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吉

2008年12月14日,孙伟铭醉酒无证驾驶一辆别克小汽车在成都市蓝谷地附近与一辆比亚迪轿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孙驾车逃离现场途中,驾车越过黄色双实线,先后撞向对面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

今年7月23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孙伟铭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伟铭不服判决,当庭提出上诉。但原定于8月19日的二审开庭,因审判需要延期。

此后,他的父亲孙林在24天内凑齐100万元赔偿款,受害者家属写下《谅解书》。孙家把《谅解书》作为证据提交给省高院,请求法院酌情对孙伟铭的量刑予以考虑。

孙伟铭没想到自己会获死刑。这是在今年全国恶性车祸频发背景下的一场判决。在死刑宣判后第二天,四川就有5名律师上书高院,认为量刑过重,建议“刀下留人”。7月28日,孙伟铭的律师施俊英去看守所见孙伟铭时,恰好5人团的一位律师也在看守所。他说,孙伟铭,我们支持你,给你减刑。孙伟铭站起来给他鞠了一躬。

他要求上诉。他的人生经历让他还冀望自己的“个人价值”,能够完成对自己、清贫的家庭和受害者的救赎。

一场寿宴

从1998年来到成都开始,孙伟铭的人生似乎一直在走上坡路。直到2008年12月14日17点之前,孙伟铭在周围朋友的眼中,还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商界白领。他是成都市一家中型信息公司的销售总监,好年头可以收入十几万元,在高新区的中档小区买下了一套商品房,并有一辆别克私家车。多位孙伟铭的朋友对他的印象都是“文质彬彬,有修养,会打扮,有品位”。12月14日下午,在成都姑爷的80寿宴上也是如此。孙伟铭穿着黑色高领毛衣,藏蓝色的三颗粒毛呢西服,戴一副金边眼镜。酒席免不了要推杯换盏,有房有车的孙伟铭受到亲属的一阵猛夸,据一位亲属回忆,席间孙伟铭很兴奋,不停与人举杯,几乎逢酒必干。孙伟铭事后在法庭上说,自己情绪好的时候喝一斤白酒也没问题,当天他在酒桌上喝了大约七八两白酒。酒席从中午吃到下午15点,孙伟铭并没有显出醉态。散席后,他还打了一会儿扑克。

16点多,孙伟铭准备开车送父母去火车北站乘坐回重庆的汽车。他在2008年5月刚买了这辆黑色别克车。成都是个并不算特别富有的休闲城市,工薪阶层的私家车都以奥拓、QQ、长安这类小型低价车为主,一辆别克可以算工薪阶层的豪车。孙伟铭的父亲孙林称:“我们本来说他喝了酒不要开车,但他坚持要送我们。”“我想,在亲友面前抖擞一下,开车送父母走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孙伟铭事后对交警回忆。

17时左右,中午喝下的七八两白酒开始起作用。第一个看到他行车异常的是市民付雨根。他当时行驶在和孙伟铭相同的路线,当车行至成龙路第一个长缓坡时,“从右后方开来一辆黑色别克车,从右边超车后立即向左变道,差点和我的车相撞。之后那车就开S形左右变道超车。我妻子记住那辆车的牌号是川A43K66。”付雨根说。

追尾比亚迪是一场惨烈车祸的开端。冬天的星期日下午,路上车流量很大。“喝过酒的人都知道,没有自控能力,手脚不灵活。因此,在醉酒情况下一路超车,左右打方向盘,稍微不注意,就可能车子失控。”四川省交警总队一位警察说。

代玉秀坐在一辆灰色长安“奔奔”的副驾后方,和她并肩的是金亚民夫妇,车主张景全夫妇坐在前排。上路不久,张景全的电话就响了。他把车停在路边,接了十几分钟的电话后继续前行。快到“卓锦城”路口时,张景全超了前面一辆奥拓车。此时路口红灯变黄,“奔奔”停在了路口最靠近黄色双实线的车道。

几分钟后,行驶在这条路上的刘小红从后视镜上看到一辆黑色别克车从后面“扭起扭起”开过来。“当时就觉得那辆车不对头,好像一直超着车。”刘小红说。黑色别克车一头撞上了比亚迪的尾部,然后“往后倒了一下,从右侧超车往三环路方向速度很快地跑了”。

成龙路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马路,马路宽阔,路况平稳,路面用黄色漆刷着限速60的字样。卓锦城路口刚好处在横跨三环的骄子立交桥下坡处的尽头。“这意味着,一般车到这个位置,由于下坡,从坡顶下来都会速度快一点。”四川省交警总队一位警察说。

17时20分,一声巨响。黑色别克车越过道路中间的黄色双实线,一头撞向了停在最近车道的“奔奔”。停在“奔奔”之后的奥拓车车主谢开新看到,“奔奔车被撞起来2米多高,越过两个车道,左侧侧翻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隔离绿化带上。一名女子从车中被甩了出来。”

蒋维平驾驶的蒙迪欧停在奥拓车之后。他看到“别克车撞击奔奔后,在道路上旋转,旋转时与前面的奥拓车发生碰撞,撞飞的散落物打坏了我的车灯”。别克车依然没有停下来,直到它撞上了排在蒋维平之后的一辆奇瑞车的保险杠。这是它撞击的第四辆车,撞击范围已经到了离卓锦城路口约50米的地方。当孙伟铭从副驾位置下车后,他的头部流血,站都站不稳。此时他血液中的乙醇浓度为135.8mg/100ml,高于醉酒驾驶的底线80mg/100ml。

