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华蕾

一个外来改革者的非正常死亡,把小岗再度推到了聚光灯前。这些年的分合之争,这些年的致富探索,小岗村的困境已经不是小岗人自己的困境。而是中国农村的集体困境。

两个月以来,小岗村村主任沈浩的工作日程表里,排满了一大摊子“土地流转”的遗留问题。

先是10月底,村里新规划的循环路要在村民严美昌家的麦子地里经过,50多岁的“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不乐意,结果十来个不明来历的小痞子冲进他家里,恐吓说要揍他;

然后11月2日,GLG甜叶橘产业园生产道路破土动工,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十几个村民不满意村委会先斩后奏的做法,闹到了沈浩办公室,

当天晚上,“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的媳妇段永霞裹上棉被,就睡到了自家地里——当初,村民严家乐家的地被规划人村文化广场,被村委会请去喝杯茶的工夫,地就没了。

一连三天,严宏昌家没日没夜守着庄稼,生怕给挖掘机刨掉了。到第四天,小岗村就出事了,一件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大事。

45岁的沈浩死了,在又一个三年任期将尽之际。

11月5日中午,县里来了几拨客人,村委会在“大包干”农家菜馆里摆了酒席,喝的是120块一瓶的本地酒“明帝十八”。那天总共喝了多少酒,已经成为一个谜。老板娘支吾着说1瓶,有人说3瓶,还有人说8瓶。

总之,下午4点,房东马家献看到小岗村副书记张秀华扶着沈浩跌跌撞撞地回来了。马家献给沈浩倒水,他摇头说不喝。过一会儿,马家献上楼叫沈浩吃晚饭,听到他呼呼扯鼾,睡得特别沉。

第二天早上6点多,村民杜永兰来找沈浩办事。在床边怎么喊也不应。赶来的医生发现他的心跳和呼吸停止了。在那摆满发展经济学和财政学书籍的房间里,沈浩保持着头一天的睡姿,趴在床上朝门侧着,左手扶着脸,像还在熟睡。

上面来的“摇钱树”

11月8日沈浩的追悼会上,那些接受过他帮助的村民和跟他拍过桌子、吵过架的村民们都哭了。

5年前,这个开着桑塔纳的省财政厅干部刚进村时,小岗人并不热心。那时村民大都住在茅草屋里,连固定电话都用不起。小岗村有句话,“一步跨过温饱线,多年未进致富门”,这里的村民也往往被外来者们打上刻板印象,“难缠的小岗人”。沈浩是1993年以来,“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第四个外面来的干部。村里人不指望+走马观花的下派干部能做点什么。

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觉得,沈浩和别的干部不一样,他见了谁都亲热地打招呼,不像别人只顾低头走路不理人。沈浩在农村长大,去到哪里,端上桌的水就喝,衣服的袖口磨得快没有了,他也不在乎。

村民关小伟是一个有智障的大龄青年,家里穷,沈浩就常跟人半开玩笑地叨挂,要帮他讨一房媳妇。还有一回,沈浩把自己的棉被送给关小伟,喝醉酒了回到自己房间,弄不清自己的被子去哪儿了。

沈浩大大咧咧,也不记仇,有时跟村民吵翻脸了,第二天别人再来,有事的话他该办照办。

对于小岗人而言,沈浩最大的不同是,“别人有想法,但要不来钱。而他是财政厅来的干部,好比一棵摇钱树。”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说。

之前的小岗村干部们总是空有想法,但没钱。沈浩一来,资金链便顺畅多了。沈浩为每户小崗村民争取了2万元的建房补助,于是,2007年前后,几十年如一日的茅草屋一跃成为两层高的楼房了。

2006年底,沈浩的3年下派期行将结束。这时,严宏昌牵头,发动了小岗村98户村民,和他们当年签下那纸生死契约时一样,在挽留沈浩的申请书里盖上了红手印,放着鞭炮送到了省财政厅门前。思虑再三,沈浩留了下来。当年安徽省2000多个下派到基层的干部里,连任两届的,他是唯一一个。

沈浩总在为小岗村的成功谋划着。他反复和小岗人、媒体、乃至经济学家讨论小岗的致富之路。

沈浩想法很多。2006年起,沈浩在小岗村大力推广双孢菇的种植,将小岗发展为大学生实验基地,鼓励政策之优惠是小岗人从前不敢想的,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5000元以上。此外,沈浩还在小岗村引入了一家上海的养猪场,并发展葡萄园、农贸市场等。

