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君

邓散木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书法篆刻家。其书法气雄力健，浑厚流丽，富金石韵味；其篆刻沉雄朴茂，清新古拙，老辣奇倔，在印坛独树一帜。但邓散木的一生坎坎坷坷，走得却十分艰难。在上海我曾拜访过邓散木夫人张建权，从而对邓散木有了更多的了解。

拜师学艺

邓散木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邓策为孙中山先生发起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支部闸北区会长。邓散木从小被送入英国人办的华童公学读书，因脾气倔强，不能忍受英籍老师的辱骂和挨打而中途退学。他在《六十自讼》中写道：“教师碧眼胡，贱我如奴星。”从此，邓散木走了一条“埋首故纸堆，无师自钻寻”之路。

邓散木家住上海浙江北路，弄堂口有个成衣摊，摊主名叫韩不同，人矮小瘦弱，貌不可相，然而他能文能武，写得一手何绍基体的好字，还有站桩功的绝门。他便日日向韩不同学书练武，渐渐地他的指、腕、肘、臂都有了力，可以单手握住核桃，用劲将核桃“握”得粉碎，这无疑为他成为书法家打下扎实基础。有一年，韩不同回常熟探亲，染上瘟疫而病故。邓散木痛哭不已，发誓练好字来报答师傅。邓散木在家除临师傅留下来的帖之外，还专心地临摹书房里李肃之为父亲写的四条屏。不到两年时间，他已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邓策感到“孺子可教”，便带了邓散木去见李肃之，李肃之见之击节夸奖并收他为自己的学生，把腕指点。

不久，经李肃之保荐，邓散木进入上海会审公廨(上海临时法院)顶替李肃之的位置，成了上海公廨最年轻的文书，那时他仅18岁。

邓散木一天能写六、七千字，日书信封八百，成了公廨里的快手。工作之余，他还从事书法、篆刻，所获润例便掷于酒家，于是他的落拓不羁的性格和饮酒海量之名声传遍四方。弄堂里的几个好事者便邀他打赌：一天之内如能喝完一坛酒(50斤)，就再奉送一坛。血气方刚的邓散木一口答应。到了约定的日子，好事者拿来了好几坛酒。十来个打赌者从早晨喝开了，到了中午，剩下了3人。下午一个醉昏了过去，一个求饶，只有邓散木还在喝。夕阳西下，50斤老酒点滴不存，邓散木神志爽然，并赢了一坛酒。其实他喝酒有个习惯：要么边独酌边读书，要么大发其“疯”，哇啦哇啦大哭一场了事。他在《醉话》中说：“每日能大笑一次，能有益卫生，此理人人知之。独吾谓每日能大哭一次，其益当较笑为尤胜，盖举抑塞磊落之胸襟，无自排泄，并欲笑而不可得者，概以一哭了之，则霎时便块垒顿消矣。”

三次易名

邓散木脾气很怪，怪得似乎有些不通人情。他30岁后改名为“粪翁”，将居所称为“厕简楼”；40岁后改名为“散木”；63岁后改名为“一足”、“夔。”名改得很畸，不易理解，其实，他几次易名都有他的道理。

邓散木的父亲邓策是早期的国民党员，受父亲影响，邓散木对“国父”孙中山极为崇拜，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也参加了国民党。自“四·一二”政变后，邓散木对国民党产生了信任危机，很快脱离了国民党。邓策抵御不了社会腐败的风气，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沉沦了。社会的丑恶，家父的沉沦，使邓散木再也忍受不了了，但又无可奈何，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粪翁”、“海上逐臭之夫”，还专门制了一块铜牌“厕简楼”挂在门前。邓散木在《六十自讼》中说道：“非敢求惊人，聊以托孤愤。”铜牌挂出，惹了不少非议，然而他均嗤之以鼻，不予理睬。说来有趣，抗战前，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托人来找邓散木，要他为其亡母撰写墓志铭，书写墓碑，但必须除去“粪”字，署他名，润例可从优。邓散木听后顿时来气，说：“既然讨厌粪字，又何必找我粪翁。我虽贫穷，但宁可无米下锅，灶清灰冷，也不改‘粪字。”说完便毫不客气地将来人“请”出家门。他的夫人张建权对邓散木改名“粪翁”，且在书写时将“粪”字写成“冀”也更为不解。邓散木解释道：“荀子曰‘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堂上的杂草、污秽还没有弃除掉，哪还有空闲到郊外去观察有没有杂革呢?如今的天下，杂草丛生，污秽遍野，不打扫打扫，怎么得了。至于粪字头加撇，我是永远不会忘记洋人打我的那记巴掌。”

