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根红

摘 要:在元代散曲中,关于归隐题材的居于绝大多数。这些归隐题材不仅是元代文人逃避现实生存困惑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他们追寻其个人生命价值,实现内心价值过程的一种方式。

关键词: 元代散曲 ;归隐 ;生命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9-0119-02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元之曲”包括元杂剧和元散曲。现存的元人散曲中,抒发归隐志趣、描写隐居生活的作品占有绝大多数。隐逸,是元代散曲最主要的旋律,不论是元代前期还是后期,不论是平民作家还是仕宦作家的作品。隐逸虽说几乎是各个时代文人的传统,但与前代不同的是,元代文人的退隐村居与保全生命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元散曲隐逸作品更多地反映出人们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体现了作家生命意识的自觉,凝结着作家对人生意义的反思。因此,元散曲隐逸主题的张扬,既导源于仕进无门与远祸全身的社会原因,又引发了对儒家传统的生命价值观的怀疑,还推进了新的生命价值观的探求。

一、避祸保身,超越仕宦传统,求得生命存在

元代社会现实已不再是人们演绎生命流程、追求生命价值、实现英雄梦想的场所,而是充满着罪恶、残酷和血腥。国家政治机制腐朽至极,奸臣当道,小人乱国,赃官污吏,遍满天下,风俗颓败,物欲横流,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文人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没有任何安全感,终日惶惶不安。同僚倾轧,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也如同阴影一样紧紧伴随着他们,难以摆脱。“道统”没有一种制度的保障,“道”在“势”的面前不堪一击。[2]元散曲作家对现实社会有着悲剧性生命体验。文人面临险恶的政治环境,他们同样对进取的人生观发生怀疑。由怀疑、否定而转向隐逸,便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张可久的[中吕·满庭芳]云:“营营苟苟,纷纷扰扰,莫莫休休。厌红尘拂断归山袖,明月扁舟。留几册梅诗占手,盖三间茅屋遮头。还能够,牧羊儿骨留,相伴赤松游”。在他眼中,建功立业,名利富贵,都是营苟之举,应当加以摈弃。表现的是“化解名利之心”和“厌弃红尘之心。”[3]有幸入仕的张养浩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在[雁儿落带得胜令]一曲中将入仕与隐逸的两种生活加以对比:“往常时为功名惹是非,如今对山对水忘名利。往常时趁鸡声赴早朝,如今近响午犹然睡。往常时秉纷立丹挥,如今把菊向东篱。往常时俯仰承权贵,如今逍遥渴故知。往常时狂痴,险犯着笞杖徒流罪,如今便宜,课会风花雪月题”。如果说,“笞杖徒流”之罪为士子们所不愿领受,“俯仰承权贵”也为他们心理所拒斥的话,“赴早朝”、“立丹爆”曾是多少文人向往的生活!只有到这时,他们进取的生命价值观和人生价值才算得到充分的实现,辅佐帝王,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才能施展。可是,张养浩却那般地厌弃,摆脱了这种生活后又是那样的欣喜,其否定进取的生命价值观的态度十分鲜明。不仅汉族文人如此,担任过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的贯云石亦有同感:“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 ”([双调·清江引])总之,无论是在野或是身居要职的元散曲作家都在曲中反复申明:官场潜伏着祸患,应远祸全身。于是,否定传统的仕宦人生,向往隐逸成为元代文人共同的生命感悟,成为一种群体意识。

二、独善其身,慨叹悲剧命运,解构价值系统

元初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知识分子入仕的途径。他们从云端狠狠地摔了下来,社会地位沦落到娼妓之后,“九儒十丐”。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大批读书人沉溺下僚,既失去了经济上的依靠,亦失去了政治上的夤缘。他们被抛向市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了一种最大的讽刺。《元史·选举志》中说:“士无入仕之途,或习刀笔以为胥吏,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在这种社会现实中,使得文人失却了实现传统人生目标的可能。作为儒家信徒,不入仕意味着无功无业,无由“进取”;作为社会个体,不做官则意味着布衣身份难以改变,与富贵无缘。他们在感叹“枉被儒冠误”(张可久:[中吕·齐天乐过红衫儿]《道情》)的同时,不由得不对传统的人生观产生怀疑。八十年的不开科举,几乎打碎了所有文人的幻想和期待。因此,为官入仕,伸展抱负,对大多数文人来说,是一个难圆的梦。

