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反讽产生于认同感的缺失和对自我意识的审视,是无限绝对的否定。卡夫卡在小说《变形记》中通过主人公格里高尔变为大甲虫之后产生的认同感危机,建构了多层次的反讽,探究了现代人的意识和认同危机,对社会体系提出了质疑,同时彻底地否定了他所身处的社会价值体系。

【关键词】 卡夫卡;反讽;认同;现代意识;否定

一、反讽结构

反讽产生于认同感发生危机。随着对人的意识、人的主体性的更多关注,以认同感缺位为基础的反讽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现代作品中,成为西方现代作品的一种最常见的创作手法和精神态度。反讽在卡夫卡小说中,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或者艺术手法,同时也是卡夫卡在谋篇布局时的基本思路,它构筑了卡夫卡许多小说的基本框架和结构。以小说《变形记》为例,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作品中的遭遇悲惨而荒谬,而在全家人不乏善意的帮助下,他的处境却每况愈下,最终死去。而他的死讯竟然成为家里人的福音。主人公和家人都被莫名的力量所牵引,一切良好的初衷最终都走向其反面。这正是因为卡夫卡在小说《变形记》中刻意构造了一个多层的反讽结构来探究现代人的意识和身份认同感,并通过这些反讽结构,质疑了现存的社会机制,彻底地否定了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

萨姆沙在一个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的房间没有发生变化,他周围的人也没有发生变化。他的人的意识与他的甲壳虫的躯壳顷刻之间产生了认同危机,他的人类的意识拒绝认同他的虫子身躯,这一认同危机贯穿全文。人的意识和虫的身躯之间,也就是灵与肉之间的冲突对立就此展开,小说的反讽结构就建筑在全篇的这一基本对立之上。卡夫卡在行文中一方面细致入微地再现了格里高尔的意识活动:他的工作焦虑、对家人的依恋、不安、恐惧等等,他的思维完全是在一个人的正常健康的大脑中展开的;另一方面卡夫卡又不吝笔墨详尽地描写了大甲虫的生活起居的种种细节;格里高尔如何克服种种困难,起床开门;如何适应虫子的新身躯、饮食习性、爬行习惯等等。卡夫卡极力渲染人的意识与虫的躯体这两个极端,这在读者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差。而这巨大的反差以及灵与肉的不一致正是反讽的基础。

二、认同感的危机

卡夫卡在叙述中采用的是人物视角,也就是内视角,即卡夫卡以主人公格里高尔的视角来讲述这个变形的故事。卡夫卡在小说开端用冷静的语调来叙述一个巨大的不幸和灾难的发生,冷静的语调和若无其事的口吻正好符合格里高尔想将大事化了的鸵鸟心态:把眼睛闭上,不去想它,不去看它,变成虫子巨大的灾难仿佛就不存在了。格里高尔的意识中并没有出现他的躯体变为甲虫这一事实,如果格里高尔的躯体和意识趋于一致,成为一只没有任何意识活动的大甲虫,那么意识与躯体之间的张力将消失,反讽将不复存在。正因为他的人类的意识完全拒绝承认他的躯体变为甲虫这一事实,因为他想一如既往,什么事也没发生一般地照常去工作,他的动物躯体和人的灵魂之间的反差才显得那样刺眼。从他的心理活动读者可以探究他变成大甲虫的原因,在工作中他已经越来越远离自我,他的异化早就开始了。当他让自己的意识随意流淌时,他想逃避工作,但这种逃避发生在他的潜意识中。而在他的意识层面,他还是个任劳任怨尽职尽责的职员,还想着赶下一班火车去上班。由此可见,卡夫卡在格里高尔的意识与躯体、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建构了反讽。

