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敏

60年。叙述这样一段尚带体温的历史,自觉力有不逮,只能勉力为之。

好在我们所选择的社会学视角,能够借助一个个“小我”的命运浮沉,从侧面记录60年的国是更张。于是,我们将阶层变迁,权作一个叙事的线索,通过对大人物、小人物人生际遇的勾勒,让60年的风云激荡变得可以感知、可以触摸。

1949年10月,敏于感受时代脉搏的诗人胡风,推出气势磅礴的4600行长诗《时间开始了》,彼时,新中国的阶层变迁也站到了一个历史性的端点。

煌煌60年,中国社会经历过5次大的阶层流变:1956年之前的阶级关系重塑,颠覆了原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位序结构;1957—1965年间,随着城乡二元体系的构建,开始赋予社会成员以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身份,从此,各色人等只有两种划分——城市职工抑或农村社员;经过“文革”十年社会流动的失序,1978年后,以市场化为“经”,现代化为“纬”,中国社会阶层坐标发生巨变,新的阶层开始出现;而在1992年前后,随着市场空间的开放,社会中间层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张动力,“忽然中产”成为中国人进入新千年后抹不去的时代胎记。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60年社会阶层变迁,从某种程度上说暗合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说法。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国家干部,抑或企业家,其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

个体命运浮沉的背后,是不是群体命运的螺旋式上升?我们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演变是历史的进步,而不仅仅是无奈的现实?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中国60年社会阶层的演变,其实有着规律和路径可循。

1978年前,个人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等“先赋性”基因,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农民的儿子是农民,工人的儿子是工人,一个农民想要成为城市职工,一个工人想要成为国家干部,都存在难以逾越的制度藩篱。所有制、单位制、行政制、户籍制,凡此种种堵塞了阶层之间的流动渠道。

改革开放后,连接代际之间的身份脐带被无情斩断。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可以考大学,可以留在城市工作,可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状况;工人也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所获得的技能、知识,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机制开始奉行能力主义原则,而不是先赋的家庭出身,“后致性因素”成为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关键要素。

以往老实的农民、世故的市民、小心谨慎的知识分子、从不担心失业的国家干部,今天都在寻求不断向上发展的希望和可能。人们不再惧怕流动,不再惧怕竞争。

当更多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身份”这种生而有之可以籍此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依据,逐渐被“契约”代替。用契约取代身份,实质是人的解放,是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膜拜。

故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60年的阶层变迁,“得大于失”的社会成员多于“失大于得”的社会成员,因为,每一个人都比以往任何时候获得更多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通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务员、企业家群体的命运沉浮,来记录“吾国吾民”在60年岁月中的一个个侧影。

但求见微知著,不求一窥全貌。于是借用林语堂先生“吾国吾民”之题,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