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卫

袁殊，是中共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多重身份长期打人敌人营垒。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忍辱负重，成功地掩护了潘汉年和我党地下情报组织，为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袁殊一生几经沉浮，真真假假，险象环生，堪称奇人，他以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角色”演绎了真实版的谍海传奇。

褪去红色，打人敌人内部

1931年7月，正当袁殊以满腔热忱为“左翼”文化运动奉献力量、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之时，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情报战线工作。从此，袁殊的名字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10月的一天，袁殊接到通知，来到位于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正在等他。他们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参加中央特科工作。当时，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共产党人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为了追求真理，袁殊在党最为困难的关头毅然投入到党的怀抱。潘汉年对袁殊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的组织，今后要渐渐褪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人敌人内部。”王子春也告诉袁珠：“在敌人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是危险的，你很可能被捕入狱，也可能亲眼看着组织成员被敌人严刑拷打，但无论怎样都不能暴露自己。你甚至可能永远背负反动罪名死去，但党是知道你的。”

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珠的单线联系人。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袁珠逐渐掌握了秘密联络、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随后开始寻找打人敌人内部的途径。王子春要袁殊寻找在敌方营垒中有无可利用的社会关系。起初袁殊只想到了父亲袁晓岚的同事胡抱一，胡是一个职位不高但资格很老的国民党政客。通过胡的介绍，袁殊认识了曾任戴笠副官又与之分道扬镳的王亚樵。但是接触后并未打开工作局面。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袁殊这才想起他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

贾伯涛曾经因袁殊的父亲袁晓岚的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并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袁殊从不与他们来往，几乎忘记了这位表兄。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联系，请求代为谋职。贾伯涛感恩图报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后来。袁珠在王子春的指导下写了投职简历“表明心迹”，强调“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的愿望。并让袁殊投其所好，准备一份“工作意见书”附上。吴醒亚看了连声称好，当即要袁珠加入他的“湖北帮”，为他打探社会消息。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CC系秘密小派別“干社”，与之对应的是戴笠以黄埔学生为班底的“复兴社”。这两个组织以拥蒋反共为宗旨同时出现在上海政治舞台上。深受吴醒亚重用的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而任行动股股长的是李士群。一次，袁殊利用胡抱一和王亚樵的关系，与程潜部队驻沪代表牵线搭桥，促成双方密谈，为吴醒亚立了一“功”。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职业，以便开展工作，于是袁殊被介绍到“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新声通讯社”虽然是个政治色彩不十分浓厚的民间通讯社，但记者的身份能让袁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同时，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在王子春的精心策划下，袁殊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外交官岩井英一。岩井是个有名的“中国通”。利用这层关系，袁殊迅速打开了秘密工作的局面，不仅成功地打人中统，还进入了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为日后潘汉年在日伪时期领导对日情报斗争奠定了基础。

抗战爆发后出任军统情报组少将组长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代表在庐山举行谈判，国民党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局面逐步形成，9月，两党再度正式合作。

一天清晨，戴笠突然来到位于武康路袁珠妻子马景星的私宅，要袁殊第二天9点面谈，同来的军统上海区区长周道三留下地址后便登车离去。袁殊感到十分意外，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珠为他做事，认为“机会难得”，要袁殊趁机打人军统，并借此向戴笠进言：为取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释放华尔敦。

淞沪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急剧紧张，国民党开始向大后方撤退。戴笠布置潜伏任务，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杜月笙提醒戴笠，曾被军统逮捕过的袁殊是留日学生，有很多日本方面的关系，现在生活正无着落，不妨给他布置些任务。接受了潘汉年的指示后，袁殊如约来见戴笠。戴笠想起杜月笙的话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殊按事先准备的回答：“靠老婆生活。”戴马上说：“那你就给我做事。”袁殊问：“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戴笠说：“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随后，他向袁殊交代了工作，给了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不久，袁珠就被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

