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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报道《打工赚钱供孩子求学，却考不上好大学一重庆农民怒烧课本要子女养猪》引起人们关注，报道说，重庆北碚区农民马泽民一直希望子女考上大学，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跳出“农”门。为此，他外出打工20载，并将打工所赚的钱全部花在四个孩子的求学上。然而，其长女马明在今年高考后，仅收到一所不知名学校的补录通知书，他一怒之下，烧掉孩子们的课本，并要四个子女弃学养猪。文章说，在中国国内一些区县学校，类似马明这种考不上好大学、父母直接让子女弃学的现象正在增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读书无用”论抬头的一种体现。

现今，新“读书无用论”、“读书赔本论”和“读书划不来论”等思想再度高调响起，已成为导致学生辍学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曾经被人们唾弃的“读书无用论”沉渣泛起并有越演越烈之势呢?

《联合早报》的这篇文章报道，重庆渝北区农民杨兰说，孩子能读大学当然是好事，但是读完后没有“关系”、找不到工作就是坏事。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但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逼得父母要重新考虑。农民陈月国也同意杨兰的看法，他说，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没有工作的多得不得了。现在不比以前，以前大学生一毕业就是铁饭碗，现在大学生一钱不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就业难，是新“读书无用论”蔓延的现实诱因。

近几年来，因为种种原因，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严峻。2009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总量将达到新的高峰，加上历年累积下来的仍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今年加入就业大军的高校毕业生高达710万人，就业形势的严峻可见一斑。而一些媒体刻意操弄“大学生卖猪肉”、“大学生争相应聘搓澡工”等新闻，不仅让大学生形象灰色化有增无减，更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增强了人们“读书无用论”的社会观感。而在就业难的同时，还存在着“关系就业”等种种“就业腐败”，托关系、找门路、送红包成了便饭，“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潜规则”成了畅行无阻的“硬道理”，这更增加了无权无钱的城市贫困阶层子弟和农民子弟就业的难度，“读了书也无门”。于是，很多人在面对读书和退学的抉择时，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与其等到毕业了再失业，不如早点放弃，早谋出路。

《联合早报》的这篇文章报道，马泽民说，女儿马明上高中每月生活费400元人民币，一年学费2000多元，加上其他杂费，一年要7000多元；而自己在外打工，每月收入1800元左右，女儿三年高中开销相当于他一年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回想自己14岁外出打工，24岁结婚生子，为了供养孩子读书，被炸瞎了右眼、失去了一根手指，没有存下一分钱，马泽民心里非常难过，觉得当初执意让女儿读书的决定没有任何意义，十分后悔。

如今，读书高收费、高费用严重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就拿大学来说，教育产业化使我国高校收费大幅度上涨，从1994年至今我国大学生学费从每年几百元升至每年5000元～8000元，有的高校收费甚至超过万元。学费猛长了约20倍，而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学费涨幅远远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高涨的学费再加上学生的生活费用，每个上大学的农村孩子，一年下来，至少需要近万元。而这笔支出，对于很多农村学生，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使贫困大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越来越沉重。在高校的高收费、高费用面前，很多农村家庭以及考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一个农民供养一个大学生可能要过一生清贫的日子，这句话绝非危言耸听，对那些费尽心血让子女上完大学而孩子又找不到工作的农民来说，读书不仅不能带来实惠，反而会出现“读书致贫”、“读书返贫”的困境。农民通行的认识是，读书就像赌博，押宝押对了是幸运，押错了就意味着血本无归，可能要背上一辈子的债务。高投入，低回报，甚至零回报使得选择退出高考成为他们的最好选择。文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认为，这是农民对高考制度作出的不自觉的反思，农民也开始算起了上大学的经济账。有些大学教不到多少有用的东西，学费却越来越贵，说得难听些，读完大学能把你全家读破产。因此，读书在某种程度上来看，不仅“无用”，甚至“有害”。最糟糕的教育是用钱来做门槛。没钱的孩子因为贫穷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将导致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当两极分化严重到一定程度，社会会出现何种情况可想而知。

报道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关于“有些大学教不到多少有用的东西，学费却越来越贵”的话还揭露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与市场需求严重脱钩，大学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劳动力市场所释放的信号清楚地表明，市场更需要财富的直接创造者。而如今，在劳动力市场上，只有学历没有能力的大学生越来越多，而熟练技工却越来越供不应求。供求关系没有“交集”，不仅导致大量的大学生无法就业，还导致了市场人才“挤挤”，但可用之人却不多的尴尬状况。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始作蛹者，就是高校。一些唯利是图的高校不为国家、民族和学生的未来进行长远规划，学科和专业的设置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不是大力培养技能型、生产型人才，而是争相开设市场需求量不大的热门专业，如工商管理、法律和新闻等，原因是这些专业投入成本低，还可以高收费，而一些理工科专业，需要仪器设备、实验室，投入成本会比前者高出30％至50％，许多高校根本不愿意投入资金；而高校沦落为官场，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制度化、合法化更开了古今中外的先例。如此大学，“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学生——不受市场欢迎也就不奇怪了。许多大学欲盖弥彰，甚至不惜制造学生“被就业”的丑闻，丢脸丢到全世界。因此，读书无用，在某种程度上确切地说是读大学无用。

就业难、投入高、学不致用，是“新读书无用论”沉渣泛起的部分诱因，而导致“就业难、投入高、学不致用”现状并最终造成了“新读书无用论”盛行后果的，归根结底还是不成功的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革，而教育领域没有根本改变，什么是好的教育?怎样才能举办一个能够兴国的、人民满意的教育等问题直到今天仍没有得到圆满解决，这直接导致了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正因为如此，教育与医疗、住房一起，被称为“新的三座大山”，威胁着国家社会的长远发展。教育体制得不到根本革新，“读书无用论”、“读书赔本论”和“读书划不来论”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