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道儒

佛教典籍就是人们常说的“佛经”。“佛经”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泛指佛教的所有典籍，包括经、律、论“三藏”以及各种佛教著述，我国古代称为“众经”、“一切经”，现在常用的名称是“大藏经”。二是特指“三藏”中的“经藏”部分，被认为是释迦牟尼所说，并为后代记录整理的所有经典。这些经典一般都以“如是我闻”形式开头，表明经典内容是亲自听闻的佛语言。

佛教典籍按文字划分，有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等。其中的汉文典籍是我国佛教典籍的主体部分，现存的数量最庞大。中国汉文佛教典籍包括翻译典籍和中国撰述两大部分。

翻译典籍

中国翻译域外传来的佛教典籍始于汉代，延续了将近千年。到北宋末年，或由民间自发进行，或由官方出面主持的大规模译事基本结束。宋代以后翻译的外来佛典数量极少，影响甚微，可以忽略不计。

各代参与佛经翻译工作的，既有外来人士，也有汉地人士；既有出家僧侣，也有在家信徒。在漫长的译经史上，后秦的鸠摩罗什、南陈的真谛、唐朝的玄奘和义净，被称为“四大译经家”。中国佛教典籍翻译事业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众，译出经典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广泛，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汉文佛教典籍主要译自古印度的梵文本经典，也有译自中亚地区的各种文字经典，但数量有限。汉文译籍一般分为小乘典籍和大乘典籍，就其中的“经藏”部分而言，小乘大多以“阿含”形式结集在一起，汉文中有4部《阿含经》。唐代的《开元释教录》把大乘经典主要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5大部以及5大部以外诸经。日本的《大正藏》把大小乘经典放在一起，划分为10类，即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槃、大集、经集、密教。这部大藏经所收的大小乘经典，有1460部，4225卷。虽然数量很多，仍然没有把汉文译籍收集完备。汉文翻译的外来经律论典籍数量究竟有多少，是很难考证清楚的。

中国撰述

所谓“中国撰述”，是指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佛教著作。中国人撰写佛教著作始于东汉末年，两晋以后数量急剧增加。到唐代初年，根据《法苑珠林》的记载，中国佛教撰述已经达到3000卷左右，以后的数量更庞大。中国撰述的数量有多少，很难得出确切的数字。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中国撰述的数量要超过翻译经典。

中国撰述的种类很多，有经典注疏、史籍僧传、总集类书、经录音义、灯录语录等等。总的说来，到隋唐时期，中国撰述以经典注疏数量最为庞大；从唐末五代开始，禅宗典籍逐渐成为中国撰述的主体部分。以下主要介绍这两种典籍。

所谓“经典注疏”，是研究、阐发和弘扬外来经典的著作。域外佛教经典自汉代开始翻译成汉文以后，就逐渐产生了各类注经解经的著作。注解经典有不同的目的，或为阐发经义，或为另立新说，或为授徒传法，或为记录师言。注解经典的形武多种多样，或随文释义，常称为“义疏”；或概括经典核心思想，常称为“悬谈”；或划分经典章节段落，常称为“科文”；或记录祖师讲解经典，常称为“述记”，或汇编已有的经典注释著作，常称为“集”等。

隋唐时期，以解经注经为主要形式的佛教理论创造达到后代无法企及的高峰，许多注疏著作成为建立宗派学说体系的基本典籍。比如，智顗的《法华文句》、《法华玄义》等通过解释《法华经》，奠定了天台宗的教理基础。智俨注释《华严经》的多种著作，基本完成了华严宗的核心教义。道宣注解《四分律》的多种著作，构建了南山律宗的理论体系。隋唐以后的各朝代，虽然也有大量经典注疏著作，种类也比较丰富，范围也比较广泛。但是，各种解经注经著作都没有什么理论创新，基本以传播佛教基础知识和转述前人成果为主。

随着禅宗从唐末五代以后成为中国佛教最大的宗派，禅宗典籍大量涌现，逐步成为中国撰述的主体部分。禅宗典籍的种类也很多，以语录和灯录为主。

禅宗语录是弟子辈对祖师说法内容、传禅机缘的记录。编撰禅师语录起源于唐代，最盛行于宋代，流风所及，遍于元明清禅林。不但名震一方的宗师有语录行世，无所影响的禅师也有语录流传。