人心散了

2009年11月10日,下过一场暴雨,沿着长江村援建的友谊大道,小岗村自西向东一路排开。沈浩依旧是外来者的姿态,只是从最西口的住所,搬到了最东边的墓地里。

路边的宝塔松歪歪倒倒,有的已经仆倒在地,几年前的大学生走得差不多了,小岗人一度光鲜的蘑菇大棚也已废弃了,衣衫褴褛地徒然立着。为了建养猪场,2007年以4000元/亩征了好些庄稼地,如今还荒在那里,看得小岗人心疼。

村里人认为沈浩不是一个明智的投资者。他不熟悉农村,也不熟悉这块土地。

沈浩的到来只解决了小岗村源源不断的输血功能,而小岗要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实现自身的造血功能。

“单靠种粮食,只能解决温饱,小岗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化道路。”3年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沈浩时,他这么说。这些年,沈浩多次组织村里人奔赴“红色之旅”,参观靠集体经济致富的明星村。2004年10月,沈浩在南街村留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以分出名的小岗村要再走南街、大寨的集体化道路,这种发展模式遭遇了“包干派”的反对。30年前的人民公社曾让小岗村陷入四处讨饭、甚至大批饿死的轮回,村民们心有余悸。严宏昌认为,小岗要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不能开历史的倒车。严宏昌主张发展小岗的本土工业,过去十年里,这个当年小岗村文化水平最高的大包干带头人曾积极招商引资,也拉来了许多项目,但这些项目却屡屡遇上怪事,一个不落地流产了。在2001年,严宏昌投产的瓶盖厂厂门被炸出一个大窟窿,从那时他立誓淡出了小岗的舞台。

而村里以严俊昌为代表的“合作派”,则力主合地。

严宏昌和严俊昌是堂兄弟,但在孰分孰合的问题上,两个家族的分歧持续了十几年,谁也说服不了谁。

沈浩很清楚,在小岗,自己没有影响力可言。他一再对媒体表示,“我只是一个引导者”。

作为发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活化石,小岗村12位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并不给沈浩面子。在2008年中央电视台“改革30年”的镜头面前,沈浩卖力讲述着土地流转和小岗村的未来,而那些老人们无精打采地直打哈欠,干脆把头枕到椅背上。

后来,进过中南海的农民严宏昌在镜头前站了起来,指着沈浩大声说:“你不能牺牲农民利益!”这样一幕,也曾在前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的眼皮底下发生过。

沈浩时常跟自己打仗,他曾表示想过无论如何都不会留在小岗了,他觉得小岗人一盘散沙,不团结,怎么也扶不起来,何况自己还有妻女和90多岁的母亲要照料。但往往一宿闷睡,第二天又迎着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机遇雄心勃发了。

几年里,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沈浩吵过不少架,也挨过打,还有村民反复举报他。他一直在用染发剂,别人看他一头漆黑,其实他已经满头白发。

“小岗,缺一个真正能够凝聚人心的当家人。”2006年中,沈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岗人不再治岗

2007年底,安徽省出台《凤阳县小岗村新农村建设规划》,这份重量超过1公斤的规划里,提出将石马、严岗两村合并到小岗村。如此一来,476人、耕地面积1600亩的小岗村,人口将达到3800多人。土地面积13700亩。

有关方面的抱负是想把小岗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新标本,给中部地区大多数村庄提供示范引导。

不同于小岗人三十年前把命豁出去了的“大包干”,这次改革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

有人打比方说,并村之后的小岗村,像一个“小型的县政府”。“岗人治岗”的历史终结了。在距离县城30公里的小岗村,由沈浩在内的7个党委书记坐阵。尽管干部们还需要提着裤子到野地里方便,但这套班子已经工商、税务、城建等部门,一应俱全。县消防队也驻扎在这里,办公楼常年空着。

在4A级景区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和“当年农家”茅草屋的经营权都收归了凤阳县旅游局了。

资金来来去去,但村务公开、财务透明,6年来从来没有实现过。

这一度让小岗村村民想起县里的口号,“打好小岗这张牌”。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小岗的发展被耽误了十几年。1993年,小岗村成立“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严宏昌任法人代表、总经理,相继引进了不少项目,办面粉厂、铜线厂、食用油厂等等,但小溪河镇很快强行收走了管理权,“镇上都没有工业企业,你村里办什么厂啊?”之后,凤阳县还曾以小岗村的名义向国家申请建立了一个工业园,但工业园根本不在小岗村。