邓散木在三十年代初到抗战胜利之前，先后办了11次个展、合展，名噪江南，时人称他为“江南祭酒”(首席之意)，将他和齐白石齐名，为北齐(白石)南邓(散木)。而邓散木深感不安，感到自己对解救民族危亡几乎没有作出什么贡献，挂此桂冠，实在惭愧。抗战胜利后，他见百姓没有得到任何实惠，反又陷内战之中。那些达贵显要却在灯红酒绿之中贪婪地吸吮着民脂民膏，怨在心中，叹自己无能如一节无用的木头，无力挽回狂澜。《庄子·人间世》曰：“匠石之齐，见栎社树，曰：‘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榔则速腐，以为器则毁，以为门户则液樠(满)，以为柱则蠹，是不才之木也。”邓散木以散木自名，可见他当时的心情有多么的悲伤。

邓散木第三次易名是在63岁后。60岁时，他脚患溃疡出浓，经医院诊断为“血管堵塞症”，必须截肢。左足被刖后，邓散木靠着拐杖渐渐成步。他没有倒下，凭着毅力依旧拿起笔和刀，写诗、书字、治印。此时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他，不断向党，向社会呼喊，自己是爱党、爱人民、爱生活的。他易名“一足”、“夔”。“夔”乃为雷神，只有一条腿而其声如雷霆，其光如明。他曾诗曰：“腿乎腿乎别矣汝勿忧。汝在我命危，汝去我命留。我命留，犹得为社会主义建设备一筹。”那时的邓散木正是激情有余而报国无门。

婚事畸仪

邓散木与张建权是在南离公学相识、相知、相爱的。当时，邓散木任校长，张建权为“文绣班”教员。他们于1926年4月18日结婚。张建权清楚地记得邓散木草拟的结婚请柬，上面工工整整地写道：

××先生：

我们现在定于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在南离公学举行结婚仪式，所有繁文俗礼一概取消，只备茶点，不设酒宴。

到那时请驾临参观指教，并请不要照那可笑而无谓的俗例送什么贺礼；倘蒙先生发表些意见和指导我们如何向社会的进取途径上前趋，那便是我们比较贺礼要感谢到千百万倍的。

你的朋友邓铁张建权鞠躬

张建权曾对我这样说：“我们这样做，无非想一改旧俗，追求些新思想。不料，散木大大的‘闹了一场，使许多人接受不了，但散木那对不良世俗的憎恶和其叛逆的性格却展露无遗。”

张建权的婚事由她的大姐操持，大姐是个旧观念较深的女子，姐夫又是洋行的副经理，十分讲究面子。婚前，大姐一再提出，即使是文明结婚，不设酒席，但接新娘的这一天，至少要来辆披红挂彩的轿车相接，不然，太寒酸太丢面子，让左邻右舍笑话。张建权将此意转告给邓散木，散木听了后也没吭声。婚前两天，邓散木亲自送来从华安公司支借的200元钱，请大姐费心为张建权买点衣服和首饰，至于彩车之事，他说到时候再说。

娶亲之日，张建权妆成之后等候邓散木来车迎亲。上午8时许，汽车喇叭声声，散木一身中山装，独自一人

进门，小车也未披红挂彩。大姐十分生气，诘责邓散木说：“邓先生，今天是什么日子，车上光秃秃的连个喜字也没有，这不存心让人笑话吗?”邓散木接口便说：“文明结婚不必讲究外表。”大姐听后更生气地说：“树要皮，人要脸，你不要脸，我要。”说着拦在门口，不让邓散木接新娘子。邓散木拉起了嗓子说：“这是我结婚，我高兴怎样办就怎样办!”就这样你一句我一言地吵了起来，越吵越烈，几乎到了动手的地步。张建权见势不妙，便劝大姐说“有车便好!”邓散木趁机拉着张建权的手冲出了大门。