此外,更为沉重的是精神的失落,不能“入仕”,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儒家知识分子所追寻、所推崇的人生价值。一些文人以散曲写出了他们的困境,感叹世道不公和个人的悲剧命运。白朴说:“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白朴[中吕·阳春曲]《知几》)心中充满痛苦与无奈,也只能“今朝有酒今朝醉,且尽樽前有限杯。”(白朴[中吕·阳春曲]《知几》)“长醉后方何碍,不醒时有甚思。糟淹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麯埋万丈虹霓志。”(白朴[仙吕·寄生草]《饮》)知识分子们只能在美酒中吞咽了所有的雄心壮志与不平,通过醉酒道出对现实的全面否定。无名氏更是慷慨悲歌:“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磨善良,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德过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无名氏[中吕·朝天子] 《志感》其一)又有“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好和歹没条道。善的人欺,贤的人笑,读书人都累倒。立身则小学,修身则大学,智和能都不及鸭青钞。”(无名氏[中吕·朝天子]《志感》其二)这两首散曲正是用最直白的语言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元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这两首散曲是元代知识分子的内心独白,是元代知识分子悲剧性生存的真实写照。面对重重困境,元代知识分子对生命、生存本身有了新的感悟,从而对历史有了新的理解。他们跌入边缘,与主流意识形态拉开了距离,必然对主流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他们对儒家传统文化和知识合理性产生了一种意义怀疑,对历史进行了强烈的反思。在元代知识分子眼里,历史上曾经备受推崇的屈原、韩信、豫让、叔齐等人变得不值一提。屈原、豫让等人的死变成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他们壮烈的牺牲,完全失去了意义:“屈原清死由他恁,醒和醉争什么。”(马致远[双调·拨不断])反而是张良、范蠡、严光、陶渊明,被他们引为知己,成为赞美、羡慕的对象。这“反映的是特定时代中下层文人的现实人生大退却。其叹世、愤世是基于对现实人生困境的深刻体验和对生命时间的无限感伤,以至于最终将儒家传统价值体系完全消解了。”[4]盍志学赞陶渊明:“五斗米懒折腰。乐以琴诗,畅会寻思。万古流传,赋归去来辞。”(盍志学[双调·蟾宫曲])徐再思说范蠡“驾着一叶扁舟,披着一蓑烟雨,望他五湖中归去也。”(徐再思[黄钟·红锦袍])在散曲作家心中,张良、范蠡他们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身名俱荣,远害全身”。范康的([仙吕·寄生草])《酒色财气》说“不达时皆学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更是对价值世界的重新描述和重新定义,是对人生存在价值的重新考虑和定位。“非屈原,是陶潜”就是一种对历史的解构和价值重构,号召同样在世俗中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们赶快归隐。

三、消解忧愁,寻求个体自我,重构生命价值

在中国古代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集体主义价值体系中,人不是个体生命意义上的人,而是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个体的“我”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汪太贤教授所指出,其更加注重群体精神和社会整体人格的塑造,而缺乏对个体价值的关注。”[5]个体的人格只能从属于或者融解在集体(家庭、家族、国家)的生命之中,个体生命只有从属于集体生命才获得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在这种价值体系下,作为个体的人被置于社会原则、伦理道德规范的层层制约之中。个体的情感、欲望乃至生命都不具有超越伦理道德规范的价值。于是就有了“存天理、灭人欲”、“克己复礼”、“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之类的牺牲自我而完善道德的观念与要求,个体的自由和合理的追求都被无情地遏制和扼杀,成为群体意志的牺牲品。

在元散曲中,个体的生命价值得到了确认,个体生命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与表白。“我”不再是为家族争光,对君主效忠,为国家献身的“我”,而是有着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的“我”。在对社会事功的蔑视中,在对“不朽”的否定中,作家发现了个体的存在,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具体说来,就是忘怀得失,摆脱利害,以“适意”、“适己”作为生命存在的基点,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追求人性的自主和生命的价值。在否定传统的生命价值观的同时,散曲家们表达了新的生命价值取向,这就是弃绝尘寰,归隐林泉,逍遥自然,贵己养生,保存人生不灭的生命本体。

这些归隐题材表现了元代文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中国传统文人大都具有儒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关注的是人与天道的统一,瞩目的是社会的盛衰治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童话使他们自觉地将个人的安乐置之度外,“先天下之忧而忧”使他们抛弃个体的一切:幸福、理想、自由乃至生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的忧患意识是以牺牲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代价的。这种作为天道的担当者的忧患,因为能够为天下而痛苦而沾沾自喜,所以从来不为个人的生命痛苦而歌唱,也不去关怀生命存在的根本困惑。“仁”被当作生命的本质,个体生命被抽象为伦理的存在物。然而,由于大部分元散曲作家被拒于官场之外,所以他们不再以天下为己任而自居,而是以个体的自我为立足点,因此,元散曲作家对生命的体验、思考和看法有异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人,他们不仅仅只关注形而下的生存欲望,还思考形而上的生命意义,由原来的单单对社会的关注转向对个体的人的生存关注,表达出对个体的终极关怀。“这是元代士人对个人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重新思考、重新认识的结果,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与颠覆,也是对人性的重新体认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又正是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6]而这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又正是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那些因入仕无门而被迫归隐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彻底抛弃名教礼法和传统士流风尚。在他们内心深处,不甘仕途失落,向往实现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价值,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屡屡碰壁,理想归于幻灭,不得不归隐。叹世归隐也就成了这类作家创作散曲的主旋律。这里的“归隐”,实际上是投入“老庄”的梦幻中,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元代的特殊反映,即“儒家的现世承担到道家的逍遥于世有内在的联系。”[7]希望在社会中一展抱负和追求高洁淡泊的生活方式,豪壮的热情和宁静的志趣总是在儒家知识分子身上同构。儒家强烈的上进精神在于追求个体社会价值的充分实现,因而必须存在使其人生价值实现的社会条件,一旦丧失这种条件,孔孟的“道隐”(怀道隐遁),为君子提供了自救之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泰伯》),“隐居以求真志”(《孟子·季氏》)。否则不知多少君子会像屈原那样死于非命。[3]这里儒道互补中的“道”,固然也有其“逍遥”、“无为”,追求自然的思想在里边,但首先被知识分子选中的应是庄子的“吾丧我”(《庄子·齐物论》)。庄子一再强调的,正是这个“忘”字:“相忘以生”,“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正是这个“忘”字,道家的避世哲学成了最好的镇痛剂。一旦将造成自身悲剧的种种现实忘掉,悲剧本身似乎便不复存在,人的心灵也就获得了释放和自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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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雁.论马致远散曲中的叹世归隐主题.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J].2001,(4).

[5]王利民,郭明龙.论“和谐社会”的私法构建[J].河北法学,2006,(6).

[6]王星琦.元曲与人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

[7]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96-105.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