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宁　Ｍｉｌｌｅｔ　李　二

2009，我为奥巴马与40万美国民众演唱。

宗教般的救赎情怀

2009年1月20日，美国华盛顿。

对U2来说，这样的场景足够了：身后是威严端坐的林肯雕塑，斜前方是对他们微笑示意的奥巴马，台下是绵延几公里的40万美国民众……

随着“Pride-In the Name of Love”(骄傲－以爱之名)音乐渐起，U2开始了这场肾上腺素大喷涌的演出。很明显，他们音乐气场的扩张把现场变成了一个摇滚天堂，大概有人已经忘记了这是奥巴马的总统就职典礼。奥巴马似乎也被感染，只是他今天需要特别避免冒失与情绪膨胀。毕竟，典礼是一件庄重的事情。深陷危机阴霾的美国太久没有狂欢了，此刻，摇滚的魅力丝毫不逊色政治新星奥巴马带给美国民众的希望。

BONO说，这样的表演就是一次简单的救赎，至少可以击碎人们心底的苦闷。正如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让与抑郁相关的情绪少一点，再少一点。是的，这是U2的追求，U2音乐撼人的原因在于这样的精神内核：宗教般的救赎情怀。

这样的情怀始于1976年的爱尔兰都柏林。

1976，我像列侬一样毫无拘束的放声歌唱。

只有音乐，才能实现报复

那是一个爱尔兰与英格兰冲突加剧的年代，每个人心里都有紧绷的对抗情绪，暴力因子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母亲的离世与父亲的专横让BONO的世界变得沉寂，他唱着逆经叛道的歌曲表达自己抑郁的情绪，并意淫式的报复自己的父亲和生存的城市与年代。

这一切仿佛是U2精神内核里的隐秘路径，紧绷与压抑的生存环境才会让U2成员因为一张张贴的乐队成员招募启示拧成一股绳索。“只有音乐，才能实现我对世界的报复。”于是，一个名为“回授”(Feedback)的乐队诞生了。成为乐队主唱的BONO开始厌恶学业，反击父亲，并用音乐对给自己心灵带来创伤的爱尔兰街头暴力表示不满。“原来，像列侬一样毫无拘束的放声歌唱是那么畅快的!”

或许，所谓的报复，只是对自己心灵的救赎。

从1980年第一张专辑《BOY》到1983年的《WAR》，那种对抗情绪里的自我剖析与救赎总能感染听歌的人，U2开始感受到他们的音乐该是自己手拿的武器，并非足以对抗罪恶与艰难的时世，却撼动那些即将冷酷的心灵。由“回授”更名为U2，便是以更为简单直接的方式告诉人们：再次拥有挚热的情怀，YouToo!

1984，我发现介入政治会让音乐更具说服力。一个摇滚政治家的诞生

救赎与被救赎，影响与被影响，是一个细腻与庞大的过程，U2发现用几张唱片与歇斯底里的巡回演唱会是无法展开与那些权利颠峰的人的博弈的。灵魂人物BONO更加敏感的认识到了这点，他明白，道德说教不如直接介入政治更加强悍，至少，介入政治，会让音乐更具说服力。

1984年，U2已经成长为极具影响力的摇滚乐团，有幸参与到迄今为止依然是流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慈善音乐会“BANDAID&LIVE; AID”，那是由Bob Geldof(鲍勃·吉尔道夫)发起的为解决埃塞俄比亚贫困问题而发起的音乐会，最终募集到近8000万美元来购买粮食捐助非洲灾民。这对U2是一次震撼，也是一次启示，或许他们还能有更为直接的方式。

当其他巨星相继离开之后，BONO和他的妻子留在埃塞俄比亚的一家孤儿院工作了六个月，这是一次彻底的改变。随后，他们积极参加爱尔兰自救运动举行的各种公益活动，并参与反种族隔离歌曲《SUN CITY》的录制。1987年，U2有关政治与理想的专辑《The Joshua Tree》诞生，他们真正走出爱尔兰，开始扩张U2的全球影响力。

从此，BONO带领U2的“政治直接”锋芒毕露!

1992，我打开与政要的对话之门。

高明的政治手腕

与政客叫嚣，呼吁投身爱滋病防治，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也致电BONO征求建议。BONO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做到的不仅仅是与政客的战争，而是用更高明的手腕达到想要的效果。譬如倚仗1亿7千万的唱片购买聆听者，或者号召起22座格莱美奖所撼动的人群，用所有与U2的音乐有共鸣的人们的庞大影响力——作为与政客斗争的筹码。

无论如何我们都相信，BONO这么一个能够被如此多的政治体制所认同，并颁发勋章的人，的确有着高明的政治手腕。1992年U2乐队在美国巡演，因为伊拉克战争，他每晚打电话给老布什，但他是在数万人瞩目的舞台上，通过摇滚乐的强大音响功率，让全场乐迷、媒体与他一起打电话，让那庞大的人群一起听到冰冷而冷漠的拒绝声音。人们愤怒了、媒体愤怒了，因为这是美国，每个人都有权与总统对话，每个人都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批判最高元首的自由!从此，BONO打开了与政要的对话之门。

2000，我是清醒的艺术家，我愿意靠近政治。

诺贝尔和平大使的慈善柬言

没有一个清醒的艺术家会愿意主动靠近政治，然而U2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那么彻底。

2000年，他们的另一张冠军唱片《A11 That You Can't Leave Behind》获得了2001年度7项格莱美大奖，也是BONO转变以往纯粹民间慈善行为的方向，进而向各种政府机构渗透的时候。他从1984年受美国最著名的抗议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的影响，1985年就已经参与各种去非洲的义工团体，执行种种慈善计划，但最终意识到影响各大国政府才是慈善的真正出路，则是鉴于一帮艺人凑够了3亿美元要给埃塞俄比亚，却发现该政府每年外债利息都要5亿美元之后——个人的行动在政府行为面前是杯水车薪，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于是为非洲减债成为BONO最标志性的口号之一。

那些年间，BONO从老布什的手里拿到自由勋章，从法国总统夫人手里拿到勋章，从波兰总统手里拿到勋章，从智利总统手里拿到勋章，从英国大使的手中拿到自从1949年爱尔兰退出英联邦之后，第一个外国人获取的荣誉爵士勋章。还有三次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当选诺贝尔和平大使——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BONO的自由，即自由的目的就是慈善行为，以摇滚乐的叛逆，从容旋转于政治舞台的杯盏当中，为非洲贫民哪怕是多弄到一滴水，一粒麦子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