成功打人军统的袁殊，此后定期在善钟路拉斐德路口一家高级咖啡馆与潘汉年见面。除汇报军统内部情况外，他还将深入“日本特別调查班”进行反侦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潘汉年。“八一三”松沪抗战后，日本政府决定增兵上海。9月中旬派往上海的部队已达5个师团，近20万人，企图迅速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北部中国守军。为配合守军打击侵略者，袁殊化装成日本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亲临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为上海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潘汉年于12月中旬撤到香港。行前向袁殊交代：今后通过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系，但有关情报方面的情况仍只与他单线联系。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两股邪恶势力，坚守在孤岛上海的地下党困难重重。12月13日，日军攻人南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消息传到上海，无人不为之震惊。袁殊运用“军统”身份组织了“抗日秘密行动小组”。1938年夏，他亲自领导行动小组砸毁了日军在虹口本田纱厂的海军军火仓库，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人民拍手称快。年末，“行动小组”又组织了伏击汉奸、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和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的秘密行动。

袁殊还策划了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行动。他亲自画了地形图，派人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地道，正当计划实施之际，暗中投靠李士群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将他出卖。李士群将袁殊扣押在76号，并拿出袁殊亲手绘制的76号地形图、爆破计划书，逼迫他说：“凡以武力反抗皇军占领

者，一律就地处决。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地处决。”袁殊从容地对李士群说：“打仗有胜有负，今天我失败了，听凭你处置!”李士群见状，换了一副面孔，他拿来一堆钱放在袁珠面前，说：“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袁珠立即说：“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李士群怔住，他知道袁珠有许多日本朋友，一时摸不着头脑，也不敢妄动。袁殊趁马景星来探视的机会，暗示她去找潘汉年。马景星到潘袁约定见面的咖啡馆找到潘汉年说：“小袁出事了。”潘汉年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说：“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岩井果然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疏通渠道将他保了出来。

为了党的情报工作，公开当“汉奸”

全面抗战后，由于全国人民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侵略者以武力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宣告失败。为继续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以华制华”的侵略方针，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加紧扶植汉奸政权，并在我根据地边沿搞两面政策，宣传“中日一体化”走“共存、共荣的和平道路”。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阴谋和蚕食政策，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面，坚持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在敌占区建立“灰色政权”、办“灰色报纸”，以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潘汉年离开延安时，中共中央社会部已确立了加强敌后情报工作，打人日伪获取情报的方针。作为隐蔽战线负责人的潘汉年，抓住“岩井救袁殊”这一事机，策划了一场对日情报战。他让袁殊将计就计，以“军统”的身份答应与岩井“合作”，成立亲日的另一派系“新亚建国运动”组织，控制汪精卫的势力，暗中为我开展情报工作所用。几年前，袁殊为了党的情报工作“褪去进步色彩”，已遭到误解，如今又要他公开当“汉奸”，这带给袁殊的将是人格的屈辱和“民族罪人”的恶名。袁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但起万斤重载，为了民族解放大业，彻底把个人荣辱拋在了一边。

经党中央研究批准，从香港、桂林、延安等地抽调人员协助袁殊组建班子，在宝山路938号对外挂上了“岩井公馆”的招牌，控制本部的主要人选均由潘汉年幕后选派。出于周全考虑，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于是潘汉年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由于王天木出卖，爆炸76号事败露，被日宪兵司令部判死刑。因岩井出面营救，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7年前，潘汉年在岩井身边布下的“子”，如今经灵活运用，走出了中外情报史上精彩的一盘棋：在上海滩上打着日本人旗号设立合法据点。在敌人眼皮底下安插进我党情报人员和电台。借敌人之手用敌人之谋，把日伪统治的中心变成打击侵略者的前沿阵地。日本人不知道他们所谓的“亲日团体”的幕后竟是我中共地下党。潘、袁二人默契配合串演了一场“戏中戏”，利用日方提供的方便和经费，拓展了我方在香港的情报战线。潘汉年在袁殊的保驾护航下，出入日伪如走平道。他从容地往来于沪港之间，暗中领导着他的情报班子，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狼共舞”14年，终回党的怀抱

