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闯琦

叛军高喊“杀死孙文”

6月16日凌晨2时左右，孙先生把我从甜蜜的睡梦中叫醒，告诉我说，我们正处在危险中，一定要想办法)中出去。他已经接到一个电话，大意是陈炯明的部队即将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立即动身去一艘炮舰，可以在舰上指挥我们的人抵抗叛乱分子。

我想他带着一位妇女在身边很不方便，于是便催促他暂时把我留在后面。他最后才同意我的主张，留下我们所有的50个卫兵保护这所房子，然后只身离去。

他走后半小时，凌晨2时半左右，附近枪声响了，我们的房子在半山腰，由一条约一里路长的小道与观音庵的总统府连接起来，这条小道凌空穿过街道和房屋，像一座小桥。敌人居高临下，从左右向我们开火，并大声喊着：“杀死孙文，杀死孙文!”在漆黑的夜里，完全看不见敌人，我们的卫兵只好保持寂静。黑暗中，我只能辨出我们的卫兵蹲伏在地上。

拂晓，敌人用野炮射击，我们的卫兵开始用步枪和机关枪还击。我的浴室被击毁。我们这支小卫队伤亡已有1／3，但剩下的卫兵抵抗的意志更加坚决。一名勤务兵爬到高处，杀死了一大批敌人。到8时，我们手头的弹药越来越少了，于是我们决定停止射击，把剩下的弹药尽可能留到最后的时刻使用。

现在留在那里似乎也没有用了。队长建议我离开，卫兵们同意他的建议，答应他们这部分人留在这里，以便阻止敌人可能发动的追击……后来，据报道，50名卫兵全部牺牲。

炮火中总统府成火海

为了躲避敌人，我们4个人——孙先生的外国随员鲍上校，两个卫兵和我自己，只携带着最必需的日常用品，沿着那桥梁式的小道匍匐爬行。敌人立即把火力集中到这条小道上来，飞来的子弹从我们耳边呼啸而过。尽管我们当时由于桥两边结实的栏杆而受到很好的掩护，子弹还是两次掠过我的鬓角，但我没有受伤。不久，到了栏杆已被炮火炸毁的一个地方，我们不得不猛冲过去。突然鲍上校大叫一声，血从他的腿上流下来。他的大腿被射中，一条大动脉被打断。两位卫兵架着他走。

经过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条小道，进入总统府的后花园。到达那里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一段桥完全被炸毁了。联系完全断绝了。敌人的火力现在集中在总统府，我们不能还击，因为它四周是私人住宅。我们把鲍上校带到一间卧室，粗粗地包扎了他的伤口。

从早晨8时到下午4时，我们简直像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有一次，在我离开一个房间仅仅几分钟之后，房顶中弹，整个天花板坍塌下来。

小巷里装死逃过劫难

下午4时，一直保持中立的师长魏邦平派遣一名军官同我们讲和并提出投降条件。我们的卫兵提的第一个要求是保证我的安全，遭到拒绝。我们的铁大门立即被毁坏了，我们面对叛兵们嗜血的刺刀和左轮手枪。他们猛冲，不是为了要消灭我们这几个人，而是要抢走我们手上那些包裹。我们迅速看准机会，跑进两股散兵游勇之中，各自夺路而逃；一股是逃跑的士兵，一股是抢劫的敌兵。我头戴鲍上校的大帽子，身披孙先生的雨衣，于是逃脱了。

我们从暴徒人群中择路而行，终于来到一条小巷，这时才算躲开了那些抢劫者。我已精疲力竭，要求卫兵打死我。他们没有这样做，一边一个架着我向前走……尸体遍地，有的是党员，有的是普通老百姓，他们胸膛开了花，胳膊被砍掉，腿打断了。我们曾看见两个人面对面地蹲在屋顶底下，定近一看，发现他们已经死去，眼睛还睁着。

我们的路再一次被一伙从小巷跑出来的暴徒切断了。我们一行人互相悄悄传话说，我们应当直挺挺地躺在街上装死，这样我们总算躲过去了，后来我们爬起来继续赶路。半小时后，枪声渐渐稀疏了，我们来到了一家小农舍。主人要赶我们出来，怕受连累。可是，就在这时候我晕倒了，他才没有这样做。

我醒来，发现卫兵用凉水敷我的头，替我扇扇子。突然一连串的枪声响了，一个卫兵跑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屋内的一个卫兵冲过去关上了门。他告诉我，外边的那个卫兵被子弹打中，也许已经死了。

枪声平静下来时，我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老农妇，同伪装成一个小贩的卫兵离开了这所农舍。我提着一个篮子，在路上拾了一些蔬菜带着。最后我们到了一个朋友家中，那天上午这里已被搜查过。继续赶路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在这里过夜。

炮声通宵未停。最后听到炮舰开炮的声音，我们才大为宽慰：孙先生已安全无恙了。

第二天早晨，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们乘小艇来到岭南的另一所房子里。当天下午我离开广州，晚上，我经过一场出生入死的搏斗，终于在军舰上见到了孙先生。我們不久就化装前往香港。

据说，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女很不幸，被投进了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