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宇

如果能变通地采用“徙木立信”的方式，大胆起用改革闯将，通过这种用人的案例导向，也能展示中央重用改革者的决心。

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与这种“屡禁不止”相比，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那些能打粮食并勇于创新的改革者常常流汗流血又流泪。这严重影响了来自基层的改革动力。

如何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这不仅是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必须正视的重大课题，而且也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进改革，特别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破解的重点难题。

三个阶段

纵观改革开放30年，就动力的来源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初的动力，主要来自最高领导层。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由于有在“十年浩劫”中的亲身经历，对党内民主被毁，权力过于集中，给党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所造成的危害，感受非常强烈，反思非常深刻，从而对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非常到位。一开始就从政治思想舆论导向人手，通过解放思想，否定“两个凡是”，恢复党的集体领导，科学分解党内权力，重建中央纪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成立过渡性质的顾问委员会，并力争通过机构改革吸纳优秀人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此阶段党内民主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不仅能对中央(包括毛泽东同志)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认真反思，深刻剖析，而且党内的不同认识，还能通过党的会议、党的报纸进行认真讨论，以形成共识或求同存异。此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同步而且先于经济体制改革，因而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

第二阶段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层骨干。经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此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投鼠忌器而极其敏感。稳定于是具有了比改革开放更为现实的压倒优势。最高领导层权衡国际国内形势，谋求安定，力保稳定。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一特定时期，动力主要来自中层骨干的自觉推动。

1985至1993年任无极县委书记的刘日，因重视吏治，密切干群关系，加强农村建设，闯出了闻名全国的“无极之路”。1997年至2000年任遂宁市市中区委书记的张锦明，在步云乡组织了中国第一次乡长直选。随后，张就任雅安市委组织部长，在雅安市雨城区和荥经县推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并于2002年12月，举行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其改革意义不亚于20多年前的小岗村。2000年沉寂10年之久的吕日周出任长治市委书记，挟10年前在改革试点原平县强力推进改革，“政府搭台，农民唱戏”，整饬吏治，以电视剧《新星》主角李向南原型的声望，深度发掘“报纸最有力量是批评”这一优势，充分发挥《长治日报》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用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优势，化解了长期执政下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使“长治变法”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地市改革中的一个样板。

第三阶段的动力，主要来自基层群众。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时推进，既得利益势力逐渐形成并坐大，来自高层和中层的改革动力逐渐衰减。广大群众要求共建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不断高涨。如同战争年代一样，改革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同样存在于民众之中。“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开始成为全党的共识。2007年十七大报告由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推导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深化”两字取代了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前缀的“积极稳妥”提法。同时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于是，“表达权”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首次进入党代会报告。

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由于两极分化的加大，城乡差距的扩大，改革的成果没有实现分享和共享，一些群众的改革愿望和动力以扭曲的方式出现，甚至以群体事件来折射和表现。如从2004年10月的重庆万州事件，到2005年6月的安徽池州事件；从2006年12月的四川大竹事件，到2008年的贵州省瓮安县“6·28”事件。因地震而形成的堰塞湖，从上到下高度重视；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表达权落实困难而出现的“言塞湖”，却鲜有人注意。尽管各级党委政府对群众信访越来越高度重视，甚至抽调骨干到北京值班，变接访为截访。但是，群体访、越级访有增无减并始终在高位运行。与此同时，由于30年改革者的命途多舛，那些最善于深入群众，化解矛盾，推进改革，赢得民心的改革先锋，大多被闲赋搁置，难以施展身手。致使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利益分化非常明显，腐败形势仍然严峻，干群关系十分紧张。但敢于冲在改革前沿“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却逐年递减。

徙木立信

清代思想家、政治家魏源，曾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从人才站位透视权力结构、政权兴衰的历史挂图：“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默觚下·治篇十二》)

通过这幅图，对照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人才站位及选拔任用，大概有这样一些普遍现象：专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官员，只要有突出政绩且被高层领导和基层群众认可，便有可能升至省部级及其以上；如果改革由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但只涉及技术层面的改革官员，且有突出政绩并被高层领导和基层群众认可，也有可能升至地厅级或省部级；如果涉及政治领域中权力来源、权力结构、党内民主、领导制度、监督体制层面的改革官员，即使政绩突出、民意良好，但一般会止步于县处级或厅局级。或许，这种状况也暗合了古人关于“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僚采即古时县、州、府等中层官员)之说。

最好的用人导向是制度导向，当用人制度还正在建立健全过程中，政策导向、案例导向也是需要的。2000多年前的商鞅，为使秦国能吸纳各国优秀人才，用“徙木立信”这一成功的经典案例，深入浅出地诠释了秦国崇尚法治、尊重人才政策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广纳各国精英做了一个最具创意的广告。

2004年冬，笔者在江苏与时任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同志有过一次长谈。话题是“如何从干部‘能下方向实施战略突破”。结论是：改革开放20多年，干部“能上”方向的创新空间已经极小，但“能下”方向的空间却相当广阔。如果“能下”空间一旦打开，干部队伍的素质就能在流动中不断提高，唯“年轻化”是举的僵局就能顺利打破，改革中的优秀人才就能脱颖而出!据此，在干部“能上与能下”这对矛盾中，“能下”才是主要矛盾。

当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还处在攻坚的关键阶段，当干部“能下”的战略突破口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时期，如果能变通地采用“徙木立信”的方式，大胆起用改革闯将，通过这种用人的案例导向，也能展示中央重用改革者的决心。让他们在干群关系最紧张、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大胆创新，深化改革，并在全国各地逐步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以便“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而要做到这些，一是要为改革者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使“敢闯”者有所“依”。改革开放是振兴中国，复兴中华民族的一出大戏。需要为“敢闯、敢试、敢冒风险”的改革者打聚光灯，需要为他们及时喝彩。如果党的报刊不敢见义勇为，改革者也就难以冲锋陷阵。二是要为改革者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使“敢试”者有所“靠”。要让明哲献身而不是明哲保身的改革者，始终敢为天下先，并形成“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既要靠领导抓典型抓出来，也要靠领导以身作则带出来，更要靠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催生、培养、成长出来。这种制度既是改革者勇气的依托，也是改革者利益的保障。三是要辩证认识对改革者的争议，正确处理改革中的失误。改革是对现有体制、机制、制度弊端的一场革命。是对既得利益的挑战，是以单兵突进、孤军深入的方式对传统势力发起的战术冲击。因此，改革者个人利益的牺牲是必然的，引发的争议是必然的，偶尔的失误也是必然的。有鉴于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各级党委政府绝不能一有争议就否决改革者，一有失误就否定改革者。因为，改革通常会有争议与失误，而没有争议与失误的，通常也不是真正的改革者。

允许这些改革先锋的存在，已经证明历史在进步；如果能允许这些改革先锋的发展。那么则更能证明时代在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