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杰

作者简介

魏杰,1952年9月生于西安。曾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十三个省市的经济顾问,十五家企业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五家学会的副会长。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我国很有影响的著名的经济学家。

自1979年起至今,二十余年共发表论文四百余篇,出版专著二十余本。最近的研究方向为: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企业产权制度与资本市场的内在结合及互动性,企业中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内在结合的产权制度体现,宏观经济对企业经营战略的约束性的体制表现等。与上述研究方向相关的最近的著作为:《新经济与企业裂变》、《中国企业的二次创业》、《资本经营论纲》、《现代产权制度辨析》、《企业前沿问题》、《市场经济前沿问题》、《企业制度安排》、《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文化塑造》、《驱动财富进程》、《解码财富方程》。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1998年到2000年这三年,以及2008年的第四季度到现在这段时间,宏观上表现为总需求不足,其余时间的宏观经济态势,基本上都表现为市场需求(包括外需)很旺盛,甚至出现过好几次总需求膨胀,迫使我们不能不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总需求的过速上升,因而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需求的强有力拉动之中,所以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是属于需求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最关注的是生产能力的扩张,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并不太关注市场需求减少而带来的市场需求风险,经常将市场需求的无限扩张作为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很少关注增强自身的抗市场需求收缩的这类市场风险的能力,因而当需求一旦出现萎缩,市场需求的拉动力一旦放缓,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营、甚至无法生存。例如,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因为外需极度萎缩而开始出现的市场需求下滑,就使得许多企业难以正常经营、甚至出现了倒闭。因此,中国企业必须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也就是要在市场需求萎缩的条件下能维系自己的正常活动。如何增强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从目前我国企业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主要是要做到如下几点。

1.从贴牌转向品牌

我国的不少企业是以给外资企业贴牌而走向国际市场的,虽然贴牌可以弥补我国企业在产品设计及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经验缺陷,充分发挥我国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比较优势,比如可以使大规模生产和生产成本低等比较优势能够得以充分发挥,因而贴牌在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初始阶段是一种有效的选择,但是贴牌本身具有很多缺陷,这些缺陷不仅仅表现为在利益分配上我们只能享受较少的收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不能得以有效提高,在市场开拓上过度依赖于别人,因而在市场需求萎缩时,只能被动地减少生产甚至关闭企业,无法有效抵抗市场需求所引发的市场风险。

因此,我国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要从贴牌转向品牌,要使自己成为能生产和经营品牌产品的品牌企业。当一个企业要真正形成自己的品牌的时候,它必然要全方位地进入市场,把握市场动向,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而且能主动地开发市场,与市场需求变化融为一体,最终会增强自身抗市场风险能力,不至于因为市场需求萎缩而减产甚至倒闭。在这里,需要强调品牌和贴牌的本根性差异。品牌实际上是一个市场范畴,因而当强调形成品牌时,实际上也就是强调形成企业的抗市场风险能力,强调提高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而贴牌则仅仅只是一个生产范畴,是生产环节的概念,其强调的重点是在生产过程中如何适应被贴牌企业的要求,被动性地适应被贴牌企业,自己本身已与市场需求变化完全脱节,被限制在生产过程,就市场变化来讲,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瞎子,因而一个企业如果长期为别人贴牌,那么它的市场生存能力将会减少甚至丧失,无法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为极为被动的企业。因此,我国企业必须从贴牌转向品牌。

品牌实际上是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投票结果,是消费者的心意所向,因而品牌作为消费者的偏好,它在任何市场条件下,无论是在市场需求增长较快时,还是在市场需求萎缩时,它都有自身的消费群体和市场基础,因而它是市场中的“常青树”,其销售不会因为市场需求萎缩而减少,市场需求萎缩所淘汰的,只能是非品牌产品,品牌会永远有自身的市场需求的,这也是品牌企业为什么并不受制于经济周期和市场变化的根本原因。甚至可以说,越是在市场需求萎缩时,品牌企业才越能显示英雄本色,能够超越别的企业而快速发展。因此,我国企业必须注重对品牌的建立,使自己的产品成为品牌产品,使自己成为品牌企业。

