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芳

刘少奇曾在最困难的时刻,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浩然正气,发出了一个时代的强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伴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名字越来越为人民所熟悉、敬仰。他的丰功伟绩越来越为人民所钦佩、称道。

刘少奇故居的斛桶

这是刘少奇故居碓屋存放的一只年代较久的家用的量具——斛桶。在墙上还能看到1961年刘少奇回乡调查时,曾向王光美介绍这只斛桶,并一起在斛桶前留影的照片。

斛桶是测定粮食数量的一种量具。以前粮食的计量单位是石、斗、升。一斛为二斗五升,四斛为一石。

此斛桶高41厘米,中腹围109厘米,上口径22.7厘米,内径18.7厘米,底径36厘米。为圆柱体平底,形似一紧口瓶。黑色,保存完好。1959年刘少奇故居开放时曾陈列于故居碓屋。1980年3月,整修故居时,被发现于刘云庭卧室的楼板上。它属刘少奇同志故居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件原物,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经鉴定为三级文物。

刘少奇小时候,家境比较富足。他家拥有45亩耕地,其中有30亩自己耕种,另外的15亩出租。家里还有一个小杂货店,卖些粮食,还有酒等杂货。

在私塾读书期间,刘少奇在与各种家庭的子弟的日常接触中,开始意识到自己周围存在着不合理的贫富差别,但是他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现实的不平等,使他那天真无邪的幼小心灵,渐渐萌发起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怜悯。他总想寻找机会,利用自家的酒店米铺,替那些穷苦可怜的乡亲们办点好事。

1913年,15岁的刘少奇从学校放寒假归来,看到七哥刘作衡对贫穷的顾客斤两必争,分文不让,心里很不是滋味,便主动代七哥当起掌柜来。

离炭子冲不远的曹九嫂,没有儿子,丈夫长期卧病在床,又有年岁很高的老人要照顾,家里特别困难。有次她到炭子冲买米,恰遇刘少奇在铺子里,买了米后,刘少奇没收她的钱,就打发她走了。过了不久,曹九嫂又来买米,执意把上次未付的米钱付上,刘少奇没有吱声。他为曹九嫂装满一袋米后,又打发她走了。当曹九嫂回到家里把米倒出来时,才发现两次买米的钱都放在米袋底下退回来了,她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还有一次,门外来了个衣衫褴褛的穷苦农民,他听说刘家大人不在家,便转身要走。刘少奇见他愁眉苦脸,衣着破旧,就追上去问道:“喂!伯伯!你有什么事?”那位农民说要买点米,家里没吃的了。刘少奇热情地说:“我卖给你吧,省得你白跑一趟。”农民很高兴,忙掏出借来的钱,让刘少奇给他量了一斗米。在他扎口袋时,刘少奇又给他添了两升,那位农民急忙摇头道:“不不!我没有钱了!”刘少奇笑着说:“不要钱,这两升是送给你的。”

日子长了,当地的穷苦人都知道刘少奇暗地里体贴他们,在刘少奇掌柜的那段时间里,都纷纷到刘家店铺买东西。

这年寒假的日子里,刘家店铺生意兴隆,门庭热闹。刘作衡看到刘少奇如此善于经营,心中好是欢喜,多次夸奖他有本事。

假期结束了,上学前,刘少奇把铺面和账本交给七哥。七哥一算账,竟然一分钱没赚,反而亏了本,心里凉了半截。于是,七哥盘问起刘少奇来,可他装傻说不知道。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七哥得知刘少奇用自己的店铺救济贫苦农民时,大发雷霆,责骂他是“吃里爬外的败家子”。

以助人为乐为荣的刘少奇,对哥哥的指责一点也不在乎,只要有机会,他照样施舍贫困的农民。

少年时刻制的笔筒

这是刘少奇精心雕刻的松鹤图竹笔筒:一颗挺拔的松树下,一只仙鹤傲然独立。松鹤旁边刻有一首颂诗:“挺然百尺之,松绕有生志;舞是千年之,鹤德少尘心。”落款“卫黄作”。这幅诗画,表达了作者志坚德洁,誓做顶天立地、有益于人民的人。

刘少奇原名绍选,字渭璜,为什么要改成卫黄?这还有一个爱国立志的故事呢!

那是1915年夏初,全国正掀起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怒潮。刘少奇正在宁乡县立高等小学堂玉潭学校学习。史地教员梅冶成上地理课时,指着墙上挂的中国大地图,慷慨激昂地讲述:袁世凯为了恢复帝制,勾结日本侵略者,准备把祖国的大好河山出卖给日本。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在危急时刻!同学们奋发起来,拯救国家民族的时候到了。

梅冶成的讲话,激起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刘少奇奋笔疾书:“同学们,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家行动起来,打倒卖国贼!誓死保卫祖国,誓死不当亡国奴!”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宁乡,传进玉潭学校。刘少奇当即刺破手指,含着热泪,写下了“誓雪国耻,毋忘国耻”的血书。在刘少奇等同学的带动和梅冶成等老师的支持下,迅速组织了一场轰动全城的游行宣传活动。

经过反日游行示威和讲演的洗礼,刘少奇静静沉思了好几天。有一天夜晚,月光如水,他邀张子珩、贺执奎、周祖三、洪赓扬等几位好友沿着化龙溪散步。突然,他提问:“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渭璜?”