婚礼是在南离公学礼堂举行，礼堂内早已挤满了宾客，热闹非凡。墙壁上挂满了红红绿绿各种“家具”、冥通银行的“钞票”和送死人的“长锭”。那些橱、柜、桌椅、马桶、夜壶等全用马粪纸剪成，糊上彩纸，格外惹人注目。这时，还不断有人送“长锭”进来。一位平时关系还可以的牙科医生拎着几串“长锭”，口中不停地嚷道：“邓先生，很对不起，鄙人来晚了一步；张先生，向你祝贺，特送上一点贺礼，望请笑纳。”邓散木高兴地接过“贺礼”，挂上了墙壁。张家随去的客人面对出奇惊人的布置，个个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这一安排，张建权事先也不知道，也许是气懵了，她昏昏然手足无措。至于结婚这一天仪式到底如何进行，张建权至今回忆不出。

晚上，客人已散，他们也准备进洞房。这时，邓散木父亲定了一桌酒席，托人送到学校。邓散木喜上眉梢，邀来在校老师，将办公桌合拢，摆成酒席，11人尽情痛饮，一醉方休，不知不觉地喝掉了130斤绍兴酒，邓散木夫妇也在醉醺醺中步入了两旁挂有“长锭”的洞房。

婚后几天，有朋友来小坐，谈及婚礼中的摆设，大有不解之感，道“新房门前缘何挂‘长锭，墙上又何贴‘冥钱?”邓散木笑着回答：“我们结婚，果然不能免俗，以送死人的‘长锭、‘冥钱来装饰洞房，聊示吉祥而已。”

交友白蕉

邓散木与白蕉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都有“怪杰”之称，他们对敌切齿痛恨，对友真挚诚恳，“真”藏于“怪”之中，同仁称其“双璧”瑜亮沪上，白蕉曾戏言道：“白蕉摩挲金石，少好刻画，世多俗手，遂长其傲，谓天下无英雄，王天者当我。”一次，经吕梦蕉介绍，他俩在市楼相识，散木进《三长两短斋印存》十余册相赠，白蕉启视，谛读大骇，遽忘进酒，大呼“铭钟鼎，勒燕然，大书深刻期他年，粪翁不死当此肩，我得知音也。”两人遂订莫逆之交。从此，同桌而饮，同榻而眠，亲似手足。白蕉曰：“粪翁素有怪名，予拙无所见。昔者杯水对饮，粪翁席间

亦语予，往颇闻人言白蕉怪，何独不见子怪。”白蕉曾撰文介绍散木时戏言说：“自见粪翁每篆刻，吾不敢再握刀。”粪翁也极赞白蕉书画：“白蕉绝不轻许人，此公专攻二王，见地甚高。”可谓惺惺惜惺惺。

邓散木与白蕉个性脾气相似，常有孤芳自赏、不合时宜之嫌，但有良知，有爱国之心。1937年，上海金山沦陷后，白蕉悲愤交集，诗以寄志：“今日此天地，何人起霸图。干戈争短隙，零落笔封胡。昔下阳朱泪，空期楚幕鸟。我言初已尽，未肯便为奴!”邓散木则刻印自励：“忍死须臾”，边款为“一二八，是奇痛，是奇耻，两昆仑，今安在?忍死须臾，矢誓东海”之白文。两人同心，为抗战募捐奔波，合办“杯水书画展”于大新公司，将展览所得的“杯水车薪”捐与抗日救亡组织，一时轰动沪上。1943年2月，日伪方面拟定他俩及当时另一位“名家”出席中日文化协会并代表华人发言，邓、白接帖，当场撕毁，拒绝出席。此时，日伪方面已发稿登报，难堪之状不言而喻。他们不愿结交权贵，不屑与附庸风雅之辈为伍。记得有一次上海闻人杜月笙做寿时，托人拿来一张精致的百寿图纸，要求白蕉书写寿文，白蕉掷地一旁，不予理睬。杜月笙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无独有偶，有一富商向邓散木求字，声明润格从丰，只要署名不用“粪”字。散木当即拍桌大骂，此人仍喋喋不休，纠缠不清，邓散木一气之下，将他推出门外。散木说：“美名者滔滔天下皆是，奚取于我?我固贫，守灶冷，易名匪石难转。”一席话掷地有声。