在开门之前,他已经做好了两种准备:“如果他们吓一跳,那么格里高尔可没有什么责任;如果他们平静地完全接受这一切,那他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激动,他如果抓紧些还可以在八点钟赶到火车站。”[1](P64)也就是说,在开门之前,格里高尔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对他的新形象视若无睹,他还可以同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去工作。门打开后,大家确信无疑见到了一只大甲虫,而不是公司雇员、家里的儿子和兄长。在格里高尔是否是人这一点上,社会环境给予了负面的回答。这无疑使他在异化的路上更进了一步。格里高尔的自我认识和他的社会环境对他的认识截然相反,也同样构成一个客观反讽。周围的人确信,他是动物,大家都对这只大甲虫心怀恐惧。家人越是关心他,却越是与他的意愿相反,越将他推入虫类;而格里高尔不放过任何一个表明自己是人的机会,但他每次为此进行的抗争都愈加被周围的环境误解,他越是想成为人,也越是反而更加速地跌入虫类。这两种对立的反讽构成了一个悲哀而毫无出路的怪圈,故事的发展不断地以自身来否定自身,这是一个典型的反讽境地。“如果格里高尔再回到我们中间”[1](P76)虽然表达了家人的愿望,但也正是家人的作用使他无法也不可能再变回人类,而他无法变成人,他就将永远不再有用,这意味着他将成为全家人的累赘。

三、反讽的否定性

格里高尔蜕变为甲虫的过程昭显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体系的强大作用,它能够使人变为虫。握在父亲手里的那些秘而不宣的钱表明,迫使格里高尔去不停工作的并不是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的真正窘迫,而是格里高尔所属的小市民阶层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战战兢兢的恐惧心理和悲观心态。这种心态迫使社会成员被卷入那个社会体制中去,尽力地去符合社会体系的道德标准,以成为它的合格成员。这正是使格里高尔无可挽回地走上异化道路的原因。

格里高尔的父亲经营破产,他把父亲的债务完全背在自己的肩上,在变为大甲虫后,他听到家人为家庭前景担忧。他羞愧得面红耳赤[3](P76)。奥地利研究卡夫卡的专家索克尔认为:“债就是格里高尔本人。家庭的债体现在他那吓人的形象上,从家庭转到了他身上。而他的变形使家庭从债中解放出来。直至他的消失,债才完全还清。”[2](P110—111)格里高尔由于在工作中耗尽了身心之力,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不是他的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工作和生存压力使然。格里高尔的意识是社会体系培养出来的一个合格成员的意识,而这个体系却将它的合格成员异化成大甲虫,也就是说,对那个社会体系的积极认同者却最终因为他的认同被那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所抛弃、所否定,这是否定的过程,也正是反讽的过程。正是通过格里高尔的变形过程,卡夫卡展现了这个社会伦理和道德标准的残酷性。而正是在这种道德的要求下,人出现了异化,而异化的人马上被这个社会所抛弃。这是卡夫卡的反讽,这样的反讽深刻地质疑了社会体系。

四、结束语

克尔凯郭尔从反讽主体与现实关系的角度分析反讽者的特殊位置,将反讽定义为“无限绝对的否定性”[3](P218)。小说《变形记》正是克尔凯郭尔反讽定义的最佳诠释,卡夫卡从一个奇异的角度描述了这个失去了有效性的社会历史现实以及敏感的现代人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的分裂的自我和认同危机。格里高尔正因为爱他的家人,玩命工作,克勤克俭地养活他们,却因此越来越远离自我,最后异化成了大甲虫,丧失了人的身份,丧失了工作能力,无法继续养家。正是他的爱使他最终被家人抛弃,在他活着不再对家人有任何用处时,他通过生命的终结来最后一次对他的家庭有用,这也是反讽的极致。

【参考文献】

[1] Franz Kafka.Verwandlung[A].n:Sfimtliche Erzfihlungen[M].Frankfurt am Main.1970.

[2] Walter H.Soke1.Franz Kafka.Tragik und Ironie[M].Frankfurt,1976.

[3] S.Kierkegaard.fiber den Begrif der lronie.Mit stfindiger Rflcksicht auf Sokrates[M].MOnchen und Berlin,1929.

【作者简介】

刘秀玲,西安文理学院外语系,职称: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