“这还不是你那粗通翰墨的父亲取的。从前姜太公钩璜于渭水,巧遇文王,后来姜太公协助西北侯诛灭商纣,安定天下。是这个意思吧!”同窗多年的洪赓扬抢先解释。

刘少奇接着说:“学名是从这个典故来的。但名字不是我父亲取的,是我在柘木冲朱氏私塾发蒙时父亲请朱赞廷先生取的。我不能学姜太公钩璜于渭水,83岁遇文王,太消极被动了。我们应该从小立志救国,奋力上进。我的名字音不改,但字要改,意要改,从现在起改名‘卫黄,保卫的卫,黄帝的黄。我要立志保卫炎黄子孙,保卫我们的祖国。”

从这时起直至在保定育德中学半工半读,刘少奇都使用学名“卫黄”二字。他还利用课余时间精心雕刻了一枚“刘卫黄”的大印章。如今,在刘少奇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的刘少奇早年读过的《资治通鉴纲目》和《了凡纲鉴》的封面上,还能清晰地看到印有“刘卫黄”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松鹤图竹笔筒是刘少奇在1916年的寒假里用小刀精心雕刻的。刘少奇纪念馆展厅陈列的这个竹笔筒是复制件,原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关心下一代的矿物标本

这是1957年5月17日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学生送给刘少奇的矿物标本。该标本用一黄色木箱盛装。木箱长34.5厘米,宽24.6厘米,高5.6厘米,重1053克。箱盖有红色字体:“伟大祖国的有用矿物,送给少奇同志。北京地质勘探学院,1957年毕业生。”箱内分24格,用棉花垫底防震,盛装24种矿石标本。封盖内有矿石说明。“文化大革命”中,该矿石标本被造反派查抄,交中央专案组封存。1979年,中央专案组将其退还给王光美。1992年3月,王光美将它捐赠给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历经“文革”,作为刘少奇为数不多的藏品之一,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2006年11月,经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1957年春,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的应届毕业生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他们,给他们讲讲话。刘少奇看完信后欣然同意他们的要求。5月17日下午,地质勘探学院的50多名毕业生代表应邀来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刘少奇和他们谈了3个多小时。他针对学生不愿意到野外勘探队去工作的思想问题,说:地质勘探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侦察兵和游击队,和解放前山上的游击队一样,生活都很苦,但干好了都能当英雄。找到一个矿就是打了个大胜仗,立下个大功。生活中越有奋斗,就越有意义……

谈话从下午一直持续到黄昏。结束的时候,学生们把实习时采集到的一些矿石标本作为小礼物送给刘少奇。对同学们的一番心意,刘少奇表示感谢。想到地质工作者野外作业艰苦,不仅要同大自然战斗,还要和豺狼虎豹作斗争。因此,刘少奇说:“我送你们什么礼物呢?送你们一支猎枪吧!这支枪是前几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来中国访问时送给我的,我转送给你们。让你们这些‘青年游击队员为了搞好地质勘探,把老虎和狼打跑。”一些同学不禁留下了激动的眼泪,向刘少奇表示:“我们决心去打游击,干它一辈子。”刘少奇这次谈话使地质工作人员和学生受到极大鼓舞。刘少奇最后和大家合影留念。

如今,每当人们走进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展厅,看到这箱矿物标本,就会联想到当年百忙之中的刘少奇抽空与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的毕业生亲切交谈,为他们排忧解难、关心下一代的场景……

新疆人民送的绣花帽

这顶绣花帽是1966年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最后一次出访途径新疆和田时,维吾尔族人民送给他的。帽高6.5厘米,口径17.2厘米,底径14厘米,重55克。青色羊绒绣花瓜皮帽,帽上手工绣花8朵。“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封存,1980年刘少奇平反后退还给王光美。1985年11月,王光美将此帽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2006年11月,经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1966年3月22日至4月19日,刘少奇在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途中,先后3次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和南疆边城和田停留,刘少奇多次接见了自治区和部分地州党政军负责人,还广泛会见了各族人民代表,与他们亲切交谈,对新疆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3月31日,刘少奇一行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来到和田。在和田停留的4天里,刘少奇不顾出国访问的劳累,先后听取了和田、喀什、克孜勒苏等地州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连续接见了各行业的代表,并同来自深山、戈壁的农牧民促膝交谈,共话家常。他特别关心各族干部、群众之间的民族团结和边疆的经济建设,勉励各级干部安心边疆工作,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同时,他还与和田人民一起欢歌起舞,共度维吾尔族人民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古尔邦节。

