用和深层的内涵等成为研究者争论不休的话题。这些难解之迷，又为行乐图增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和迷人的魅力，吸引着更多的学者来研究、探索其中的奥妙和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