“小岗村不再是小岗人的小岗了”,一位小岗村民说。那些他们冒着“坐牢”的危险、率先在全国将土地包产到户带给他们的荣誉,让他们在三十年里被改编成电视话剧电影、登上历史舞台的荣誉,已经不复存在了。

地理偏僻的小岗村,可利用的资源,除了名声,便只有土地了。2009年,土地翻番的小岗村迎来了一个大项目,占地1300亩的美国GLG甜叶橘小岗基地。

小岗村的钉子户

小岗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将来托付给一个摸不清底细的外来项目。老一辈人眼里,这些高科技高效益的提法,听起来更像在“放卫星”。

然而,征地势在必行。

村民们心里清楚,这份买卖不划算。这年头粮价高,水稻一斤一块多,黑豆一斤四块多,撇开成本和自家口粮,一亩地也能挣个千把块钱。每亩土地每年租金500块显然亏本,一旦以12400元每亩的价格买断,一脚踩空,自己也就成了不尴不尬的失地农民了。

作为积极推广土地流转的“引导者”和签订征地协议书的甲方,沈浩需要为安于现状的村民做大量思想工作。

开始他谆谆善诱。比如他向村民缪夕书表示,保障村民在18岁到45岁到工厂里就业,并提供养老保险。不久后,村民们发现这些没有写进合同条文的话都泡了汤。

养老保险至今没有下文。就业问题也不靠谱,在这里企业里,外地的熟练工人每天60元,小岗人每天才28元。

冰冷的外来工业和本土农业的对峙愈发鲜明。收麦子的季节,小岗人眼睁睁地看着已经交付的土地上,挖掘机把齐膝的成熟麦子捣得一团糟,“好好的地给糟蹋掉了”。

小岗人意见多了起来,给沈浩扣上“说话不算话”的帽子。

面对“难缠”的小岗人,他的工作方式变得粗暴而直接,让村民难以接受。

“沈浩说,地都是共产党的,你不签不行。”“沈浩说,谁听话我就把钱给谁。”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道。

村民徐家奎为了6亩杨树的事情,几乎走遍了县里和省里的信访部门。因为GLG建筑用地,他们家的树被强制性地砍光了,徐家至今不肯在征地协议上签字,“就是要闹到底”。村委会做不通他们的思想工作,后来,沈浩找到了“钉子户”徐家奎的女婿在合肥的单位。要求开除其公职。“沈浩说,要把我们开除出小岗村!”徐家奎愤愤地回忆。

尽管大伙儿都合不得,眼看生米煮成熟饭了,勉强笑笑,“不愿意也得愿意啊”。较真的人会直接到地里拦截施工队,“拿国家批文来!”

“你看这里,平等协商、自愿、有偿。”小岗村民马开武拿着一本残破的《土地承包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

“胡主席说,要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不是瘪下去!”严俊昌说。在小岗村现有的征地条件下,他和严宏昌的态度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坚决不签。

他不同意农民卖地的另一重考虑是社会不安定因素。随着小岗被征走的地越来越多,去年开始,他家的粮食地里出现了小偷。

来找沈浩反映情況的村民越来越多。

这半年间,沈浩把一楼的铁锁焊上了,找他的人实在太多。原先他从来不关门,村民们掀开天蓝色的纱窗门,就是他的卧室了。从此后,村民没办法直接进屋,有事只能在楼下喊他。

房东马家献的印象里,沈浩这半年瘦得厉害。他身体并不差,六年来就吊过一次盐水,“今年春天还胖着咧”。

“心有余而力不足”

GLG的用地问题还悬在半空,又来了一个深圳企业办生态农业园的项目,这回要4300亩土地,但县里大力支持。这些空降的庞大项目。将占去小岗村的近半耕地。

大包干带头人严学昌认为这是断送子孙后代的做法,“地都给企业圈走了,是不是以后要再来一回‘打土豪分田地?”

一位经济学者表示,在今日中国,此类现象很常见。“小岗村要发展”,但这样大片割让土地的“发展”,究竟是凤阳县的GDP发展,还是农民利益得到发展?