“语录”一般只记录禅师个人及其与师友、弟子的言论，大同于《论语》记录孔子语的体裁。编辑语录者，多为禅师的后学。语录原本重于记言，轻于记行，尤其侧重记录禅师在开示后学过程中流传广泛的名言警句。被称为禅宗“宗经”的《六祖坛经》，实际上就是惠能的“语录”。在唐代以后，语录内容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一般“语录”本包括小参、法语、示众、茶话、机缘，勘辨等内容。有些“语录”本加上了禅师的书信、诗文、各类著述等，成了禅师个人的著作全集。还有些“语录”本更加上禅师的行状、塔铭，以及与禅师有关的他人著作。这些语录往往称为“全录”、“广录”。

“灯录”是“传灯录”的简称，是禅宗创造的一种著作文体。因以禅法历代相传如同灯火相续为譬喻，故名。编撰灯录起源于唐代，以后历代都有仿效作品。最著名的灯录是北宋时期编辑的《景德传灯录》，这是禅宗历史上第一部官方参与编修的禅书，在宋代以后的禅宗历史上影响很大。

灯录的特点，是以禅宗派系的师承关系为标准收录人物，按历史顺序分别记载其传法机缘略传。由于对人物派系分属有分歧，所以一些灯录著作常引起不同派系之间的法统之争，嫡庶之辩，聚讼纷纭。从唐代到清代的众多灯录，记载范围不同，或通载禅宗五家法脉，或选录一家法系，或汇集某个地区的禅门师承。有些著作虽不以“灯录”命名，其性质同于灯录，可视为同类史籍。另有一些著作是集录历代祖师的重要语录，若干类作品，按世袭排列，也属于灯录性质。禅宗之外的宗派，也有仿效“灯录”体裁，编辑本宗祖师的传记。

大藏经

“大藏经”简称“藏经”，原来指中国汉文佛教典籍的总集，现在也可以泛指一切文种的佛典总集。

刻印佛经起源于何时何地尚不清楚，现存最早的印刷佛经，是唐朝成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王玠为其双亲做功德而刻印的《金刚般若经》。从有关资料的记载和实物发现来看，宋代以前，只有刻板印刷的单本经书和佛教僧人的注疏著作，还没有大规模刻印佛教经典总集性质的大藏经。我国雕刻和印刷大藏经，是始于北宋的佛教文化事业。

宋代由政府主持的大藏经雕刻始于宋太祖时，其印刷由印经院负责。到北宋末年，民间刻印取代了官方刻印。由朝廷资助并派人主持刻印的藏经习称“官版”，由地方官吏、富豪或寺院主持刻印的藏经习称“私版”。宋代300余年间，官私刻印的大藏经有5部，分别是《开宝藏》、《崇宁藏》、《昆卢藏》、《思溪藏》和《碛砂藏》。其中，《开宝藏》最有影响。

《开宝藏》是由宋太祖提议雕印的官刻藏经，是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派遣内官张从信到益州(成都)雕造大藏经，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完工，历时12年。由于刻成于益州，也称“蜀版”。《开宝藏》所收入的典籍依据《开元录》，计有5000余卷，刻版保存于汴京太平兴国寺内的印经院，并在那里刊印，印刷好之后颁发给各大寺院。随着新经陆续译出，不断补刻加入，另外还增刻了东土撰述和《贞元录》入藏经典，并予以校勘，最后达到6620余卷。《开宝藏》的印本为以后所有官私刻藏的样板，并曾印赠高丽，从而引起仿刻。

《开宝藏》的问世，标志着印刷大藏经开始取代手写大藏经。我国刻印藏经规模之浩大，影响之久远，在古代世界印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对雕刻、造纸、印刷等手工艺的发展，对加强与周边地区和民族的思想文化沟通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在《开宝藏》的带动下，历代刻印藏经一直延续。辽代有官刻的《契丹藏》，金代有私刻的《赵城藏》，元代有《普宁藏》、《元官藏》和《毗卢藏》。明代共刻过5部大藏经，分别是《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和《万历藏》。清朝刻印有《乾隆版大藏经》，俗称《龙藏》。清末民国时期刻印有《频伽藏》和《普慧藏》。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正在编印一部新的大藏经——《中华大藏经》。这部大藏经的汉文部分拟分为两编，上编以《赵城藏》为基础，纳入我国历代各种藏经的正藏部分(带有千字文编号部分)的全部典籍，并且以8种有代表性的藏经校勘，共1937种，约1万卷。上编部分已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有106册。下编的编印工作正在进行中。毫无疑问，这一部《中华大藏经》将成为历史上收纳典籍最为宏富的佛教汉文大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