1945年9月，党组织通过阵逸群通知袁殊，做好转移到解放区的准备。与此同时，戴笠派先行人员王新衡委任袁殊为军统上海站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袁殊敷衍了几天后，便隐蔽起来。戴笠后来亲自到上海要见袁殊，王新衡在上海申报登“寻人启事”，也未见袁殊露面。1945年10月7日凌晨，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华中局联络部的精心安排下，袁殊与翁从六、梅丹馨、李钦方等人回到解放区——淮阴。华中局联络部部长杨帆亲自到码头迎接袁殊一行的到来。到驻地，陈毅、饶漱石分別宴请袁殊，欢迎他来到解放区。袁殊还见到了“左翼”文化界的老朋友楼适夷、阿英、匡亚明、李一氓、冯定、吴克坚等人，14年来他“与狼共舞”，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为了完成掩护任务，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要与敌人“合流”，难言的苦衷不能向任何人诉说……现在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大家庭，袁珠的心情五味杂陈。

到解放区的最初几个月，袁珠写白区工作经验、敌后14年自传。写汪伪、日特、军统内部材料，担任华中局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后负责国统区宁沪一带的策反工作。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建议，袁殊对外以他的亲戚为名改姓曾，秘密党员时期的党龄以后再算，现在以“曾达斋”的名字重新登记入党。1946年初，国民党确知袁珠到了解放区，军统于是下了通缉令，派一个连去苏州抄家，袁珠的妻子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从后门脱身跑回上海。不久，南京一家小报出现了“袁珠病逝”的消息。

1946年秋，袁殊随新四军北撤至山东，调到华东局烟台特派员李一氓处，参加新解放区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任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高级研究组组长，同时参加破获军统潜伏组织工作。他以在白区工作的丰富经验，亲自审出主犯及秘密电台地点。1947年7月，袁殊随李一氓转到大连，编人中共华东局大连工委。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大连办事处冯铉领导下，任中共旅大地委财经调研室副主任，多次前往香港主持对港特种贸易。他开设了“博古堂”文物店和“信达商行”，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为支援解放战争，袁殊协助我医疗机构雇佣日本的安田药剂师，制造注射针剂，还介绍细川博士帮助我方研制生产炸药，解决前线对医药、武器的需求。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他随冯铉到北平报到。在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的日日夜夜，是袁珠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日子。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定期为《世界知识》撰写有关日本问题的政论性文章。袁殊有着极好的口才，经常为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做报告，谈白区工作经验，讲有关日本问题，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

“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

1955年，正当袁殊以充沛的精力、满腔的热情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奉献力量时，发生了“潘汉年案件”，长期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的袁殊，以“反革命罪”受到株连，含冤入狱。1975年5月15日，在狱中度过20年零40天的袁殊终于告別了秦城监狱，被送到位于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64岁的他，以“不带帽的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学习和劳动改造，并被允许通过农场管理人员与亲属通信。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后。他即着手给原机关老领导写信，以“生命不息，绝不停步”的执著精神，请求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8年10月，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他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在儿子曾龙的陪同下，袁殊来到原来所在单位。当年的老战友接见了他，答应替他向有关领导转交要求重新审查自己问题的材料。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回到农场后，袁殊继续进行申诉。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监狱里的审讯记录都是我赖以平反的依据……我的事看似复杂，骨干里两个字就能说明问题，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这一点我死可暝目。”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给袁殊的平反之路带来了希望。1980年元月，袁殊尚未痊愈，便来到北京等待平反。文化界的老朋友姜椿芳、楼适夷、阳翰笙等人前来看望，不仅帮他解决住房困难，还给予经济方面的帮助。袁殊原在单位领导专门派人送来300元生活补助费，并组成复查小组，重新复查他的问题。

1982年9月，在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一个月，受“潘案”株连的袁殊终于得到平反。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

1987年11月26日深夜零时30分，袁殊在解放军309医院病逝。终年76岁。12月2日国家安全部机关领导、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袁殊的遗体告别。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