这顶富有民族特色的绣花帽,就是和田维吾尔族老农民买买提木沙,经全家人商议而精心绣制送给刘少奇的。

如今,每当人们看到这顶绣花帽,就仿佛看到了刘少奇留在天山南北的音容笑貌、希望与关怀。

最后一次登天安门的请柬

此请柬纵29.3厘米,横9.1厘米,重18克,纸质,呈红色,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筹备委员会送给刘少奇登天安门参加国庆庆典用的。它为两折横式,正面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和“1966”年字样,内印“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定于十月一日上午十时在天安门举行群众庆祝游行大会,敬请光临”。这是1966年10月1日,刘少奇最后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家重大活动的请柬。

“文化大革命”中,此请柬连同其他文件档案等一并被造反派抄走,交中央专案组封存。1980年刘少奇平反昭雪后,被退还给王光美。1987年3月,王光美将其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珍藏。它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文革”中使用过的袖珍收音机

此长方体收音机,是20世纪60年代初一位日本朋友送给刘少奇的礼物。呈灰色,为金属和塑料材质。长11.4厘米,宽3.4厘米,高7.35厘米,重380克,右上角有一根能伸缩的天线。因其接受信号能力强,又便于携带,对酷爱收听国际、国内新闻的刘少奇来说,此收音机成了他了解外界信息不可缺少的通讯工具。此后刘少奇长期带在身边使用。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在全国掀起了对刘少奇的“批判”高潮。到1967年春,“全面夺权”的风暴横扫全国。造反派撤走了刘少奇家的电话,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他每天除了从孩子们的口中获取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外,就只能靠这台袖珍收音机来了解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情况。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为了达到精神上摧残的目的,11月24日,即刘少奇70寿辰之日广播了这一消息。平日谦恭温和的刘少奇在病床上收听到强加给他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后,心如刀绞,再也无法控制住内心愤怒的心情,将收音机重重地甩在水泥地板上。收音机甩坏了,不能收听了,机体上出现多处裂缝:上端有一条13厘米的裂缝,右角处有一条长22厘米的裂缝,左角处有一条长23厘米的裂缝,底部有一个月牙形的损坏缺口,长13厘米,宽3厘米。从此,刘少奇再也没听过收音机了。他缄默了,以无言代替抗议。

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押往河南开封,过完了他生命中最后27天。

刘少奇蒙冤逝世后,此袖珍收音机连同刘少奇生前许多物品都被中央专案组封存。1980年,刘少奇平反后,收音机被退还给王光美。

1985年,为了纪念和缅怀刘少奇的丰功伟绩,中共中央、湖南省委及当地党委政府决定在刘少奇的故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修建一座刘少奇同志生平事迹陈列馆。为此,王光美将自己保存了多年的袖珍收音机捐赠给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筹备办公室。1988年11月24日,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正式开馆后,该袖珍收音机陈列在纪念馆的第五展室,让千千万万来此参观的人民从它身上了解了许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并从历史中得到反思。

此收音机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精神遭受迫害的历史见证物,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1994年,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珍贵的刘少奇标准像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张纸色发黄的珍贵的标准像,长71厘米,宽53厘米。这是家乡人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巧妙保存下来的一张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时的画像。这张画像经鉴定属国家二级文物。

1967年,刘少奇蒙受了不白之冤,被诬为“最大走资派”,他的身影从中国政坛消失了。川流不息的红卫兵来到花明楼进行“愤怒的声讨”。每天都有外地的造反派们挨家挨户地肃“刘毒”,挖修根,若发现了谁收藏着刘少奇的书籍与画像,谁就会被当作对抗革命的反动派遭到批判和斗争。

然而,故乡人民不能忘记刘少奇,不能忘记1961年5月在故乡访贫问苦,亲自破除“五风”,解散公共食堂,拯民于水火的刘少奇。

花明楼人民公社南塘大队会计罗德明的正堂屋贴有一张刘少奇的半身标准像。他不愿意让刘少奇的形象从他心目中消失。那天,罗德明手捧取下来的这张画像,站在火炉边心急如焚,欲烧又不忍丢入火里。

不行,一定要把这张像留下来作纪念。

收藏到哪里好呢?想呀想,罗德明终于想出了一个极为巧妙的办法:他把刘少奇的画像与毛泽东的画像重叠在一起,仍旧贴在正墙上。这样,除罗德明外,谁也不知道背后的秘密。

1974年,罗德明家堂屋漏雨,加上要改作厨房,他惦记着那张像,悄悄揭下来,叠成账页大小,准备夹在老账簿中珍藏。秘密被妻子发现了,她吓得脸都白了,说:“你真是不怕死哩!”罗德明赶紧以手捂住妻子的嘴巴:“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只要你不当‘叛徒,谁也不晓得……”妻子心领神会,两人一起把画像放入账簿,又套上塑料袋,藏在柜子的最里面……就这样,他把像珍藏了13年。

刘少奇被平反后,消息传到了湖南宁乡花明楼,群众奔走相告,热泪盈眶。1980年2月,刘少奇故居开始修复,正需要挂张刘少奇同志像。罗德明闻讯后,便高高兴兴地将刘少奇像献了出来。要知道,经过十年的浩劫,神州大地,刘少奇的画像几乎绝迹。这段非凡护像史,满载着人民敬慕情!(全文完)