2.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

成本优势虽然和技术优势一样,也是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手段,而且中国企业也正是依靠成本优势而在国际竞争中发展起来的,但是成本优势与技术优势相比,则有其劣势的一面,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技术优势,而并非是成本优势,因而技术优势高于成本优势。因此,我国企业必须注重技术创新,使自己能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

技术创新包括三种类型:一种是核心技术创新,一种是非核心技术创新,一种是资源性技术创新(即改变产品原有能源或者原材料的技术创新)。核心技术创新一般比较难,例如,电冰箱的核心技术就是压缩制冷,我们目前还看不到能替代这种技术的新技术的产生,但非核心技术的创新(例如根据不同地区的用户要求改变冰箱的容积及结构)、资源性技术创新(例如用新材料替代原有冰箱的原有零部件以提高其性价比),则比较容易,因此,企业虽然也可以关注核心技术创新,但更多的企业则主要是要注重非核心技术创新和资源性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必须选择切合实际的创新路线。

技术创新要求企业要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而且要形成各种形式和各种层次的实验室经济,例如组建不同种类的研发中心。当然,技术创新还需要有技术人员的努力,因而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转变重经营而轻研发的倾向,要使那些有贡献技术创新人员能获得同经营人员相同甚至高于经营人员的收入,但是我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据有关方面调查,技术创新人员的总体收入没有经营人员的高,甚至过于低于经营人员,这是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我们应注重调动技术创新人员的积极性。当然,技术创新人员到了一定程度,往往对特质财富的依赖性比较低,具有更强的自我创新能力,因而“跳槽”的倾向比较重,这就要求企业在这方面也要有良好的制度约束,形成良好的约束机制。

3.从传统增值模式转向新的增值模式

我国企业原有的增值模式主要表现为重生产过程而轻产品设计、销售和服务等环节,将增值的重点放在生产过程中,这种增值模式的选择与我国原来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有关系,但是这种增值模式不能长久、尤其是在我国进入高成本时代之后,这种增值模式就必须要抛弃了,我国企业应该转向新的增值模式,即主要依靠产品设计、品牌创造、销售创新、服务增值等经营环节来获得收益,更加注重非生产过程的增值活动。重直接生产过程的增值模式是低档次的增值模式,而以非生产过程为增值重点的增值模式,才是高层次的增值模式,因而我国企业应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发展而转变增值模式。

上述我们曾经讲到,企业要关注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而获得核心竞争力,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增值,也不是说所有企业和所有产行业只有技术创新才能发展,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产行业都能进行技术创新的,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进行技术创新的,例如有些产行业和企业实际上很难进行技术创新,像某些传统工艺品制造业,像各类服务业,像玩具制造业等,因而这些企业的发展主要是靠调整增值模式,通过增值模式的创新而获得新的竞争力。例如,有些企业要将增值的重点放在新产品设计上,通过设计而增值;有些企业则要将增值的重点放在销售上,通过销售创新而增值;有些企业要求增值的重点放在服务上,通过服务的创新而增值等等。

因此,增值模式的调整,也是企业获得竞争力,从而有效应对市场风险的重要途径。我国企业该注重企业增值模式的创新,增值模式创新同技术创新一样,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那些还不具有或者难以在技术创新上获得突破的企业来讲,就更加具有战略性意义。由此可见,企业增值模式的创新研究,也应该成为我国企业研究的重要内容。

4.从原有成本优势转向新成本优势

我国企业原有的成本优势主要来自于企业外部拥有的禀赋或优惠条件,例如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土地价格比较便宜等,这种成本优势不是靠企业自身的努力而获得的,是由企业外部因素所形成的,这种成本优势可以称之为传统成本优势。现在这种传统成本优势已开始消失了,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到高成本时代了,因而中国企业必须获得新的成本优势。所谓新成本优势,就是由企业内部原因而形成的成本优势,也就是企业通过自身努力而降低了经营成本,获得了依靠自身努力而形成的成本优势。