驾驶员张景全和副驾位上的妻子尹国辉被卡在座位上,等到消防员用切割机将他们和车身分离,送到空军医院后,他们已因伤势太重身亡。坐在后排中座的张成秀被强大的冲击力从汽车的前挡风玻璃飞出车外,当场死亡。和她同坐后排的丈夫金亚民也当场死亡。两对夫妇的死亡原因都是因碰撞导致颅脑及胸部复合性损伤。

代玉秀的座位是离撞击相对最远的一个位置,经过一个通宵的抢救,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不幸的是,强大的撞击力也导致她重型颅脑外伤,全身多处骨折。

破碎的梦想

从1998年离开重庆,孙伟铭就开始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父母都出身农村,在铁路部门从事基层工作。父亲孙林年近六旬,体弱多病,即将退休。但是为了多挣几百块奖金,他申请去为单位在偏远的工区煮饭,“工作的地点都是在山沟沟里转”,孙林的母亲因病在多年前已经办理病退,父母收入加起来不到2000元,除了一套住房,没有其他财产。

因此,当孙林2008年12月15日接到成都警方的通知后,他面临着自己58年的人生经验中难以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如何为儿子求得受害家庭的谅解?如何凑齐受害家庭要求的总额近百万元的赔偿金?还有如何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羞愧?

孙林到成都的时候是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晚上。“警察没有说到底出了多大的事,我就带了5000块钱,连身份证和药都忘了带。”孙林说。当他走出候车室时,正好有人拿着一张报纸在看,上面赫然就是儿子孙伟铭的照片和交通肇事致4死1伤的严重车祸。他一看就“吓倒了”,他在候车室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痛哭了一场,然后就在火车北站的广场上,来来回回地徘徊了一整夜。

孙林一直不敢跨进交警局的大门。“警察给他打了6次电话,他都说要来,但每次约定的时间他都没有出现。”韩思杰对本刊记者说。12月16日上午,当他终于出现在交警三分局的办公室,韩思杰的父亲抑制不住愤怒,给了他一耳光:“你敢骗我,打电话你也不接。”孙林双膝跪地,痛哭着说:“我确确实实没有电话,我用不来电话。”

孙林从来没有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尤其在儿子犯下这么大的事故后,公众的注意让他慌乱羞愧。在成都市交警三分局与受害者家属见面后,为了躲避媒体追问,他拎着塑料袋,急匆匆三步并作两步,几乎是从楼梯上跳着下楼。实在躲不开媒体追问时,他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汇报,“我正在四处凑钱”,“我们不敢露面,走在路上,别人都在戳我们的背脊骨啊”。

因为凑不齐受害家庭要求的赔偿金,他也一直不敢跟受害者家属接触,这让受害家庭怀疑他解决问题的诚意。律师施俊英告诉本刊记者,孙林一直急切地想卖掉瑞升花园的房子,但由于孙伟铭在看守所,无法去公证处,房子出售遇到了法律上的障碍。孙林收了4次订金,最后都不得不退掉。孙伟铭的所有积蓄都用来买了这辆20多万元的别克车。事发后,办案民警在他身上搜出三张卡,一张有58元,一张有53元,另外一张卡里没有钱。

4条人命,近百万元的赔偿。这不是这个一直谨小慎微地生活、每个月全家收入不到2000元的老人能够处理的问题。

大约从2004年开始,随着事业成功,孙伟铭也开始有了一些工作之外的生活,比如出入一些白领的聚会。在聚会上,他告诉新认识的朋友,自己从财经大学毕业。在朋友黄颖的印象中,他确实“书生气很浓,干干净净的一个小伙子。戴着金丝眼镜,讲究仪表,很会规划自己的生活”。“有一次聊天说到女孩子总是花一块钱去买两块不需要的东西,男孩子是花两块钱去买一块需要的东西。孙伟铭说,我是花一块钱买两块需要的东西。”黄颖对本刊记者回忆。

2005年,他在瑞升花园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因为销售人员经常要穿正装,所以他有很多衬衣,都叠放得整整齐齐。他鞋子也很多,有时候我们去他家玩,我们看电视,他就自己打理鞋子。每双鞋子擦完了都用干毛巾塞进去,保持鞋子不变形。他说这样比用鞋托更好,干毛巾吸潮,更保护鞋子。”易川说。

2006年春天,黄颖将自己班上的学生林芳推荐给了他。第一次见面约在“仁和春天”旁的一家麦当劳。“他拎着两口袋东西,都是给我女儿买的生活和学习用品,有洗发水、洗面奶、毛巾和书本用具。”林芳的母亲范小琼回忆。此后一年多,他几乎每个月都给范小琼打电话,约在西南书城门口或者“仁和春天”前面的广场碰头,给他们100块钱,并请他们吃一顿饭,“只有两次他很忙,就隔了一个月,但下次就给了200元”。范小琼说。孙伟铭确实在试图影响这个生于贫寒家庭的孩子,“他对林芳说,要好好学习,现在社会好了,自己努力是有出路的”。他甚至还注意她的生活细节。“有一次吃饭前,他叫林芳去洗手。我们是从农村来的,平时不是很讲究这些,让我这个当妈的感到很不好意思。”范小琼对本刊记者说。

黄颖最后一次和孙伟铭见面,是在2007年冬天的公共汽车上。这一年,孙伟铭和团队已经实现超千万元合同金额。“他依然西装笔挺地坐在公车上。我问他,现在收入已经比较高了,为什么不买车?他说太忙,没时间去考驾照。我还说,现在驾校可是越来越严格了。”

此后,黄颖再看到他,是在电视上。这时的孙伟铭让黄颖“有些震惊”:他穿着橘红色的囚犯背心,站在被告席上,身体比以前发胖,戴一副黑边眼镜,胡子拉碴。这个年轻人用10年时间经营起的成功形象、远大抱负和整个家庭的梦想,突然被他制造的一场车祸击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