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惠　李　桦

■讲述人:周惠 整理:李桦

我出生在西安。抗战期间,西安屡遭日本飞机轰炸。为避战祸,父亲带着我们定居在甘肃省徽县。在这里,父亲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革命工作。后来,由于地下斗争的需要,我做了地下党的小交通员,在敌人的刺刀丛中,走过了1949年。

那是1948年初冬的一个早晨,我家突然来了一位乡下“卖柴人”,父亲写了一张纸条交给我,让我跟着这位“卖柴人”去一个地方,并叮嘱说,你要跟紧了,但要保持一定距离,千万不要走丢了,记住往返的路,把信送到就回来。那一年,我11岁。

“卖柴人”沿着城墙外的小路,绕到西门外的公路上。我跟在他的身后,相隔几步远。感觉走了很远,进了一条山沟,在一个僻静的农家院前停下,女主人把我领进了院内,“卖柴人”就消失了。我按照父亲的嘱咐,把纸条交给女主人。女主人亲热地对我说:你就是周家的大女儿阿惠吧,你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跟我去吃饭。吃完饭早点儿回去。

后来我知道,这个僻静的小院,是地下党主要领导人(中共徽县工委书记)吴治国在乡下的秘密住所。接待我的女主人是吴治国的妻子。在吴治国与我父亲之间,本来有一个交通员往来传递消息,但他不幸被敌人杀害。父亲让我接替这一交通任务。他考虑一个小孩子不会引起敌人注意,相对安全。

从这一天开始,我就是地下党的交通员了。我4岁时母亲就病逝了,父亲一直格外疼爱我,自从担任了小交通员,我的童年就结束了。

一天,父亲要我去县城北街一条小巷和一位“黄伯伯”接头。“黄伯伯”是县参议员,有个儿子是镇长,有条件直接或间接获悉国民党军政内部的最新消息,他写成小纸条由我带回家给父亲。我每周要在这条固定的交通线上跑两次。这是一条高度机密的交通线。这样的任务对于一个又瘦又小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来说,特别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的确十分险恶。我完全是小学生上学的模样,但在我衣服的下角,留着一个夹缝,藏着折叠得非常紧密的纸条——那是关系着多少人生命、关系着革命事业成败的情报。虽然我还不懂得革命大义,但朦胧地体会到既神秘又神圣的感觉。

1949年六七月间,形势突变,情况越来越紧张。7月的一天,陇南中心城市天水解放,国民党大批军队溃退到徽县。徽县地处陇南山区嘉陵江上游,是由甘肃南下四川的要隘。胡宗南集结重兵在此,扬言要“反攻天水”。小小的徽县,变成了大兵营。大街上全是荷枪的大兵,老百姓在刺刀丛林中穿行,到处布满军警,盘查严密。

我的情报传递任务更加紧迫和危险。原来三几日去一次的北街“黄伯伯”家,现在必须每日跑一趟。我虽然已升入六年级,因革命的需要却不得不完全放弃学业,每天在险恶的道路上奔走穿行,还经历过明晃晃刺刀下的搜身。

有一天,风雨交加,警察局突然在全城查户口。我奉命冒着瓢泼大雨去通知一个同志躲避,他本人不在,他妻子正在哭泣。她家里还藏着几颗子弹,这要是搜出来还不得掉脑袋。我对她说,你别怕,把子弹给我吧。她如释重负地把子弹给了我。我带回家,父亲转交给了组织。

第二天,我的舅父带着舅母和只有三四岁的表妹,全家来到我们家躲避风声暂住。我自幼丧母,舅父和我格外亲。舅母正怀孕,挺个大肚子。舅父杨应才是中共地下党员。家人安顿下来之后,舅父依然单独出去活动。

一日,舅父去东门外一位回民丁谊安家,为地下党筹措经费。刚到丁家,即被军警包围,二人一起被抓走。原来是有叛徒出卖。

两三天后,我们全家守在昏暗的灯光下等候消息。突然,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黑夜,正在静坐的父亲倏地站了起来。我在心里默数着枪声。连续响了七枪,然后归于死寂。父亲叹息着:“应才牺牲了。你舅舅,殁了。”舅母和我继母都在哭,又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压抑着低声啜泣。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所有的人说:“应才是为民众架桥,眼看着桥要架好了,应才让洪水冲走了。”那是在1949年的7月里。我没有哭,心里想,舅父是英勇就义的英雄。我要是被抓了,也要像舅父一样,宁死不屈。这时,院外轻响,门外闪进一个人,轻声对父亲说,杨应才同志牺牲了。丁谊安同时被害。组织上已派人去接回二人遗体。组织决定,要你立即转移。父亲嘱咐我们照顾好舅母,即随来人从后门出走,消失在夜幕里。

