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嗣兴

日本被“热捧”后“失去10年”，中国必须注意西方发达国家的“言外之意”，警惕西方发达国家的“隐藏计划”。

对一国成功的经验进行总结，展望其美好的未来。不能影响一国的兴衰。但不断的“热捧”所形成的思潮，会让人丧失反省和自我批评的能力，它一旦和国内的自信相结合，演化成一种过度自信的心态，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1969年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出版了《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日本》一书，预言2000年之前，日本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末。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一书，盛赞日本良好的教育体系，合理的官僚体系。香西泰在《高速增长的时代》一书中，描述了日本首相池田在1964年9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东京全体会议上的演讲。池田称，战后19年的高速增长使日本的国民所得逐步接近西欧的水平，战后要用20年的时间完成80年没有完成的事业。香西泰说：“首相用日本的经验讲了后进国家如何赶超先进国家”，“他的信心和魄力使各国代表交口称赞”，“这一年日本显示作为经济大国信心的活动接连不断”。其时及此后的一段时间，日本拥有285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和证券资产，控制了超过3290亿美元的美国银行业的资产(占美国银行资产的14％)，购买了美国30％-40％的国债，占有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美国市场上20％的半导体元器件、30％以上的汽车、50％以上的机床以及绝大部分销量类电子产品和其它数十种商品和服务都是日本提供的。无怪乎美国檀香山市市长惊呼：“檀香山快变成东京的一个区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通过汽车、家电等的出口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它的GDP排在第二，仅次于美国。对日本的“热捧”，特别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热捧”铺天盖地。日本社会一扫那种面对发达国家的自卑感，巨大的自信油然而生，日本人面对“热捧”和自己取得的成绩开始陶醉了。尽管傅高义在《日本第一》日文版的序言中警告日本人要谨防傲慢自大，过度自信会蒙蔽日本人的眼睛，让他们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正确处理经济中面临的问题。但是在“热捧”的声浪及“热捧”带给日本人的过度自信的氛围中，这种声音变得微不足道，无人理睬。

日本作者吉川元忠在其著作《金融战败》中记述和分析了此后发生的故事。一场精心策划、天罗地网般的金融战在酝酿成熟后拉开了战幕。1985年9月，美、德、英、法、日5国在纽约的广场酒店签署了《广场协议》，这个协议的意思是日本这些年的出口对美国等同家有严重的贸易顺差，要缓解贸易失衡，日元必须升值。日元升值后，大量热钱流入日本购买日元，两年之内日元升值一倍。到了这一步，日本的出口制造业差不多瘫痪了，面临极度严重的亏损。日本出口制造业遇到极大困难之后，面临的选择就是希望通过炒股炒楼赚钱。美国政府通过各种力量迫使日本调低利率，从而造成流动性泛滥，其结果是股市泡沫、楼市泡沫、通货膨胀，这一切正是美国所要的。对此，日本政府全面误判，认为当前的目标就是要大量投资基础建设，保持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这样一来，日本的大量社会资源被吸纳到基础建设上来，使得日本私人投资大幅减少。

而这一切正是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美国的官员、学者都在国际媒体上不断“热捧”日本人做得好，称日本会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因此日本各大制造业、银行手中握有了大量的股票、房地产。

1987年12月10日，美国联合12个国家签订了巴塞尔协议，要求全世界的银行都提高资本率到8％。当时，法国、德国不同意。日本也不同意这个协议。然而美国规定，如果与美国任何银行交易，对方的资本率必须达到8％，否则美国银行不与之交易。美国同意日本用所买股票的45％作为资本金。由于银行信贷规模缩减，因此日本的对外收购能力锐减。美国通过巴塞尔协议逼迫日本的扩张陷于停顿。

到了1989年，美国发明了一种新的工具叫做股指认沽期权，当时的摩根士丹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开始阻击日本。他们说日本保险公司开赌局，美国人进来赌，不管胜负，进入赌场就收门票，日本人同意了。他们赌的是一年之后的日经指数，日本人认为日经指数不会跌，因此日本人开了无数的赌局。到了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到了前所未有的38915点，从这个时候起美国人开始引爆金融战中这颗“原子弹”，由高盛带头阻击日本，高盛通过丹麦政府去买赌单，使得赌单更有价值。整个赌局越做越大，日本人不知签了多少赌单，全世界都参与进来。美国在阻击日经指数之后，日本人才明白股票是可以跌的。于是日本股市开始崩盘了，楼市开始崩盘了，日本楼市此后持续十几年下跌。金融战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摧毁了日本经济，吉川元忠说日本金融战失败的损失和二战战败的损失是一样的。正是西方的“热捧”加上日本人的自信，造成了日本民族优秀论的复活和冷静分析思考的停止，使日本失去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以至于在上世纪80年代，对“所有正视现实的人而言，日本经济体系弊端已经很明显了”的时候，日本也没有进行改革。失去的10年让“日本第一”的喧嚣渐行渐远。人类跨入21世纪，世人再次发现。原来日本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

无独有偶。近些年西方看到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便又热衷于对中国的预言。2003年高盛公司发布《金砖之梦——迈向2050年之路的报告》时即宣称，到2041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奥蒂德·申克2006年出版的“中国世纪”预言，中国在2020年到2025年间会超过美国；2008年7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报告称，中国经济将在2035年之前超过美国，到2050年中国GDP将达到82亿美元，而美国则为44亿美元。2009年6月，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马丁·雅克出版了一本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作者在书中为中国描绘了一幅令人心动的画面：中国将继续变得强大，在今后的50年内，甚至许多方面都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就将成为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国。作者列举说：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上海将取代纽约和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欧洲将像雅典和罗马那样，成为辉煌过去的历史遗留；普通话将会和英语一样广泛地使用，或许比英语更流行；孔子的儒家学说，将和柏拉图的思想一样，为人熟知……

回望历史，人类社会还从未发现，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可以在短期内经济突飞猛进。由此引来西方的赞美和种种美好期望，也并非毫无道理，而且也切合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理。但日本在被“热捧”后“失去的10年”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必须注意西方发达国家的“言外之意”，警惕西方发达国家的“隐藏计划”。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先是采取火线救市政策以应急；其次是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缓解经济衰退；到现在是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同时，热衷于讨论全球性经济调整。一方面，西方认为国际收支失衡，美国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东亚国家要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此外气候变化已成为无可回避的全球问题，各国应联合起来应对气候变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要加入西方倡导的减排计划之中。这些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在观察全球经济协调的时候，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辨其心。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关注气候变化，除了对气候问题本身的关注之外，另一个用意就是借助气候变化调整经济结构，通过发展新能源、发展环保产业，寻找新的增长点，并希望能够在未来抢占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国际场合大谈全球经济调整，要求各国加强协调，也可能会以此为幌子，从各方面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很多新的贸易壁垒有可能通过环境、气候变化、食品安全等方式，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进行限制。发达国家也可能借发展新兴产业的契机，为其科技产品出口寻找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事实上对结构调整三心二意，但其采取的扩张政策却是坚定的，因此增加了大量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可能会进人石油、初级产品市场，或流入新兴市场，带来新的泡沫，并延缓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从各种迹象看，新兴市场面临的风险都非常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前夜。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刺激是否要以别国经济为垫脚石呢?

我还是以前讲过的那句话，面对危机，我们要充满信心，解决危机，我们更要有智慧。警惕“热捧”及其背后的“暗战”，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忽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