1935年底。白蕉与邓散木同游南京并假环球旅社举办邓散木个展。此时，徐悲鸿与张大干等同游黄山而归，见白蕉报载《愿为粪翁标榜者》一文，徐悲鸿即往旅社聚晤。徐、邓均有相见恨晚之感。三个遂同登酒楼，凭借酒力，痛斥国民政府。四座食客闻言胆战心惊，纷纷逃遁。翌日，徐悲鸿书函予邓散木，上写：“日前饱览大作，深以为幸。弟平日对于寻常报章所标榜者，恒多漠然置之，见白蕉文而往，几乎失之交臂，险哉!顷俟友人寄石，便将赴沪再访尊居，以定一切。”

1942年5月8日，白蕉与金学仪假上海邓脱摩饭店举办婚礼，邓散木应邀出席。席间，邓散木送上一大包贺仪，形似元宝，外面贴有红纸，上面写道：“不要立即拆开。”客散礼毕，白蕉夫妇拆开纸包，解了一层又一层，尽二十多层方“水落石出”，乃其一对精心篆治的石章，一方刻“大吉”，一方刻“花好月圆”。夫妻双双喜出望外，视为珍宝，可惜经过十年动乱，两印散落人间，不知去向。至今，白蕉夫人思来仍惜之惋之。

右派风波

解放后，邓散木参加了“上海文联土改工作团”赴绍兴参加土改，前后四十余天。土改回来，邓散木失业在家，有时不得不靠出售旧书旧报刊度日，政府多次为他介绍工作，均被他拒绝。他说：“国家初创，财力有限，让生活比我还困难的人先就业吧。”他曾写信给章士钊，信中提及“尘羹涂饭吾能惯，未费公家薄俸钱”。邓散木积极为里弄工作，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各种运动中。1954年，他作为新成区的人民代表，列席了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聆听了陈毅、潘汉年的报告。

后应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之邀，邓散木一家北上，以饱满的热情研究起简化汉字的书写方案。他向书法造诣很深的孙逸园先生请教小学书法教材的编写经验。其间，他结识了画家马万里。马万里先生能书能画又能治印，徐悲鸿曾评他说“画格清丽”、“书法似明人”、“治印尤高古绝俗”。不久，马万里赴广西就职，画了一串丰硕的紫葡萄给邓散木，祝他事业有成，弟子满室，学识更富。邓散木受托成立了“北京书法研究社”，举办了“时人书法展”和“明清书法展”。陈毅时为国务院副总理，也参观了“明清书法展”，观后，大加赞扬道：“为国家办了一件好事。”邓散木总以为书刻艺术的春天来到了，正欲大展鸿图时，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在收音机旁，邓散木认真收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峰又反复强调说：“只要建议有可取之处，就会采纳，至于态度如何是不会计较的。”出于对党、对人民政府的坚信不疑，邓散木以《书法篆刻是否孤儿》、《救救书法篆刻艺术》为题，向党作了“书面发言”，且又在交心材料中直言不讳地写到

既称“百花齐放”，无香之花应让它畅放。

既称“百家争鸣”，鸦呜也应让它鸣。

“镇反”、“肃反”中有些是被冤枉了的。

新诗内容枯燥，辞面不美，不讲音韵，不耐

咀嚼，不及旧诗。

……

随着整风鸣放的深入，邓散木对整风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不赞成“随便下结论，随便扣右派帽子”。他严肃负责地向组织表明“我不怕戴右派帽子，骨鲠在喉，不得不吐”。很快“北京书法研究社”成了反党组织，邓散木自然也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解释过，申辩过，可得到的却是“态度恶劣”的指责，只得“低头认罪”，虔诚地“挖根”，痛苦地“检查”。他给好友白蕉写了封长信，详细叙述了自己挨批戴帽之经过，并辛酸地叮嘱白蕉“你独眼看世界，说话更要留点神”。他想用自己以沉痛代价换来的教训告诫好友，不要重蹈覆辙。不料，与邓散木同样耿直率真的白蕉在邓散木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同时，也早早成了右派分子。从此，两头受了重伤的猛“豹”，只好乖乖地守在铁笼之中舔舐满身屈辱的血污。