新成本优势的获得,需要企业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新,通过创新而降低自身的经营成本,因而新成本优势形成的基础,就是全面的创新。在创新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例如可以通过节约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这种情况往往被称之为节约型新成本优势;例如可以通过管理创新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这种情况往往被称之为管理型新成本优势;例如可以通过调整自身经营规模可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这种情况往往被称之为规模型新成本优势等等。总之,新成本优势可以来自企业自身的各种努力和创新。

现在在高成本的压力下,许多企业希望政府能给予它们更多的帮助,例如要求降低各种税费,减少社会保障基金缴纳的压力,要求政府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等等,应该说,对于企业对政府的这些诉求,我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确实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的各种社会负担、尤其是要减少各种税费,通过减少企业的社会成本而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但是有些社会成本是压不下来的,例如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基金,我们虽然可以让政府多承担一些,但企业仍然要承担自身应该承担的部分,所以企业不能将降低成本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应该在政府尽量减少各种税费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努力而降低经营成本,最终获得新成本优势。在目前企业经营比较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应该从外部对企业给以更多的关照和优惠,但企业自身也必须推动自身的改革,强化自己的创新,使自己从传统的成本优势而转向新成本优势,因而对企业的优惠是重要的,但企业的创新信心和行动更重要。

5.从高负债型企业转向资金结构合理型企业

我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资金结构极不合理,债务资金比例太高,因而抗市场风险的能力极差。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有些民营企业,在银行资金难以获得的条件下,以高息的方式去获得地下的民间信贷资金,从而加重了企业的资金成本负担,因而一旦出现经营困难,例如市场需求萎缩或者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就难以偿还债务资金,最终导致企业倒闭和企业法人“失踪”,2008年在长三角地区曾连续出现此类现象。因此,企业必须要守住债务资金与资本金的合理比例,绝不能使债务资金比率太高,这样会削弱企业的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我国的不少企业为什么债务资金比率太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自量力地盲目扩张。从资金约束的角度来看,企业的扩张能力是由企业的资本拥有量决定的,而不是由企业的债务资金融通情况决定的。企业的资本金拥有量,既决定了企业的扩张规模,也决定了企业融通债务资金的规模,任何企业都不能超越自身的资本金拥有量而随意扩张规模,更不能超越自己的资本金拥有量而随意融通债务资金,脱离自身的资本金拥有量而试图通过增加债务资金而扩张规模,最终都是难以可持续发展的。因此,所有企业都要守住自身资本金拥有量这条红线,切不可超越红线,有多大资本金拥有量就办多大的企业,债务资金只是在其与资本金保持合理比例的条件下,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有意义,否则,债务资金越多,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隐患就越大、甚至会引发经营危机。由此可见,任何企业都要建立在资本金拥有量充裕的基础上。国际上为什么要求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要保持在8%以上,就是因为这是商业银行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底线。我国的所有企业都要根据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的资本金的最低拥有量,来确定自己的债务资金规模,从而来决定自己的经营规模,切不可离开资本金的约束而盲目扩张,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

在企业经营规模问题上,有两个“硬约束”,一个是市场需求约束,市场需求状况约束了企业经营规模,另一个是资本金约束,企业资本金量制约着企业经营规模。但是我国企业界对这两个约束似乎关注不够,甚至把它们当做“软约束”,也就是可以打破的约束。产生这种现象是有其社会原因的。首先,就市场需求约束来讲,因为我国长期是一种短缺经济,市场需求一直很旺盛,1998年以后虽然国内需求有所下降,但我们又开辟了国际市场需求,国际市场需求在国际经济景气状况良好的条件下,确实使中国企业感到市场需求约束是一种软约束,但是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才使得中国企业家认识到市场需求是一种硬约束,如果无视它,盲目扩张经营规模,就会产生生产能力过剩的压力,使自己不得不减少生产甚至倒闭。其次,就资本金约束来讲,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在债务资金的融通上一直比较宽松,再加之有地下的民间信贷的支持,因而使得有些企业觉得资本金约束似乎可有可无,从而不注重这个约束,盲目依靠债务资金的扩张而扩大经营规模,结果是在2008年遇到了危机,这个时候才认识到资本金拥有量是规模扩张中的硬约束。因此,任何企业在经营中都要注重市场需求约束和资本金约束这两个硬约束。

(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