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沙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而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才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期间相差将近4个月，因为“抗美援朝”的决策形成历经了3个多月的时间，可谓一波三折。

当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的国内国外形势十分险恶，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治理战争造成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事业。1949年底毛泽东在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就特别强调：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3～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抗美援朝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在军事方面的主要考虑，一方面是进行解放台湾和进军西藏的准备以及清剿土匪；另一方面是削减军费开支及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以加强经济建设工作。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全军实行精简整编。整编的中心是实行复员和统一全军编制；方针是缩减陆军尤其是步兵员额，加强海军、空军和各种特种兵。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确定全军复员100多万，员额由540万人压缩到400万人。然而，朝鲜内战的爆发，打乱了新中国原有的一切计划。另外，“中国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是迫在眉睫的，他们甚至认为，即使解放军进攻台湾，美国也不大可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在朝鲜半岛，中国基本上置身事外。”“中国人在战争爆发时丝毫也没有卷入。中国领导人当时正在专心致志于巩固新国家内部的工作，正开始让大批红军复员，正在南方海岸部署最精锐的部队，准备去实施预计中的攻打台湾，而且刚刚宣布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在这样的时刻，中国领导人肯定不会欢迎在毗邻的国土上发生一场可能引起严重国际后果的战争。”实际上，中国政府对于朝鲜战争的爆发，除了进行一些新闻报道外，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的宣言和声明，而引起中国政府作出激烈反应的是美国派军舰进入台湾。

没过几天，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阻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6月28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增强东北地区的国防力量，用来巩固国防。7月7日下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保卫国防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立即抽调第十三兵团等部队北上，在中朝边境地区集结，组成东北边防军，担负保卫东北边防的任务。

9月15日，经过周密准备，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的局势急转直下。9月25日汉城陷落，美军开始大举北进，朝鲜面临被包围的险境。金日成别无选择，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求援。

10月1日，金日成的特使朴宪永拿着求援信来到了中南海，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收到了苏联驻北京大使转交的斯大林的电报，大意是希望中国能够出兵帮助朝鲜渡过难关。看完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电报后，毛泽东临时召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加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管，就要冒风险。除了毛泽东以外，与会者几乎对派兵援朝都没有太大的把握。要冒多大的风险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因为，同人民解放军相比，美军在装备以及火力上拥有巨大的优势。其次，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战争之后，社会刚刚稳定下来，人民也刚刚过上和平的生活，出兵援朝，与美国作战，不能不考虑美国向中国宣战的严重可能性，不能不考虑美国会使用空军轰炸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不能不考虑美国帮助台湾国民党进犯中国沿海地区，如果这样，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关于派兵援朝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

10月2日，毛泽东给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邓华发去电报，请高岗同志来京开会，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与新的敌人作战。同时电告斯大林：用志愿军的名义援助朝鲜。

然而在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吃惊地发现，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援助朝鲜持怀疑态度。而最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认为对美军作战没有把握。会议决定10月4日、5日再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

10月4日，在外地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负责局同志先后到京，也包括彭德怀。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彭德怀在会上进行了积极的发言，他认为：出兵朝鲜是必然的。如果让美帝陈兵鸭绿江和台湾海峡，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可以找到借口。现在不打，三五年后还是要打的。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点工业，到那时还要被打得稀烂，而且三五年内也不可能希望我们的国防和重工业会建设好，军队装备得到特别改善。因此，迟打不如早打。我们要取得和平。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彭德怀坚定的态度，对于迅速确定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起了重大作用。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考虑，认为对朝鲜战事不能置之不理，要积极支援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毛泽东提议，一边成立志愿军，做入朝作战的准备，一边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周恩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有些人说，我们自己刚刚解放，朝鲜虽是邻邦，我们应先顾自己，要下决心是不容易的。我们对付的是强大的美国，它打的是联合国旗号。毛主席认为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

10月8日，毛泽东正式颁布关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并通过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拟派以彭德怀为总司令的志愿军入朝作战，请派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作战有关事宜。

就在同一天，周恩来和林彪等一行秘密飞往莫斯科，任务是同斯大林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志愿军作战问题。在会谈中，斯大林表示：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但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无法出动，须待两

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

与此同时，在北京，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积极调动后备兵力，准备第一批志愿军在10月15日渡江入朝作战。10月12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电报中“令宋时轮兵团提前北上，直开东北，何日能开动，请告”，但当同一天收到周恩来关于苏联空军暂不能出动的电报后，毛泽东又于12日晚连发两份急电，一份令志愿军暂不出动，另一份电召高岗、彭德怀来京会商。失去空中保护和支援，志愿军能够与高度现代装备的美国空军相抗衡，进而夺取胜利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考虑。出兵决策又一次发生变化。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志愿军抗美援朝的问题。两位志愿军前方和后方的统帅彭德怀和高岗均认为：志愿军部队与朝鲜人民军作战，是有把握取得胜利的，出兵援助朝鲜也是有必要和有利的。彭德怀还根据在东北研究的朝鲜战场情况，从军事角度说明志愿军有能力在朝鲜战场站稳脚跟。

经过慎重研究和讨论，政治局委员们一致认为：即使苏联暂不出动空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要立即出兵参战。原因如下：在装备与敌悬殊的条件下，志愿军第一时期可专打韩国军队，因为通过分析各种因素，对付韩国军队是有把握的，这样可以打开朝鲜的根据地，进而鼓舞朝鲜人民的势气。只要能歼灭几个韩国的师团，朝鲜局势就会出现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10月13日深夜，彭德怀在会后急电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人，说明“原定出兵方案不变”，要求部队继续抓紧做好出国准备。

10月15日，彭德怀又由北京赶回沈阳，立即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5日早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各部队于16日开始向鸭绿江边集合，准备17日凌晨先行从辑安方向的满浦渡口进入朝鲜境内。

10月17日，出兵决策再次发生变化。上午，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等，要求停止执行17日入朝的命令，指出：“先头两军准备于19日出动，2月(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对于出兵时间，以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确定为宜。”同时要求彭德怀和高岗赶到北京一谈。

考虑到中美双方武器装备和经济实力相差极为悬殊，不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决心几经变化，就是入朝部队的一些首长对于马上出兵参战也有顾虑。10月17日，第十三兵团负责人曾联名致电彭德怀，说明在我军高射炮火太少、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是很不利的。建议“两三个月内新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时间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彭德怀接到电报后，立即回复称，困难再多，荐大，也要出动，否则，将会更被动。

18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听取刚由苏联返回北京的周恩来汇报中苏会谈情况，彭德怀也在会上介绍了志愿军部队在鸭绿江畔的集结准备情况。会议在全面分析了形势和志愿军的情况后。最后确定：保持既定计划不变，志愿军于19日晚开始向朝鲜境内出动。

10月18日晚21时，由彭德怀起草、毛泽东签名的命令发往志愿军第13兵团司令部：“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鲜)北(部)作战，自明(一十九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

10月19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在鸭绿江边完成集结，准备天黑后即过江。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在朝鲜战场开始并肩作战。

无论对毛泽东还是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来说，抗美援朝的决策是一个艰难的抉择。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对此深有体会：“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抗美援朝的确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