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城市”新浪潮

城市中国正掀起新一轮“折腾”的浪潮,希望以城市化的基建规模拉动内需、应对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

近年来,人们本已开始反思畸形的城市化进程,这种畸形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由地方政府联合商业力量主导的城市建设过度集中为经济型开发,而鲜见社会型开发。与追逐经济利益的急切相比,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热情持续萎靡,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间与政治空间拓展乏力。

以牺牲住房公平、空间公平为代价的城市开发,正陷入正当性缺失的泥沼。主政者们却发现,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竟然缓解了他们的道德危机:城建与改造正好暗合了国家扩大内需的需要,是政府可以出手抵御风暴的最大项目。于是,各地接连涌现城市史上的最快拆迁速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林毅夫

世行为官一年记

从台湾到祖国大陆,又从北京大学教授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人生履历,存留着现代中国历史沧桑和风云变幻的烙印,也被看做现代中国崛起对世界影响的一个见证。

正是出于对林毅夫学识和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看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选择了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林也因此成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而林毅夫任职世行的第一年,这个世界就遭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世行工作量陡增,中国角色和经验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林毅夫的一言一行更为外界关注。

在异常忙碌中,林毅夫度过了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第一年。对于林毅夫一年的表现,佐利克说,林毅夫向世行展示了“值得尊敬的学术才能、可操作的经验、具合作精神的领导才能以及熟练与理论的卓越结合”,“世行职员都欣赏他有深度的建议,我非常重视他的忠告和友谊”。

书院复兴

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书院这种古老的教育形态重又兴起:山东,有张炜的万松浦书院;陕西,有陈忠实的白鹿书院;天津,有北洋书院;江苏,有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长沙,有岳麓书院,它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唯一绵延至今的。

书院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教育组织,起于唐,兴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全国曾达7000多所。悄然重兴的书院,大多安居在不被注意的“角落”,或是私人出资,或由政府筹办,或是背靠大学;它们以著名学者或作家的影响力为旗帜,或开坛设讲,或切磋酬唱,已经开始具有局部的号召力和四方的追随者。

有人说,书院复兴的热潮,是针对现代教育体制“批量化、标准化”的缺陷,期待以传统的师徒授受方式,更注重对“人”的教化养成;也有人说,书院为民间思想者提供了创新的空间;还有人寄望这种“野蛮”自在的方式,能够冲撞刻板的学术樊篱,认为“只有讲下去,才能出大师”。

新知青运动

从200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在此之前,辽宁、江苏、北京等地已试行此政策多年。2009年,北京市3年前选聘的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即将合同期满“卸任”,他们同时面临着下一步的出路问题。

较之“老知青”,此番大学生下乡也是让知识服务乡村,同样面临城市的就业压力且带有行政意味,我们因此把当下的大学生“村官”称为“新知青”。

两次“知青运动”当然无法类比,上一次是强制性色彩浓厚的政治动员,而这一波虽也有政策性激励,但一些大学生带着“改造乡村”的理想化情结自愿“上山下乡”早已不是孤例。

无论是行政动员,还是个体自觉,我们对他们的关注都是出于对中国问题的探讨:新一轮“知青下乡”有怎样的政治经济背景?80后“新知青”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与中国农村的未来之路在哪里?

无法成人

一个中国人的成长链

一个中国人的成长链,从出生到求学、从升学到毕业、从成家到立业的过程发生了变异:求学越来越早、成家越来越晚、毕业越来越难找到工作,立业的焦虑笼罩每一个人。

现如今,中国人比任何时代都更看重孩子和教育。家长奔波在择校、陪读、交费的泥潭里,学生苦熬在应试、才艺、择业的负担下。教育开端,望子成龙不计天价恐落人后;教育终端,竞争激烈学难致用——中国社会经济的运行与教育严重错位。

现行的教育模式一心想让孩子们成才,却不在乎他们是否成人。

中国的父母们,在无法成人的儿女面前,既是主谋又是从犯,既是教育模式的设计者又是教育模式的就范者,既是教育产业和商业的买单人又是投诉人,既是既得利益者又是受害者,既是暴君又是奴隶。

以“为了孩子”的名义,令父母苦不堪言、孩子无法成人——这不是爱,而是整个社会的黑色幽默。

责编:晓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