此时的沈浩,正在领导、企业老板、小岗人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

10月23日晚上11点,凤阳花鼓节的头天夜里,在给一位小岗村民的短信里,沈浩又一次提到离开,“正常情况下我年底就离开小岗”,“离开是为能者让路使小岗更好更快发展,回想来之前与凤阳小岗任何人无冤无仇,六年来更无愧我心……”

他再次提起出一本书的念头,要把自己在小岗这几年的心路历程说一说。

随后他说,“在小岗有些事情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典型例子是,沈浩一直希望严宏昌在北京办企业的大儿子严余山回到小岗,发展纠、岗的本土企业,他向严承诺,将提供一块15亩的土地。但几经周折,地始终没能拿下来,严余山寄居在空房子里的临时生产车间最终给了消防队,锁也一度被人撬开。对于这起破不了的失窃案件,沈浩只能赔笑脸。

知情者说,花鼓节前后,沈浩一直不痛快。10月24日,他兴冲冲地想帮人找花鼓节的门票,直到晚上,他拿了钱也没能买到并不紧俏的票。

因为这4300亩地,十天以来,他和县领导闹得很僵。

11月4日中午,沈浩带了一瓶15年的茅台酒来找崔志林。吃饭地点是村民严德友家。对于这段经过,小岗村前村主任严德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我不是很清楚”。

崔志林以为沈浩是来找他游说村民签字的。但沈浩说,县里这样搞土地,农民以后吃啥?集体经济搞空了,村里又得不到钱。

沈浩又说,你们要想办法抵抗和阻挡,能不能组织人出来反对?

被抓过一次的崔志林说,不敢。

末了沈浩又问,如果我想留下来,小岗的事要怎样才能做好?

这段谈话没有为小岗村的未来找到出路。下午沈浩又打算叫上崔志林吃饭,但他中途接了个电话,被领导叫到县里开会去了。

翌日中午的酒桌上,沈浩酒喝得很凶。他平时也喝酒,房间隔壁办公室的东北隅,也备着许多,古井贡酒、贵州茅台、口子窖……但只限应酬,“不遇到人不喝”。

有村民认为,沈浩这天是在喝闷酒,往死里喝。

没有着落的未来

第二天,沈浩死了。

当天上午,县里和村里的领导特地向“大包干”带头人们打了招呼:你们不要乱说,要保护小岗村形象。拿凤阳县里干部反复交代的话来说,这叫“排除杂音”。

这些经历过大跃进、浮夸风的“大包干”带头人,相当一部分是小岗村的“炮筒子”。有时一些“大干部”来小岗村访问,“大包干”带头人在家里被看着不让出门。

多年来络绎的访客,小岗人早已习惯。这里的土狗见到陌生人大部不会叫唤,连村口开小卖部的年轻姑娘也知道怎样自如应对媒体。

一辆接一辆的外地车前来拜谒,有沈浩的故友,哭得站不起来,有表示慰问的领导,还有不少赶来采访沈浩先进事迹的媒体;许多凤阳的政府机关已悬上红色标语:向沈浩同志学习。

生者的语境里,这些空降的征地工程,成为沈浩同志未竟的事业。

征地工作很快回归正轨,村委会忙不过来,邻村和镇上的干部前来增援。13日这天,石马那边的村民又签了5户,他们分别是五保户、妇女主任、生产队干部和镇上的干部。马开武不愿意妥协,领着几个人到施工队抗议,未果。

村委会对这项工作的对外介绍是,“绝大多数农户表示支持”。

一位村委会书记认为,国家把18亿亩土地红线把得太死,应该为土地流转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粮食不等于食物,除了土地,人类还可以从空气里、海洋里合成食物。党委书记金乔对媒体表示,这不是小岗村独自遇到的现象,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国家在立法层面及制度层面予以完善,比如村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小岗村分与合的争执不再,命运已经不在他们手中了。眼下小岗人要面对的问题,是签,还是不签。这样的二元对立更加尖锐。村干部们说,要“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大包干带头人们则说,“只有懒汉、二流子、不想干活的人才卖地”。“土地是我们的根”。

2009年11月14日,小岗村的气温已经接近零度,天气预报一场风雪即将到来。村委会的征地工作正紧张进行中,小岗村一片繁碌的气象,剩下找不到出路的农民热锅蚂蚁般在村里打转。只有沈浩黑色的墓碑,长久地沉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