父亲紧急转移之后,好多天没有消息,全家人焦急不安。终于有一天,父亲让人带话来,说他在西坡山,要我去见他。

这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父亲的安排下每天都从旧城家里出发,进南城门到北街,从“黄伯伯”处取得情报,出西门过西河坝,趟河再上西坡山,交给父亲。再把父亲的纸条传送到指定的地方,然后回家。正是雨季,河水上涨,常淹及我的大腿。在通往西坡山的路旁,有一条大灌渠。有一次,因为雨天路滑,我落入灌渠。水已淹至脖颈,幸好被一路人发现,伸手相救,把我拉上了岸。我坚持着回到家,浑身颤抖,高烧昏迷。继母给我煎姜汤、喝红糖水,蒙着被子睡觉发汗。第二天起来,又匆匆上路。

记得是过了中秋节之后,父亲秘密地回家来了。但他仍然不便外出活动,对外联络全靠我的两条腿。有时有人来家和父亲密谈,我就在门外望风。这样持续了两三个月。这时,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通过地下党已经传开(在我传送的情报中,就有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但是,国民党军队仍然盘踞在陇南一隅的徽县,直到1949年12月。

这天,我正在门口望风,一个国民党军官走近我面前,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周伯亚,是父亲为地下党发展的外围人物之一,他是向父亲当面告知国民党军队正在秘密布置,将在近日内撤退的消息。父亲认为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地下党领导人报告,命我立刻去乡下送情报。

果然,几天之后,国民党军队整体撤退,南去四川。地下党早有准备,采取了应对措施。父亲让我去东关找一位姓毛的回民,要他通知人到我家院内集合。傍晚,有几十人先后来到,几乎人人都手持铁棍木棒,有人还挎着大刀,挤满了我家院子。父亲开始向众人讲话:现在,国民党逃跑了,共产党解放军很快就会到达——父亲举起一张印好的布告——这是共产党解放军进城的《约法八章》,还有欢迎解放的口号,我们要张贴在各个城门口上。在解放军到达之前,是暂时的“真空”时期。我们要组织民众自卫队,保护县城,维持社会秩序,防止敌人破坏。父亲布置好自卫队护城工作,当晚就开始巡逻。次日上午,父亲将几份《约法八章》和《口号》交给我,要我去离城10多里的水沟,找徽县中学的学生地下党员李树华。我一口气跑到水沟,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李树华的住处。屋子里聚集着许多人,正在热烈地争论。我把文件交给李树华,李树华兴奋地向众人展示《约法八章》,当面夸赞我是“小英雄”,还给了我两个铜板,让我去买吃的。我在返回的路上,真的就买了一碗凉粉吃,高高兴兴地回家。心里充满了自豪感,还有胜利的喜悦。(李树华解放后在天水地委组织部工作。80年代闻说在甘肃省纪委工作)

1949年12月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军十九师进抵徽县。县城民众夹道欢迎。我被指定领呼口号。第二天,地下党员刘仲芳(女,徽县师范学校教师,解放后即任天水地委宣传部科长)带着我去看望慰问解放军,并向部队领导介绍了我做地下党小交通员的事迹。部队当时就留我参军。经部队首长批准,我于1949年12月12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军十九师文工队。12月29日,是我的12周岁生日,部队同志们一起为我庆贺生日。元旦过后,部队出发,进军四川。徒步行军,跋涉千里,一直走到四川广元。12岁的我,从未掉队,不能不说是做地下党小交通员练出来的脚力和意志力。

……

而今,我已是年过七旬的闲适老太,家住北京,有幸能在首都分享共和国60华诞大庆盛况。漫步天安门广场,仰望人民英雄纪念碑,缅怀牺牲在黎明前黑暗的我的舅父,回想60年前我的1949,不禁感慨万千。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