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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利于民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09-11-16张嗣兴

投资与理财 2009年8期
关键词:消费率危机人力资源

张嗣兴

保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则是要通过改革,转换经济发展方式。

应对当前危机,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当前的政策主要侧重于化解国外会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而对导致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滑坡的内因估计不足。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国内经济越是脆弱,国外危机的影响就显得越大。

保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则是要通过改革,转换经济发展方式。

为此,可以总结一下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当认可当时的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主要是降低了当时经济下滑的速度。而真正使经济走出危机的并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是2002年后世界经济好转,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强劲,正是这个外部环境发生了转机,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增长。2002-2007年,中国出口平均增长28.8%;2007年跃上万亿美元台阶,达到121.80亿美元,就是因为这个因素,才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快速恢复,并出现了局部投资过热的问题。尽管增长很快,但主要是出口与投资推动的,这个时期的消费率实际上是不断下滑的,在快速增长的这几年,国民消费率几乎是一年降一个百分点,2007年降到了49%,远低于1998年。这说明,这个时期的增长质量并不高,是在发展方式转换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取得的。事实上,伴随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加大了,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更弱了。尽管看起来中国的GDP规模更庞大了。直到这次国外金融危机爆发,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再一次启用积极财政政策。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过去10多年里,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政府收入增速明显过快,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相对下降。相关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2007年,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8.1%下降至57%。如果以CDP增速来衡量,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司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低于经济增长。以2008年为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于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但是政府收人却保持20%以上的增速,从2004年至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从2.64万亿元增长至6.13万亿元。政府收入快速增长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实力迅速强大,但因居民收入增长相对不足,对应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也由此发轫。

从近10年消费率、投资率、净出口率这3个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在逆转的。其中,消费率不断下滑,2007年为49%,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消费需求不断萎缩。

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却很快,原因在不断提高的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经济增长形成了投资依赖和出口依赖。而消费率的下降不只是反映当期消费需求不足,更严重的是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下滑,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后劲,因为人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靠消费来实现的。不断下滑的消费率说明的是经济内外失衡,也意味着民生出现问题。

现在,国外是金融危机,我国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应该看到,外部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非常大。

为什么经济变得脆弱,经不起任何的外部冲击?从上述3个指标,即增长的3个动力可以看出,当出口、投资这两个动力不断加大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大。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区间,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外部一有风吹草动就承受不了,投资上去了,生产能力上去了,东西要卖出去,就要依靠出口,所以投资增长越快,投资率越高,意味着整个经济对外部的依赖程度越高。出口依赖也导致产业链外向化,表面上看是直接影响出口企业,实际上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所以外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从表而内,一点点地加深的。这样,就使得国外危机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超过原来的预期。

很多学者还撰文指出,消费率的持续走低使人力资源变得枯萎,尤其是中小企业面对的劳动力多数是初中以下的,技工严重短缺,转型升级受阻。在我们的观念中,消费与人力资源是两码事,没有把人力资源不足和消费率走低联系起来。在消费率下滑的情况下,人力资源开发是空谈。人力资源是人,人要有良好的就业能力,身体素质要好,文化素质要好。要有劳动技能的积累靠什么?靠消费。消费是劳动力生产再生产的条件,而我们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力资本的积累在这些年是不断下滑的,我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远远快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的能力不足,发展自然会受到影响,而且是制约性的影响。这是经济变得脆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消费总量不足,整个民生问题就会恶化。在消费率下滑的情况下,消费的差距逐步拉大,消费的不平等性变得严重,消费的安全性也变差,三鹿奶粉导致奶粉的出口量下降了90%。整体来看,因为消费率过低,导致了我同整个发展方式的逆转。

在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背景下,高投资和低消费其实已经早就构成不均衡,只不过在过去几年内。美国市场的高消费帮助掩盖了我们自身的问题。当金融危机最终爆发,海外需求急剧萎缩,我国经济的矛盾也就暴露出来。

这样看来,政府让利于民,其实不仅是政府和民众的利益分配问题,更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大计。可喜的是,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的倾斜、税收的减免、放松市场管制给予民营资本更多机会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政府的认知,成为继“4万亿”之后的下一步经济重心所在。

政府如何让利于民?总体思路应该有两条,一是收入分配机制向居民倾斜,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二是调整财政支出的方向,逐步减轻政府的投资热情,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在总体思路下,具体措施可以丰富多样。

如果是以刺激消费为主要目的,政府的收入分配首先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目前政府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个目标。从经济学理论来说,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也就是同样投入100元,分配给穷人比分配给富人更能刺激消费,也更能增加一个国家的整体福利。

长期看,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促进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意义不仅在于改善民生、维护公正、保持稳定等社会意义,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意义同样重大,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对此予以证实。对我国经济而言,社保制度最直接的影响在于,社会保障给了人们足够的安全预期之后,百姓不再需要用高储蓄来应对生老病死等不时之需,可以将更多收入用于当下的消费。

但一个完善社保体系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对于眼前这场危机也许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对于中国经济从投资型、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型,却是一条必经之路。

1998年之后的几年本来是转换发展方式的良好机会,但是我们丧失了这个机会。在不景气的时候忽略了转换发展方式,但是在经济高涨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进行转变,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不景气的时候忙着保增长,而等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又缺乏了转换发展方式的压力和动力,所以发展方式总也转换不了。这就是十年来中国发展方式逆转的重要原因。回顾过去的10年。至少使我们认识到长期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假如再次错过这个机会,只注意满足GDP数值,下一次遇到的问题就会是更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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