为毛泽东刻印写字

邓散木自60岁被扣上右派帽子后，备受歧视，又加上截肢、伤腕、切胃、癌变，苦不堪言，但他对生活仍充满着信心，凭着坚强的毅力和清明的神志，孜孜地追求着自己的事业。1963年1月9日，66岁的邓散木正式接到摘去右派帽子的通知，泪湿衣襟。他急切地致信好友冯亦代、白蕉、桑弧、唐云，让他们同享快乐。5月1日，他在北京举办“回到人民中间”后获准的第一次、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的书画篆刻展。此时，他已截去一足，癌细胞也扩散至肝脏，他拄着拐杖前去“巡礼”，见观者甚多并不时予以高度肯定，他快慰地笑了。

8月的一天，章士钊的秘书益知先生来到邓散木家，提及毛泽东主席很喜欢篆刻及书法艺术，章老意请散木先生给毛主席治一印及写几幅字。章士钊与邓散木的友情一直可推算到1934年。那时，章士钊在上海法政学院任院长。一天，邓散木办个展，章士钊坐黄包车经过，见展旗上飘着“粪翁”二字，心中纳闷，便招呼车夫停车，径至展厅，看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大吃一惊，水平如此之高，出乎意料，他对邓散木说：“你的字里透着一股奇倔之气。愿交朋友。”过了几天，邓散木收到了由益知先生送来的章士钊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诗曰：“粪翁鼻头著何粪?却惹荀令三年香。偶尔龙蛇一挥洒，高堂素壁生奇光。平生论书先人品，汀洲嘉兴斯道强。畸人畸行作畸字，矢溺有道其废庄。”自此以后，章士钊与邓散木诗书不断，交往不绝，成了忘年之交。邓散木的“畸”名也越来越响亮了。当时邓散木正病入膏肓，见章老所托，便一口答应。他硬撑病躯，寻觅金石，裁纸打格，书就篆、楷、隶、草四体毛主席诗词及刻就“毛泽东”一印，托益知先生带给章士钊。印为明黄色，石制立方体，顶部镂空琢双龙。“毛泽东”白文三个线条横不平，竖不直，似欹斜荒疏，然而读来大有“自然天成”、“返淳归朴”之感。印的一侧刻有“一九六三年八月，敬献毛主席，散木缘时六十六”字样。章老见之赞日：“好个龙纽大印，刀力非凡。”这一被称为“文物极品”的印章现已为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收藏陈列。章老对四体毛主席诗词条屏不甚满意，建议散木书写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邓散木竭尽心智，写成四首五律四条屏。其一为篆书，通篇杂有甲骨、金文和竹简的韵味；其二为隶书，含碑刻之味；其三为行书，快马斫阵，一往无前之气概跃然纸上；其四为楷书，凝练老辣，不乏篆刻的金石气。落款“一九六三年第十四周国庆前夕，俚言四首代颂，敬以各体书尘(呈)毛主席匡谬。”章老见之，十分喜欢，不久便呈给了毛主席。

同年9月初，邓散木“脸大肿”，好友冯亦代前来探访。冯老知散木嗜酒，携来“茅台”一瓶，相向对酌。散木不曾忘记，自己右派帽子在身，又遭截肢之痛，冯老不顾受累之嫌，写信给胡愈之替他请命的情景，感激之情涌上心头。面对摘帽的邓散木，病重如此，冯老潸然泪下，心如刀绞……

1963年10月8日5时，邓散木终于休息了，他对篆刻书法艺术的执著追求，在政治上所遭逢的种种苦难；对未来的神往，连同他的灵魂，都在这时终止了，一代大师轰然倒下了。

今年是邓散木诞辰111周年，也是他夫人张建权作古3周年纪念，我谨系小文，聊申缅怀。

责任编辑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