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叶

先说几句题外话。

几年前，刚开始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我最喜欢写的就是创作谈。当初是怎么想的，写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解决后的效果和当初预想的有什么不同等等等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根根梢梢，弯弯绕绕，得意与遗憾，喜悦与悲伤……仿佛小说是热恋情人，创作谈是娘家母亲。每当恋爱谈完了，最惬意的事情就是飞跑回家，将所有的细枝末节都迫不及待地去告诉母亲。

光阴飞度，数年过去，与小说谈恋爱的回合也越来越多，到了现在，最没兴致写的，居然也是创作谈。倒不是说自己的恋爱技巧越来越成熟，对作品处理得也越来越天衣无缝，而是已经明白：一切都在已经完成的作品里铸就和凝固。向母亲倾诉得再多，对恋爱本身而言也于事无补。当然，再没有兴致，在为杂志社写“创作谈”作业的时候，也还是会硬着头皮去写。因为我深知，作为一个写作者，如果只写自己想写的文字，这太理想。如果只写上峰布置的作业，这太现实。如果在写自己想写文字的同时偶尔完成一下上峰布置的作业，这是理想妥协现实……

——回归正题。

这篇小说，本义是想献给我的姐姐。姐姐在姊妹排行中是长女，幼时我家条件在村中属于上乘，姐姐又心灵手巧，聪明娟秀，因此从小就被众人宠爱有加，于是也一向心高气傲，在花红柳绿的芸芸村姑中如同一个鹤立鸡群的公主。而她托姨妈的福在城市度过的三年高中生活更加剧了她和乡村的距离。因此高考落榜回家务农对她来说也格外残酷。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于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上都倔强地保持着与乡村的格格不入。虽然是她唯一的妹妹，但因为是乡村的一部分，所以我也被她毫不例外地排斥和嫌弃着。如果说她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那我就是挑水扫地的粗使丫头。她整天批评我的脸洗得不干净，我的衣服穿得土气，我的蝴蝶结扎得可笑……在批评我的同时，她的所有私人物品也都对我坚决隔离：她的毛巾决不允许我用，她的衣服就是变得再小也不给我穿，她的蝴蝶结就是系在自行车轮子上也不会让我的脑袋来糟蹋……她谈了一个又一个对象，订了一次次婚又退了一次次婚，最终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因为这个男人当时是我们镇纺织厂的技工，会吹口琴，会弹吉他，每天早上都练书法……婚后不久，姐夫下岗，他们也开始为了躲计划生育而颠沛流离，她生了三个女儿，引产了两次，最终生下了一个儿子。现在，姐姐脸膛黑红，嗓门奇高，每天早晨骑着一辆“苏杰”电动车，去一家私企的职工食堂上班。基本工资七百元。因为会做烙饼，她比别人还多拿一百。下班后，她最重要的娱乐方式就是打麻将。彩头是“独一”，也就是一块钱。

以前，身形纤弱性情拧巴的姐姐让我觉得陌生、疏远、诧异甚至愤恨。现在，体格健壮心灵粗疏的姐姐又让我觉得踏实、放心、怜惜和疼痛。她的以前和现在之间，到底遗失了什么?

理想，也许是一个关键词。作为一个单薄的理想主义者，在和现实的惨烈斗争中，她已经缴械投降。

当然，理想和现实的定义也许并不是那么清楚，二者的战场也许并不是那么分明。把理想和现实隔得黑白分明的，也许都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谁说过，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都是忍辱负重的。忍现实的辱，负现实的重。而且常常一辈子也不可能抵达自己想要的梦想，进而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悲剧。———然而，即使如此，我还是怀念以前的姐姐，怀念她身上卓尔不群的战斗者和抗争者的精神光芒。如果说我们姊妹之间除了相貌之外还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她青春时的那股子劲儿，已经被我暗暗地移植了过来，换了个方式在我的心里生长。——我接过了姐姐的械。而且，我不打算投降。如果说缴械投降是一种悲剧，我知道，不投降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悲剧，但是，我愿意。

因此，这篇小说，确切地说，不仅仅是献给以前的姐姐，也是献给以后的自己，更是献给所有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说理想主义是一种病，我渴望所有患上这种病的病友们，都终生不愈。我坚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因了这种病，才更值得我们热爱。

谨以自己笨拙的文字，用这篇小说向所有的“病友”们——无论是缴械者还是持械者——致以最由衷的敬意。只要他们有过械，就都值得我致敬。因为，如果说缴械和持械都是悲剧，那么最大的最彻底的悲剧就是：从来就不曾有过械。

责任编辑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